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葬礼终归是结束了，遵照父亲生前对我的嘱咐，父亲和母亲的遗体全部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面，顺着江水，奔腾入海，去寻找更为宽广的所在。
看着父亲和母亲的遗体进入火化炉，我的眼睛有些模糊了，从今以后，父亲和母亲，只能存在于我的记忆里了……
毕竟现在还是战时，与倭寇的停战也只是仅仅限于今天一天，今天晚上十二时过后，我们又将进入战争状态，所以大部分的宾客，也就是军事将领、政府官员和商界元老们都有他们自己的事情，非常的忙碌，所以匆匆的向我表达歉意之后就离开了，就是一些文人，也因为受到了校长的任用而忙碌不堪，比如梅贻琦先生和蔡元培先生等。
校长本人更是忙碌不已，天天有处理不完的事情，各种事情需要操心，校长又瘦了，脸上的皱纹也多了许多……
所以到了晚间，基本上全部不在武汉任职的来客全部离开了武汉，回到他们的工作地点继续着紧张忙碌的工作，军事将领们也是该打仗的打仗，该整训的整训，到最后，我的家中，仅仅只剩下了胡适先生和他的妻子江东秀女士。
胡适先生在我面前没什么架子，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觉得知识分子，或者说是极具才华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有些傲气，所以说架子自然也是有的，比如那位飞踹校长下身的刘文典先生，也算他们运气好，要是在苏联，恐怕早就被那杀人魔王给处死了。
胡适先生很客气的帮我一起收拾屋子，打扫房间，而兰儿则和江东秀女士一起，准备晚饭；胡适先生是明天上午十点的飞机，他是专门从美国赶回来的，自然是不急的。至少要休息一个晚上，明日再走，所以他就决定留在我家。
“胡先生，这一次去美国是做什么的？是想争取美国的帮助吗？”我一边弯着腰扫地，一边问道。
胡适先生直了直腰：“哎呦，年纪大了，腰板不好使了！哈哈！是啊，蒋先生拜托我去美国请求援助，希望得到这些国家的帮助，其实我看啊，美国短期内是不会帮助我们的，他们的总统，得先说服他们的国会才可以，国会是个好东西，和平时期是个好东西，可是战争时期啊，这个好东西，也会变成坏东西，这就是哲学上讲的事物的多样性，我算是见识到了美国的民主，嘿！不说也罢！”
我笑道：“那您是希望中国有国会呢，还是没有国会呢？我觉得吧，您应该希望有，”
胡适先生说道：“那是自然，当然是希望有了，国会这个东西啊，其实就是民主的代名词，和政府还有国家元首相互制衡，你要说什么事情都有国会决定那是不现实的，总不至于连一场车祸也要国会去讨论吧？所以有些人说的全部的民主是不现实的，政府总归是要有些权力的，但是权力没了制衡，就变成滥用权力和专制独裁了，那么国会的出现就很有必要了。
当初我们也有国会的，办得也是不错的，但是啊，那个时候暗杀之风横行，宋教仁先生一死，国会就失去了希望，唉！要是宋教仁不死，中国也许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国会自然也是存在的，你说呢云海？”
我点点头：“那倒也是，宋教仁先生之死，实在是国家之损失，这样一来，让我们国家的行宪之路又晚了二十几年，本来说前年是准备行宪的，结果张学良在西安搞个兵变，把校长一扣，一切皆成泡影啊！这下子，行宪恐怕要等到把日本人赶跑以后了，现在这个时候，我是不赞同弄什么国会出来的。”
胡适先生好奇地问道：“你父亲一生追求自由民主，怎么，你这个儿子难道要忤逆你父亲，追求专制独裁？”
我笑道：“胡适先生不可乱说，云海可从没有过这样的想法，只是云海觉得校长的做法是对的，虽然细节上有些失误，但是总体来说是对的，训政很有必要，毕竟这个时候内忧外患，国家主权尚不完整，谈何自由民主？自由民主，也需要强大的国家做后盾的，没有国家主权，自由民主如何生长？
有人说校长独裁，我就想说啊，这个时候，是拥有一个坚定决心，一心抗日的领袖好，还是一个喋喋不休争论该不该打下去的国会好？民主也要看时机啊，哪个民主国家不是独裁国家演化而来？再者，自由民主也是校长一生的追求，否则也不会推动行宪，只是有些人心太急，坏了大事，耽误国家啊！”
胡适先生看着我笑了笑：“果然是文成公的儿子，不是个赳赳武夫，看事情也很通透，那些个天天叫嚣自由民主的人，他们自己说不定也想着独裁专制呢！哪一个追求政治的人不是想着自由与民主的呢？主要还是看实际动作啊！向那苏联一样的国家，对外宣称是民主，其实，比沙皇时代还要不堪，我就非常讨厌苏联。
我的那些好友里面，也没几个对苏联有好感，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嘴巴硬，性子直，要是在那些独裁者手底下，肯定死得很难看，我知道我自己的。所以我不敢像刘文典那样和蒋先生对着干，也就是蒋先生不是斯大林，要是斯大林，刘文典恐怕就被株连九族了，不过要是在苏联，刘文典会不会是刘文典都不一定。你看那高尔基，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一个比一个惨。
