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来张家口，谢昌云还是住在军区大院带月亮门的那个小院里，不过他除了应酬之外，午饭晚饭基本都是与王秋一起在李一权家吃，就相距一百多米的距离，谢昌敏肯定不会让弟弟和弟媳妇另外开伙。
十四号吃完晚饭之后，李一权跟着谢昌云一起回到了他的小院，过了一会儿邓汉祥、傅作义、张学良和赵一荻也相继来了。
明天是外蒙古公投的最后一天，大家心里都不平静，都想找个地方畅述一下以缓解压力，因此彼此见了面都是心照不宣的点了点头。
王秋先是给李一权泡了半壶信阳毛尖，一见人来多了便赶紧的又重新沏了一壶。这个信阳毛尖是上个月初采摘的嫩芽，味道清香却不浓重，因此一各普通的瓷茶壶里差不多要放上小半两茶叶，才能泡出碧绿的色泽和可供回味的甘爽来。
谢昌云这才来带了不少今年新下来的绿茶，滇绿、都匀毛尖、衡山云雾、庐山云雾、碧螺春、黄山毛峰、龙井这些名茶都有，这几天差不多都送了人，其中谢昌敏和王秋还带去了北平好几斤，换回来的贺子珍给的好几筐樱桃和十几盒宫廷糕点，也被谢昌云让分给了大家，张学良等人那里都有送过。
大家也都习惯了谢昌云这种走到哪里都是大派送的做派，所以除了那木济勒色楞之外，也没有人与谢昌云客套，送来什么都痛快的照单全收，也不必专门道谢和回礼，只有那木济勒色楞第一次回送了一对前清宫廷里传出的玉如意，第二次又要回送一串颗粒如榛子般大小的珍珠项链，结果被张学良给拦下了。
张学良按辈分虽然比那木济勒色楞矮一辈，但地位却在那摆着，于是便郑重的告诉那木济勒色楞，“贵重礼物送一次也就罢了。以后再要来往，一些草原上的土特产就可，数量上也不必太大。”
那木济勒色楞道：“这样能行？”
张学良道：“你就是把你的王府送空了，谢副委员长还不一定能看得上。你不太了解他，他极能赚钱却不贪财、富可敌国却不误国，这些年花在外蒙古的两千多万，大部分都是他自己拿出来的。你若真有心结交他，更重要的是以诚相待。”
邓汉祥二十年代中期曾担任过段祺瑞北洋政府的国务院秘书长，那时与那木济勒色楞有过交往，也算是旧识了。而今邓汉祥既是谢昌云的私人顾问、又是谢家三少爷的干爷爷，那木济勒色楞求问邓汉祥，得到的也是与张学良同样的说法，这才彻底收回了以财物结交谢昌云的念头。
五月中旬的张家口，到了夜晚还有些丝丝的凉意，滚热的香茗由口中暖至腹腔，立刻给人带来了很舒适的感觉，各种话头也就扯开了。
来的都是有城府的人，谁也不会直截了当暴露自己的心境，只是拿着一些开心的话题来排解心中的焦躁，说着说着就扯到了张学良与傅作义十九年前的对手戏上。
要说张学良与傅作义绝对是老交情了，不过最初不是朋友的那种交情，而是战场上的对手。1927年傅作义作为晋军守涿州的主将、与奉军主帅张学良在涿州从十月中旬一直打到了十二月底，硬是以不足万人兵力抗击住了几万奉军的攻城，最后双方谈判，傅作义才放下了武器走出涿州城，由张学良亲自把他接到了天津，给予了很好招待不说，最后还放任他逃回了山西。
谈到那次涿州之战，张学良道：“战术落后呀！与现在无法同日而语。我们奉军在涿州外围有二十多门大炮，还有十几架飞机助阵，我自己都驾着飞机飞到了涿州上空观察。可是炮火分散使用、步兵炮兵前后脱节、飞机也不能跟地面配合，结果反倒成就宜生兄成了守城名将。”
傅作义笑道：“幸亏张副主任所说这样，否则要是以今天的战法、兵力武器原封不动，涿州城就是我的最后归宿了。”
张学良道：“宜生兄你也太不够意思了！虽然我对你睁只眼闭只眼，可你在天津也不能招呼都不打一个就溜走了。”
