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李贤微微一笑,还是英俊而且俊雅,他说:“从票房来看它很成功。商业电影目的只是娱乐观众、娱乐大众。观众爱看,就是好片子,观众不爱看,就是差片子。哪有什么低级不低级、表面不表面,不管黑猫还是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市场就是大众喜好,影评人太高高在上了。”
    约定好的时间到了。谢兰生被女主持人带到一楼的小采访室里。兰生穿着一件衬衫,显得十分清爽。
    女主持人说:“首先恭喜《一见钟情》四天票房已经6000万了。谢导认为《一见钟情》最终票房会是多少?”
    “我不知道。”谢兰生笑,“现在已经超出预期了。每多一分都是惊喜。我也非常期待看看最终票房会是多少。”这其实是隐晦呼吁大家都去贡献票房,因为“每多一分都是惊喜。”
    几个常规问题以后,女主持人突然“引战”,寻求话题甚至是噱头:“谢导,您执导的《一见钟情》跟《葡萄美酒夜光杯》在五一档激烈打擂,这一直是电影观众津津乐道的话题。那么,您认为,两部片子孰优孰劣、孰上孰下?不可以说各有千秋哦!”
    “嗯。”谢兰生平静地道,“上映几天太多事了,我还没有来得及看《葡萄美酒夜光杯》。”
    他其实看过,但他此时太真诚了,主持人也无法验证,而谢兰生若没看过自然无法做到回答,于是,主持人只有说:“好吧……”
    不过,到下个问题,主持人便卷入重来了:“前天中午,就在这个直播间,对《葡萄美酒夜光杯》种种争议、种种评论,李贤导演曾回答说,‘商业电影目的就是娱乐观众、娱乐大众。观众爱看,就是好片子,观众不爱看,就是差片子。不管黑猫还是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市场就是大众喜好,影评人太高高在上了。’您同意这个观点吗?澎湃关总也曾说过‘赚钱越多、片子越好’。”不止这个,她还准备了好几条李贤曾经说过的话,让谢兰生做出评价。
    “……”谢兰生的理性知道他该继续糊弄过去,可,他想了想,又想了想,双唇一张,对对方道,“我不同意。”
    “哦?!”主持人明显兴奋了,“为什么呢?!”
    谢兰生说:“的确,有的电影可以改变世界电影,甚至改变世界本身,而有的电影可以让人感到快乐、感到幸福,两种电影都有价值。不是所有电影都要改变世界电影或者改变世界本身。当然,很多很多电影大师可以做到两者兼顾。”
    “嗯。”
    “但,”谢兰生话锋一转,“我认为,商业电影也好,文艺电影也好,一个导演不能否认它本身的文化功能,或者说,不能否认它本身的价值承载功能。何况,中国电影并未分级,未成人年也在观看,他们会受这些电影非常大的……一些影响。嗯,我因为是文艺导演,思想可能有些守旧。”
    主持人只静静听着。
    谢兰生说:“迎合观众什么心理,不迎合观众什么心理,导演心里该有思考、该有取舍。我们做文化、拍电影,是为了这世界更快乐、更美好,是长远的更快乐、更美好,而不是虚妄的、临时的更快乐更美好。我举一个无关痛痒的例子吧,比较微小,省着被人对号入座——我看近年的电视剧男主个个呼风唤雨,霸道总裁走进/走出自己公司的办公室,秘书/助理齐刷刷地起身鞠躬恭迎恭送,观众看了是非常爽,可我就是忍不住想,他们为什么要鞠躬?哪里来的如此重的等级观念、上下尊卑?那么,到现实里,若真有CEO有样学样……现实世界是变差的。好莱坞有分级制度,也讲‘政治正确’,这个标准有待商榷,但商业化电影公司的思路却差不多。而且,我们国家电影产业刚刚起步还不成熟,电影市场主要观众还集中在15到22岁。这些人的电影审美成熟到了指导行业吗?我对此还抱有疑问,没办法立即回答。再说,大众审美是能引导的,你天天放暴力、色情,电影观众也不知道他们可以喜欢别的。”
    顿顿,又说:“所以,我不同意‘赚钱越多、片子越好’。钱不能是一个导演拍电影的唯一追求,他自己的人文情怀、他自己的价值表达很重要。我认为,一个真正的电影导演应有情怀,不能放弃他的本心。我不是说电影要‘正’,我意思是,要有一些人文情怀,黑道电影可以有情怀,犯罪电影也可以有。《出租车司机》很暴力,可是电影展现的是纽约城的浮华空虚,而非以暴力为噱头,一味迎合负面心理。”
    女主持人点点头。
    兰生又道:“我也不同意‘观众爱看,就是好片子,观众不爱看,就是差片子’,我只同意‘观众爱看,它一定有重大优点。’我们没有必要否认类型/题材的区别。而且,商业电影的艺术性、商业小说的文学性,这些东西创作者们也有各自的观点,有人比较重视这些,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但差不差……这怎么看?至少我没觉得差了,比如去年那个《xx》。”末了,兰生又说:“我支持创作的自由,但,我希望导演的表达不以‘钱’为唯一准绳,而有他的其他想法,有他的个人烙印,不千篇一律。”
    很多导演都喜欢说“赚钱就行”“快乐就好”,谢兰生却始终认为真的导演需要情怀,他十分古板。虽然,他也理解一些导演把票房当从业目的,换作平时也不会说什么。
    “嗯,”主持人问谢兰生,“谢导,您没放弃您的本心过,是吗?”
    兰生安静了一会儿,说:“其实有半次……我大二时。”
    “哦?半次?”主持人又挖到料了,“具体说说?”
    谢兰生答:“大二那年,学校有个短片经费,我们导演系本科生每人提交一个计划,看过以后负责老师会决定把经费给谁,也就是说,我们只有一个同学能拿到钱、能拍个片。我……我当时太想拍片了,写了一个我知道会很有竞争力的故事,而不是我真正想拍的故事,最后果然拿到经费。但是,学生名单公布那天我放弃了这个名额,我察觉到这违背了我当导演的意图,我意识到我太蠢了。顺便说句,当时一个同班同学跟我一样换了计划,而负责的那位老师支持我们当时的做法。那个同学突然发现,这个行业不仅缺导演,还缺陪伴导演的人,他现在是一个制片,是我《星河》时的制片。”
    “哇……”
    “从此,我每部片子都是给我自己的一首情诗。”
    “哇……”主持人也被感染了。
    时间很快过去,谢兰生结束了采访。
    …………
    到晚上6点,这个采访被发出来。兰生还是没有审稿,也许天真,但他想给人些自由。
    刊发内容跟采访差不多,只不过,“打擂”意味更重一些,硝烟味儿更重一些。
    谢兰生没想到的是,在看过了兰生、李贤对“商业片”的定义后,绝大多数电影观众兰生、骂李贤。他们道:
    【支持谢兰生……】
    【支持谢兰生+1。】
    【二人格局高下立判啊。】
    【啊,我真是根墙头草呢。昨天觉得李贤说的很有道理非常正确,今天看完谢兰生的又站到了另一队里,[哈哈]。】
    【我也是……】
    【不是,李贤能把“毫无灵魂”说的这么清新脱俗吗?】
    【两个导演一个有追求,一个没有追求,作品是会有区别的,观众不是傻子呀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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