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打量了一会儿这队沉默的警察，突然严肃地问：“你们说实话，张超被捕后，你们是否对他有过刑讯逼供？”
“没有，绝对没有！”大队长脱口而出。
其他警察也集体附和起来，这个问题上绝不能模棱两可。更何况，天地良心，他们真是冤枉，他们自问张超被捕后，认罪态度好，而且这案子性质上是一时冲动，情有可原，所以他们从未对他施加一些强迫审讯的手段，相反，在初步调查结束后，他们就把张超送入看守所，还给了独立的单人监牢，后来虽说又提审过几次，但都是一些简单的细节核实，可以说，张超从被抓进来到最后庭审的几个月里，从未受到过任何虐待。现在整个社会和上级机关都质疑他们刑讯逼供，真是百口莫辩。
检察官脸上透着不置可否的表情，看着其他专案组成员，严肃地道：“对于具体是否存在刑讯逼供，我们还会再做进一步调查，目前看，诱供这点是确凿的，程序上违规了。”
警察们无法辩驳，检察官打发他们先出去，由专门人员单独对话。
一队人默默地站身起立，沮丧地挪步离开，到门口时，大队长突然转身面向诸多领导，大声道：“我发誓我们没有对张超刑讯逼供，可以安排他本人跟我们对质。我敢肯定张超绝对涉案，这是他故意设的局，就算现在他翻案了，我也肯定他一定涉案！”
开完这个专案组的初步交流会，组长赵铁民回到了办公室，看着面前一堆资料，包括张超来回北京的机票、机场登机记录、北京的住宿记录、监控录像的人像识别鉴定报告、他在北京与客户会面的多方口供，等等，这一切都表明，张超在被害人的死亡时间段内，人在北京，没有任何的犯罪时间。
张超坚称，他没有杀人，之所以会提着装江阳尸体的箱子，是因为他3月2日早上回杭市后，就去找了江阳。那套房子他和江阳都有钥匙。他敲了门，没人应，于是他自己掏钥匙开了门。进门后他就看到摆在地上的一个大箱子，打开发现了江阳的尸体。张超当时很害怕很紧张，他检查了房子，门锁没有明显损坏痕迹，窗户也是关着的，只有他和江阳有钥匙。加上最近他多次和江阳发生争吵，声称要把江阳赶走，就在两天前还打架惊动了派出所。因此，突然面对这样一个装着尸体的箱子，他担心匆忙报警后，警察很可能会怀疑是他杀的人。他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非常害怕，于是在房子里喝了许多酒，结果脑子更是混乱，才头脑发昏想到直接去抛尸。
可如果这就是真相，那他为什么前面要认罪？
赵铁民一开始也怀疑分局刑警迫于该案的社会影响压力，对张超采取了刑讯逼供，捏造了一开始口供中的犯罪事实，企图早点结案。可他初步了解情况后得知，不但下城区刑侦队全部矢口否认，甚至他派去看守所见张超的刑警打电话过来，说张超自己也承认警察没有刑讯逼供。
警察没有刑讯逼供，为什么他前面认罪最后翻供呢？
据张超的说法，那是因为他在公安局里受到一股无形的莫名的巨大压力。
气场压制，这就是他的答案。
这个答案会让大部分临终病人来不及交代后事，先走一步。幸亏赵铁民是个久经风雨的警察，不过他还是感到内心受到了伤害。
现在赵铁民的工作很不好做，专案组的初步工作当然是要查清当事警察是否存在刑讯逼供，但更重要的是查清江阳被杀一案的真相，抓出真正的凶手。
要不然，真凶没抓到，江阳被害依然茫然无解，对社会通报当事警察没有刑讯逼供，公众会信没刑讯逼供嫌疑人全部认罪又翻供吗？上级会信吗？全国司法圈能交代得过去吗？
所以，当务之急，还是要查清真相，抓获真凶。
第五章
“地铁运尸案的新闻闹得这么大，你们这几个月里应该注意过这新闻吧？”一名刑警问。
“注意到了啊。”坐在对面的两个男人异口同声地回答。
“网上有嫌疑人被抓后的照片，包括他上电视接受采访的视频，很多聊天软件里还有他的表情包，这些你们都看到过吗？”
“看到过。”
“新闻里很详细地写着他是在3月1日晚上杀人，而你3月1日和他一起吃了晚饭，你和他在咖啡馆聊到很晚，你们看新闻的时候都没意识到这人案发时跟你们在一起，没有回杭市犯罪的时间吗？”
一人道：“我压根儿没想到新闻里的这人就是那天跟我吃饭的李律师啊。”
“对啊，我也没想到。”
“李律师？”刑警皱眉，“你说李律师？他明明叫张超。”