傅作义道：“我要是真打招呼，能不能走得了就另说了。用谢副委员长的话形容，就是什么时候都得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张学良道：“幸好东北后来易帜，不然我们再次兵戈相见，我就不会再把你放走了。”
傅作义先是拱手、然后又端起茶盅道：“我这里以茶代酒向汉卿兄赔罪了！”
张学良也端起茶盅一饮而尽，“如此我也不与宜生兄计较了！”
邓汉祥道：“从辛亥年武昌起义至去年三十四年间，各类人物像走马灯一样的换，今天敌人、明天朋友、后天又反目为仇，内战外战始终没有停息过，致使国家民族饱尝苦难、有志之士泣血枕戈。如今国家临近大统，分离之地有望回归，细细想来，昔日恩仇情仇皆为过眼烟云。”
张学良道：“是呀！我当过剿共司令，谢副委员长和李司令当过红军；我是北伐对象，宜生兄是北伐将领；辛亥时邓先生为起义军湖北都督府参议，段祺瑞为清军进攻武汉的总指挥，后来段祺瑞任北洋政府总理，邓先生又任国务院秘书长；而先生这一职务的丢失，又与奉军入关不无关系。是国家和民族的危亡、是重振中华的责任，让我们最后走到一起来了。”
邓汉祥笑道：“说起来红军入黔和如川的时候，我和昌云还是敌人呢！对了，廖主任和昌云初次相见的故事那才叫精彩呀！什么时候让廖主任亲口跟你们述说，才能真实体会其中的扣人心弦。”
谢昌云端起茶壶给众人续了一圈水，然后道：“梦一样。就说李司令吧，民国二十一年他调到红军教导队当我的副手，可哪想到后来我还得叫他姐夫？我给他倒茶他连屁股都不抬。最大的差异还是介公，我在红军的时候恨不得啖其血、食其肉，可现在蒋夫人竟然把我儿子认了干孙。许多事看似巧合、但又是溶于历史演变的必然之中。”
对谢昌云的话，众人先是看着李一权尴尬直笑，后又是频频的点头。
等马兰儿换上的第二壶茶喝淡了，众人就一起起身告辞，赵一荻也和王秋从另外的房间走了过来。
把客人送到了月亮门处转身朝回走，谢昌云见王秋的情绪有些低沉，于是就问道：“丫头，是不是想北北了？”
王秋低着头“嗯”了一声，接着又道：“没事的，想一会儿就过去了。”
谢昌云搂住王秋的腰劝道：“当初欣怡姐也有这个经历，那是打武汉的时候，果果才不到两个月大，欣怡姐上前线一去就是十八天，想果果都快想疯了，最后还是挺过来了。这回我们用不了那么长时间，最多再……有五天就可以回去了。”
王秋道：“哥，不用考虑我，你只管把你的事都办完。”
谢昌云揽着王秋走进了屋子，“我还不是也想小家伙们，巴不得早点回去。摇窝里三个咿呀的叫，面前还站了好几个，我就像个司令。”
王秋被逗得一乐道：“是童子军司令。”
谢昌云道：“管他什么司令，这才是真正的父子兵。你明天帮着办一件事，让广东送两飞机的杨梅来，这里一飞机，给贺婶娘送一飞机，再带一飞机樱桃回去。北北五个多月大了，应该可以吃水果了。”
王秋道：“那我真得跟贺婶娘先打电话说好了，要不然一下子哪里能弄到一飞机的樱桃。”
谢昌云道：“这里的一架飞机也不要放空，装上牛羊肉回去。”
王秋的事不多，谢昌云想找些事把她的精力分散分散，就是花点钱也无所谓，而且运的都是两头的特产，可以挣得不少人请，也说不上是浪费。
把王秋送回了屋里，谢昌云便转身又往军区作战室去了。他现在的精神绷得很紧，连着三个晚上都是在作战室熬到后半夜，感觉到困了才去睡觉。
虽然不一定有什么事非得要谢昌云亲自处理，但不这样他更难受。
李一权和陈绪等也是一样，这些年打仗打习惯了，一到紧要的关头，觉都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一天只要四五个小时的睡眠便精神奕奕。
好不容易又熬过了一天一夜，十五日下午十六点，外蒙古公投的投票终于结束了，各地的投票箱都在国际公投组的护送下开始向库伦集中，计票工作也将连夜开始。
