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一直都是王秋在谢昌云办公室里帮他守电话，一听到电话铃响，王秋下意识的伸了下手，马上反应过来谢昌云此刻就在旁边，便又赶紧把手收了回来。
谢昌云拿起电话一听，原来是陈济棠从重庆打来的。
“伯公，这么晚了还没有休息？明天能不能回来？”
但陈济棠没有回答谢昌云的提问，而是以很低沉的语气道：“我现在在委员长这里。德国大使陶德曼刚刚转告了日本外务省的口头紧急照会，内容是要求我们允许被包围的日军携带轻武器转移到海上。条件有两个，第一是日本将以两倍的中国战俘做交换；第二是在华中、华东和华南以目前战线为界，日本在八个月内不主动采取任何大规模军事行动。这件事陶德曼已经和其他人通了风，委员长没有办法压住，国防委员会常务会议连夜就要进行讨论，委员长让我马上问一下你的意见。”
谢昌云浑身一震！
日本人又玩起了阴谋手段。馅饼画的不小！而且动作也够快的！
对日本的第二个条件没有人会根本相信。先有塘沽协定，后又有何梅协定，可是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哪一个不是日本人以小借口挑起了大争端，然后借机扩大侵略。
再说，华北、中原、西北怎么办？日军还不是可以再那些地方大打。
但是对于一直没有稳住阵脚的中国来说，能够在主权和政治上不妥协的前提下获得一个暂时喘息的机会，还是为很多人所期盼。
加上那些投降妥协势力借机公开活动、推波助澜，恐怕赞成之人或态度不明之者，也会为数也不会少。
不过要是没有第一个条件，四战区对此完全可以不加理会，重庆那些人也鞭长莫及。
可要命的就是这个战俘交换的条件，却把谢昌云给为难住了。
能换回十几万的被俘官兵，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
虽然除了粤系部队之外，其他部队与日军正面对阵，二比一的兵力肯定敌不过日军，伤亡比例也会远远超出。可这远不是一个只用数字计算的简单问题，它涉及到了对被俘人员的态度、涉及到了有关公约和国际看法、涉及到了无数被俘人员的亲属
如果四战区不同意这个交换条件，那么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就要由他谢昌云和陈济棠来承担了，四战区和广东极力塑造的开明进步形象也会受到严重的削弱。
但另一方面，花费了极大的精力和财力、伤亡了近万人，好不容易围住了七万多日军。如果就这样放手，谢昌云实在是于心不甘呀！
不只是谢昌云，四战区所有官兵也会是同样的心情。
而蒋介石也是面临着和谢昌云一样的处境，而且还要面临与政敌的角逐，恐怕情况还要糟糕。
谢昌云平复了一下心中的愤怒，想了约一分钟之后已经基本整理出了头绪，但还是先问道：“伯公的意思如何？”
陈济棠一直在电话里等待，听到谢昌云问话，便刻意提高了嗓音道：“时至今日，你我已是一体，这个决心你来下，我陈伯南跟随便是。但广东和四战区言明的不与日本谈判的立场余音未尽，切不可让人觉得出尔反尔。”
从谢昌云的语气中，陈济棠听出了他有松动的意思，所以就提醒了谢昌云在策略上要注意的重点。
谢昌云道：“伯公过谦了！四战区大局还要靠伯公来维持。我认为有必要做好交换装备，但我们不能直接出面，并且还要对日本提出的第一个条件要做以下改动。第一，双方只交换非武装人员，而且比例还要设法提高；第二，由美、英、法、德四国派出观察组，监督人员交换过程；第三，人员交换过程中，日本航空母舰不得出海、不得向华南和东南沿海运送兵力，并接受中立国海上和空中监督；第四，日军不得破坏武器装备；第五，明天中午十一点为最后答复时间。另外还有两点就是我们内部的了，第一，是否同意与日军交换，我们要依据军事委员会的正式命令执行；第二，所有换回来的被俘官兵一律交给四战区。我暂时只能想到这么多了，伯公有什么想法只管加上去。这些条件日本如果不同意，时间一过那就不怨我们了。另外我们赶紧分两下活动，伯公你那里一是把我们的意见提交委员长，另一个是立刻向美英法大使通报。我这边也要向将领们说明并重新部署。”
短促之间，谢昌云能想到这些也不容易了！
陈济棠道：“昌云，你这几条我都同意，能争取的我一定尽力多争取。我这就去向委员长报告，对幄奇（余汉谋字）他们就难为你尽心安抚一下了！”
放下电话，谢昌云再抬头一看，何欣怡和王秋都不见了。
谢昌云拿起茶杯“咕咚咕咚”灌了几口，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了一会儿，又坐到桌子后面拿起笔边想边写了一阵，然后就一个接一个的打起了电话。