那人回忆起来：“前一天律所打我电话，说有位李律师会来北京出差，顺道和我见面，详细聊聊。第二天他到北京后打了我电话约吃饭，见面后他没给我名片，我也就一直称呼他李律师，他也没说不是，我就一直当他姓李。你们跟我联系后，我才知道他姓张，不姓李。”
“他有骗你说他姓李吗？”
那人想了想回答：“他自己没说过，可我一直以为他姓李。”
一旁负责记录的刑警详细地把这个细节写了下来。
“我也是同样，律所前一天打我电话说会过来一位李律师。那时我已经委托了杭市另一家律所来处理我的案子，就推脱不见了。对方好像很想做成这单生意，很热情地要跟我见面细聊，说单纯聊聊情况，不收任何咨询费，我也就答应了。可后来聊到最后，他却跟我说这案子还是走协商渠道为好，或者建议我找其他律所，他不接了，这搞什么啊。”
“我也是，我们一起吃饭，还是他抢着埋的单，他最后也说案子太小，不值得打官司，不接了。本来我这案子就不大，他一开始就知道，还很热情地来找我，结果聊完又不接了，我说再加几千块律师费，帮我打赢这案子，他还是拒绝，实在是莫名其妙。”
刑警又问：“新闻上有张超被捕后的照片，还有他在电视上接受采访的画面，你们既然都看过，为什么接下去几个月里都没注意到，新闻上的嫌疑人就是和你们见面的律师？”
“怎么会想到是他啊，新闻上的那人很邋遢，看着像个乞丐，电视采访的我也看了，剃了光头，穿着囚服马甲，神态也和当初见面的律师完全不一样。那个律师来找我时，穿着很有档次呢，围着红围巾，戴着一副银框的高档眼镜，头发梳得很直，手上戴着名牌表，还有个名牌皮包，说话给人感觉很不一般。”
“他那副眼镜还是个奢侈品牌，我特别有印象。”另一人补充说。
“他被抓的照片上没戴眼镜，采访时也没眼镜，发型也变了，整个人神态气质更是完全不一样。如果不是你们来问我，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新闻那人就是跟我一起吃饭的律师。”
“对啊，这就跟我老婆一样，早上醒来和化完妆完全是两个人，除了我，她妈都快认不出她了。我也是你们来找我，我看着照片仔细回忆，才觉得有几分像，之前我哪会想到全国大新闻里的杀人犯，杀人时却在跟我喝咖啡。这感觉棒极了。”
“我从来没说过我是李律师。”张超戴着向看守所申请带进来的树脂眼镜，理直气壮地看着刑审员，“我可以和两位客户当面对质。”
“可他们一直叫你李律师，你没有纠正。”
“这有什么好纠正的？他们搞错了而已，前一天是我给他们打的电话，当时说安排我律所另一位姓李的律师去趟北京跟客户见面，后来想起来宁波一位当事人的案子约了第二天，那案子本就是李律师负责的，我就让李律师去宁波，我去北京了。”
刑审员质疑道：“你一个在杭市圈子里已经算是有些知名度的刑辩律师，而北京的两个客户都是很小的合同纠纷，为此，你这大律师的时间和飞机票都不划算吧？”
“当然，我去北京的最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见两个小客户。在那之前呢，我太太好多次提到想吃正宗的北京全聚德烤鸭，星期天刚好是我们结婚纪念日，所以一想到北京，我就一时兴起，专门跑一趟，准备给她一个惊喜咯，第二天我也是先回了趟家，把烤鸭放冰箱里，后来才去江阳的住所，这点你们可以向我太太核实。既然到了北京，那么就顺便和两个客户见个面吧。虽然两个客户案子不大，一个案子顶多一两万吧，但再小的钱也是钱，我律所规模不大，包括我在内，一共三个律师两个实习助理，可我毕竟要养活这几个人。反正去趟北京买烤鸭，抽点时间出来见下客户，多个几万块也好。你们肯定也知道，大牌律所也不会拒绝小案子的，我这个小律所对待业务自然多多益善了。”
刑审员看着他一副笑眯眯的对答表情，不由大怒，突然猛一拍桌子，大喝：“不要油腔滑调，你当这里什么地方！”
张超做了个吃惊的表情，拍着胸口连声道：“吓死我了。”
可看得出，他一点都没被吓到，刑审员咬了咬牙，瞪着他，咄咄逼人问：“你为了买个烤鸭专门坐飞机跑到北京，为什么不网上买，你这个理由能说服我们吗！”
他看着刑审员好一阵，突然笑了起来：“能否说服你我不知道，人与人之间的价值观本就不同的嘛。国外富豪专门出资赞助宇航局，拿块月球上的石头，送给女朋友，你怎么不问问他为什么不花几百块钱买块陨石送人啊，还附带鉴定证书呢。我收入还算过得去，来回飞机票没什么，专程坐飞机买个烤鸭，这是一种情怀，网购嘛，呵呵，完全不是同一类的好吧。”
