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后，“蝈蝈”和我对段向北在接受审讯时的“胡说八道”进行过分析。
打入段向北贩毒集团，为他数次“押货”，之后，去广东本是最后一单，因为我的突然介入，“蝈蝈”重回缅北，随后去清迈，抓张光祖，利用张光祖诱捕段向北……“蝈蝈”把所有的细节都回忆、梳理过不止一遍之后断定：段向北根本不可能发现他是中国警方的卧底。
而段向北之所以一张口就指认“蝈蝈”是卧底，是因为这个假装“自作聪明”的家伙，的确很聪明。指认“蝈蝈”是卧底，对段向北有百利而无一害。如果“蝈蝈”真是中国警方的卧底——段向北现在特别希望“蝈蝈”就是卧底——这样，在将来的庭审中，段向北可以一口咬定：中国警方“做局”陷害他；如果“蝈蝈”不是卧底，对段向北的罪行也没什么影响；他诬陷“蝈蝈”亲自开枪杀死了阿林，是因为他确信，阿林跟中国警方一定有关系，如果中国警方在谁杀了阿林这个问题上纠缠，就愈发能说明，“蝈蝈”真的有可能是卧底。
段向北的策略是：把水搅浑，制造更多的谜团，让案件无法顺利进入“起诉阶段”，总之让案件在“侦查阶段”拖得越久越好。他企盼着时间能够解决问题。时间拖得越久，他的父亲段蒙生越有可能想出办法让他逃出生天。
究竟是不是彭卫国亲自开枪杀死了阿林？这个问题调查起来相对容易一些。在“蝈蝈”接受纪检部门调查时，根据“蝈蝈”的详细描述，将阿林装进麻袋，扔到湖中淹死的，应该是段向北的“卫队”成员。段向北被抓捕后，他的“卫队”风流云散，要通过境外关系，找到当时的目击者并不困难。纪检部门向上级汇报后，上级决定启用秘密力量，很快查明：段向北在撒谎！当时，段向北的确要求“蝈蝈”枪杀阿林，而“蝈蝈”对段向北的要求当场断然拒绝！
纪检部门不是怀疑“蝈蝈”叛变，而是隐隐怀疑，他是不是做了“双面卧底”？
也就是说，当段氏父子发现“蝈蝈”的卧底身份，他们不杀“蝈蝈”，是因为“蝈蝈”被迫承认自己的中国警察身份之后，反过来与段氏父子达成了某种秘密协定，“蝈蝈”愿意利用自己的中国警察身份，为段氏父子的贩毒活动，提供某些便利，一方面换取自己的生命安全，另一方面获取非法利益？
既然是卧底警察，既然是孤身深入毒窝，“蝈蝈”的绝大多数行动，都在专案组的视线之外。所以说，卧底警察是风险最高的职业，不仅有可能被敌人发现、杀掉；而且很有可能被自己人怀疑。
对一个卧底警察而言，只有两个字能够自证清白，那就是“忠诚”。
绝对的忠诚。除此之外，就连“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都是扯淡。
比如我亲爱的“蝈蝈”，此刻就面临这样的绝境，这种绝境，事实上是一种逻辑困境。
段向北一口咬定，他早就识破了“蝈蝈”的真面目。
审讯员反问他：“既然你认定彭卫国是中国警察，你为什么不除掉他？”
段向北两眼一翻，似笑非笑：“我为什么要除掉他？他不是一直在帮我做事么？我为什么要除掉一个帮我做事的人？”
审讯员冷笑：“你，一个毒枭，让一个中国警察帮你做事，笑话。”
段向北大叫：“哎哎哎，你不要乱说。你说我是毒枭，我就是毒枭吗？我是不是毒枭，这是需要在法庭上用证据来证明的。”
段向北拒不承认自己是毒枭，虽然他声称自己在全球的排名已经上升到第五，但是他又说，那是国际禁毒机构对他们家族“固有的偏见”；他说缅政府抓他，是栽赃他贩毒，以此打压缅北民族地方自治势力。
段向北接着说：“至于警察帮我做事，太多了，帮我做事的警察，缅甸有，老挝有，泰国也有，甚至美国也有……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有？他们帮我做的都是正当生意，哈哈。不过，当然，我不会告诉你，他们的名字。哈哈……”
段向北声称自己早已识破了“蝈蝈”的卧底身份，他的理由是，如果“蝈蝈”不是卧底，他怎么会将自己诱骗到腊戌，从而让缅甸军队抓了自己？
“蝈蝈”声称段氏父子绝不可能识破自己的卧底身份，他的理由同样是，如果段氏父子已经识破自己的卧底身份，他怎么可能将段向北诱骗到腊戌，从而促成缅甸政府抓捕并向中国政府移交段向北？
