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于三月三日下午三点半钟收到了蒋介石请毛泽东赴南岳会谈的邀请。
经毛泽东、张闻天等紧急碰面之后，晚上七点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大部分与会人员担心毛泽东的安全，表示不能答应蒋介石请毛泽东赴南岳会面的邀请，同时也建议取消原来做出的同意毛泽东前往广东的决定。
也有诸如张闻天等少数人，倾向毛泽东应与蒋介石就全国抗战局势和国共双方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进行面对面的商榷。
虽然是少数，但其中差不多都是政治局委员，所以与多为列席人员为主的反对者也算是势均力敌。
归结到最后，实际上就要看毛泽东自己的态度了。
对自己赴西安的安全问题毛泽东并不十分担心，蒋介石目前的策略是在稳定抗战大局的情况下采取措施限制共产党的发展，而且还有自己学生谢昌云的制约，所以毛泽东料定蒋介石目前还不敢起谋害之心。
毛泽东所要考虑的是去与不去两种选择，对共产党所会产生的利弊。
所以毛泽东抽了大半包香烟、见会议仍然没有统一意见之后，便提出来道：“我感谢同志们对我的安全的关心，不过这并不是一个主要问题，我建议暂时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以便我们能集中精力来研究其它方面。本来只是一个赴广东和赣南参观的事情，现在却弄到了国共两党对消除内战的态度如何的高度上来了，我们还有退路吗？是在政治上避免被动、还是通过较量来赢得主动？请同志们摆摆你们的道理，加以认真的分析判断。”
从毛泽东的话意中，其实已经可以听出他的倾向。
毛泽东刚说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就道：“我刚才又思考了一下，除了我之前所说的那些因素之外，还必须要考虑像谢昌云这样坚定支持我们党的党外同志或朋友的感受，他能不怕国民党的猜疑请毛泽东同志赴广东，我们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因蒋介石设置的障碍而退缩，无疑会对谢昌云造成很大不利。而谢昌云又是党外能与我们亲密合作的最大的一支力量，如果我们连他的处境都可以不顾，就会给赞成我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界人士带来各种疑虑，使之由积极态度转而变为观望态度，使我党已经开创的局面受到严重削弱。”
张闻天也接着道：“去年下半年以来，国民党逐步加强了对我们各根据地的封锁，在其控制区也对我党活动加以多方限制，但是唯独陕甘宁特区是个例外。究其原因，除了我党反击国民党进攻的态度坚决之外，特区具有开放的经济和完整的工业体系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这说明了军事手段和经济手段、军事手段相结合向外发展，是我们打破国民党封锁和限制的最佳方式。泽东同志赴广东参观考察，是我们在政治上打破国民党封锁的一个主动出击，蒋介石提出要在这之前与泽东同志会面，是对我们出击所做出的堵截。是击破他们的堵截、还是退回到我们的出发地，两者之间的结果具有根本性的区别。”
王稼祥和张闻天对自己观点所做的进一步说明，比他们一开始所做的发言更深入了一些，道理非常的充足，引起了许多人都注意和重新思考。
而王明虽然已经无力再与毛泽东争夺中共领袖地位，但依然保持着与毛泽东唱反调的态度，于是他向周围看了一下，以高出其他人的声音便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道：“虽然泽东同志与蒋介石会谈可以使我们变被动为主动，但是如果什么也谈不成，我们反而会重新陷于被动，与其没有让会谈取得成功的把握，我们还不如不走这一步。而且去广东也是同样，只是去走一走看一看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谢昌云在广东搞的那一套能有多少可以让我们借鉴的？难道还能比苏联的经验更好吗？”
原先反对的人当中，有几个人因为毛泽东排除了安全因素暂不考虑，正感到拿不出有力的理由来坚持自己的意见，现在经王明的提示立刻找到了依据，于是从另一方面又活跃起来。
会议再次陷入激烈争执当中。
毛泽东的眼中闪过了一丝不悦。这几个人虽然是出于各种打算无意当中附和了王明，甚至有继续担心毛泽东安全的因素在里面，但对于这种在关键时刻掌握不住根本立场的人，毛泽东还是决定敲打一下他们。