他略带笑意地望着对方，刑审员被他看得发窘，仿佛联想到自己在淘宝上比较来比较去，花了一晚上挑件衣服省下几块钱，而杭市大厦里一位富人随便刷卡几万块买了件同样的衣服，自己还凑上去问：“你为什么不买淘宝同款，只要一百块啊。富人哈哈一笑，孩子，有些世界你不懂。”
刑审员咳嗽一声，强自恢复了气势：“你说你对待业务多多益善，为什么后来北京两个客户的案子，你都拒绝了？”
“这个问题你应该问问其他律所的朋友，看看是否案子只要给钱就会接。这两个案子都是合同纠纷，标的都不大，却很繁琐，而且当事人签的合同对他本人不利，他们对打赢官司的要求和我的理解存在很大不同。一两万的案子，各种成本不少，最后能否达到客户想要的胜诉不好说，所以我自然推掉了。”
刑审员忍气瞪着他，却对他的各种解释没法反驳。
“那时冰箱里确实有个烤鸭。”张超太太面对警方的询问，表现得很坦然。
“你不知道这是北京全聚德的烤鸭吗？”警察问。
“包装袋上有写，可是，全聚德的烤鸭又怎么了？”
“你不知道这是他坐飞机专程跑去北京买的吗？”
“我哪里想到这是他去北京买的，还以为他在网上订的。那天下午警察打电话给我，说我丈夫杀人被捕了，我马上赶去了公安局，后来几天都在各种奔波。你说，都什么时候了，我关心活人还来不及，哪有心思管一只该死的烤鸭从哪儿飞来的？”张超太太透着恼怒。
警察撇撇嘴，那个时候只要是个正常人的老婆，即便平时是个整天在朋友圈里发美食的吃货，也都没心思管冰箱里的一只烤鸭，哪怕是只正宗的北京烤鸭。
“他去北京没跟你提过吗？”
“没有，我也是庭审时第一次听到案发时他去了北京。”
“他前一天晚上没回家，你不觉得奇怪吗？”
“不奇怪，他业务很忙，经常出差，我也是职业女性，有自己的事业，在工作上我们两人彼此尊重。他工作之余是很顾家的人，对我很好，我当然支持他的事业了。只有没有自信的女人才把生活一切都寄托在丈夫身上，管得死死的，什么都要问个一清二楚，我可不是那样的人。难道您每次晚上执行任务，您妻子都要问个不停吗？”
警察胸口有点疼，感到这女人和她丈夫一样，都很难对付。
“对，我那天是要跑宁波见个客户，这是早几天就安排好的，那个案子很重要，一直是我在跟进。”李律师面对警方询问，如此说道。
“张超有没有向你提过北京两个案子的事？”
“没有，我不知道北京有两个客户，大部分业务都是老板亲自接的，接到委托意向后再视情况，有些交给我们，有些他自己进一步跟客户联系。”
“也就是说他从来没跟你提过北京的两个客户，然后他自己跑去北京见客户了，你觉得这正常吗？”
“不知你们说的正常是指哪方面。如果是两个小案子，还只是委托意向，没有正式签协议，老板专程跑到北京当然不正常。”
“我们问的是业务流程方面。这两起小案子你们律所就算接了，也不会张超亲自处理吧，要分给你们或者助理，他不需要先跟你们说下情况，征求你们意见，自己就去谈业务了？”
“那是当然的，他是老板嘛，而且他的专业性比我们都强，老板很懂得判断一件委托接还是不接。大部分时候是他决定了是否接受委托，再把工作分下去的，只有复杂的大案才需要大家一起商量接不接。”
第六章
“铁民，坐，”省公安厅副厅长高栋摆摆手，示意赵铁民坐下，掏出烟，扔给他一支，自己也点上，脸上透出不可捉摸的表情，说，“待会儿我还有个会，就不跟你废话了，今天找你来是问问关于张超的事。江阳是张超杀的吗？”
赵铁民看了眼高栋，心里开始猜测。
高栋是公安厅主要领导里唯一一个干刑侦出身的，过去曾是全省公安系统闻名的神探。赵铁民前些年在刑侦总队工作时，高栋是总队长，是他的老领导。不过后来高栋当上了副厅长，这级别的领导再也不会参与具体案件的侦破工作了，顶多给予一些所谓的理论指导和人事安排，案子破了，自然是“在公安厅领导的高度重视下”，案子破不了，也怪不到他头上。
尽管张超的事新闻上闹得很大，但在高栋这级别的领导眼里，依然只是小事一桩，无论最后是什么结果，只会成为领导训诫会上一句“吸取深刻经验教训”。所以今天高栋找他来专门谈这案子，不由让他好奇。
赵铁民谨慎回答：“我们经过和法医的反复确认，尸检报告没有问题。被害人江阳在3月1日晚上被人勒死。张超也确实在3月1日中午就坐飞机去了北京，直到2号早上回来，这期间的行程有足够证据支持。因此……人不是张超杀的，这点可以肯定。”
