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中国价值传统与经济学的人文转向
六、中国价值传统与经济学的人文转向
我们以上讲的是中国价值传统的形成和现代转型，以及新的价值革命的方向和方式。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进一步研究中国价值传统对中国政治经济学建构的意义。
经济学是科学吗？我们一般认为经济学是科学，但是有几位大的思想家认为经济学不是科学。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否认科学主义对经济学影响极深。我们看看经济学的科学化过程：第一步是亚当·斯密的理性人假设。人是理性人，但人还有感性的一面。亚当·斯密把理性和感性分开，写了《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前者采用的是理性人假设，后者采用的是感性人假设。通过这种分离，亚当·斯密把经济学变成片面的理性科学。第二步是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分开。我们知道在亚当·斯密时代还有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统一，但是到了李嘉图时代就把历史方法抛弃了，以逻辑方法和抽象方法为主。这以后英国古典经济学逐渐走向衰落，而后出现一个德国历史学派。德国历史学派重历史但忽视逻辑。历史学派衰落之后就进入了新古典主义时代。像门格尔，一方面要为理性分析辩护，另一方面要极力清除历史学派的影响。这样，历史就再一次被抛弃了。第三步是实证主义统治。休谟将实证与规范分开，由此经济学变成实证科学，经济学作为实证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价值不断被祛除的过程，价值判断、道德伦理等完全被赶出了经济学。第四步是经济学的数学化。“万物皆数”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传统，西方经济学将数学化发展到极致，不仅一切经济现象都可以用数学模型来分析，连人的感情都可以计量了，婚姻、家庭、子女都可以数学化。
现在我们再反过头来看看经济学和人文的关系。前面的设问是：经济学是科学吗？现在我们重新设问：经济学是人文的吗？
我们没有时间来梳理人文主义的历史。这里，我们仅仅提出人文可以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人文之“人”，一个是人文之“文”。
我们先看人文之“人”。人文之人是本体意义上的，说的是人与物或者人与自然的关系。
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构建，首先要解决人在社会经济中的位置，也就是人本还是物本的问题，也就是经济学是人的经济学还是物的经济学的问题。西方经济学基本是物的经济学，讲资源配置，讲资源配置的效率。马克思主义不这样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学。马克思曾经讲过：“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所以“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长期以来，理性主义压制了人的感性方面，西方经济学从理性人假设出发，走向科学主义，并导致了种种矛盾。中国经济学的重构，就是要实现人文转向，首先要将经济学建立在“现实的”人性基础之上。
其次要解决经济学人性假设问题。人不单纯是理性人，人不但有理性，还有感性，还有信仰，人是理性、感性和信仰三维结构的。如果没有感性，就没有伦理；如果没有信仰，就失去了一切的追求和目标。所以，经济学要解决人性假设问题，不能仅仅将人假设为理性人。
最后，经济学不仅要回答“是”的问题，还要回答“应该”的问题。经济学能否避开道德判断？我觉得不可能。经济学应该成为研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经济学。所以说经济学不能脱离价值判断，不能祛除价值，即使研究效率也不能与伦理脱节，我们讲效率但绝不能不讲公平，也不能不讲伦理，在商言商也不能不讲道德。
这是经济学人文转向中的“人”的方面。经济学转向还有“文”的方面。人文之“文”就是“人文化成、文以载道”。这里的人文之“文”就是指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我们之所以要建立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就是因为我们不能脱离我们自己的历史和我们自己的文化。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历史和不同的文化传统，有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我们的经济学也不能不是民族的经济学。所以，经济学的人文转向所涉及的问题是历史、民族和话语问题。
首先，中国政治经济学应该是采取历史方法的经济学。人的存在包括自然的存在、社会的存在，还有历史的存在。我们今天的人与我们前面的人和我们后面的人是有关联的，是分不开的，所以人一定是历史的人。毛泽东在延安时讲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实现中国经济学的人文转向，要求我们努力挖掘中国历史资源，包括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资源，为中国式道路的形成、演化和发展提供历史唯物主义阐释。
其次，中国的经济学应该是民族的经济学。民族经济学是谁提出来的？是德国人提出来的，德国历史学派当时不承认英国的主流经济学，他们认为他们应该建立一个德国人的国民经济学，因为他们认为他们与英国人是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比如韦伯曾经说过：“作为一门说明性和分析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是跨民族的，但是，一旦涉及要作价值判断，政治经济学就必然受制于人类的某一特殊族系。”现在，中国经济学界也逐渐认识到，西方的经济利益并不能等同于世界的经济利益和中国的经济利益，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融合，也加剧了中国与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冲突。因此，中国经济学的人文转向，必然包括民族经济的价值内涵，需要建立中国的“国民经济学”。
最后，中国经济学要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形成中华民族独特的话语体系。语言是文化的符号。不同民族的文化价值通过不同的话语体系得以表述，不同民族的利益诉求也必须通过不同的话语体系得以表达。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崛起，都必然伴随着本民族语言的形成和兴起，也必然形成本民族的学术话语体系，即所谓“文以载道”。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中国道路的形成，要求中国经济学的兴起。但中国经济学的兴起并不能有赖于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认可，而取决于中国经济学自立于世界经济学之林的能力。这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掌握自己的话语权。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指导下，吸收西方经济学学术话语，发掘中国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资源，形成独特的经济学话语体系，构建“中国话语”的经济学。