此时，前线官兵和进入了睡梦的人们，还不知道后方正在酝酿着一次剧变。
而四战区的主要将领们，在得到谢昌云可能会考虑放走日军的提前招呼之后，无一不仰天长叹、顿足捶胸！
但细想过后，他们也明白陈济棠和谢昌云这是不得也而为之。
换做他们，面对十几万被俘官兵的归宿，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予以拒绝。
后半夜两点过后，一直在尝试突围的日军停止了一切行动，数百平方公里的战场上枪炮声逐渐稀落，最后进入了一片安静之中。
凌晨四点四十分，陈济棠给谢昌云打来电话告知，国防委员会常委会经过数小时激烈争论，已经做出了接受在日本原有条件之上再增添四战区提出的内容，并将交换比例提高到二点五比一，作为决不可再让一步的最后决定。
同时，美英法、包括德国大使在内，都对四战区的人道和宽容态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表示愿意积极给与协助。
至于怎么样个激烈争论，电话里陈济棠不好详说，谢昌云也没有想细问。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给空军和前敌指挥部下达新的指令，一方面做好接受日军缴械的准备，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日军使用欺诈手段借机突围。
谢昌云已经有四天三夜没有睡觉了。
可细细一想，要做的事情还相当之多，甚至比打仗还要麻烦，谢昌云觉得靠自己根本就理不顺。
于是不管是醒着的还是在床上的，总参议方鸿进、战区正副参谋长、政治部正副主任、联勤部正副部长、多名处长科长等二十多人，很快就被谢昌云召集了过来。
上午九点，广播中并没有传出人们盼望的痛歼日军的喜讯，何欣怡只是以较平静的语气，宣布了第四战区部队于夜间粉碎了日军多次突围行动的消息。
其实何欣怡也不知道没有连夜对日军发起攻击的具体原因，只是相对昨天的巨大逆转来说，她自己都感到一夜歼敌三千余人的战绩，实在是无法鼓起自己和听众的激情来。
将近十点钟，陈济棠又来电话，告知谢昌云说陶德曼请求将日本的最后答复时间延长到十四点，蒋介石和他已经表示了同意。另外军事委员会和国际观察组的先遣人员已飞往广州。
两处被围的日军显然是得到了通知，天亮之后并没有进行突围，而四战区部队暂停了原来的进攻计划，天一亮就派出了大批飞机监视日军动向。
同时日军“龙骧号”航空母舰也没有起飞舰载机，并且不知去向。
所以从军事方面考虑，就是再延长一天谢昌云也不在意，关键是要保持占据主动的气势。
因此谢昌云也没有力争坚持原来的期限，反而告诉陈济棠，如果日本再提出延长时间的要求，四个小时之内就由他做主了。
中午十三点一刻，先已动身的军事委员会协调组和多国外交人员组成的观察组的两架飞机抵达了广州。
十三点四十分，军事委员会向四战区正式下达了停止对敌攻击的命令。
由驻广州领事馆、驻香港英军、驻湛江法军紧急抽调的国际观察员也从陆路或空中源源抵达广州或惠阳。
下午十六点三十分，四战区部队开始分路进入日军阵地，在国际观察员的协助下收缴日军武器，对被围日军进行清点造册，并给已解除武装的日军补充了一批粮食。
根据双方协议，日军可不算做投降，也不算作俘虏，在解除武装之后被冠以了“奉命脱离战场的非战斗人员”名称。
这只是个形式，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不过反过来看，如果不做适当让步，硬是要这些受武士道精神熏染的日军公开投降的话，恐怕最后没有多少能够活下来的。
晚上十九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外宣布了由总参谋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日本军方代表板垣征四郎于当天下午在宜昌签订的《军事行动约束协定书》。
没有多少愤怒，也没有多少欢呼。除了被俘和失踪人员家属之外，更多的人选择了惋惜和沉默。
这虽然是近代中日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国占据主动地位的停战和交换协议，第一次有成建制并且数量惊人的日军被缴械，而且换回了近二十万被俘军人，还可能获得短暂的喘息。但大片富庶的国土仍在敌人控制之下，抗战的局面仍扑朔迷离，七万余日军得以免除彻底覆灭的下场。谁又能高兴得起来呢？