一个加强连的真正的韩国军队，按公投计划安排，于当天下午十四点乘汽车进入库伦，将一个可供直升飞机降落的大院子严密警戒了起来，这里将是国际公投组计票的地点。
与此同时，数十名各国记者也获准进入库伦。
晚上二十一点，国际公投组在联合国观察员的监督下开启了已到达的票箱，正式开始了计票。在投票结果宣布之前，外面的任何人都无法知道计票的情况。
谢昌云也没有想在计票上耍手段，到了这个时候反倒要尽力维护计票场所的安全。
于是，大量的潜伏人员都奉命向计票点周围集结，直升飞机的起降场也连夜推进到了距库伦只有八十公里的地方。一旦库伦出现意外情况，三十多架武装直升机和三百八十多名特种部队半个小时内就可赶到，一个小时内，部署在最前沿机场的一千多名伞兵就能在库伦实施伞降，两个小时内，在二线机场待命的两个空降团也可以到达库伦。
根据中苏和国际公投组的约定，票箱均在第一集中点空运至库伦，计票工作将在二十四个小时内完成并公布。
也就是说，最晚明晚二十一点，外蒙古公投的结果就能揭晓了。
这又是一个最难熬的一夜一天。虽然根据情报人员搜集的情况，投票形势对中国极为有利，但不到最后时刻，谁也不敢掉以轻心。
谢昌云是后半夜两点多才回到了住处，见他躺在了床上仍然睡不着，王秋就主动的把身体贴了过来。数年在一起生活，这种极度紧张的情况王秋经历多了，她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安抚谢昌云。
王秋产后的身体比以前略丰腴了一些，尤其是下身那个私处更为饱满了，竟能把谢昌云的手掌心撑满，所以谢昌云的手一碰到那里就立刻来了激情，将那里把玩了一阵，便双臂抱起王秋一翻，就把王秋放到了自己的身上，然后坐起来与王秋胸贴胸，接着就把昂起的巨物挺入了王秋的身体。
六年多来，俩人一直喜欢用这个姿势，主要是谢昌云每次都想体味俩人结合处的那种厚实的柔软。
一翻激烈的运动和彻底的释放之后，谢昌云很快的就搂着王秋睡着了。
一翻激烈的运动和彻底的释放之后，谢昌云很快的就搂着王秋睡着了。
由于大批被情报特工人员收买和控制的外蒙古官员们谎报了对投票情况的调查，诱导了苏联和蒙古人民革命党对局势的判断，自以为有把握取得公投的胜利，于是也都等待着最后结果的公布，十五日夜间和十六日白天，库伦和整个外蒙古相对平静了下来，使得谢昌云准备的一系列应急手段一个也没有用上。
当然对于谢昌云来说，前期该做的都做了，在联合国观察员和国际媒体的眼皮下，这些手段不用更好。
紧张的不止是在张家口的这些人，从晚上新闻节目之后，各城市街道上的行人骤减，中国各主要广播电台都转入了对外蒙古公投的特别报道，各种结论不一的评论和判断，把聚在收音机和喇叭前的数千万听众弄得心弦紧绷，很多人把广播频道不停的调换，一心想听到更多的有利消息。
在广州的何欣怡和在南京的宋子文，更是电话电话一个接一个的接听，除了打听公投的有关消息之外，还有不少人都想知道谢昌云现在在哪里？
这些年大家都形成了一个固定思维，谢昌云到了哪里，哪里就会传来捷报，因此人们恨不得谢昌云现在就在外蒙古。
在谢家的大客厅里，廖广恩一家、廖广泽一家、还有王雨珠和邓汉祥的夫人、以及特意请了假从军事学院赶回来的谢昌华和石小旦都聚在了那里。平常活蹦乱跳不停歇的孩子们，一看今天气氛不对，一个个顿时都变成了乖宝宝，找了个地方蜷缩在大人身边。
在家的卫士和十几名小姑娘，则另外搬了一步收音机在楼前。
据说陈济棠家也是客厅爆满,许多广东和华南军区的军政官员都在那里。
而孔祥熙、何应钦、陈果夫等也相继把电话打到了张家口。政见不一、权力争夺是一回事，但在关系国家统一、领土主权完整的重大问题上，大家的立场还是一致的，否则这些人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就坚持不住了。