只见毛泽东使劲的吸了一口香烟，然后将将吸进腹中的烟气一吐而尽道：“苏联的那些我们学不起，也没有那个环境来学。苏联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之前，俄国就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工业和产业工人队伍，但我们的革命主要依赖的是广大的农民，所以我们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正是根据我们和苏联在革命的基础力量和对象存在很大不同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在这一方面，我们和谢昌云所推行的做法既有分歧、但也有相近的地方，有什么不可以互相借鉴的呢？要是按王明同志的说法，我们和南华公司搞的那些联营体岂不是要解散？或者是干脆把它夺过来算了，让我们共产党不但成为帝国主义、日本侵略者、官僚资本主义的敌人，还要成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共同敌人。我看到了那一步，我们自己就把自己捆住了，蒋介石也不用和我们坐在一起来谈了。至于我们这次和蒋介石谈什么、能起到多大的效果，这与谈不谈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有些同志不主张谈，这是变相的逃跑主义，因为你们害怕与国民党的另一种形式的斗争；有些同志认为通过谈判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主义，因为蒋介石不会轻易放弃他的反攻立场。这两种观点我们都要反对。我们答应蒋介石，等于是避免了政治上的被动；在会谈中提出我们的最基本要求、公开申明我们最基本的纲领，则是取得进一步主动权的必要手段。至于蒋介石会不会让步、会让多大的步？这并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主要目标。但是从策略上来说，也不是不可以用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利益。西安事变时，我们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把它改为了联蒋抗日，因而才有了今天的大好局面，而且对这一点全党是有一致共识的。因此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是我们最根本的斗争手段。”
毛泽东尖刻的评击具有相当大的震慑力，立刻平息了会场的争论，并主导了会议的方向。
方鸿进和何欣怡到达延安之后很快就与毛泽东见了面，分别向毛泽东转交了陈济棠和谢昌云给毛泽东的信、并征询了毛泽东对前往广东参观行程方面的主要意见。
接着，方鸿进和何欣怡又与中共有关部门负责人就具体安排开始了磋商。半个下午的会谈进展的十分顺利，但是晚饭之前，原定晚上继续进行的会谈被临时取消了。
得知了情况变化的原因之后，方鸿进与何欣怡只好耐心的等待着中共做出新的决定。
到延安后一直没有闲下来的何欣怡，也正好借此机会与公公婆婆和贺子珍谈起了家常。
说了一会儿话之后，谢茂学就问道：“欣怡，如果毛主席去不成广东，你和昌云的意见是我们继续留在延安呢？还是和你们一起回去？”
何欣怡道：“爸，我来之前还不知道会有这样一个变化，所以一切都是按毛主席能够成行来计划的，考虑到时候飞机可能坐不下，准备先把您和妈接回去。可现在出现了意外，昌云也没说怎么办，但是我自己考虑如果毛主席暂时不能去广东，爸妈还是留在延安住一段时间比较好，免得造成一些其它的不利影响。”
谢茂学赞许道：“欣怡你说的很对，我也是这样打算的。蒋介石从中作梗，我们决不可被他牵着走。要是这样的话，到时候你再辛苦一趟把岭儿接来，我们在延安就多住上一些时日。正好还可以让昌敏也来延安看看。”
贺子珍道：“是呀！我有五年多没有见到昌敏了，真想早一天见到她。本来这次我还想回趁这次到赣南的机会回家乡看看，给父母上个坟，再让昌云把我妹妹贺怡从新四军贵溪办事处接来见个面。现在情况一变，也不知能否如愿。”
何欣怡道：“婶娘，不行您就和我一起走，然后我陪您到去赣州。等您把要办的事情都办了，我再把您和岭儿一起送回来。”
贺子珍道：“这也是个办法，不然我的心总是放不下来。”
不过几人议商议的这些办法都没有用上。
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终于以绝大多数人赞同、极少数人保留意见，做出了同意毛泽东赴西安与蒋介石会面的决议，并针对可能发生的意外制定了相应的对策。
这时时间已经是后半夜两点多钟了，还在毛泽东家等候消息的何欣怡立刻赶到了招待所，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方鸿进。
在对毛泽东的行程安排做了重新调整之后，方鸿进和何欣怡于三月五日带着谢茂学夫妇陪同贺子珍母女先期离开延安。
三月十日凌晨三点多，谢昌云乘飞机才韶关起飞，于上午八点三十抵达了延安。
谢昌云没有离开机场，两架在机场仅停留了十分钟，等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等人上了飞机之后便立刻又起飞了。