我们这些人啊，只能生活在民主国家里，在独裁的国家里，是不会允许思想自由发展的，也不会允许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自由发表言论的，要是真的在苏联，我们会被第一批消灭掉；所以当时陈独秀他们弄那个什么马克思主义，我就建议他去苏联的民间看看，看看是不是和他们宣传的一样，如果不是，还是请他好好的想一想，他不听，结果弄出事儿来了吧？我是不赞成他们的，那样的作法，比满清文字狱还要过分啊！秦始皇也要甘拜下风。”
我拿着簸箕把赃物全部扫进垃圾桶：“所以对于内战，我一开始是不赞同的，但是回国之后，我见了很多，听了很多，想了很多，父亲也和我说了很多，我渐渐的明白了，校长那么做是对的，攘外必先安内，这是用兵准则啊，有什么好诟病的？任何人在校长的那个位置上，都要那样做，否则前门赶虎，后门进狼，不就完了吗？”
胡适先生喝了一口茶，喘了一口气：“那你赞同内战？赞同剿共？等打完倭寇，还要帮着你的校长把他们剿灭？这可不像是你啊！我听你的校长说，你可是绝对反对把枪口对准自己人的，你也拒绝过参加内战的。”
我摇摇头：“云海不会赞同毫无意义之内战，也不会赞同毫无意义之剿共，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若是能够坐下来好好谈，何必兵戎相见？为什么不能组织联合政府呢？正如您所说的民主，至少也需要两个党派吧？相互制衡，相互防止独裁，才是最好的，要是灭了任何一个，失去了制衡，难保不会出现独裁。只要是中国人，就有参政议政的权利，这才是云海理想中的中华民国；否则就该和袁世凯一样，叫做中华帝国了。”
胡适先生点点头：“其实我也比较希望如此，只是在主义的问题上，很难调和，共产党赞同共产主义，国民党赞同三民主义，在马克思的意识里，我们可都是罪恶的资产阶级分子，是要被消灭的。”
我笑道：“我记得父亲曾言，当初您还在北京大学当教授的时候，曾经和很多人展开辩论，说少谈些主义，多谈些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才是最重要的。”
胡适先生坐了下来：“是啊，我一直都是这么想的；当年主义之风兴盛，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什么有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搞的学术界思想界是乌烟瘴气，根本就脱离了实际，不去看看真正困苦的民众，不去考虑如何解决民生，而去谈那些无用的空想，幻想着用主义救中国；我当时就很生气啊，我说，你这个主义，他那个主义，到底那个主义才能救中国，不是你们说了算的，也不是主义说了算的。
你们应该去农村，看看你们的主义，是不是可以让那些贫穷的农民摆脱贫穷，如果不行，就别废话，别谈主义，老老实实地把这个实际问题解决掉就好了！结果有些人听了我的话，不再去理睬主义了，可是有些人照样谈主义，说，谈主义就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有了指导方针，才能付诸实施。
我就说，那你们这些空想的主义，有没有实际价值？有没有操作的可能性？你们试验过没有？没有事实根据，就不要放空话，那只会暴露你们的愚蠢和无知！我一生都信奉实用，只有实用，才是于国于民有利的，别的，我一概不在乎。”
我点点头：“您的想法和我的差不多，谈那么些个主义有什么用？还是应该解决实际问题，解决问题要的是方法而不是主义，主义也不一定就能带来方法，救中国也不是什么主义就能做到的，等到以后，我们一定要严肃对待这个问题。”
“好了你们两个大男人就别聊这些国家大事了，来吃饭吧！这才是眼前的事情！”江东秀女士端着几盘菜放到了桌子上，笑着说道，兰儿紧随其后，也端出了几盘菜：“快来吃饭吧！饿着肚子可什么也做不成的。”
我朝胡适先生笑道：“那么，我们就来解决一下肚子饿的实际问题吧！空着肚子谈问题，那可就是空谈了，我可不赞成。”
胡适先生开怀一笑：“我也不赞成，那么我们就来解决一下实际问题吧！填饱了肚子再继续！请！”
那天晚上，我们一直聊天，聊到了十一点多钟，天南地北，无所不聊，我们惊异的发现，原来相见恨晚是这么个意思，一个军人，一个文人，就以这种方式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就是我和胡适先生友谊的开始，从这个时候开始，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一直保持着友谊，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从来不曾间断，一直到胡适先生去世，我却依旧想念他，这个民主的斗士，思想的巨人。