十四号吃完晚饭之后，李一权跟着谢昌云一起回到了他的小院，过了一会儿邓汉祥、傅作义、张学良和赵一荻也相继来了。
明天是外蒙古公投的最后一天，大家心里都不平静，都想找个地方畅述一下以缓解压力，因此彼此见了面都是心照不宣的点了点头。
王秋先是给李一权泡了半壶信阳毛尖，一见人来多了便赶紧的又重新沏了一壶。这个信阳毛尖是上个月初采摘的嫩芽，味道清香却不浓重，因此一各普通的瓷茶壶里差不多要放上小半两茶叶，才能泡出碧绿的色泽和可供回味的甘爽来。
谢昌云这才来带了不少今年新下来的绿茶，滇绿、都匀毛尖、衡山云雾、庐山云雾、碧螺春、黄山毛峰、龙井这些名茶都有，这几天差不多都送了人，其中谢昌敏和王秋还带去了北平好几斤，换回来的贺子珍给的好几筐樱桃和十几盒宫廷糕点，也被谢昌云让分给了大家，张学良等人那里都有送过。
大家也都习惯了谢昌云这种走到哪里都是大派送的做派，所以除了那木济勒色楞之外，也没有人与谢昌云客套，送来什么都痛快的照单全收，也不必专门道谢和回礼，只有那木济勒色楞第一次回送了一对前清宫廷里传出的玉如意，第二次又要回送一串颗粒如榛子般大小的珍珠项链，结果被张学良给拦下了。
张学良按辈分虽然比那木济勒色楞矮一辈，但地位却在那摆着，于是便郑重的告诉那木济勒色楞，“贵重礼物送一次也就罢了。以后再要来往，一些草原上的土特产就可，数量上也不必太大。”
那木济勒色楞道：“这样能行？”
张学良道：“你就是把你的王府送空了，谢副委员长还不一定能看得上。你不太了解他，他极能赚钱却不贪财、富可敌国却不误国，这些年花在外蒙古的两千多万，大部分都是他自己拿出来的。你若真有心结交他，更重要的是以诚相待。”
邓汉祥二十年代中期曾担任过段祺瑞北洋政府的国务院秘书长，那时与那木济勒色楞有过交往，也算是旧识了。而今邓汉祥既是谢昌云的私人顾问、又是谢家三少爷的干爷爷，那木济勒色楞求问邓汉祥，得到的也是与张学良同样的说法，这才彻底收回了以财物结交谢昌云的念头。
五月中旬的张家口，到了夜晚还有些丝丝的凉意，滚热的香茗由口中暖至腹腔，立刻给人带来了很舒适的感觉，各种话头也就扯开了。
来的都是有城府的人，谁也不会直截了当暴露自己的心境，只是拿着一些开心的话题来排解心中的焦躁，说着说着就扯到了张学良与傅作义十九年前的对手戏上。
要说张学良与傅作义绝对是老交情了，不过最初不是朋友的那种交情，而是战场上的对手。1927年傅作义作为晋军守涿州的主将、与奉军主帅张学良在涿州从十月中旬一直打到了十二月底，硬是以不足万人兵力抗击住了几万奉军的攻城，最后双方谈判，傅作义才放下了武器走出涿州城，由张学良亲自把他接到了天津，给予了很好招待不说，最后还放任他逃回了山西。
谈到那次涿州之战，张学良道：“战术落后呀！与现在无法同日而语。我们奉军在涿州外围有二十多门大炮，还有十几架飞机助阵，我自己都驾着飞机飞到了涿州上空观察。可是炮火分散使用、步兵炮兵前后脱节、飞机也不能跟地面配合，结果反倒成就宜生兄成了守城名将。”
傅作义笑道：“幸亏张副主任所说这样，否则要是以今天的战法、兵力武器原封不动，涿州城就是我的最后归宿了。”
张学良道：“宜生兄你也太不够意思了！虽然我对你睁只眼闭只眼，可你在天津也不能招呼都不打一个就溜走了。”
傅作义道：“我要是真打招呼，能不能走得了就另说了。用谢副委员长的话形容，就是什么时候都得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张学良道：“幸好东北后来易帜，不然我们再次兵戈相见，我就不会再把你放走了。”