同时华南空军的六架p40战斗机也从长沙机场起飞，准备在豫西上空接应专机并进行护航。
两架dc3客机去年就更换了1275马力发动机，飞行时速还略高于日军九六式战斗机，如果不是正面堵截，日军飞机基本上对dc3构不成多大威胁。
在没有雷达和地面引导的情况下，日军即便是获得了情报，在辽阔的天空中也极难从正面堵截到专机和护航机群。
飞机刚起飞，毛泽东看着窗外下方渐渐变小的景物，饶有兴趣的拍着座椅扶手道：“昌云呀！我被飞机炸的次数都数不过来了，有国民党的，有日本人的，但是坐飞机我还是第一次。有人不是说我们是土包子吗？今天我这个土包子也开洋荤了！”
周恩来接过话道：“主席，这说明我们党已经张开了双翼开始翱翔了！”
毛泽东道：“恩来同志这个比喻很恰当。另外还要加上一句飞得高、看得远，就可以表达出我们这一次出来的目的了！昌云，你说是不是样呀！”
谢昌云道：“毛主席，您刚才的话让我想起了您的一些诗句。‘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尽自由；’‘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都是给人以一种居高远望、大气磅礴的感觉，毛主席的意境我可形容不了！”
毛泽东道：“人的意境是在不断的攀登中提炼出来的。我家乡的韶山峰据说也是南岳七十二峰之一，小的时候我上去过，除了好玩，并没有多大的体验。南岳庙我也去过，还登上了祝融峰，不过那是去烧香磕头，让菩萨保佑母亲的病体早日康复。但是自从我们党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之后，井冈山、武夷山、乌蒙山、大雪山、六盘山，包括了延安的凤凰山，虽然是有高有低，象征着我们的道路坎坷，但是我们始终在朝前走，我们的方向也越来越明确，我们的眼界和思想也越来越开阔。一九二七年秋，我带着秋收暴动的队伍离开湖南上了井冈山，时间过去了十二年多，我又要坐着飞机回湖南。人们都说十二年是一个轮回，等到下一个轮回，我相信我们就将站在更高的起点上。”
此刻毛泽东身上所焕发出来的气势，比谢昌云之前任何一次感受的都要强烈。
带领中共挺过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力量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壮大，并且稳固了在党内的地位，现在又可以与蒋介石对等的谈话，这一切无疑使毛泽东的自信心更为坚定了。
经毛泽东、张闻天等紧急碰面之后，晚上七点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大部分与会人员担心毛泽东的安全，表示不能答应蒋介石请毛泽东赴南岳会面的邀请，同时也建议取消原来做出的同意毛泽东前往广东的决定。
也有诸如张闻天等少数人，倾向毛泽东应与蒋介石就全国抗战局势和国共双方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进行面对面的商榷。
虽然是少数，但其中差不多都是政治局委员，所以与多为列席人员为主的反对者也算是势均力敌。
归结到最后，实际上就要看毛泽东自己的态度了。
对自己赴西安的安全问题毛泽东并不十分担心，蒋介石目前的策略是在稳定抗战大局的情况下采取措施限制共产党的发展，而且还有自己学生谢昌云的制约，所以毛泽东料定蒋介石目前还不敢起谋害之心。
毛泽东所要考虑的是去与不去两种选择，对共产党所会产生的利弊。
所以毛泽东抽了大半包香烟、见会议仍然没有统一意见之后，便提出来道：“我感谢同志们对我的安全的关心，不过这并不是一个主要问题，我建议暂时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以便我们能集中精力来研究其它方面。本来只是一个赴广东和赣南参观的事情，现在却弄到了国共两党对消除内战的态度如何的高度上来了，我们还有退路吗？是在政治上避免被动、还是通过较量来赢得主动？请同志们摆摆你们的道理，加以认真的分析判断。”
从毛泽东的话意中，其实已经可以听出他的倾向。
毛泽东刚说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就道：“我刚才又思考了一下，除了我之前所说的那些因素之外，还必须要考虑像谢昌云这样坚定支持我们党的党外同志或朋友的感受，他能不怕国民党的猜疑请毛泽东同志赴广东，我们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因蒋介石设置的障碍而退缩，无疑会对谢昌云造成很大不利。而谢昌云又是党外能与我们亲密合作的最大的一支力量，如果我们连他的处境都可以不顾，就会给赞成我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界人士带来各种疑虑，使之由积极态度转而变为观望态度，使我党已经开创的局面受到严重削弱。”