高栋似乎早知道了这个结果，一点都不意外：“听说检方初步结论是刑警诱供？”
赵铁民为难地挠头道：“检察院嘛……他们法律是很精通，不过都是坐办公室的读书人，不会站在我们的角度体谅实际工作。下城刑警的审讯流程在我看来没问题，一直都是这么做的。抛开口供，当初物证方面很完整，江阳是被绳子勒死的，绳子上留有张超的指纹和dna，指甲里有大量张超的皮肤组织，张超脖子处也有相应的抓伤，典型的搏斗伤。唯独当事刑警根本没想到张超那天去了北京，还和两位客户见过面。回头看，当初他配合刑警录口供，是故意设了个局，让他们在程序上对他诱供。”
“有意思，”高栋微笑着弹了下烟灰，“定罪和翻案都证据链齐全，这案子很特别啊。现在这届政府在做司法改革，省里也平反了一些案子，不过都是过去物证漏洞百出、光靠口供判的案子，像这样定罪三证齐全，翻案也三证齐全的，我是第一次见，值得研究。嗯……那既然人不是张超杀的，为什么他要认罪？法庭上他说受到压力才写下的认罪书？”
“张超他本人承认办案刑警没有对他刑讯逼供，只是公安局的环境给了他一种无形的压力。”
“这理由很蹩脚。”高栋笑着摇头。
“对啊，”赵铁民摊开手，无奈道，“但他非要说他因心里恐惧写了认罪书，我们也没办法反驳他。他是刑辩律师，口才相当好，比我们的刑审员还能说，现在已经连审几天了，刑审员轮班换着来，可他精力出奇地好，整天对我们讲故事、谈人生，不管什么问题，他都能用别人听起来合理但我压根儿不信的理由解释过去。而且……各界都怀疑警方刑讯逼供，监察人员也进驻看守所，多次找他了解情况，监察人员还觉得他解释得合情合理，认为杀人与他无关，搞得我们对他的审问工作很谨慎克制，相当被动。”
高栋微微眯起眼，道：“那你为什么不相信他说的呢？”
“您没见过他跟刑审员的对答，心理素质不是一般的好，这心理素质还能因为一种莫名的无形的压力，不是他杀的人直接认罪了？他一个刑辩律师能不清楚认罪会有什么后果吗？下城刑警一开始就被他骗了，那时审问时，他表现很老实，胆子很小，说话都结结巴巴，哪像现在每次提审都像找他做演讲一样。自从翻案后，他就变了个人。依我看，这就是个局。”
“那他为什么要设这么个局？”
赵铁民很肯定地指出：“他一定是替人顶罪的，他在替真凶隐藏真相。”
“不对，”高栋连连摇头，“我不认为他是在替真凶隐藏真相，而是——”他突然停下来，没继续说。
“而是什么？”
“没什么，真相还是要靠你们去找，我胡乱猜测只会打乱你们的调查脚步。”高栋敷衍地笑了笑，道，“不过我可以给你提个建议。如果先认罪后翻案这一切从头到尾都是张超故意设计的局，那么他当初也一定想到了，即便他翻案成功，警方也不会释放他，他在地铁站谎称炸弹，这是实实在在的妨害公务和危害公共安全。既然他还要被继续关在看守所，那他自然也知道警方一定会继续审问他，直到找出真相。他做了这么多，岂会没做好应对警方后续审讯的准备？所以，你们从他身上是审不出结果的。你不妨换个方向，从江阳身上调查。据我所知，张超曾经是江阳的大学老师，江阳毕业后两人依然保持联系，相识超过十年。江阳这样一个有各种前科的刑释人员，开口问张超借三十万说要买房，张超当即就借了。江阳来杭市散心，张超还提供他房子住。这两个人的关系肯定不是一般的朋友。”
赵铁民缓缓点头思索着，然后睁大了眼睛，恍然大悟：“您是怀疑……怀疑他们俩之间有着某种不同寻常的同性感情纠葛？”
“咳——”高栋一口烟被他这席话呛得咳嗽起来，摆手道，“我电视看得不够多，想象力追不上你。你说的这种情况有没有，我不知道，也不关心。我只是认为你们从张超口中问不出有用的东西，所以建议你直接从被害人江阳的身上查起。江阳既然不是张超杀的，那么这案子你就把它当成，假如世上从来就没有张超这个人，现在你们遇到江阳被杀了，该怎么查就怎么查吧。”
赵铁民为难道：“可这是一起几个月前的命案，隔了这么久，如果按通常命案的调查流程，如今再去询问附近群众，采集线索，似乎不太现实。”
高栋仰起头，叹息笑道：“赵队长啊，这又不是什么流窜犯无意中犯下的命案，隔了几个月无凭无据没法查。这起命案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起特定、有计划、有预谋的谋杀案，谋杀案调查首要不就是找人际关系，看谁最有嫌疑吗？”