同时，谁又能指责出来什么呢？
晚上九点，何欣怡在宣布了关于四战区接受军事委员会命令、战场已经停火、日军开始缴械集中等消息之后，接着又以哽咽的声音向数千牺牲的将士和同胞表示了缅怀，向即将归来的被俘官兵表示了殷切盼望，可以说是国人此时此刻的心情的真实写造。
不过，何欣怡最后宣布的四战区的一项广告，还是给国人带来了极大的安慰和鼓舞。
四战区决定对这次幸运逃脱灭亡的日军将逐一造册登记，如发现其中有人再敢对中国被俘官兵和百姓有摧残行为，第四战区将把其作为战争罪犯对待。
最后，何欣怡以第七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谢昌云的原话作为了结束语。
“请全国同胞放心，我们能够放走日军，就能够把他们再抓回来或消灭掉！中华民族必将会迎来抗战的最后胜利！”
铿锵有力的声音在夜空中久久回荡！
五月七日下午，除了少佐以上军官被允许保留佩刀，七万三千六百六十二名日军全部被解除了武装、并被逐一登记，两千七百一十一名重伤日军官兵被允许先行撤往海岸，六千余日军尸体也被移交。
十二个国际观察组、六十名观察员和一百余位广东民众代表见证了这一过程。
四战区从战场共收缴完好的120mm火炮二十六门，其余各类火炮二百五十余门，坦克装甲车二十九辆，各类枪支六万三千余支（挺），掷弹筒四百三十余具，汽车一百二十余辆、军马四千一百余匹，其余炮弹、子弹、手榴弹等弹药和军需物资不计其数。
有人粗算了一下，这些缴获至少价值上千万元。
但在随后对战场进一步仔细清理的过程中，又在原日军阵地上挖出了被日军埋在地下的大批毒气罐和三百余颗化学炮弹。
这是一个十分令人震惊的消息！
各国观察员纷纷摄影和拍照，记录下了日军违法国际公约和交换协定的铁证。
四战区随即宣布，由于日军违反了达成的约定，将扣留对此事负有责任的日军第五师团师团长等三名将官、两名大佐等十二名日军军官，把其从应交换人员名单中剔除，并立刻将上述人员单独予以拘押。
这一突变使得原本平静的局面又紧张了起来。
在德国大使的紧急斡旋下，中国最后同意了日本支付十七万英镑的化学武器销毁费用、保证今后不再使用化学武器、并由十二名军官签名确认其携带并藏匿化学武器的行为作为补偿条件，并将被拘押人员重新列入交换名单，从而很快的处理了这一意外事件。
日本偷鸡不成蚀把米，丢钱又丢人！
谢昌云拿起电话一听，原来是陈济棠从重庆打来的。
“伯公，这么晚了还没有休息？明天能不能回来？”
但陈济棠没有回答谢昌云的提问，而是以很低沉的语气道：“我现在在委员长这里。德国大使陶德曼刚刚转告了日本外务省的口头紧急照会，内容是要求我们允许被包围的日军携带轻武器转移到海上。条件有两个，第一是日本将以两倍的中国战俘做交换；第二是在华中、华东和华南以目前战线为界，日本在八个月内不主动采取任何大规模军事行动。这件事陶德曼已经和其他人通了风，委员长没有办法压住，国防委员会常务会议连夜就要进行讨论，委员长让我马上问一下你的意见。”
谢昌云浑身一震！
日本人又玩起了阴谋手段。馅饼画的不小！而且动作也够快的！
对日本的第二个条件没有人会根本相信。先有塘沽协定，后又有何梅协定，可是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哪一个不是日本人以小借口挑起了大争端，然后借机扩大侵略。
再说，华北、中原、西北怎么办？日军还不是可以再那些地方大打。
但是对于一直没有稳住阵脚的中国来说，能够在主权和政治上不妥协的前提下获得一个暂时喘息的机会，还是为很多人所期盼。
加上那些投降妥协势力借机公开活动、推波助澜，恐怕赞成之人或态度不明之者，也会为数也不会少。
不过要是没有第一个条件，四战区对此完全可以不加理会，重庆那些人也鞭长莫及。
可要命的就是这个战俘交换的条件，却把谢昌云给为难住了。
能换回十几万的被俘官兵，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
虽然除了粤系部队之外，其他部队与日军正面对阵，二比一的兵力肯定敌不过日军，伤亡比例也会远远超出。可这远不是一个只用数字计算的简单问题，它涉及到了对被俘人员的态度、涉及到了有关公约和国际看法、涉及到了无数被俘人员的亲属
如果四战区不同意这个交换条件，那么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就要由他谢昌云和陈济棠来承担了，四战区和广东极力塑造的开明进步形象也会受到严重的削弱。