傅作义先是拱手、然后又端起茶盅道：“我这里以茶代酒向汉卿兄赔罪了！”
张学良也端起茶盅一饮而尽，“如此我也不与宜生兄计较了！”
邓汉祥道：“从辛亥年武昌起义至去年三十四年间，各类人物像走马灯一样的换，今天敌人、明天朋友、后天又反目为仇，内战外战始终没有停息过，致使国家民族饱尝苦难、有志之士泣血枕戈。如今国家临近大统，分离之地有望回归，细细想来，昔日恩仇情仇皆为过眼烟云。”
张学良道：“是呀！我当过剿共司令，谢副委员长和李司令当过红军；我是北伐对象，宜生兄是北伐将领；辛亥时邓先生为起义军湖北都督府参议，段祺瑞为清军进攻武汉的总指挥，后来段祺瑞任北洋政府总理，邓先生又任国务院秘书长；而先生这一职务的丢失，又与奉军入关不无关系。是国家和民族的危亡、是重振中华的责任，让我们最后走到一起来了。”
邓汉祥笑道：“说起来红军入黔和如川的时候，我和昌云还是敌人呢！对了，廖主任和昌云初次相见的故事那才叫精彩呀！什么时候让廖主任亲口跟你们述说，才能真实体会其中的扣人心弦。”
谢昌云端起茶壶给众人续了一圈水，然后道：“梦一样。就说李司令吧，民国二十一年他调到红军教导队当我的副手，可哪想到后来我还得叫他姐夫？我给他倒茶他连屁股都不抬。最大的差异还是介公，我在红军的时候恨不得啖其血、食其肉，可现在蒋夫人竟然把我儿子认了干孙。许多事看似巧合、但又是溶于历史演变的必然之中。”
对谢昌云的话，众人先是看着李一权尴尬直笑，后又是频频的点头。
等马兰儿换上的第二壶茶喝淡了，众人就一起起身告辞，赵一荻也和王秋从另外的房间走了过来。
把客人送到了月亮门处转身朝回走，谢昌云见王秋的情绪有些低沉，于是就问道：“丫头，是不是想北北了？”
王秋低着头“嗯”了一声，接着又道：“没事的，想一会儿就过去了。”
谢昌云搂住王秋的腰劝道：“当初欣怡姐也有这个经历，那是打武汉的时候，果果才不到两个月大，欣怡姐上前线一去就是十八天，想果果都快想疯了，最后还是挺过来了。这回我们用不了那么长时间，最多再……有五天就可以回去了。”
王秋道：“哥，不用考虑我，你只管把你的事都办完。”
谢昌云揽着王秋走进了屋子，“我还不是也想小家伙们，巴不得早点回去。摇窝里三个咿呀的叫，面前还站了好几个，我就像个司令。”
王秋被逗得一乐道：“是童子军司令。”
谢昌云道：“管他什么司令，这才是真正的父子兵。你明天帮着办一件事，让广东送两飞机的杨梅来，这里一飞机，给贺婶娘送一飞机，再带一飞机樱桃回去。北北五个多月大了，应该可以吃水果了。”
王秋道：“那我真得跟贺婶娘先打电话说好了，要不然一下子哪里能弄到一飞机的樱桃。”
谢昌云道：“这里的一架飞机也不要放空，装上牛羊肉回去。”
王秋的事不多，谢昌云想找些事把她的精力分散分散，就是花点钱也无所谓，而且运的都是两头的特产，可以挣得不少人请，也说不上是浪费。
把王秋送回了屋里，谢昌云便转身又往军区作战室去了。他现在的精神绷得很紧，连着三个晚上都是在作战室熬到后半夜，感觉到困了才去睡觉。
虽然不一定有什么事非得要谢昌云亲自处理，但不这样他更难受。
李一权和陈绪等也是一样，这些年打仗打习惯了，一到紧要的关头，觉都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一天只要四五个小时的睡眠便精神奕奕。
好不容易又熬过了一天一夜，十五日下午十六点，外蒙古公投的投票终于结束了，各地的投票箱都在国际公投组的护送下开始向库伦集中，计票工作也将连夜开始。
一个加强连的真正的韩国军队，按公投计划安排，于当天下午十四点乘汽车进入库伦，将一个可供直升飞机降落的大院子严密警戒了起来，这里将是国际公投组计票的地点。
与此同时，数十名各国记者也获准进入库伦。
