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生命绝对不美
2014年7月，芝加哥金融区爆出一桩血案，一位私企高管向老板连开两枪，随后饮弹自尽。芝城南部地区因帮派犯罪，常年火拼不断，但在市中心繁华的商业带，这样的事情还没发生过。
该老板是一位有常青藤名校学历和华尔街背景的成功商人，高管是个资深计算机专家及技术元老。事件的导火索是后者被原地降职，不像单纯的商务行为，据此很多人推测因他年近退休，可能被公司抛弃。尤其他并未滥杀无辜，显然只与老板有极深的个人恩怨。但老板家属提起民事诉讼时，则辩称一切源起高管的精神疾患。
世界太小，老板居然是我同区的邻居，孩子同学的爸爸，满街的红丝带也没挽回他的生命。高管同样抛下妻儿及一众亲朋，在人们无尽的唏嘘和遗憾中离世。
企业究竟是迫不得已还是卸磨杀驴，外人也许永远无法知晓。但我注意到一个独特的现象，不论是媒体的报道、邻里的议论，还是受害人家属的声明，都不称高管为凶手，而强调是老板多年的搭档和密友，因工作发生严重分歧，以至精神崩溃走上极端。换句话说是高管的自杀倾向导致悲剧的发生，而不是恶意伤人，再畏罪自杀。
学校的信息通报和心理辅导也是相同的说法，我只好照葫芦画瓢，给孩子们这样解释。尽管我已经说英语比汉语多，吃中餐比西餐少，想绕明白其中的逻辑仍要使劲扑棱这颗中国脑袋。不过最后我想通了，的确更像自杀，只不过我小时候接触的关于“自杀”的概念是另外的样子。
自杀最早对我来说是件有积极意思的事情。不是我小小年纪活腻歪了，而是事关正义。先有八女投江，后有鬼子剖腹，英雄流芳百世，敌人罪有应得，无疑都是好的。当然，这些都是从电影和小说中得来的，我真正见识到有人自杀，是上小学三年级时。
与如今的高楼林立不同，早年家乡的民居大都为连体平房，因而形成许多胡同和大院。我家住的胡同很小，而东邻是个大院子，我总去那边玩。院里有一家有四个儿子，别名四大金刚，但大的都插队当兵去了，只有最小的小四在。他长得有棱有角，五官周正，十五六岁已经比成年人还高大。但跟同龄人最不同的是，他不用去上学，乍听起来非常奇怪。
那时我们尽管吃喝不愁，美中不足的是主食以面粉为主，大米极度缺乏。解决办法是去一家饭店点个炒菜，然后就能捎带几份米饭。毕竟是紧俏品因此需要排队，父母上班，奶奶看家，哥哥好静，任务就落到喜欢疯跑的我头上。于是我就在一片酒令划拳和烟雾缭绕中，眼巴巴地盼着热腾腾的米饭快出锅。我常能遇见小四，显然他也肩负同样的使命，我们常常交流一下哪道菜好。
一个冬天的傍晚，我照例被派去买饭，当日不知为何不限量，人多极了，推来搡去把我挤出了队伍。万分焦急中，有人一把把我拽了回去，原来是小四大侠从天而降。买到加倍的米饭我很高兴，回家的路上还下起了暴雪，我叽叽呱呱地说，他微笑着听，雪地上趟出几行欢快的脚印。到家后，我奶奶拉过他冻僵的手要捂一捂，他说怕爸妈等急了，便匆匆消失在雪夜中。
事后奶奶跟人提起小四，我才得知他有种见不得人的病，俗称羊角风，发作起来翻白眼、吐白沫、满地扑棱。别人还建议不让我跟他打交道，以防万一被吓着。
从奶奶当时震惊的表情，我猜出了几分不详，更令人震惊的是，没几天就传来了小四上吊的噩耗。因为是横死，家人根本没办丧事，邻居们不让孩子靠近，说会被吊死鬼抓去。有的小孩很残忍，居然模仿着在脖子上绕根麻绳，还假装喘不上气，引得旁人哄堂大笑。我从未参与这种狂欢，也不愿相信小四死了，每次想到他，总有淡淡的悲伤如影相随。我不清楚是病痛还是歧视给了他最后一击，但从此知道放弃生命绝对不美。
后来大米不稀罕了，那家饭店也变成机械轰鸣的工地。我先去北京上了大学，积习未改又疯跑到美国。但生活在这里打了个转，与我的愿望背道而驰，又不能为己所掌控，我一度陷入了剧烈的不适中。我想起过小四，以及很多如雷贯耳的大家，比如老舍、周璇、海子，还有《魂断蓝桥》里的玛拉、《天龙八部》中的萧峰……