但另一方面，花费了极大的精力和财力、伤亡了近万人，好不容易围住了七万多日军。如果就这样放手，谢昌云实在是于心不甘呀！
不只是谢昌云，四战区所有官兵也会是同样的心情。
而蒋介石也是面临着和谢昌云一样的处境，而且还要面临与政敌的角逐，恐怕情况还要糟糕。
谢昌云平复了一下心中的愤怒，想了约一分钟之后已经基本整理出了头绪，但还是先问道：“伯公的意思如何？”
陈济棠一直在电话里等待，听到谢昌云问话，便刻意提高了嗓音道：“时至今日，你我已是一体，这个决心你来下，我陈伯南跟随便是。但广东和四战区言明的不与日本谈判的立场余音未尽，切不可让人觉得出尔反尔。”
从谢昌云的语气中，陈济棠听出了他有松动的意思，所以就提醒了谢昌云在策略上要注意的重点。
谢昌云道：“伯公过谦了！四战区大局还要靠伯公来维持。我认为有必要做好交换装备，但我们不能直接出面，并且还要对日本提出的第一个条件要做以下改动。第一，双方只交换非武装人员，而且比例还要设法提高；第二，由美、英、法、德四国派出观察组，监督人员交换过程；第三，人员交换过程中，日本航空母舰不得出海、不得向华南和东南沿海运送兵力，并接受中立国海上和空中监督；第四，日军不得破坏武器装备；第五，明天中午十一点为最后答复时间。另外还有两点就是我们内部的了，第一，是否同意与日军交换，我们要依据军事委员会的正式命令执行；第二，所有换回来的被俘官兵一律交给四战区。我暂时只能想到这么多了，伯公有什么想法只管加上去。这些条件日本如果不同意，时间一过那就不怨我们了。另外我们赶紧分两下活动，伯公你那里一是把我们的意见提交委员长，另一个是立刻向美英法大使通报。我这边也要向将领们说明并重新部署。”
短促之间，谢昌云能想到这些也不容易了！
陈济棠道：“昌云，你这几条我都同意，能争取的我一定尽力多争取。我这就去向委员长报告，对幄奇（余汉谋字）他们就难为你尽心安抚一下了！”
放下电话，谢昌云再抬头一看，何欣怡和王秋都不见了。
谢昌云拿起茶杯“咕咚咕咚”灌了几口，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了一会儿，又坐到桌子后面拿起笔边想边写了一阵，然后就一个接一个的打起了电话。
此时，前线官兵和进入了睡梦的人们，还不知道后方正在酝酿着一次剧变。
而四战区的主要将领们，在得到谢昌云可能会考虑放走日军的提前招呼之后，无一不仰天长叹、顿足捶胸！
但细想过后，他们也明白陈济棠和谢昌云这是不得也而为之。
换做他们，面对十几万被俘官兵的归宿，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予以拒绝。
后半夜两点过后，一直在尝试突围的日军停止了一切行动，数百平方公里的战场上枪炮声逐渐稀落，最后进入了一片安静之中。
凌晨四点四十分，陈济棠给谢昌云打来电话告知，国防委员会常委会经过数小时激烈争论，已经做出了接受在日本原有条件之上再增添四战区提出的内容，并将交换比例提高到二点五比一，作为决不可再让一步的最后决定。
同时，美英法、包括德国大使在内，都对四战区的人道和宽容态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表示愿意积极给与协助。
至于怎么样个激烈争论，电话里陈济棠不好详说，谢昌云也没有想细问。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给空军和前敌指挥部下达新的指令，一方面做好接受日军缴械的准备，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日军使用欺诈手段借机突围。
谢昌云已经有四天三夜没有睡觉了。
可细细一想，要做的事情还相当之多，甚至比打仗还要麻烦，谢昌云觉得靠自己根本就理不顺。
于是不管是醒着的还是在床上的，总参议方鸿进、战区正副参谋长、政治部正副主任、联勤部正副部长、多名处长科长等二十多人，很快就被谢昌云召集了过来。
上午九点，广播中并没有传出人们盼望的痛歼日军的喜讯，何欣怡只是以较平静的语气，宣布了第四战区部队于夜间粉碎了日军多次突围行动的消息。
其实何欣怡也不知道没有连夜对日军发起攻击的具体原因，只是相对昨天的巨大逆转来说，她自己都感到一夜歼敌三千余人的战绩，实在是无法鼓起自己和听众的激情来。
将近十点钟，陈济棠又来电话，告知谢昌云说陶德曼请求将日本的最后答复时间延长到十四点，蒋介石和他已经表示了同意。另外军事委员会和国际观察组的先遣人员已飞往广州。
两处被围的日军显然是得到了通知，天亮之后并没有进行突围，而四战区部队暂停了原来的进攻计划，天一亮就派出了大批飞机监视日军动向。