“没有，绝对没有！”大队长脱口而出。
其他警察也集体附和起来，这个问题上绝不能模棱两可。更何况，天地良心，他们真是冤枉，他们自问张超被捕后，认罪态度好，而且这案子性质上是一时冲动，情有可原，所以他们从未对他施加一些强迫审讯的手段，相反，在初步调查结束后，他们就把张超送入看守所，还给了独立的单人监牢，后来虽说又提审过几次，但都是一些简单的细节核实，可以说，张超从被抓进来到最后庭审的几个月里，从未受到过任何虐待。现在整个社会和上级机关都质疑他们刑讯逼供，真是百口莫辩。
检察官脸上透着不置可否的表情，看着其他专案组成员，严肃地道：“对于具体是否存在刑讯逼供，我们还会再做进一步调查，目前看，诱供这点是确凿的，程序上违规了。”
警察们无法辩驳，检察官打发他们先出去，由专门人员单独对话。
一队人默默地站身起立，沮丧地挪步离开，到门口时，大队长突然转身面向诸多领导，大声道：“我发誓我们没有对张超刑讯逼供，可以安排他本人跟我们对质。我敢肯定张超绝对涉案，这是他故意设的局，就算现在他翻案了，我也肯定他一定涉案！”
开完这个专案组的初步交流会，组长赵铁民回到了办公室，看着面前一堆资料，包括张超来回北京的机票、机场登机记录、北京的住宿记录、监控录像的人像识别鉴定报告、他在北京与客户会面的多方口供，等等，这一切都表明，张超在被害人的死亡时间段内，人在北京，没有任何的犯罪时间。
张超坚称，他没有杀人，之所以会提着装江阳尸体的箱子，是因为他3月2日早上回杭市后，就去找了江阳。那套房子他和江阳都有钥匙。他敲了门，没人应，于是他自己掏钥匙开了门。进门后他就看到摆在地上的一个大箱子，打开发现了江阳的尸体。张超当时很害怕很紧张，他检查了房子，门锁没有明显损坏痕迹，窗户也是关着的，只有他和江阳有钥匙。加上最近他多次和江阳发生争吵，声称要把江阳赶走，就在两天前还打架惊动了派出所。因此，突然面对这样一个装着尸体的箱子，他担心匆忙报警后，警察很可能会怀疑是他杀的人。他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非常害怕，于是在房子里喝了许多酒，结果脑子更是混乱，才头脑发昏想到直接去抛尸。
可如果这就是真相，那他为什么前面要认罪？
赵铁民一开始也怀疑分局刑警迫于该案的社会影响压力，对张超采取了刑讯逼供，捏造了一开始口供中的犯罪事实，企图早点结案。可他初步了解情况后得知，不但下城区刑侦队全部矢口否认，甚至他派去看守所见张超的刑警打电话过来，说张超自己也承认警察没有刑讯逼供。
警察没有刑讯逼供，为什么他前面认罪最后翻供呢？
据张超的说法，那是因为他在公安局里受到一股无形的莫名的巨大压力。
气场压制，这就是他的答案。
这个答案会让大部分临终病人来不及交代后事，先走一步。幸亏赵铁民是个久经风雨的警察，不过他还是感到内心受到了伤害。
现在赵铁民的工作很不好做，专案组的初步工作当然是要查清当事警察是否存在刑讯逼供，但更重要的是查清江阳被杀一案的真相，抓出真正的凶手。
要不然，真凶没抓到，江阳被害依然茫然无解，对社会通报当事警察没有刑讯逼供，公众会信没刑讯逼供嫌疑人全部认罪又翻供吗？上级会信吗？全国司法圈能交代得过去吗？
所以，当务之急，还是要查清真相，抓获真凶。
第五章
“地铁运尸案的新闻闹得这么大，你们这几个月里应该注意过这新闻吧？”一名刑警问。
“注意到了啊。”坐在对面的两个男人异口同声地回答。
“网上有嫌疑人被抓后的照片，包括他上电视接受采访的视频，很多聊天软件里还有他的表情包，这些你们都看到过吗？”
“看到过。”
“新闻里很详细地写着他是在3月1日晚上杀人，而你3月1日和他一起吃了晚饭，你和他在咖啡馆聊到很晚，你们看新闻的时候都没意识到这人案发时跟你们在一起，没有回杭市犯罪的时间吗？”
一人道：“我压根儿没想到新闻里的这人就是那天跟我吃饭的李律师啊。”
“对啊，我也没想到。”
“李律师？”刑警皱眉，“你说李律师？他明明叫张超。”
那人回忆起来：“前一天律所打我电话，说有位李律师会来北京出差，顺道和我见面，详细聊聊。第二天他到北京后打了我电话约吃饭，见面后他没给我名片，我也就一直称呼他李律师，他也没说不是，我就一直当他姓李。你们跟我联系后，我才知道他姓张，不姓李。”
