角和角挤在一起;
    你的牛来了,
    大耳朵摇来摇去。[7]
    其实,早在公亶父之前三四百年的公刘时期,周已俨然农业大族。公刘是带着族民迁徙过的,但那显然是为了开拓进取。所以,他只带走了部分族民,还有一部分留在原地。留在原地的作了安顿,打算迁徙的准备充分。《诗·大雅·公刘》这样唱道——
    不安于现状,
    不安于小康。
    划清田界,
    装满谷仓。
    备足干粮,
    背起行囊。
    干戈斧钺,
    全副武装。
    我们这才奔向远方。[8]
    呵呵,他们是不会贸然行事的。
    这是典型的农业民族风格。
    是的,农业生产周期长,劳作苦,收获又没保证。不违农时是必需的,精耕细作是必需的,费心费力也是肯定的。然而秋收时节的一场暴雨或冰雹,便前功尽弃,颗粒无收。这就忧患,就理性,就必须精打细算,未雨绸缪,不可能像商业民族那样“豪赌”:既敢一掷千金,又能一本万利。
    因此,一直在内陆腹地春耕夏耘的周族,不会像来自渤海岸边又把生意做到世界各地的商族,披着海风,带着贝壳,靠着青铜器和甲骨文,沉醉于科学、技术、预言和政治化巫术,把自己的文明演绎得浪漫而神奇,诡异而绚烂。
    商与周,就像泾水和渭水。
    这两种文明的风格差异,甚至表现于他们对待神祇和祖宗的方式——商人请神喝酒,周人请神吃饭。考古发现证明,商的礼器多为酒器,周则多为食器。不难想象,周人的祭祀仪式要庄严肃穆得多。他们会严格按照礼制的规定,摆放好煮肉的鼎和盛饭的簋(读如鬼),在钟鸣声中默默与神共食,绝不会像商人那样觥筹交错,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最后变成步履蹒跚的裸体舞会。[9]
    哈!商人是“酒鬼”,周人是“食客”。
    尼采说过,希腊艺术有两种精神: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酒神精神又叫狄俄尼索斯精神,即感性精神。日神精神又叫阿波罗精神,即理性精神。感性和理性的统一,是希腊文明的秘密所在。
    如果借用这个说法来看待中华史,那么,商就是我们的狄俄尼索斯,周则是我们的阿波罗。所以,商灵性,周理性;商浪漫,周严谨;商重巫官,周重史官;商重鬼神,周重人文。只不过西周以后,周文化成了“主旋律”,商传统则变成“亚文化”,只能在南方地区和少数民族那里若隐若现。
    商文化退居二线,几乎是必然的。
    因为中华文明的底色,连同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心理,都将被周人刷新。
    农村包围城市
    周人开始打商的主意,大约是在他们迁到岐下的时候。
    这是周人自己说的。他们的赞美诗《诗·鲁颂·閟宫》(閟读如必),就说“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大王就是太王,即公亶父,也有学者认为是文王之父王季。总之,按照这个说法,周人似乎刚从部落变成部落国家,就耗子腰里别了杆枪,起了打猫的心思。
    然而考古学的发现和史学家的研究都证明,周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其实跟商相距甚远。那么,他们靠什么成功?
    谋划和经营。
    第一步是“笼络友邦”。友邦包括诸羌和诸夏,代表分别是羌族的姜,夏族的召(读如绍)。周是以夏族自居的。他们与召族都姓姬,与姜族则是婚姻关系。弃的母亲,就是羌族女子姜嫄。以后,姬姜世代通婚。亶父之妻是太姜,武王之妻是邑姜。西周天子,每隔一代就有一位姜姓的王后。姬周与姜,亲如一家。
    相反,羌族跟商则是死敌。卜辞中经常提到,商人俘虏羌人,用来做献祭的牺牲品。所以周初三公,就是周公、召公和姜的太公。太公望是太师,周公旦是太傅,召公奭(读如是)是太保。
    他们也都是炎黄子孙,因为炎帝姓姜,黄帝姓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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