同时日军“龙骧号”航空母舰也没有起飞舰载机，并且不知去向。
所以从军事方面考虑，就是再延长一天谢昌云也不在意，关键是要保持占据主动的气势。
因此谢昌云也没有力争坚持原来的期限，反而告诉陈济棠，如果日本再提出延长时间的要求，四个小时之内就由他做主了。
中午十三点一刻，先已动身的军事委员会协调组和多国外交人员组成的观察组的两架飞机抵达了广州。
十三点四十分，军事委员会向四战区正式下达了停止对敌攻击的命令。
由驻广州领事馆、驻香港英军、驻湛江法军紧急抽调的国际观察员也从陆路或空中源源抵达广州或惠阳。
下午十六点三十分，四战区部队开始分路进入日军阵地，在国际观察员的协助下收缴日军武器，对被围日军进行清点造册，并给已解除武装的日军补充了一批粮食。
根据双方协议，日军可不算做投降，也不算作俘虏，在解除武装之后被冠以了“奉命脱离战场的非战斗人员”名称。
这只是个形式，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不过反过来看，如果不做适当让步，硬是要这些受武士道精神熏染的日军公开投降的话，恐怕最后没有多少能够活下来的。
晚上十九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外宣布了由总参谋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日本军方代表板垣征四郎于当天下午在宜昌签订的《军事行动约束协定书》。
没有多少愤怒，也没有多少欢呼。除了被俘和失踪人员家属之外，更多的人选择了惋惜和沉默。
这虽然是近代中日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国占据主动地位的停战和交换协议，第一次有成建制并且数量惊人的日军被缴械，而且换回了近二十万被俘军人，还可能获得短暂的喘息。但大片富庶的国土仍在敌人控制之下，抗战的局面仍扑朔迷离，七万余日军得以免除彻底覆灭的下场。谁又能高兴得起来呢？
同时，谁又能指责出来什么呢？
晚上九点，何欣怡在宣布了关于四战区接受军事委员会命令、战场已经停火、日军开始缴械集中等消息之后，接着又以哽咽的声音向数千牺牲的将士和同胞表示了缅怀，向即将归来的被俘官兵表示了殷切盼望，可以说是国人此时此刻的心情的真实写造。
不过，何欣怡最后宣布的四战区的一项广告，还是给国人带来了极大的安慰和鼓舞。
四战区决定对这次幸运逃脱灭亡的日军将逐一造册登记，如发现其中有人再敢对中国被俘官兵和百姓有摧残行为，第四战区将把其作为战争罪犯对待。
最后，何欣怡以第七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谢昌云的原话作为了结束语。
“请全国同胞放心，我们能够放走日军，就能够把他们再抓回来或消灭掉！中华民族必将会迎来抗战的最后胜利！”
铿锵有力的声音在夜空中久久回荡！
五月七日下午，除了少佐以上军官被允许保留佩刀，七万三千六百六十二名日军全部被解除了武装、并被逐一登记，两千七百一十一名重伤日军官兵被允许先行撤往海岸，六千余日军尸体也被移交。
十二个国际观察组、六十名观察员和一百余位广东民众代表见证了这一过程。
四战区从战场共收缴完好的120mm火炮二十六门，其余各类火炮二百五十余门，坦克装甲车二十九辆，各类枪支六万三千余支（挺），掷弹筒四百三十余具，汽车一百二十余辆、军马四千一百余匹，其余炮弹、子弹、手榴弹等弹药和军需物资不计其数。
有人粗算了一下，这些缴获至少价值上千万元。
但在随后对战场进一步仔细清理的过程中，又在原日军阵地上挖出了被日军埋在地下的大批毒气罐和三百余颗化学炮弹。
这是一个十分令人震惊的消息！
各国观察员纷纷摄影和拍照，记录下了日军违法国际公约和交换协定的铁证。
四战区随即宣布，由于日军违反了达成的约定，将扣留对此事负有责任的日军第五师团师团长等三名将官、两名大佐等十二名日军军官，把其从应交换人员名单中剔除，并立刻将上述人员单独予以拘押。
这一突变使得原本平静的局面又紧张了起来。
在德国大使的紧急斡旋下，中国最后同意了日本支付十七万英镑的化学武器销毁费用、保证今后不再使用化学武器、并由十二名军官签名确认其携带并藏匿化学武器的行为作为补偿条件，并将被拘押人员重新列入交换名单，从而很快的处理了这一意外事件。
日本偷鸡不成蚀把米，丢钱又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