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面色都变得很不自然，我知道，我的话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而这也是实情，得知了黄桥事变，军中黄埔系的将领非常的愤怒，基本上都要求请战，就连白崇禧和李宗仁两位贵溪的将领也感到非常的愤怒，据说他们和共产党有过合作，这又是为什么呢？和薛岳将军一样吗？
最后他们说要考虑考虑，请我先去休息，他们会进行讨论的，我答应了，我要看看他们到底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认为，他们发动苏北反击战的可能很大，要知道跟着一百军作战，几次大战下来就会给全体军队换上一次血，基本上人都要换一茬，他们也自然懂得这个道理，而且我治军严明，是不会允许一支部队不听我的命令的。因此我提出了要求，改变后的新四军不允许有政治委员制度，不允许存在政工人员，全部政工人员撤回，只留作战部队和军事指挥官，并且绝对服从一百军之军令。
十八日，我发电给校长，告诉了校长我的决定，校长恢复对我说，这两个方法是好，但是都有一定程度的风险性，校长要继续决定是否采用这样的方略，我相信校长应该会采用我的方略，毕竟这个方略还是很有用处的，可以就近监管，也可以发挥他们的力量，我还是比较看好那位粟裕司令的，他的军事指挥能力的确不错，不下于国军诸位名将，将新四军编练一下，又是一支劲旅，至于问题，就用战功来赎罪；但是事情到了十月十九日，却发生了让我想不到的结果。
校长异私人名义告诉我，决定将新四军全军调到华北地区，调到黄河以北，不让他们继续待在江南打游击，而苏北反击战和加入一百军的方案，被校长否决了，校长觉得，让新四军加入一百军风险太大，过去不是没有这种先例，而苏北反击战极易引起倭寇的疯狂报复，吃亏的还是我们的游击队和第三战区，所以校长决定将新四军北调华北，不允许他们继续待在第三战区，这也是变相的驱逐，缩减他们的活动空间。
同时，校长指示何应钦和白崇禧将军以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向向八路军正副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发出“皓电”。质问了八路军总部的行动还有人数上升的原因以及作战方面的消极对待。
很显然，新四军和八路军人数的疯狂上升严重的影响了校长的内心，校长对此感到极为忧虑，也对，十年功绩才将共产党限制到了那样的程度，却因为三年的放松，就让那个共产党借着抗战的机会发展到了这种程度，甚至比起红军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如何能让校长放心？换做是我，我也不会放心。
谈判桌上，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一人手拿一份“皓电”，皱着眉头不说话，我心里倒也暗叫可惜，其实我的方法还是有用的，可能他们已经做出了选择，但是校长这一手，直接断绝了新四军在江南地区的活动可能，直接就把新四军赶走，倒也决绝；但是，新四军会乖乖地听命吗？
“欧阳将军，原本我们决定答应您所提出的条件，全军整编加入一百军的，但是蒋委员长的这份电文，是不是，有些不够有诚意呢？或者说您的决定和说法不够有诚意呢？”项英副军长放下了电文，这样问道。
我无奈的摇摇头：“我的本意正是如此，希望可以整编新四军加入一百军的，但是没想到蒋委员长突然发了这封电报，我也没有办法，毕竟我也我要听从国府之命令，蒋委员长既然下令，我也只能遵守，只怪我们有缘无分了，那么既然有了定论，就请新四军按照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北调黄河以北。”
项英副军长说道：“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商议一下，不能立刻给出答复，还请欧阳将军在这里休息一段时间，我将立刻召开会议，共同商讨有关的事情，尽快给您答复。”