看着父亲和母亲的遗体进入火化炉，我的眼睛有些模糊了，从今以后，父亲和母亲，只能存在于我的记忆里了……
毕竟现在还是战时，与倭寇的停战也只是仅仅限于今天一天，今天晚上十二时过后，我们又将进入战争状态，所以大部分的宾客，也就是军事将领、政府官员和商界元老们都有他们自己的事情，非常的忙碌，所以匆匆的向我表达歉意之后就离开了，就是一些文人，也因为受到了校长的任用而忙碌不堪，比如梅贻琦先生和蔡元培先生等。
校长本人更是忙碌不已，天天有处理不完的事情，各种事情需要操心，校长又瘦了，脸上的皱纹也多了许多……
所以到了晚间，基本上全部不在武汉任职的来客全部离开了武汉，回到他们的工作地点继续着紧张忙碌的工作，军事将领们也是该打仗的打仗，该整训的整训，到最后，我的家中，仅仅只剩下了胡适先生和他的妻子江东秀女士。
胡适先生在我面前没什么架子，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觉得知识分子，或者说是极具才华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有些傲气，所以说架子自然也是有的，比如那位飞踹校长下身的刘文典先生，也算他们运气好，要是在苏联，恐怕早就被那杀人魔王给处死了。
胡适先生很客气的帮我一起收拾屋子，打扫房间，而兰儿则和江东秀女士一起，准备晚饭；胡适先生是明天上午十点的飞机，他是专门从美国赶回来的，自然是不急的。至少要休息一个晚上，明日再走，所以他就决定留在我家。
“胡先生，这一次去美国是做什么的？是想争取美国的帮助吗？”我一边弯着腰扫地，一边问道。
胡适先生直了直腰：“哎呦，年纪大了，腰板不好使了！哈哈！是啊，蒋先生拜托我去美国请求援助，希望得到这些国家的帮助，其实我看啊，美国短期内是不会帮助我们的，他们的总统，得先说服他们的国会才可以，国会是个好东西，和平时期是个好东西，可是战争时期啊，这个好东西，也会变成坏东西，这就是哲学上讲的事物的多样性，我算是见识到了美国的民主，嘿！不说也罢！”
我笑道：“那您是希望中国有国会呢，还是没有国会呢？我觉得吧，您应该希望有，”
胡适先生说道：“那是自然，当然是希望有了，国会这个东西啊，其实就是民主的代名词，和政府还有国家元首相互制衡，你要说什么事情都有国会决定那是不现实的，总不至于连一场车祸也要国会去讨论吧？所以有些人说的全部的民主是不现实的，政府总归是要有些权力的，但是权力没了制衡，就变成滥用权力和专制独裁了，那么国会的出现就很有必要了。
当初我们也有国会的，办得也是不错的，但是啊，那个时候暗杀之风横行，宋教仁先生一死，国会就失去了希望，唉！要是宋教仁不死，中国也许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国会自然也是存在的，你说呢云海？”
我点点头：“那倒也是，宋教仁先生之死，实在是国家之损失，这样一来，让我们国家的行宪之路又晚了二十几年，本来说前年是准备行宪的，结果张学良在西安搞个兵变，把校长一扣，一切皆成泡影啊！这下子，行宪恐怕要等到把日本人赶跑以后了，现在这个时候，我是不赞同弄什么国会出来的。”
胡适先生好奇地问道：“你父亲一生追求自由民主，怎么，你这个儿子难道要忤逆你父亲，追求专制独裁？”
我笑道：“胡适先生不可乱说，云海可从没有过这样的想法，只是云海觉得校长的做法是对的，虽然细节上有些失误，但是总体来说是对的，训政很有必要，毕竟这个时候内忧外患，国家主权尚不完整，谈何自由民主？自由民主，也需要强大的国家做后盾的，没有国家主权，自由民主如何生长？
有人说校长独裁，我就想说啊，这个时候，是拥有一个坚定决心，一心抗日的领袖好，还是一个喋喋不休争论该不该打下去的国会好？民主也要看时机啊，哪个民主国家不是独裁国家演化而来？再者，自由民主也是校长一生的追求，否则也不会推动行宪，只是有些人心太急，坏了大事，耽误国家啊！”
胡适先生看着我笑了笑：“果然是文成公的儿子，不是个赳赳武夫，看事情也很通透，那些个天天叫嚣自由民主的人，他们自己说不定也想着独裁专制呢！哪一个追求政治的人不是想着自由与民主的呢？主要还是看实际动作啊！向那苏联一样的国家，对外宣称是民主，其实，比沙皇时代还要不堪，我就非常讨厌苏联。
我的那些好友里面，也没几个对苏联有好感，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嘴巴硬，性子直，要是在那些独裁者手底下，肯定死得很难看，我知道我自己的。所以我不敢像刘文典那样和蒋先生对着干，也就是蒋先生不是斯大林，要是斯大林，刘文典恐怕就被株连九族了，不过要是在苏联，刘文典会不会是刘文典都不一定。你看那高尔基，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一个比一个惨。
