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之后,夏尔闭门谢客，对外宣称身体微恙,把自己在家里关了接近一个月。
原因很简单。
维克托已经开始着手准备扳倒保王派,这可是个没有后路的活儿。虽说他坚信他们这方必然胜利、历史车轮也在朝着他们的目标奔驰而去，但这并不意味着过程就会变得轻而易举。
总有人流血,总有人牺牲,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点。
如果一定要说的话，维克托资助梯也尔做的事情才是最危险的。因为从独裁的角度来说，他们肯定不希望人民懂得太多——知道得越多、想法越多；无论是好是坏，对统治者的地位都很不利。
因为这就意味着,统治者要么得把所有事情都办到最好、兼顾所有人的利益(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要么就面临着被推翻的威胁。
总而言之就是,管一群蠢人比管一群聪明人容易多了，哪个君王都不想给自己增加额外的工作量。
宗教在这时候就成为了一种非常好用的工具。从最大的恶意来揣摩，信仰无疑是一种洗脑过程，一种巩固统治权力的手段。
从这点来说，虽然阿图瓦伯爵对宗教的狂热看起来显得狭隘而充满偏见，但未免也不失于一种自知之明——他知道他没法在大革命那样的混乱时代里坐稳国王宝座，当然只能希望事情恢复到之前的简单模样。
如果人人都和他一样坚信君权神授，那不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吗？
真遗憾，想法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
夏尔就这么想。
对他来说，事情很简单。阿图瓦伯爵想从他身上获得远超正常的好处，他一点也不愿意；这没什么好谈的，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路子，永远也走不到一起去。
那就只有相反的路可以走，并且无路可退。要么他们彻底把保王派打压下去，要么就是他们被保王派扳倒。如果是后一种可能，最轻的后果是流亡外国，最重的后果当然就是死。
毫无疑问，这时候只能向前，用最大的努力扑灭极端保守君主上台的可能——
开玩笑，他们再不出手的话，就要先被别人干掉了！
作为牵线人，维克托已经布好了最尖锐、最前端的部分。这只是庞大计划中的一环而已，其他环节各有人在负责。
像是范勒博格先生，他在大革命时期挣那些带血的钱挣得于心不安，所以近些年已经金盆洗手。年轻时做尽坏事、钱挣够了以后就想做个绅士的人在这个时代很常见，他选择暗中帮维克托的忙已经显得比同类人要有觉悟了。
除了商界的人之外，自然还有政界、或者说贵族方面的支持者。明显点儿的，比如国王，基本已经算表示出自己倾向君主立宪的意图了；而在暗处的，比如擅长隐藏自己想法的奥尔良公爵，态度也已经有所松动。
在这样的双管齐下时，他，夏尔，还能做点什么帮助？
他最容易做到的、也很重要的，肯定是挣钱。不管做什么都需要资金，涉及到政治就更是如此。在葛朗台家还是巴黎城中的普通中产阶级时，基本不需要考虑站派问题。但今时不同往日，他们挣到了更多的钱，就必须得担起更大的责任，或者说更大的风险，比如起义或者战争。
说实话，真要打起来，夏尔坚信他们处于优势。但无论怎么说，动刀流血都不是好事，能避免就要尽量避免。
想要和平自然是好的，但这相对于硬拼来说就更显得考验能力。
这正是夏尔关起门来思考对策的原因。他原本只想好好挣钱，但现在形势不等人，想独善其身根本不可能。既然如此，也就只有拿出浑身解数了！
夏尔的这种行为，作为老爹的纪尧姆自然看在眼里。在知道夏尔带回来的消息之后，他只觉得左右为难——
一方面，他固有的思维告诉他，不能得罪像阿图瓦伯爵这样的实权贵族；另一方面，别说是夏尔，就算是他，也不可能拿自己辛苦挣的血汗钱去孝敬一个伯爵——别说是国王弟弟了，就连国王也不行！话再说回来，连国王也没这么狮子大开口呢！
“你打算怎么办？”纪尧姆思来想去，只能问出这么一句。他自己都没发现，前几年他还恨不得包办夏尔第一次出远门去索缪的旅行细节，现在却已经自然而然地询问夏尔的看法、指望儿子拿出个两全其美的主意了。
夏尔很想回答凉拌，但这种冷幽默明显不适合他爹。“没怎么办，”他道，一副不以为然的口气，“他们不打算让我们好过，我们何必给他们留面子？”
虽然对这回答早有预料，但某些根深蒂固的观念还是让纪尧姆发出了短促的惊呼。随即他镇静下来，又道：“这事可不容易……你想好办法了吗？”不管怎么说，贵族在法国也有好几百年历史，保王派肯定不是什么可以随意搓扁揉圆的玩意儿吧？
“您放心，我当然不会自己冲到对方之中的某个人之前，举着剑或者手枪要求一对一的公平决斗、赌上葛朗台家全部名誉的那种。”夏尔笑道，“我会找一群人一起上的！”
但这种安慰似乎并没有起到足够的效用。因为纪尧姆的笑只持续了一瞬间，还没成形就已经消失了。“感觉还是很危险。”他道，忧心忡忡。
这话一点也没错。从古至今，政治倾轧一般人都玩不起。别说从中渔利，能全身而退就算头脑不错了。
“在事情真的发生之前，您不需要为此过分担心。”夏尔继续道。“您想想，这事就和我们一开始时那样——后头都没有退路，只有奋力向前！”