我表示不满：“这有什么好讨论的？开会？不就是军队调动吗？开什么会？干什么事情都要开会，这不是政务，是军务，军队的调动，就要快速简洁，哪里来的这么多要求？你们和苏联学这个学那个，苏联的就是一定正确的吗？什么东西都照搬照抄苏联，我们是中国人，不是苏联人！那斯大林杀了那么多人，你们是不是也要杀那么多人？项副军长，你是军人，军人就要服从命令！好了，我想离开了，这里的事情等你们决定好了再通知我。”
项英副军长只好点头答应，我便离开了，在这里待久了，总觉得不是很舒服，还是回到兴化比较放得开。
离开了东台之后，便没有了新四军的消息，一直到了十一月十九日，在我等得不耐烦之际，才接到了新四军的通知，他们已经答应接受校长的要求，北渡长江黄河，校长则立刻下手令：前令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各部，展期开到黄河以北作战。兹再分别地区，宽展时期。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一月三十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希即遵照参谋总长十月皓电所示之作战地境内，共同作战，克尽职守，毋得再误，此令。
得到了这份命令，还有新四军的通知，我即刻启程前往东台，要亲自监督新四军的北移。
进入了东台，叶挺军长亲自来迎接我，笑着对我说到：“处理事情实在是非常的繁琐，各地都要下令，都要吩咐，这才晚了许多时日，所以还请欧阳将军不要怪罪。”
我笑着点点头，随后说道：“忙碌的，应该不是叶挺军长吧？我曾听闻，叶挺军长因为指挥权的事情一度脱离军队达数月之久，这一回为何一直待着，不离开了？”叶挺军长不好意思的笑了笑：“我自己的事情还是清楚的，我的存在，只是一个平衡点，两个党派都需要我而已，要是我不存在，新四军可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我不置可否，笑着随叶挺军长来到了一家饭店，这家饭店比之上一回为我接风的饭店更加高级，可能是东台县城里面最为高级的饭店了，我诧异地问道：“这一回的规格怎么这么高？”
叶挺军长笑道：“无他，只是为了最后一餐饭，所以稍微提高了规格，下一次见面，还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所以，还请欧阳将军不要见外了。”
参加这餐饭局的人不多，也就是那天谈判的四人，看着琳琅满目的美食美酒，我问向项英副军长：“项副军长，久闻共产党清廉，向来不会铺张浪费，也从来没有发生过贪污事件，但是，为何此次的饭食却如此奢华？这些菜式，很多云海连见也没有见过，这可真是大开眼界了啊！这倒是有点儿过去武汉的白鹤庭的规格。”
项英副军长笑道：“我们私人是没有钱的，这些钱都是组织的公款，我们是不会乱用的，这不是请您吃饭，才申请调用的一批款项吗！至于白鹤庭，我也曾经去过一两回，那还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呵呵！”
组织的公款？新鲜的词语，新鲜的理论。
饭局过后，我们正式的商议了一下，正式的确定了新四军北上的路线问题，还有具体的撤退问题，校长已经安排好了一切，只等他们全部撤离了。
最后，我谢绝了项英副军长的相送要求，只请叶挺军长随我走一段路。
“叶军长，听闻您早年也是追随先总理加入了国民党，为何却在之后退党加入了共产党呢？”我好奇的问道，向叶挺军长这类的人，在我们先前的党员里面，并不占少数。这个问题我也很疑惑，很想问一问，只是校长一直以来对这个问题都讳莫如深，从没提起过。
叶挺军长愣了一愣，笑道：“因为我相信苏维埃是可以拯救中国的理论，共产主义是可以拯救中国的主义，在那个四分五裂的时代，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足够强力的政党和一支强力的军队，才能真正的实现国民革命的要求，而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的相差不远，我是在苏联学习的时候接触的共产主义，而且当时正在国共合作期间，我觉得国民革命不够彻底，不能彻底的扫除中国的苦难，所以我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希望可以挽救中国的命运。”