晚上二十一点，国际公投组在联合国观察员的监督下开启了已到达的票箱，正式开始了计票。在投票结果宣布之前，外面的任何人都无法知道计票的情况。
谢昌云也没有想在计票上耍手段，到了这个时候反倒要尽力维护计票场所的安全。
于是，大量的潜伏人员都奉命向计票点周围集结，直升飞机的起降场也连夜推进到了距库伦只有八十公里的地方。一旦库伦出现意外情况，三十多架武装直升机和三百八十多名特种部队半个小时内就可赶到，一个小时内，部署在最前沿机场的一千多名伞兵就能在库伦实施伞降，两个小时内，在二线机场待命的两个空降团也可以到达库伦。
根据中苏和国际公投组的约定，票箱均在第一集中点空运至库伦，计票工作将在二十四个小时内完成并公布。
也就是说，最晚明晚二十一点，外蒙古公投的结果就能揭晓了。
这又是一个最难熬的一夜一天。虽然根据情报人员搜集的情况，投票形势对中国极为有利，但不到最后时刻，谁也不敢掉以轻心。
谢昌云是后半夜两点多才回到了住处，见他躺在了床上仍然睡不着，王秋就主动的把身体贴了过来。数年在一起生活，这种极度紧张的情况王秋经历多了，她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安抚谢昌云。
王秋产后的身体比以前略丰腴了一些，尤其是下身那个私处更为饱满了，竟能把谢昌云的手掌心撑满，所以谢昌云的手一碰到那里就立刻来了激情，将那里把玩了一阵，便双臂抱起王秋一翻，就把王秋放到了自己的身上，然后坐起来与王秋胸贴胸，接着就把昂起的巨物挺入了王秋的身体。
六年多来，俩人一直喜欢用这个姿势，主要是谢昌云每次都想体味俩人结合处的那种厚实的柔软。
一翻激烈的运动和彻底的释放之后，谢昌云很快的就搂着王秋睡着了。
一翻激烈的运动和彻底的释放之后，谢昌云很快的就搂着王秋睡着了。
由于大批被情报特工人员收买和控制的外蒙古官员们谎报了对投票情况的调查，诱导了苏联和蒙古人民革命党对局势的判断，自以为有把握取得公投的胜利，于是也都等待着最后结果的公布，十五日夜间和十六日白天，库伦和整个外蒙古相对平静了下来，使得谢昌云准备的一系列应急手段一个也没有用上。
当然对于谢昌云来说，前期该做的都做了，在联合国观察员和国际媒体的眼皮下，这些手段不用更好。
紧张的不止是在张家口的这些人，从晚上新闻节目之后，各城市街道上的行人骤减，中国各主要广播电台都转入了对外蒙古公投的特别报道，各种结论不一的评论和判断，把聚在收音机和喇叭前的数千万听众弄得心弦紧绷，很多人把广播频道不停的调换，一心想听到更多的有利消息。
在广州的何欣怡和在南京的宋子文，更是电话电话一个接一个的接听，除了打听公投的有关消息之外，还有不少人都想知道谢昌云现在在哪里？
这些年大家都形成了一个固定思维，谢昌云到了哪里，哪里就会传来捷报，因此人们恨不得谢昌云现在就在外蒙古。
在谢家的大客厅里，廖广恩一家、廖广泽一家、还有王雨珠和邓汉祥的夫人、以及特意请了假从军事学院赶回来的谢昌华和石小旦都聚在了那里。平常活蹦乱跳不停歇的孩子们，一看今天气氛不对，一个个顿时都变成了乖宝宝，找了个地方蜷缩在大人身边。
在家的卫士和十几名小姑娘，则另外搬了一步收音机在楼前。
据说陈济棠家也是客厅爆满,许多广东和华南军区的军政官员都在那里。
而孔祥熙、何应钦、陈果夫等也相继把电话打到了张家口。政见不一、权力争夺是一回事，但在关系国家统一、领土主权完整的重大问题上，大家的立场还是一致的，否则这些人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就坚持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