纪检部门当然不会纠缠于这种“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逻辑循环。一个最基本的甄别依据就是，彭卫国到底有没有接受段氏父子的“好处”，说白了，就是钱。
“蝈蝈”前后三次为段氏集团“押运”毒品，两次广东，一次甘肃；后来受段蒙生委托，到清迈去找张光祖，所得的“佣金”以及所付的“定金”，都打到了“蝈蝈”指定的帐户上——这个帐户，当然掌握在“626”专案组的手里。这些钱，“蝈蝈”事实上根本无法动用，这些钱，都将作为“毒资”被追缴，清清白白。
关键是，段向北“私底下”，有没有给过“蝈蝈”钱，特别是现金？
“蝈蝈”断然否认。
就连段向北，在接受审讯时，也未曾诬陷“老彭”私下收过他的现金。
现在，最大的疑问就是，彭卫国是不是在赌场上赢了段向北的钱？赢了多少？这些钱算什么性质？这些钱到哪儿去了？
“蝈蝈”轻描淡写地对纪检部门说：“我是赢了段向北不少钱。究竟有多少？我不记得了。一万美元左右吧。我认为那些钱，既不属于办案经费，也不属于毒资。纯属办案过程中的意外和应酬。那些钱，我送给我女朋友黎妮了。”
“蝈蝈”此语一出，纪检部门大吃一惊。
“蝈蝈”向我说明，她的母亲谢晓兰，绝对不允许我们继续交往，继而向我讲述了“南疆哥哥思沂姐姐”往事的那个夜晚，之后大约一星期，不出“蝈蝈”所料，果然有两名自称公安边防总队的男人找到了我。
“蝈蝈”还在清迈追踪“张总”的那段时间，我就通过原来报社的记者部主任介绍，开始接一些电视专题片、宣传片乃至于小广告的“文案”活，收入不高，却也不亚于我原来做小报记者。闲暇时光，我喜欢到翠湖边的省图书馆，占个座位读书，主要是读法律方面的教材，认认真真做笔记。我有点小小的野心，法律知识掌握到一定程度，我打算去参加全国司法考试，如果能通过，我想去做律师，特别想做刑辩律师，而且特别想做毒品案件的律师。想想也蛮有意思，我的男朋友，唉，我怕是不可能嫁给他了，那就算“前任”吧，我的“前任”是秘密缉毒警察，而我呢，如果成了一位专做毒品案辩护的律师，甚至可能在法庭上与我的“前任”唇枪舌战，是不是真的很有意思？
那天黄昏，我背着一个硕大的书包，慢腾腾地走下省图书馆前的台阶，那两个男人迎面拦住了我。
他们中的一个，后来我知道他的名字叫陈华，向我出示了“人民警 察证”。
他们中的另外一个，后来我知道，是边防部队政治部纪检办的一名张姓干事。
他们说，他们是边防总队的干部，他们询问了我的名字，他们说：“你一定认识彭卫国吧？”我欣然点头，陈华说：“有些与彭卫国有关的事情，我们需要跟你谈谈。”
张干事补充道：“彭卫国打了结婚报告，结婚对象是你，我们……也就是做些例行调查。”
我笑得像一朵开得刚刚好的三角梅。
他们冲我温暖地微笑。他们是警察，我本该有些紧张，而我却同样冲着他们温暖微笑，仿佛我们是多年的老熟人、老朋友。
……因为，他们是“蝈蝈”的战友，虽然他们没有穿武警制服，他们穿的是便服。
我们就近找了个茶室坐下，陈华要了一壶茶，是菊花茶。
我突然想起“蝈蝈”的话，如果他们不穿制服不出示证件，让我立即报警，直接报绑架。现在，他们出示了证件，可他们没有穿制服。
我多了个心眼，嗯嗯，证件，是可以伪造的，而且，以前，我从来没见过“人民警 察证”，再说，他们是武警，为何出示的是“人民警 察证”？
我笑吟吟地说：“我能打个电话吗？”
陈华不置可否，张干事有些紧张——那时候，他并未说他是纪检干事，只是含混地说，他是边防总队政治部的。
张干事问：“打给谁？彭卫国吗？这不可以。”
我笑嘻嘻地说：“当然是不会打给他啦。我打给袁姐可以吗？”
“袁姐”这两个字，对张干事来说，肯定是陌生的，他转头望着陈华。
陈华附耳对张干事说了一句话，之后，陈华冲我稳稳地点了点头。
“蝈蝈”的父亲，省公安厅副厅长李志诚去世的那天夜里，袁姐把手机号码留给了我，她承诺过，我随时都可以给她打电话。
手机拨通，对方有人接听，我们都没有叫出对方的称谓，而是颇为礼貌地，轻轻地“喂”了一声。确证过声音，我才说：“袁姐吗，我是黎妮。”
电话那端，袁姐问：“有什么事吗？”