我听着这些话语，突然想起了父亲曾经对我说过的一个故事，我不由得想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叶挺军长：“叶军长，我的父亲，也就是文成先生，在几年前，曾经向我提出过一个问题，他问我，文坛上最具有影响力的人，当首推三人，一人为已故之徐志摩，一人为现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的胡适先生，一人为已故的文学家鲁迅，父亲问我，我最推崇何人，我当时觉得父亲最为交好的是胡适先生，于是我便说，是胡适先生。
但是父亲摇了摇头，说道，他最推崇的，不是胡适先生，不是鲁迅，而是徐志摩。当时我很诧异，我和您现在一样，徐志摩的名声并不是很好，虽然打着自由恋爱的幌子，但是竟然抢夺有夫之妇，硬生生的拆散了人家的家庭，这是何其不道德的做法，实在是有违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他倒好，朋友妻不客气，何其不仗义？最后落得个坠机而死的下场。
他还执意要和陆小曼结婚，举办结婚典礼，还执意要请梁任公出来证婚，梁任公不也在大庭广众之下骂徐志摩，说他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以后务要痛改前非，重作新人。
父亲说，他明白徐志摩的做法是有些不妥，但是，这并不影响他的深远目光和深邃的洞察力；徐志摩在苏联初立之时，曾经去欧洲旅游过，借道苏联，前往欧洲各国游历，在苏联，他以的所见所闻，曾经写过一首小诗。
“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他还说过，在苏联的统治下，你可以得到不少的自由。正如在中世纪教皇治下，你也得到不少的自由；但你的唯一的自由——思想的自由，不再是你的了。
徐志摩游历欧洲是在民国十四年，蒋委员长奉先总理之命考察苏联是在民国十二年，相差两年，蒋委员长以一个军人和政治家的身份和眼光去观察苏联，得出了和徐志摩一样的结论，徐志摩当时仅仅二十四岁，这样的年纪，这样深邃的目光，比起那些在苏联接受教育的人，不知高出了多少倍啊！
叶军长，您还看过他其他的文集吗？尤其是他的欧洲见闻，那些描写欧洲情况的尤其是苏联部分的文章，他写的很细腻，很好，而且他从那以后终身反对苏俄主义，相对于那些时候很多国人疯狂地喜爱着苏俄，徐志摩则早早的表现出了对苏俄的警惕之心，反观今日，我要说的是，徐志摩很有才能，他看到了苏俄的威胁，我们始终都是两个国家，难道我们会成为一个国家吗？国家和国家之间只有利益练习，而没有感情的联系，您不知道吗？
如果苏俄真心帮助中国，何来中东路事件？如果苏俄真心帮助中国，为何要帮助共产党在中国和国民政府对抗？难道苏俄不知道统一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吗？他们都明白，但是很显然，一个统一富强的中国对苏俄而言是个很大的威胁，他们时时刻刻想的是削弱我们而不是帮助我们！
我觉得，很多人的眼光都不如徐志摩，包括那些曾经诟病他的人，虽然我并不喜欢他的人品，但是他的目光之深远，判断力之精准，还是值得我去学习的，可惜他已经作古，否则，我必要与他畅谈一番，去学习他如何用诗人和文学者的角度去考量这个世界。
您知道委员长为什么会在民国十六年发动清党吗？个中缘由我不是很清楚，虽然我不赞成委员长杀死了很多和共产党有联络的普通百姓，那毕竟是不必要的，但是如果您可以考虑到这件事情，您就应该理解，委员长在民国十二年去苏联考察的时候，是有多么的震撼；而当那种情况完整的复制到中华大地上的时候，又会是何种景象？您希望在中华大地上看到这种革命成功的景象吗？”
叶挺军长良久没有说话，我也不好再说些什么，只是叮嘱道：“如果您觉得在这里不能实现您的报复，不是您理想中的那个情况，就请您来一百军吧！一百军的大门永远为您敞开，云海并不在意什么党派政治之争，只是希望可以将倭寇赶出中国，我相信，您也一定是这样的想法。叶军长，云海告辞！”
说完这些话，我也就离开了这里，我与叶挺军长的缘分本来就该到此，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我们之间还会有一段缘分，虽然那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了，但是那件事情让我明白了一件事情，很多的事情似乎都是上天安排好的，让你去经历，去感受，去明悟，最终，你会得到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决定了你的未来，而我的未来，却也是这样得来的……