原因很简单。
维克托已经开始着手准备扳倒保王派,这可是个没有后路的活儿。虽说他坚信他们这方必然胜利、历史车轮也在朝着他们的目标奔驰而去，但这并不意味着过程就会变得轻而易举。
总有人流血,总有人牺牲,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点。
如果一定要说的话，维克托资助梯也尔做的事情才是最危险的。因为从独裁的角度来说，他们肯定不希望人民懂得太多——知道得越多、想法越多；无论是好是坏，对统治者的地位都很不利。
因为这就意味着,统治者要么得把所有事情都办到最好、兼顾所有人的利益(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要么就面临着被推翻的威胁。
总而言之就是,管一群蠢人比管一群聪明人容易多了，哪个君王都不想给自己增加额外的工作量。
宗教在这时候就成为了一种非常好用的工具。从最大的恶意来揣摩，信仰无疑是一种洗脑过程，一种巩固统治权力的手段。
从这点来说，虽然阿图瓦伯爵对宗教的狂热看起来显得狭隘而充满偏见，但未免也不失于一种自知之明——他知道他没法在大革命那样的混乱时代里坐稳国王宝座，当然只能希望事情恢复到之前的简单模样。
如果人人都和他一样坚信君权神授，那不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吗？
真遗憾，想法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
夏尔就这么想。
对他来说，事情很简单。阿图瓦伯爵想从他身上获得远超正常的好处，他一点也不愿意；这没什么好谈的，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路子，永远也走不到一起去。
那就只有相反的路可以走，并且无路可退。要么他们彻底把保王派打压下去，要么就是他们被保王派扳倒。如果是后一种可能，最轻的后果是流亡外国，最重的后果当然就是死。
毫无疑问，这时候只能向前，用最大的努力扑灭极端保守君主上台的可能——
开玩笑，他们再不出手的话，就要先被别人干掉了！
作为牵线人，维克托已经布好了最尖锐、最前端的部分。这只是庞大计划中的一环而已，其他环节各有人在负责。
像是范勒博格先生，他在大革命时期挣那些带血的钱挣得于心不安，所以近些年已经金盆洗手。年轻时做尽坏事、钱挣够了以后就想做个绅士的人在这个时代很常见，他选择暗中帮维克托的忙已经显得比同类人要有觉悟了。
除了商界的人之外，自然还有政界、或者说贵族方面的支持者。明显点儿的，比如国王，基本已经算表示出自己倾向君主立宪的意图了；而在暗处的，比如擅长隐藏自己想法的奥尔良公爵，态度也已经有所松动。
在这样的双管齐下时，他，夏尔，还能做点什么帮助？
他最容易做到的、也很重要的，肯定是挣钱。不管做什么都需要资金，涉及到政治就更是如此。在葛朗台家还是巴黎城中的普通中产阶级时，基本不需要考虑站派问题。但今时不同往日，他们挣到了更多的钱，就必须得担起更大的责任，或者说更大的风险，比如起义或者战争。
说实话，真要打起来，夏尔坚信他们处于优势。但无论怎么说，动刀流血都不是好事，能避免就要尽量避免。
想要和平自然是好的，但这相对于硬拼来说就更显得考验能力。
这正是夏尔关起门来思考对策的原因。他原本只想好好挣钱，但现在形势不等人，想独善其身根本不可能。既然如此，也就只有拿出浑身解数了！
夏尔的这种行为，作为老爹的纪尧姆自然看在眼里。在知道夏尔带回来的消息之后，他只觉得左右为难——
一方面，他固有的思维告诉他，不能得罪像阿图瓦伯爵这样的实权贵族；另一方面，别说是夏尔，就算是他，也不可能拿自己辛苦挣的血汗钱去孝敬一个伯爵——别说是国王弟弟了，就连国王也不行！话再说回来，连国王也没这么狮子大开口呢！
“你打算怎么办？”纪尧姆思来想去，只能问出这么一句。他自己都没发现，前几年他还恨不得包办夏尔第一次出远门去索缪的旅行细节，现在却已经自然而然地询问夏尔的看法、指望儿子拿出个两全其美的主意了。
夏尔很想回答凉拌，但这种冷幽默明显不适合他爹。“没怎么办，”他道，一副不以为然的口气，“他们不打算让我们好过，我们何必给他们留面子？”
虽然对这回答早有预料，但某些根深蒂固的观念还是让纪尧姆发出了短促的惊呼。随即他镇静下来，又道：“这事可不容易……你想好办法了吗？”不管怎么说，贵族在法国也有好几百年历史，保王派肯定不是什么可以随意搓扁揉圆的玩意儿吧？
“您放心，我当然不会自己冲到对方之中的某个人之前，举着剑或者手枪要求一对一的公平决斗、赌上葛朗台家全部名誉的那种。”夏尔笑道，“我会找一群人一起上的！”
但这种安慰似乎并没有起到足够的效用。因为纪尧姆的笑只持续了一瞬间，还没成形就已经消失了。“感觉还是很危险。”他道，忧心忡忡。
这话一点也没错。从古至今，政治倾轧一般人都玩不起。别说从中渔利，能全身而退就算头脑不错了。
“在事情真的发生之前，您不需要为此过分担心。”夏尔继续道。“您想想，这事就和我们一开始时那样——后头都没有退路，只有奋力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