我们以上讲的是中国价值传统的形成和现代转型，以及新的价值革命的方向和方式。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进一步研究中国价值传统对中国政治经济学建构的意义。
经济学是科学吗？我们一般认为经济学是科学，但是有几位大的思想家认为经济学不是科学。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否认科学主义对经济学影响极深。我们看看经济学的科学化过程：第一步是亚当·斯密的理性人假设。人是理性人，但人还有感性的一面。亚当·斯密把理性和感性分开，写了《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前者采用的是理性人假设，后者采用的是感性人假设。通过这种分离，亚当·斯密把经济学变成片面的理性科学。第二步是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分开。我们知道在亚当·斯密时代还有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统一，但是到了李嘉图时代就把历史方法抛弃了，以逻辑方法和抽象方法为主。这以后英国古典经济学逐渐走向衰落，而后出现一个德国历史学派。德国历史学派重历史但忽视逻辑。历史学派衰落之后就进入了新古典主义时代。像门格尔，一方面要为理性分析辩护，另一方面要极力清除历史学派的影响。这样，历史就再一次被抛弃了。第三步是实证主义统治。休谟将实证与规范分开，由此经济学变成实证科学，经济学作为实证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价值不断被祛除的过程，价值判断、道德伦理等完全被赶出了经济学。第四步是经济学的数学化。“万物皆数”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传统，西方经济学将数学化发展到极致，不仅一切经济现象都可以用数学模型来分析，连人的感情都可以计量了，婚姻、家庭、子女都可以数学化。
现在我们再反过头来看看经济学和人文的关系。前面的设问是：经济学是科学吗？现在我们重新设问：经济学是人文的吗？
我们没有时间来梳理人文主义的历史。这里，我们仅仅提出人文可以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人文之“人”，一个是人文之“文”。
我们先看人文之“人”。人文之人是本体意义上的，说的是人与物或者人与自然的关系。
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构建，首先要解决人在社会经济中的位置，也就是人本还是物本的问题，也就是经济学是人的经济学还是物的经济学的问题。西方经济学基本是物的经济学，讲资源配置，讲资源配置的效率。马克思主义不这样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学。马克思曾经讲过：“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所以“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长期以来，理性主义压制了人的感性方面，西方经济学从理性人假设出发，走向科学主义，并导致了种种矛盾。中国经济学的重构，就是要实现人文转向，首先要将经济学建立在“现实的”人性基础之上。
其次要解决经济学人性假设问题。人不单纯是理性人，人不但有理性，还有感性，还有信仰，人是理性、感性和信仰三维结构的。如果没有感性，就没有伦理；如果没有信仰，就失去了一切的追求和目标。所以，经济学要解决人性假设问题，不能仅仅将人假设为理性人。
最后，经济学不仅要回答“是”的问题，还要回答“应该”的问题。经济学能否避开道德判断？我觉得不可能。经济学应该成为研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经济学。所以说经济学不能脱离价值判断，不能祛除价值，即使研究效率也不能与伦理脱节，我们讲效率但绝不能不讲公平，也不能不讲伦理，在商言商也不能不讲道德。
这是经济学人文转向中的“人”的方面。经济学转向还有“文”的方面。人文之“文”就是“人文化成、文以载道”。这里的人文之“文”就是指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我们之所以要建立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就是因为我们不能脱离我们自己的历史和我们自己的文化。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历史和不同的文化传统，有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我们的经济学也不能不是民族的经济学。所以，经济学的人文转向所涉及的问题是历史、民族和话语问题。
首先，中国政治经济学应该是采取历史方法的经济学。人的存在包括自然的存在、社会的存在，还有历史的存在。我们今天的人与我们前面的人和我们后面的人是有关联的，是分不开的，所以人一定是历史的人。毛泽东在延安时讲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实现中国经济学的人文转向，要求我们努力挖掘中国历史资源，包括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资源，为中国式道路的形成、演化和发展提供历史唯物主义阐释。
其次，中国的经济学应该是民族的经济学。民族经济学是谁提出来的？是德国人提出来的，德国历史学派当时不承认英国的主流经济学，他们认为他们应该建立一个德国人的国民经济学，因为他们认为他们与英国人是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比如韦伯曾经说过：“作为一门说明性和分析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是跨民族的，但是，一旦涉及要作价值判断，政治经济学就必然受制于人类的某一特殊族系。”现在，中国经济学界也逐渐认识到，西方的经济利益并不能等同于世界的经济利益和中国的经济利益，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融合，也加剧了中国与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冲突。因此，中国经济学的人文转向，必然包括民族经济的价值内涵，需要建立中国的“国民经济学”。
最后，中国经济学要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形成中华民族独特的话语体系。语言是文化的符号。不同民族的文化价值通过不同的话语体系得以表述，不同民族的利益诉求也必须通过不同的话语体系得以表达。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崛起，都必然伴随着本民族语言的形成和兴起，也必然形成本民族的学术话语体系，即所谓“文以载道”。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中国道路的形成，要求中国经济学的兴起。但中国经济学的兴起并不能有赖于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认可，而取决于中国经济学自立于世界经济学之林的能力。这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掌握自己的话语权。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指导下，吸收西方经济学学术话语，发掘中国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资源，形成独特的经济学话语体系，构建“中国话语”的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