最后他们说要考虑考虑，请我先去休息，他们会进行讨论的，我答应了，我要看看他们到底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认为，他们发动苏北反击战的可能很大，要知道跟着一百军作战，几次大战下来就会给全体军队换上一次血，基本上人都要换一茬，他们也自然懂得这个道理，而且我治军严明，是不会允许一支部队不听我的命令的。因此我提出了要求，改变后的新四军不允许有政治委员制度，不允许存在政工人员，全部政工人员撤回，只留作战部队和军事指挥官，并且绝对服从一百军之军令。
十八日，我发电给校长，告诉了校长我的决定，校长恢复对我说，这两个方法是好，但是都有一定程度的风险性，校长要继续决定是否采用这样的方略，我相信校长应该会采用我的方略，毕竟这个方略还是很有用处的，可以就近监管，也可以发挥他们的力量，我还是比较看好那位粟裕司令的，他的军事指挥能力的确不错，不下于国军诸位名将，将新四军编练一下，又是一支劲旅，至于问题，就用战功来赎罪；但是事情到了十月十九日，却发生了让我想不到的结果。
校长异私人名义告诉我，决定将新四军全军调到华北地区，调到黄河以北，不让他们继续待在江南打游击，而苏北反击战和加入一百军的方案，被校长否决了，校长觉得，让新四军加入一百军风险太大，过去不是没有这种先例，而苏北反击战极易引起倭寇的疯狂报复，吃亏的还是我们的游击队和第三战区，所以校长决定将新四军北调华北，不允许他们继续待在第三战区，这也是变相的驱逐，缩减他们的活动空间。
同时，校长指示何应钦和白崇禧将军以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向向八路军正副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发出“皓电”。质问了八路军总部的行动还有人数上升的原因以及作战方面的消极对待。
很显然，新四军和八路军人数的疯狂上升严重的影响了校长的内心，校长对此感到极为忧虑，也对，十年功绩才将共产党限制到了那样的程度，却因为三年的放松，就让那个共产党借着抗战的机会发展到了这种程度，甚至比起红军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如何能让校长放心？换做是我，我也不会放心。
谈判桌上，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一人手拿一份“皓电”，皱着眉头不说话，我心里倒也暗叫可惜，其实我的方法还是有用的，可能他们已经做出了选择，但是校长这一手，直接断绝了新四军在江南地区的活动可能，直接就把新四军赶走，倒也决绝；但是，新四军会乖乖地听命吗？
“欧阳将军，原本我们决定答应您所提出的条件，全军整编加入一百军的，但是蒋委员长的这份电文，是不是，有些不够有诚意呢？或者说您的决定和说法不够有诚意呢？”项英副军长放下了电文，这样问道。
我无奈的摇摇头：“我的本意正是如此，希望可以整编新四军加入一百军的，但是没想到蒋委员长突然发了这封电报，我也没有办法，毕竟我也我要听从国府之命令，蒋委员长既然下令，我也只能遵守，只怪我们有缘无分了，那么既然有了定论，就请新四军按照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北调黄河以北。”
项英副军长说道：“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商议一下，不能立刻给出答复，还请欧阳将军在这里休息一段时间，我将立刻召开会议，共同商讨有关的事情，尽快给您答复。”
我表示不满：“这有什么好讨论的？开会？不就是军队调动吗？开什么会？干什么事情都要开会，这不是政务，是军务，军队的调动，就要快速简洁，哪里来的这么多要求？你们和苏联学这个学那个，苏联的就是一定正确的吗？什么东西都照搬照抄苏联，我们是中国人，不是苏联人！那斯大林杀了那么多人，你们是不是也要杀那么多人？项副军长，你是军人，军人就要服从命令！好了，我想离开了，这里的事情等你们决定好了再通知我。”
项英副军长只好点头答应，我便离开了，在这里待久了，总觉得不是很舒服，还是回到兴化比较放得开。
