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这里面有歧视,却不等于没意义。意义是对士的。因为王之子是王子,公之子是公子。所谓“君子”,主要指大夫的儿子,即“家君之子”,也就是“士”。士,可是在贵族和平民之间荡秋千的。你自强不息,就仍是君子;你自甘堕落,就沦为小人。因此,必须树立君子之德,弘扬君子之风。尽管那最后的结果,不过是成为“精神贵族”。
    然而这很重要。
    事实上,有“精神贵族”,才有“贵族精神”。贵族精神不是摆谱、撒娇、端架子,而是高贵、自律、守底线,独立、自由、有尊严。为此,他们倒驴不倒架,可杀不可辱,宁肯杀身成仁,不肯苟且偷生。
    这样的精神,是我们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因此,正如不能没有中产阶级,一个社会也不能没有精神贵族。然而纵观中国历史,从先秦到唐宋,虽无中产阶级,却有精神贵族。但到明清以后,专制日盛,斯文扫地,精神贵族和贵族精神都日见稀缺,甚至被赶尽杀绝。中华文明的精神,可谓命悬一线!
    但这是后话,现在还看西周。
    ◎周朝的宗法传承
    算盘未必总如意
    说起来,周天下其实算得上树大根深。
    周的根,在农村。
    这并不奇怪。周,原本就是农业民族。何况在邦国制度的框架下,诸侯的国,大夫的家,都是自主经营。大夫的财政收入当然来自采邑。诸侯的则不但来自全国,自己也会有一块自留地,就像天子拥有天下之外,还有一个周王国。周王国是实体。它是周天下的“中央政府”,同时也是“独立王国”。后来周天子被架空和颠覆,就因为他的王国每下愈况,综合国力不但不如诸侯的封国,甚至不如大夫的采邑。
    采邑是周的“基层政权组织”,地位相当于后来的县,规模相当于现在的乡。采邑中有村社,大一点的或者还有庄园、牧场和森林。城堡之外的郊野,则是八户或十户农民编组耕种的井田。管理采邑事物的,是大夫的“家臣”。
    家臣都是士。职位高的叫“宰”,是大夫的“大管家”。孔子的学生子路和冉有,便做过鲁国大夫季孙氏的宰。但这已经是春秋了。西周时期,家臣应该都是不能袭爵的“家君之子”。他们既然不能像嫡长子那样接班做“家君”,也就只好去做“家臣”,帮助父兄“齐家”。
    这是合理安排,也是如意算盘。
    我们知道,周天下其实很大。不要说远在天边的周王,就连大国的诸侯和大邑的大夫,距离子民也很远。真正在第一线接触民众的,就是家臣。所以家臣至关重要,然而君主们却大可放心。因为家臣是大夫的子弟,大夫又是诸侯的子弟,诸侯则是天子的叔伯、舅舅、兄弟、子侄、女婿、连襟、妹夫、丈人。这样的江山,岂非铁打铜铸;这样的政权,岂非稳如泰山?
    至少,那根子也扎得够深的了。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天算是什么呢?是日子久了,血缘就淡薄,关系就递减。这是自然规律。所以,用血缘和婚姻来维系政治联盟,可以奏效但不能持久。再大再和谐的族群也要分家,四世同堂就到了顶,接下来便是五世而斩。
    何况周天下这个总公司原本就是虚的,实体是诸侯的国,后来还有大夫的家。实际上,从西周到东周,发展的趋势就是强枝弱干。不但诸侯变得尾大不掉,就连大夫也后来居上,请问那还能维持吗?
    没错,凡事有利就有弊,算盘未必总如意。刀切豆腐两面光的事,是没有的。但始料不及的,是问题会出在家臣。
    家臣有什么问题?
    忠心耿耿。
    奇怪!忠心耿耿不好吗?好。但家臣不是忠于国君,更不是忠于天子,而是忠于大夫。因为大夫是“家君”,他们是“家臣”。所以他们公开宣布“只知有家,不知有国”。最搞笑的是公元前530年,鲁国大夫季孙氏的一个家臣在宫廷斗争中站在国君一边,结果成了过街的老鼠。乡亲们讥讽地说:我有一块菜地,长的却是草皮。身为家臣而心系国君,太有才了你![2]
    这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是啊!原本希望“家国一体”,结果变成“家国对立”;原本用于维稳的手段,却变成最不稳定的因素,岂非莫大的讽刺?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家臣的理论。周公他们不是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吗?家臣的说法,却是“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何非君臣”。[3]封略,就是大夫的采邑;君,则是家君,也就是大夫,没诸侯什么事,更没天子什么事。这简直就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
    哈!原来他们心目中的君臣关系,只存在于采邑之中。什么镇守边疆,捍卫王室,不过一句空话,甚至根本就是扯淡!
    周公,你想得到吗?[4]
    周公和孔子都不变态,
    他们为青年男女的性爱留下了自由的空间。
    三月三的中国情人节,演出了东周版的《花儿与少年》。
    第五章
    两个基本点
    爱国贼
    鲁国那个跟家君唱反调的家臣,叫南蒯(kuǎ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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