“他有骗你说他姓李吗？”
那人想了想回答：“他自己没说过，可我一直以为他姓李。”
一旁负责记录的刑警详细地把这个细节写了下来。
“我也是同样，律所前一天打我电话说会过来一位李律师。那时我已经委托了杭市另一家律所来处理我的案子，就推脱不见了。对方好像很想做成这单生意，很热情地要跟我见面细聊，说单纯聊聊情况，不收任何咨询费，我也就答应了。可后来聊到最后，他却跟我说这案子还是走协商渠道为好，或者建议我找其他律所，他不接了，这搞什么啊。”
“我也是，我们一起吃饭，还是他抢着埋的单，他最后也说案子太小，不值得打官司，不接了。本来我这案子就不大，他一开始就知道，还很热情地来找我，结果聊完又不接了，我说再加几千块律师费，帮我打赢这案子，他还是拒绝，实在是莫名其妙。”
刑警又问：“新闻上有张超被捕后的照片，还有他在电视上接受采访的画面，你们既然都看过，为什么接下去几个月里都没注意到，新闻上的嫌疑人就是和你们见面的律师？”
“怎么会想到是他啊，新闻上的那人很邋遢，看着像个乞丐，电视采访的我也看了，剃了光头，穿着囚服马甲，神态也和当初见面的律师完全不一样。那个律师来找我时，穿着很有档次呢，围着红围巾，戴着一副银框的高档眼镜，头发梳得很直，手上戴着名牌表，还有个名牌皮包，说话给人感觉很不一般。”
“他那副眼镜还是个奢侈品牌，我特别有印象。”另一人补充说。
“他被抓的照片上没戴眼镜，采访时也没眼镜，发型也变了，整个人神态气质更是完全不一样。如果不是你们来问我，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新闻那人就是跟我一起吃饭的律师。”
“对啊，这就跟我老婆一样，早上醒来和化完妆完全是两个人，除了我，她妈都快认不出她了。我也是你们来找我，我看着照片仔细回忆，才觉得有几分像，之前我哪会想到全国大新闻里的杀人犯，杀人时却在跟我喝咖啡。这感觉棒极了。”
“我从来没说过我是李律师。”张超戴着向看守所申请带进来的树脂眼镜，理直气壮地看着刑审员，“我可以和两位客户当面对质。”
“可他们一直叫你李律师，你没有纠正。”
“这有什么好纠正的？他们搞错了而已，前一天是我给他们打的电话，当时说安排我律所另一位姓李的律师去趟北京跟客户见面，后来想起来宁波一位当事人的案子约了第二天，那案子本就是李律师负责的，我就让李律师去宁波，我去北京了。”
刑审员质疑道：“你一个在杭市圈子里已经算是有些知名度的刑辩律师，而北京的两个客户都是很小的合同纠纷，为此，你这大律师的时间和飞机票都不划算吧？”
“当然，我去北京的最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见两个小客户。在那之前呢，我太太好多次提到想吃正宗的北京全聚德烤鸭，星期天刚好是我们结婚纪念日，所以一想到北京，我就一时兴起，专门跑一趟，准备给她一个惊喜咯，第二天我也是先回了趟家，把烤鸭放冰箱里，后来才去江阳的住所，这点你们可以向我太太核实。既然到了北京，那么就顺便和两个客户见个面吧。虽然两个客户案子不大，一个案子顶多一两万吧，但再小的钱也是钱，我律所规模不大，包括我在内，一共三个律师两个实习助理，可我毕竟要养活这几个人。反正去趟北京买烤鸭，抽点时间出来见下客户，多个几万块也好。你们肯定也知道，大牌律所也不会拒绝小案子的，我这个小律所对待业务自然多多益善了。”
刑审员看着他一副笑眯眯的对答表情，不由大怒，突然猛一拍桌子，大喝：“不要油腔滑调，你当这里什么地方！”
张超做了个吃惊的表情，拍着胸口连声道：“吓死我了。”
可看得出，他一点都没被吓到，刑审员咬了咬牙，瞪着他，咄咄逼人问：“你为了买个烤鸭专门坐飞机跑到北京，为什么不网上买，你这个理由能说服我们吗！”
他看着刑审员好一阵，突然笑了起来：“能否说服你我不知道，人与人之间的价值观本就不同的嘛。国外富豪专门出资赞助宇航局，拿块月球上的石头，送给女朋友，你怎么不问问他为什么不花几百块钱买块陨石送人啊，还附带鉴定证书呢。我收入还算过得去，来回飞机票没什么，专程坐飞机买个烤鸭，这是一种情怀，网购嘛，呵呵，完全不是同一类的好吧。”