我从她的声音里听出一丝焦灼，一丝无奈，她肯定已经知道了“蝈蝈”的母亲谢晓兰坚决反对我和“蝈蝈”交往的事情，她也许会想，我是因为婚事受阻，打电话向她求助吧？
我平静地说：“袁姐，来了两个人，说是边防总队的干部，要找我了解一些事情。他们出示了证件，但是我无法确认他们的身份。”
我这样问的时候，我看到张干事局促不安地在椅子上扭动着身子，而陈华，露出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
袁姐的声音刹那之间变得清亮而镇定，她问：“你在哪里？”
我准确地说出了翠湖边这家茶室的名称，以及门牌号码。
我看到陈华轻轻点了点头。
袁姐说：“你稍等，不要挂电话。”她在电话那端沉默了大约15秒钟。后来，她告诉我，她正在系统里紧张地查询那个地段的警力配置。翠湖位于昆明的市中心，除了常规警力，还分别配置有公安特警和武警特战队的执勤小组。袁姐查询警力后确证，想要在那样的地方绑架或挟持一个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袁姐说：“这样，你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出示证件。不要挂电话。”
我立即向他们重复了袁姐的建议。
陈华立即掏出“人民警 察证”，在茶桌上摊开，朝我推过来。
我拿着手机，对袁姐说：“他们出示了证件。”
袁姐说：“你仔细看看，是什么样的证件？姓名，注意，还有编号。”
我立即轻声念出：“人民警 察证，陈华，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1451。”
我话音刚落，袁姐当即说：“好了，没问题，是我们的人。你可以挂电话了。”
我挂断电话。
我想，袁姐一定在系统里查过了，姓名、单位、编号，全对上了，应该没问题。
后来袁姐告诉我：“不用查，陈华，就是我们专案组的人，我熟。”
张干事连连摇头，意思像是说：“有这个必要吗？”
陈华收起证件时，笑吟吟地冲我竖了竖大拇指。
打入段向北贩毒集团，为他数次“押货”，之后，去广东本是最后一单，因为我的突然介入，“蝈蝈”重回缅北，随后去清迈，抓张光祖，利用张光祖诱捕段向北……“蝈蝈”把所有的细节都回忆、梳理过不止一遍之后断定：段向北根本不可能发现他是中国警方的卧底。
而段向北之所以一张口就指认“蝈蝈”是卧底，是因为这个假装“自作聪明”的家伙，的确很聪明。指认“蝈蝈”是卧底，对段向北有百利而无一害。如果“蝈蝈”真是中国警方的卧底——段向北现在特别希望“蝈蝈”就是卧底——这样，在将来的庭审中，段向北可以一口咬定：中国警方“做局”陷害他；如果“蝈蝈”不是卧底，对段向北的罪行也没什么影响；他诬陷“蝈蝈”亲自开枪杀死了阿林，是因为他确信，阿林跟中国警方一定有关系，如果中国警方在谁杀了阿林这个问题上纠缠，就愈发能说明，“蝈蝈”真的有可能是卧底。
段向北的策略是：把水搅浑，制造更多的谜团，让案件无法顺利进入“起诉阶段”，总之让案件在“侦查阶段”拖得越久越好。他企盼着时间能够解决问题。时间拖得越久，他的父亲段蒙生越有可能想出办法让他逃出生天。
究竟是不是彭卫国亲自开枪杀死了阿林？这个问题调查起来相对容易一些。在“蝈蝈”接受纪检部门调查时，根据“蝈蝈”的详细描述，将阿林装进麻袋，扔到湖中淹死的，应该是段向北的“卫队”成员。段向北被抓捕后，他的“卫队”风流云散，要通过境外关系，找到当时的目击者并不困难。纪检部门向上级汇报后，上级决定启用秘密力量，很快查明：段向北在撒谎！当时，段向北的确要求“蝈蝈”枪杀阿林，而“蝈蝈”对段向北的要求当场断然拒绝！
纪检部门不是怀疑“蝈蝈”叛变，而是隐隐怀疑，他是不是做了“双面卧底”？
也就是说，当段氏父子发现“蝈蝈”的卧底身份，他们不杀“蝈蝈”，是因为“蝈蝈”被迫承认自己的中国警察身份之后，反过来与段氏父子达成了某种秘密协定，“蝈蝈”愿意利用自己的中国警察身份，为段氏父子的贩毒活动，提供某些便利，一方面换取自己的生命安全，另一方面获取非法利益？