张闻天也接着道：“去年下半年以来，国民党逐步加强了对我们各根据地的封锁，在其控制区也对我党活动加以多方限制，但是唯独陕甘宁特区是个例外。究其原因，除了我党反击国民党进攻的态度坚决之外，特区具有开放的经济和完整的工业体系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这说明了军事手段和经济手段、军事手段相结合向外发展，是我们打破国民党封锁和限制的最佳方式。泽东同志赴广东参观考察，是我们在政治上打破国民党封锁的一个主动出击，蒋介石提出要在这之前与泽东同志会面，是对我们出击所做出的堵截。是击破他们的堵截、还是退回到我们的出发地，两者之间的结果具有根本性的区别。”
王稼祥和张闻天对自己观点所做的进一步说明，比他们一开始所做的发言更深入了一些，道理非常的充足，引起了许多人都注意和重新思考。
而王明虽然已经无力再与毛泽东争夺中共领袖地位，但依然保持着与毛泽东唱反调的态度，于是他向周围看了一下，以高出其他人的声音便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道：“虽然泽东同志与蒋介石会谈可以使我们变被动为主动，但是如果什么也谈不成，我们反而会重新陷于被动，与其没有让会谈取得成功的把握，我们还不如不走这一步。而且去广东也是同样，只是去走一走看一看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谢昌云在广东搞的那一套能有多少可以让我们借鉴的？难道还能比苏联的经验更好吗？”
原先反对的人当中，有几个人因为毛泽东排除了安全因素暂不考虑，正感到拿不出有力的理由来坚持自己的意见，现在经王明的提示立刻找到了依据，于是从另一方面又活跃起来。
会议再次陷入激烈争执当中。
毛泽东的眼中闪过了一丝不悦。这几个人虽然是出于各种打算无意当中附和了王明，甚至有继续担心毛泽东安全的因素在里面，但对于这种在关键时刻掌握不住根本立场的人，毛泽东还是决定敲打一下他们。
只见毛泽东使劲的吸了一口香烟，然后将将吸进腹中的烟气一吐而尽道：“苏联的那些我们学不起，也没有那个环境来学。苏联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之前，俄国就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工业和产业工人队伍，但我们的革命主要依赖的是广大的农民，所以我们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正是根据我们和苏联在革命的基础力量和对象存在很大不同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在这一方面，我们和谢昌云所推行的做法既有分歧、但也有相近的地方，有什么不可以互相借鉴的呢？要是按王明同志的说法，我们和南华公司搞的那些联营体岂不是要解散？或者是干脆把它夺过来算了，让我们共产党不但成为帝国主义、日本侵略者、官僚资本主义的敌人，还要成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共同敌人。我看到了那一步，我们自己就把自己捆住了，蒋介石也不用和我们坐在一起来谈了。至于我们这次和蒋介石谈什么、能起到多大的效果，这与谈不谈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有些同志不主张谈，这是变相的逃跑主义，因为你们害怕与国民党的另一种形式的斗争；有些同志认为通过谈判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主义，因为蒋介石不会轻易放弃他的反攻立场。这两种观点我们都要反对。我们答应蒋介石，等于是避免了政治上的被动；在会谈中提出我们的最基本要求、公开申明我们最基本的纲领，则是取得进一步主动权的必要手段。至于蒋介石会不会让步、会让多大的步？这并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主要目标。但是从策略上来说，也不是不可以用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利益。西安事变时，我们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把它改为了联蒋抗日，因而才有了今天的大好局面，而且对这一点全党是有一致共识的。因此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是我们最根本的斗争手段。”
毛泽东尖刻的评击具有相当大的震慑力，立刻平息了会场的争论，并主导了会议的方向。
方鸿进和何欣怡到达延安之后很快就与毛泽东见了面，分别向毛泽东转交了陈济棠和谢昌云给毛泽东的信、并征询了毛泽东对前往广东参观行程方面的主要意见。