他略带笑意地望着对方，刑审员被他看得发窘，仿佛联想到自己在淘宝上比较来比较去，花了一晚上挑件衣服省下几块钱，而杭市大厦里一位富人随便刷卡几万块买了件同样的衣服，自己还凑上去问：“你为什么不买淘宝同款，只要一百块啊。富人哈哈一笑，孩子，有些世界你不懂。”
刑审员咳嗽一声，强自恢复了气势：“你说你对待业务多多益善，为什么后来北京两个客户的案子，你都拒绝了？”
“这个问题你应该问问其他律所的朋友，看看是否案子只要给钱就会接。这两个案子都是合同纠纷，标的都不大，却很繁琐，而且当事人签的合同对他本人不利，他们对打赢官司的要求和我的理解存在很大不同。一两万的案子，各种成本不少，最后能否达到客户想要的胜诉不好说，所以我自然推掉了。”
刑审员忍气瞪着他，却对他的各种解释没法反驳。
“那时冰箱里确实有个烤鸭。”张超太太面对警方的询问，表现得很坦然。
“你不知道这是北京全聚德的烤鸭吗？”警察问。
“包装袋上有写，可是，全聚德的烤鸭又怎么了？”
“你不知道这是他坐飞机专程跑去北京买的吗？”
“我哪里想到这是他去北京买的，还以为他在网上订的。那天下午警察打电话给我，说我丈夫杀人被捕了，我马上赶去了公安局，后来几天都在各种奔波。你说，都什么时候了，我关心活人还来不及，哪有心思管一只该死的烤鸭从哪儿飞来的？”张超太太透着恼怒。
警察撇撇嘴，那个时候只要是个正常人的老婆，即便平时是个整天在朋友圈里发美食的吃货，也都没心思管冰箱里的一只烤鸭，哪怕是只正宗的北京烤鸭。
“他去北京没跟你提过吗？”
“没有，我也是庭审时第一次听到案发时他去了北京。”
“他前一天晚上没回家，你不觉得奇怪吗？”
“不奇怪，他业务很忙，经常出差，我也是职业女性，有自己的事业，在工作上我们两人彼此尊重。他工作之余是很顾家的人，对我很好，我当然支持他的事业了。只有没有自信的女人才把生活一切都寄托在丈夫身上，管得死死的，什么都要问个一清二楚，我可不是那样的人。难道您每次晚上执行任务，您妻子都要问个不停吗？”
警察胸口有点疼，感到这女人和她丈夫一样，都很难对付。
“对，我那天是要跑宁波见个客户，这是早几天就安排好的，那个案子很重要，一直是我在跟进。”李律师面对警方询问，如此说道。
“张超有没有向你提过北京两个案子的事？”
“没有，我不知道北京有两个客户，大部分业务都是老板亲自接的，接到委托意向后再视情况，有些交给我们，有些他自己进一步跟客户联系。”
“也就是说他从来没跟你提过北京的两个客户，然后他自己跑去北京见客户了，你觉得这正常吗？”
“不知你们说的正常是指哪方面。如果是两个小案子，还只是委托意向，没有正式签协议，老板专程跑到北京当然不正常。”
“我们问的是业务流程方面。这两起小案子你们律所就算接了，也不会张超亲自处理吧，要分给你们或者助理，他不需要先跟你们说下情况，征求你们意见，自己就去谈业务了？”
“那是当然的，他是老板嘛，而且他的专业性比我们都强，老板很懂得判断一件委托接还是不接。大部分时候是他决定了是否接受委托，再把工作分下去的，只有复杂的大案才需要大家一起商量接不接。”
第六章
“铁民，坐，”省公安厅副厅长高栋摆摆手，示意赵铁民坐下，掏出烟，扔给他一支，自己也点上，脸上透出不可捉摸的表情，说，“待会儿我还有个会，就不跟你废话了，今天找你来是问问关于张超的事。江阳是张超杀的吗？”
赵铁民看了眼高栋，心里开始猜测。
高栋是公安厅主要领导里唯一一个干刑侦出身的，过去曾是全省公安系统闻名的神探。赵铁民前些年在刑侦总队工作时，高栋是总队长，是他的老领导。不过后来高栋当上了副厅长，这级别的领导再也不会参与具体案件的侦破工作了，顶多给予一些所谓的理论指导和人事安排，案子破了，自然是“在公安厅领导的高度重视下”，案子破不了，也怪不到他头上。
尽管张超的事新闻上闹得很大，但在高栋这级别的领导眼里，依然只是小事一桩，无论最后是什么结果，只会成为领导训诫会上一句“吸取深刻经验教训”。所以今天高栋找他来专门谈这案子，不由让他好奇。
赵铁民谨慎回答：“我们经过和法医的反复确认，尸检报告没有问题。被害人江阳在3月1日晚上被人勒死。张超也确实在3月1日中午就坐飞机去了北京，直到2号早上回来，这期间的行程有足够证据支持。因此……人不是张超杀的，这点可以肯定。”
高栋似乎早知道了这个结果，一点都不意外：“听说检方初步结论是刑警诱供？”