离开了东台之后，便没有了新四军的消息，一直到了十一月十九日，在我等得不耐烦之际，才接到了新四军的通知，他们已经答应接受校长的要求，北渡长江黄河，校长则立刻下手令：前令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各部，展期开到黄河以北作战。兹再分别地区，宽展时期。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一月三十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希即遵照参谋总长十月皓电所示之作战地境内，共同作战，克尽职守，毋得再误，此令。
得到了这份命令，还有新四军的通知，我即刻启程前往东台，要亲自监督新四军的北移。
进入了东台，叶挺军长亲自来迎接我，笑着对我说到：“处理事情实在是非常的繁琐，各地都要下令，都要吩咐，这才晚了许多时日，所以还请欧阳将军不要怪罪。”
我笑着点点头，随后说道：“忙碌的，应该不是叶挺军长吧？我曾听闻，叶挺军长因为指挥权的事情一度脱离军队达数月之久，这一回为何一直待着，不离开了？”叶挺军长不好意思的笑了笑：“我自己的事情还是清楚的，我的存在，只是一个平衡点，两个党派都需要我而已，要是我不存在，新四军可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我不置可否，笑着随叶挺军长来到了一家饭店，这家饭店比之上一回为我接风的饭店更加高级，可能是东台县城里面最为高级的饭店了，我诧异地问道：“这一回的规格怎么这么高？”
叶挺军长笑道：“无他，只是为了最后一餐饭，所以稍微提高了规格，下一次见面，还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所以，还请欧阳将军不要见外了。”
参加这餐饭局的人不多，也就是那天谈判的四人，看着琳琅满目的美食美酒，我问向项英副军长：“项副军长，久闻共产党清廉，向来不会铺张浪费，也从来没有发生过贪污事件，但是，为何此次的饭食却如此奢华？这些菜式，很多云海连见也没有见过，这可真是大开眼界了啊！这倒是有点儿过去武汉的白鹤庭的规格。”
项英副军长笑道：“我们私人是没有钱的，这些钱都是组织的公款，我们是不会乱用的，这不是请您吃饭，才申请调用的一批款项吗！至于白鹤庭，我也曾经去过一两回，那还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呵呵！”
组织的公款？新鲜的词语，新鲜的理论。
饭局过后，我们正式的商议了一下，正式的确定了新四军北上的路线问题，还有具体的撤退问题，校长已经安排好了一切，只等他们全部撤离了。
最后，我谢绝了项英副军长的相送要求，只请叶挺军长随我走一段路。
“叶军长，听闻您早年也是追随先总理加入了国民党，为何却在之后退党加入了共产党呢？”我好奇的问道，向叶挺军长这类的人，在我们先前的党员里面，并不占少数。这个问题我也很疑惑，很想问一问，只是校长一直以来对这个问题都讳莫如深，从没提起过。
叶挺军长愣了一愣，笑道：“因为我相信苏维埃是可以拯救中国的理论，共产主义是可以拯救中国的主义，在那个四分五裂的时代，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足够强力的政党和一支强力的军队，才能真正的实现国民革命的要求，而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的相差不远，我是在苏联学习的时候接触的共产主义，而且当时正在国共合作期间，我觉得国民革命不够彻底，不能彻底的扫除中国的苦难，所以我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希望可以挽救中国的命运。”
我听着这些话语，突然想起了父亲曾经对我说过的一个故事，我不由得想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叶挺军长：“叶军长，我的父亲，也就是文成先生，在几年前，曾经向我提出过一个问题，他问我，文坛上最具有影响力的人，当首推三人，一人为已故之徐志摩，一人为现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的胡适先生，一人为已故的文学家鲁迅，父亲问我，我最推崇何人，我当时觉得父亲最为交好的是胡适先生，于是我便说，是胡适先生。