接着，方鸿进和何欣怡又与中共有关部门负责人就具体安排开始了磋商。半个下午的会谈进展的十分顺利，但是晚饭之前，原定晚上继续进行的会谈被临时取消了。
得知了情况变化的原因之后，方鸿进与何欣怡只好耐心的等待着中共做出新的决定。
到延安后一直没有闲下来的何欣怡，也正好借此机会与公公婆婆和贺子珍谈起了家常。
说了一会儿话之后，谢茂学就问道：“欣怡，如果毛主席去不成广东，你和昌云的意见是我们继续留在延安呢？还是和你们一起回去？”
何欣怡道：“爸，我来之前还不知道会有这样一个变化，所以一切都是按毛主席能够成行来计划的，考虑到时候飞机可能坐不下，准备先把您和妈接回去。可现在出现了意外，昌云也没说怎么办，但是我自己考虑如果毛主席暂时不能去广东，爸妈还是留在延安住一段时间比较好，免得造成一些其它的不利影响。”
谢茂学赞许道：“欣怡你说的很对，我也是这样打算的。蒋介石从中作梗，我们决不可被他牵着走。要是这样的话，到时候你再辛苦一趟把岭儿接来，我们在延安就多住上一些时日。正好还可以让昌敏也来延安看看。”
贺子珍道：“是呀！我有五年多没有见到昌敏了，真想早一天见到她。本来这次我还想回趁这次到赣南的机会回家乡看看，给父母上个坟，再让昌云把我妹妹贺怡从新四军贵溪办事处接来见个面。现在情况一变，也不知能否如愿。”
何欣怡道：“婶娘，不行您就和我一起走，然后我陪您到去赣州。等您把要办的事情都办了，我再把您和岭儿一起送回来。”
贺子珍道：“这也是个办法，不然我的心总是放不下来。”
不过几人议商议的这些办法都没有用上。
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终于以绝大多数人赞同、极少数人保留意见，做出了同意毛泽东赴西安与蒋介石会面的决议，并针对可能发生的意外制定了相应的对策。
这时时间已经是后半夜两点多钟了，还在毛泽东家等候消息的何欣怡立刻赶到了招待所，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方鸿进。
在对毛泽东的行程安排做了重新调整之后，方鸿进和何欣怡于三月五日带着谢茂学夫妇陪同贺子珍母女先期离开延安。
三月十日凌晨三点多，谢昌云乘飞机才韶关起飞，于上午八点三十抵达了延安。
谢昌云没有离开机场，两架在机场仅停留了十分钟，等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等人上了飞机之后便立刻又起飞了。
同时华南空军的六架p40战斗机也从长沙机场起飞，准备在豫西上空接应专机并进行护航。
两架dc3客机去年就更换了1275马力发动机，飞行时速还略高于日军九六式战斗机，如果不是正面堵截，日军飞机基本上对dc3构不成多大威胁。
在没有雷达和地面引导的情况下，日军即便是获得了情报，在辽阔的天空中也极难从正面堵截到专机和护航机群。
飞机刚起飞，毛泽东看着窗外下方渐渐变小的景物，饶有兴趣的拍着座椅扶手道：“昌云呀！我被飞机炸的次数都数不过来了，有国民党的，有日本人的，但是坐飞机我还是第一次。有人不是说我们是土包子吗？今天我这个土包子也开洋荤了！”
周恩来接过话道：“主席，这说明我们党已经张开了双翼开始翱翔了！”
毛泽东道：“恩来同志这个比喻很恰当。另外还要加上一句飞得高、看得远，就可以表达出我们这一次出来的目的了！昌云，你说是不是样呀！”
谢昌云道：“毛主席，您刚才的话让我想起了您的一些诗句。‘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尽自由；’‘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都是给人以一种居高远望、大气磅礴的感觉，毛主席的意境我可形容不了！”
毛泽东道：“人的意境是在不断的攀登中提炼出来的。我家乡的韶山峰据说也是南岳七十二峰之一，小的时候我上去过，除了好玩，并没有多大的体验。南岳庙我也去过，还登上了祝融峰，不过那是去烧香磕头，让菩萨保佑母亲的病体早日康复。但是自从我们党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之后，井冈山、武夷山、乌蒙山、大雪山、六盘山，包括了延安的凤凰山，虽然是有高有低，象征着我们的道路坎坷，但是我们始终在朝前走，我们的方向也越来越明确，我们的眼界和思想也越来越开阔。一九二七年秋，我带着秋收暴动的队伍离开湖南上了井冈山，时间过去了十二年多，我又要坐着飞机回湖南。人们都说十二年是一个轮回，等到下一个轮回，我相信我们就将站在更高的起点上。”
此刻毛泽东身上所焕发出来的气势，比谢昌云之前任何一次感受的都要强烈。
带领中共挺过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力量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壮大，并且稳固了在党内的地位，现在又可以与蒋介石对等的谈话，这一切无疑使毛泽东的自信心更为坚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