赵铁民为难地挠头道：“检察院嘛……他们法律是很精通，不过都是坐办公室的读书人，不会站在我们的角度体谅实际工作。下城刑警的审讯流程在我看来没问题，一直都是这么做的。抛开口供，当初物证方面很完整，江阳是被绳子勒死的，绳子上留有张超的指纹和dna，指甲里有大量张超的皮肤组织，张超脖子处也有相应的抓伤，典型的搏斗伤。唯独当事刑警根本没想到张超那天去了北京，还和两位客户见过面。回头看，当初他配合刑警录口供，是故意设了个局，让他们在程序上对他诱供。”
“有意思，”高栋微笑着弹了下烟灰，“定罪和翻案都证据链齐全，这案子很特别啊。现在这届政府在做司法改革，省里也平反了一些案子，不过都是过去物证漏洞百出、光靠口供判的案子，像这样定罪三证齐全，翻案也三证齐全的，我是第一次见，值得研究。嗯……那既然人不是张超杀的，为什么他要认罪？法庭上他说受到压力才写下的认罪书？”
“张超他本人承认办案刑警没有对他刑讯逼供，只是公安局的环境给了他一种无形的压力。”
“这理由很蹩脚。”高栋笑着摇头。
“对啊，”赵铁民摊开手，无奈道，“但他非要说他因心里恐惧写了认罪书，我们也没办法反驳他。他是刑辩律师，口才相当好，比我们的刑审员还能说，现在已经连审几天了，刑审员轮班换着来，可他精力出奇地好，整天对我们讲故事、谈人生，不管什么问题，他都能用别人听起来合理但我压根儿不信的理由解释过去。而且……各界都怀疑警方刑讯逼供，监察人员也进驻看守所，多次找他了解情况，监察人员还觉得他解释得合情合理，认为杀人与他无关，搞得我们对他的审问工作很谨慎克制，相当被动。”
高栋微微眯起眼，道：“那你为什么不相信他说的呢？”
“您没见过他跟刑审员的对答，心理素质不是一般的好，这心理素质还能因为一种莫名的无形的压力，不是他杀的人直接认罪了？他一个刑辩律师能不清楚认罪会有什么后果吗？下城刑警一开始就被他骗了，那时审问时，他表现很老实，胆子很小，说话都结结巴巴，哪像现在每次提审都像找他做演讲一样。自从翻案后，他就变了个人。依我看，这就是个局。”
“那他为什么要设这么个局？”
赵铁民很肯定地指出：“他一定是替人顶罪的，他在替真凶隐藏真相。”
“不对，”高栋连连摇头，“我不认为他是在替真凶隐藏真相，而是——”他突然停下来，没继续说。
“而是什么？”
“没什么，真相还是要靠你们去找，我胡乱猜测只会打乱你们的调查脚步。”高栋敷衍地笑了笑，道，“不过我可以给你提个建议。如果先认罪后翻案这一切从头到尾都是张超故意设计的局，那么他当初也一定想到了，即便他翻案成功，警方也不会释放他，他在地铁站谎称炸弹，这是实实在在的妨害公务和危害公共安全。既然他还要被继续关在看守所，那他自然也知道警方一定会继续审问他，直到找出真相。他做了这么多，岂会没做好应对警方后续审讯的准备？所以，你们从他身上是审不出结果的。你不妨换个方向，从江阳身上调查。据我所知，张超曾经是江阳的大学老师，江阳毕业后两人依然保持联系，相识超过十年。江阳这样一个有各种前科的刑释人员，开口问张超借三十万说要买房，张超当即就借了。江阳来杭市散心，张超还提供他房子住。这两个人的关系肯定不是一般的朋友。”
赵铁民缓缓点头思索着，然后睁大了眼睛，恍然大悟：“您是怀疑……怀疑他们俩之间有着某种不同寻常的同性感情纠葛？”
“咳——”高栋一口烟被他这席话呛得咳嗽起来，摆手道，“我电视看得不够多，想象力追不上你。你说的这种情况有没有，我不知道，也不关心。我只是认为你们从张超口中问不出有用的东西，所以建议你直接从被害人江阳的身上查起。江阳既然不是张超杀的，那么这案子你就把它当成，假如世上从来就没有张超这个人，现在你们遇到江阳被杀了，该怎么查就怎么查吧。”
赵铁民为难道：“可这是一起几个月前的命案，隔了这么久，如果按通常命案的调查流程，如今再去询问附近群众，采集线索，似乎不太现实。”
高栋仰起头，叹息笑道：“赵队长啊，这又不是什么流窜犯无意中犯下的命案，隔了几个月无凭无据没法查。这起命案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起特定、有计划、有预谋的谋杀案，谋杀案调查首要不就是找人际关系，看谁最有嫌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