但是父亲摇了摇头，说道，他最推崇的，不是胡适先生，不是鲁迅，而是徐志摩。当时我很诧异，我和您现在一样，徐志摩的名声并不是很好，虽然打着自由恋爱的幌子，但是竟然抢夺有夫之妇，硬生生的拆散了人家的家庭，这是何其不道德的做法，实在是有违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他倒好，朋友妻不客气，何其不仗义？最后落得个坠机而死的下场。
他还执意要和陆小曼结婚，举办结婚典礼，还执意要请梁任公出来证婚，梁任公不也在大庭广众之下骂徐志摩，说他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以后务要痛改前非，重作新人。
父亲说，他明白徐志摩的做法是有些不妥，但是，这并不影响他的深远目光和深邃的洞察力；徐志摩在苏联初立之时，曾经去欧洲旅游过，借道苏联，前往欧洲各国游历，在苏联，他以的所见所闻，曾经写过一首小诗。
“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他还说过，在苏联的统治下，你可以得到不少的自由。正如在中世纪教皇治下，你也得到不少的自由；但你的唯一的自由——思想的自由，不再是你的了。
徐志摩游历欧洲是在民国十四年，蒋委员长奉先总理之命考察苏联是在民国十二年，相差两年，蒋委员长以一个军人和政治家的身份和眼光去观察苏联，得出了和徐志摩一样的结论，徐志摩当时仅仅二十四岁，这样的年纪，这样深邃的目光，比起那些在苏联接受教育的人，不知高出了多少倍啊！
叶军长，您还看过他其他的文集吗？尤其是他的欧洲见闻，那些描写欧洲情况的尤其是苏联部分的文章，他写的很细腻，很好，而且他从那以后终身反对苏俄主义，相对于那些时候很多国人疯狂地喜爱着苏俄，徐志摩则早早的表现出了对苏俄的警惕之心，反观今日，我要说的是，徐志摩很有才能，他看到了苏俄的威胁，我们始终都是两个国家，难道我们会成为一个国家吗？国家和国家之间只有利益练习，而没有感情的联系，您不知道吗？
如果苏俄真心帮助中国，何来中东路事件？如果苏俄真心帮助中国，为何要帮助共产党在中国和国民政府对抗？难道苏俄不知道统一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吗？他们都明白，但是很显然，一个统一富强的中国对苏俄而言是个很大的威胁，他们时时刻刻想的是削弱我们而不是帮助我们！
我觉得，很多人的眼光都不如徐志摩，包括那些曾经诟病他的人，虽然我并不喜欢他的人品，但是他的目光之深远，判断力之精准，还是值得我去学习的，可惜他已经作古，否则，我必要与他畅谈一番，去学习他如何用诗人和文学者的角度去考量这个世界。
您知道委员长为什么会在民国十六年发动清党吗？个中缘由我不是很清楚，虽然我不赞成委员长杀死了很多和共产党有联络的普通百姓，那毕竟是不必要的，但是如果您可以考虑到这件事情，您就应该理解，委员长在民国十二年去苏联考察的时候，是有多么的震撼；而当那种情况完整的复制到中华大地上的时候，又会是何种景象？您希望在中华大地上看到这种革命成功的景象吗？”
叶挺军长良久没有说话，我也不好再说些什么，只是叮嘱道：“如果您觉得在这里不能实现您的报复，不是您理想中的那个情况，就请您来一百军吧！一百军的大门永远为您敞开，云海并不在意什么党派政治之争，只是希望可以将倭寇赶出中国，我相信，您也一定是这样的想法。叶军长，云海告辞！”
说完这些话，我也就离开了这里，我与叶挺军长的缘分本来就该到此，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我们之间还会有一段缘分，虽然那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了，但是那件事情让我明白了一件事情，很多的事情似乎都是上天安排好的，让你去经历，去感受，去明悟，最终，你会得到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决定了你的未来，而我的未来，却也是这样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