既然是卧底警察，既然是孤身深入毒窝，“蝈蝈”的绝大多数行动，都在专案组的视线之外。所以说，卧底警察是风险最高的职业，不仅有可能被敌人发现、杀掉；而且很有可能被自己人怀疑。
对一个卧底警察而言，只有两个字能够自证清白，那就是“忠诚”。
绝对的忠诚。除此之外，就连“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都是扯淡。
比如我亲爱的“蝈蝈”，此刻就面临这样的绝境，这种绝境，事实上是一种逻辑困境。
段向北一口咬定，他早就识破了“蝈蝈”的真面目。
审讯员反问他：“既然你认定彭卫国是中国警察，你为什么不除掉他？”
段向北两眼一翻，似笑非笑：“我为什么要除掉他？他不是一直在帮我做事么？我为什么要除掉一个帮我做事的人？”
审讯员冷笑：“你，一个毒枭，让一个中国警察帮你做事，笑话。”
段向北大叫：“哎哎哎，你不要乱说。你说我是毒枭，我就是毒枭吗？我是不是毒枭，这是需要在法庭上用证据来证明的。”
段向北拒不承认自己是毒枭，虽然他声称自己在全球的排名已经上升到第五，但是他又说，那是国际禁毒机构对他们家族“固有的偏见”；他说缅政府抓他，是栽赃他贩毒，以此打压缅北民族地方自治势力。
段向北接着说：“至于警察帮我做事，太多了，帮我做事的警察，缅甸有，老挝有，泰国也有，甚至美国也有……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有？他们帮我做的都是正当生意，哈哈。不过，当然，我不会告诉你，他们的名字。哈哈……”
段向北声称自己早已识破了“蝈蝈”的卧底身份，他的理由是，如果“蝈蝈”不是卧底，他怎么会将自己诱骗到腊戌，从而让缅甸军队抓了自己？
“蝈蝈”声称段氏父子绝不可能识破自己的卧底身份，他的理由同样是，如果段氏父子已经识破自己的卧底身份，他怎么可能将段向北诱骗到腊戌，从而促成缅甸政府抓捕并向中国政府移交段向北？
纪检部门当然不会纠缠于这种“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逻辑循环。一个最基本的甄别依据就是，彭卫国到底有没有接受段氏父子的“好处”，说白了，就是钱。
“蝈蝈”前后三次为段氏集团“押运”毒品，两次广东，一次甘肃；后来受段蒙生委托，到清迈去找张光祖，所得的“佣金”以及所付的“定金”，都打到了“蝈蝈”指定的帐户上——这个帐户，当然掌握在“626”专案组的手里。这些钱，“蝈蝈”事实上根本无法动用，这些钱，都将作为“毒资”被追缴，清清白白。
关键是，段向北“私底下”，有没有给过“蝈蝈”钱，特别是现金？
“蝈蝈”断然否认。
就连段向北，在接受审讯时，也未曾诬陷“老彭”私下收过他的现金。
现在，最大的疑问就是，彭卫国是不是在赌场上赢了段向北的钱？赢了多少？这些钱算什么性质？这些钱到哪儿去了？
“蝈蝈”轻描淡写地对纪检部门说：“我是赢了段向北不少钱。究竟有多少？我不记得了。一万美元左右吧。我认为那些钱，既不属于办案经费，也不属于毒资。纯属办案过程中的意外和应酬。那些钱，我送给我女朋友黎妮了。”
“蝈蝈”此语一出，纪检部门大吃一惊。
“蝈蝈”向我说明，她的母亲谢晓兰，绝对不允许我们继续交往，继而向我讲述了“南疆哥哥思沂姐姐”往事的那个夜晚，之后大约一星期，不出“蝈蝈”所料，果然有两名自称公安边防总队的男人找到了我。
“蝈蝈”还在清迈追踪“张总”的那段时间，我就通过原来报社的记者部主任介绍，开始接一些电视专题片、宣传片乃至于小广告的“文案”活，收入不高，却也不亚于我原来做小报记者。闲暇时光，我喜欢到翠湖边的省图书馆，占个座位读书，主要是读法律方面的教材，认认真真做笔记。我有点小小的野心，法律知识掌握到一定程度，我打算去参加全国司法考试，如果能通过，我想去做律师，特别想做刑辩律师，而且特别想做毒品案件的律师。想想也蛮有意思，我的男朋友，唉，我怕是不可能嫁给他了，那就算“前任”吧，我的“前任”是秘密缉毒警察，而我呢，如果成了一位专做毒品案辩护的律师，甚至可能在法庭上与我的“前任”唇枪舌战，是不是真的很有意思？