我们这些人啊，只能生活在民主国家里，在独裁的国家里，是不会允许思想自由发展的，也不会允许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自由发表言论的，要是真的在苏联，我们会被第一批消灭掉；所以当时陈独秀他们弄那个什么马克思主义，我就建议他去苏联的民间看看，看看是不是和他们宣传的一样，如果不是，还是请他好好的想一想，他不听，结果弄出事儿来了吧？我是不赞成他们的，那样的作法，比满清文字狱还要过分啊！秦始皇也要甘拜下风。”
我拿着簸箕把赃物全部扫进垃圾桶：“所以对于内战，我一开始是不赞同的，但是回国之后，我见了很多，听了很多，想了很多，父亲也和我说了很多，我渐渐的明白了，校长那么做是对的，攘外必先安内，这是用兵准则啊，有什么好诟病的？任何人在校长的那个位置上，都要那样做，否则前门赶虎，后门进狼，不就完了吗？”
胡适先生喝了一口茶，喘了一口气：“那你赞同内战？赞同剿共？等打完倭寇，还要帮着你的校长把他们剿灭？这可不像是你啊！我听你的校长说，你可是绝对反对把枪口对准自己人的，你也拒绝过参加内战的。”
我摇摇头：“云海不会赞同毫无意义之内战，也不会赞同毫无意义之剿共，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若是能够坐下来好好谈，何必兵戎相见？为什么不能组织联合政府呢？正如您所说的民主，至少也需要两个党派吧？相互制衡，相互防止独裁，才是最好的，要是灭了任何一个，失去了制衡，难保不会出现独裁。只要是中国人，就有参政议政的权利，这才是云海理想中的中华民国；否则就该和袁世凯一样，叫做中华帝国了。”
胡适先生点点头：“其实我也比较希望如此，只是在主义的问题上，很难调和，共产党赞同共产主义，国民党赞同三民主义，在马克思的意识里，我们可都是罪恶的资产阶级分子，是要被消灭的。”
我笑道：“我记得父亲曾言，当初您还在北京大学当教授的时候，曾经和很多人展开辩论，说少谈些主义，多谈些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才是最重要的。”
胡适先生坐了下来：“是啊，我一直都是这么想的；当年主义之风兴盛，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什么有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搞的学术界思想界是乌烟瘴气，根本就脱离了实际，不去看看真正困苦的民众，不去考虑如何解决民生，而去谈那些无用的空想，幻想着用主义救中国；我当时就很生气啊，我说，你这个主义，他那个主义，到底那个主义才能救中国，不是你们说了算的，也不是主义说了算的。
你们应该去农村，看看你们的主义，是不是可以让那些贫穷的农民摆脱贫穷，如果不行，就别废话，别谈主义，老老实实地把这个实际问题解决掉就好了！结果有些人听了我的话，不再去理睬主义了，可是有些人照样谈主义，说，谈主义就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有了指导方针，才能付诸实施。
我就说，那你们这些空想的主义，有没有实际价值？有没有操作的可能性？你们试验过没有？没有事实根据，就不要放空话，那只会暴露你们的愚蠢和无知！我一生都信奉实用，只有实用，才是于国于民有利的，别的，我一概不在乎。”
我点点头：“您的想法和我的差不多，谈那么些个主义有什么用？还是应该解决实际问题，解决问题要的是方法而不是主义，主义也不一定就能带来方法，救中国也不是什么主义就能做到的，等到以后，我们一定要严肃对待这个问题。”
“好了你们两个大男人就别聊这些国家大事了，来吃饭吧！这才是眼前的事情！”江东秀女士端着几盘菜放到了桌子上，笑着说道，兰儿紧随其后，也端出了几盘菜：“快来吃饭吧！饿着肚子可什么也做不成的。”
我朝胡适先生笑道：“那么，我们就来解决一下肚子饿的实际问题吧！空着肚子谈问题，那可就是空谈了，我可不赞成。”
胡适先生开怀一笑：“我也不赞成，那么我们就来解决一下实际问题吧！填饱了肚子再继续！请！”
那天晚上，我们一直聊天，聊到了十一点多钟，天南地北，无所不聊，我们惊异的发现，原来相见恨晚是这么个意思，一个军人，一个文人，就以这种方式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就是我和胡适先生友谊的开始，从这个时候开始，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一直保持着友谊，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从来不曾间断，一直到胡适先生去世，我却依旧想念他，这个民主的斗士，思想的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