那天黄昏，我背着一个硕大的书包，慢腾腾地走下省图书馆前的台阶，那两个男人迎面拦住了我。
他们中的一个，后来我知道他的名字叫陈华，向我出示了“人民警 察证”。
他们中的另外一个，后来我知道，是边防部队政治部纪检办的一名张姓干事。
他们说，他们是边防总队的干部，他们询问了我的名字，他们说：“你一定认识彭卫国吧？”我欣然点头，陈华说：“有些与彭卫国有关的事情，我们需要跟你谈谈。”
张干事补充道：“彭卫国打了结婚报告，结婚对象是你，我们……也就是做些例行调查。”
我笑得像一朵开得刚刚好的三角梅。
他们冲我温暖地微笑。他们是警察，我本该有些紧张，而我却同样冲着他们温暖微笑，仿佛我们是多年的老熟人、老朋友。
……因为，他们是“蝈蝈”的战友，虽然他们没有穿武警制服，他们穿的是便服。
我们就近找了个茶室坐下，陈华要了一壶茶，是菊花茶。
我突然想起“蝈蝈”的话，如果他们不穿制服不出示证件，让我立即报警，直接报绑架。现在，他们出示了证件，可他们没有穿制服。
我多了个心眼，嗯嗯，证件，是可以伪造的，而且，以前，我从来没见过“人民警 察证”，再说，他们是武警，为何出示的是“人民警 察证”？
我笑吟吟地说：“我能打个电话吗？”
陈华不置可否，张干事有些紧张——那时候，他并未说他是纪检干事，只是含混地说，他是边防总队政治部的。
张干事问：“打给谁？彭卫国吗？这不可以。”
我笑嘻嘻地说：“当然是不会打给他啦。我打给袁姐可以吗？”
“袁姐”这两个字，对张干事来说，肯定是陌生的，他转头望着陈华。
陈华附耳对张干事说了一句话，之后，陈华冲我稳稳地点了点头。
“蝈蝈”的父亲，省公安厅副厅长李志诚去世的那天夜里，袁姐把手机号码留给了我，她承诺过，我随时都可以给她打电话。
手机拨通，对方有人接听，我们都没有叫出对方的称谓，而是颇为礼貌地，轻轻地“喂”了一声。确证过声音，我才说：“袁姐吗，我是黎妮。”
电话那端，袁姐问：“有什么事吗？”
我从她的声音里听出一丝焦灼，一丝无奈，她肯定已经知道了“蝈蝈”的母亲谢晓兰坚决反对我和“蝈蝈”交往的事情，她也许会想，我是因为婚事受阻，打电话向她求助吧？
我平静地说：“袁姐，来了两个人，说是边防总队的干部，要找我了解一些事情。他们出示了证件，但是我无法确认他们的身份。”
我这样问的时候，我看到张干事局促不安地在椅子上扭动着身子，而陈华，露出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
袁姐的声音刹那之间变得清亮而镇定，她问：“你在哪里？”
我准确地说出了翠湖边这家茶室的名称，以及门牌号码。
我看到陈华轻轻点了点头。
袁姐说：“你稍等，不要挂电话。”她在电话那端沉默了大约15秒钟。后来，她告诉我，她正在系统里紧张地查询那个地段的警力配置。翠湖位于昆明的市中心，除了常规警力，还分别配置有公安特警和武警特战队的执勤小组。袁姐查询警力后确证，想要在那样的地方绑架或挟持一个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袁姐说：“这样，你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出示证件。不要挂电话。”
我立即向他们重复了袁姐的建议。
陈华立即掏出“人民警 察证”，在茶桌上摊开，朝我推过来。
我拿着手机，对袁姐说：“他们出示了证件。”
袁姐说：“你仔细看看，是什么样的证件？姓名，注意，还有编号。”
我立即轻声念出：“人民警 察证，陈华，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1451。”
我话音刚落，袁姐当即说：“好了，没问题，是我们的人。你可以挂电话了。”
我挂断电话。
我想，袁姐一定在系统里查过了，姓名、单位、编号，全对上了，应该没问题。
后来袁姐告诉我：“不用查，陈华，就是我们专案组的人，我熟。”
张干事连连摇头，意思像是说：“有这个必要吗？”
陈华收起证件时，笑吟吟地冲我竖了竖大拇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