我所知以非常规方式离世的人中，有我唯一的伯父。他年轻时毕业于燕京大学，后来去了台湾，两岸开放后频繁往返，来弥补多年的乡愁。他对亲朋慷慨大方，对晚辈极尽关怀，富家小姐出身的伯母也全力支持，伉俪情深令人艳羡。伯父多次说过人活的不是年头，而是内容，在伯母不幸病逝、自己健康欠佳的情况下，因药物被代管，房中也没有披挂之物，他采取了一个最下策—从自家楼上一跃而下。
伯父一生乐观开朗，不差钱也并非病入膏肓，想得直到麻木，我才不得不承认，正是因为热爱生活，他才不愿苟且于此。残酷之处还在于，即使最亲的人也没能以更好一些的方式成全他。
世间从来不缺少悲剧，无独有偶，几年后，又一个相识的生命自行消逝了。他是来自东南亚的一位华裔博士生，我好朋友先生的师弟。小伙子相貌俊朗，性情温和，会讲熟练的中文，而且非常绅士。我和好友都遗憾没有妹妹，否则一定会设法把他弄成妹夫。
他所学的金融专业难度极大，合格的候选人本来就不多，顶不下来拿硕士走人的也时有耳闻。由于认为他的论文中个别数据有待商榷，导师希望他延期毕业，多做一年。这种情况尽管不太理想但并非罕见，他却选择在感恩节当日服下安眠药，又吸入有毒气体，表达了必死的决心。他没写遗书，但给房东留下了一封道歉信，以及三个月的房租。
好朋友的先生痛心疾首，自责对师弟关心不够。我和好友更觉得窒息，除了痛惜他的年轻，还因为我们说着相同的母语，有种心理上的亲近感。如果他能吐露一下感受，我们会陪着他难过，帮他找医生开药，做他爱吃的中餐，并现身说法如我等非名校博士者不是还无耻地活着，可见学位远没生命值钱。可惜我们没得到机会，而是让挫败、无助、抑郁、羞耻等夺走了他。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对这样的人充满同情。可以说他们不负责任，但每人的境况不尽相同，情感、职业、家庭、经济、健康、精神、环境等重压，有时会超出个人所能承受的极限，令人生不如死，自杀便不乏为一种解脱。还有的人并不回避什么，只为追求尊严和精神家园，当对生无能为力的时候，就希望成为死的主宰。所以我既反对放弃生命，也觉得无权妄言。
这个话题太大，我也会自相矛盾。几年前，国内朋友的儿子来美国上高中，一次因病住院，接待家庭母亲哭着打来电话，让我快去。原来少年因为怕疼而拒绝插管，高呼着要去跳楼，搞得一众医护如临大敌。情急之下，我不得不用中文把他骂了一顿，反正只有我们两人懂。以他的年龄，完全应该理解治疗的意义，果然如传闻所言，现在的某些年轻人因一点小事就想自杀，谈何错综的成人世界呢。这也说明培养孩子应对逆境、保持心态健康的能力是多么重要。
当然自杀是人类杜绝不了的，人们能做到的只能是尽量减少。因此作为常规预防手段，对生活遭受巨变的人，周围的人要密切关注，亲情友情和医药多管齐下，至少可以避免冲动性自杀。长期预防的意义更大，有专业人士在研究这个领域，可惜因为问题的复杂性，完全有效的方法尚不存在。
据谷歌转载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于2013~2014年的资料，每10万人口的自杀比例里，中国紧随韩国和印度以近13人名列第三。而在美国，自杀总人数在2009年以36000例跻身国民第十位死亡原因，而各种未遂的则更无从统计。
这是一组让人唏嘘的数字。人生来不易，除了罹患绝症（其实这属于安乐死的范畴），我都不主张走这一步棋。因为不论对于哪种困境，自杀都是用一种永久的办法解决一个暂时的问题。引用江湖上的一句戏言，我们都会死很久，急什么呢？向死而生就好。
一年一度的万圣节马上又来临了，金黄、橘红和血色的秋叶将碧蓝的天空渲染得异常美丽，家家户户都挂出了黑猫、蛛网、骷髅墓碑。置身在鬼魅环绕的氛围，我暗想，如果可以，真的希望逝去的人们可以魂归故里，能与他们曾经来过的世界、被抛下的亲朋再次小聚。
该老板是一位有常青藤名校学历和华尔街背景的成功商人，高管是个资深计算机专家及技术元老。事件的导火索是后者被原地降职，不像单纯的商务行为，据此很多人推测因他年近退休，可能被公司抛弃。尤其他并未滥杀无辜，显然只与老板有极深的个人恩怨。但老板家属提起民事诉讼时，则辩称一切源起高管的精神疾患。
世界太小，老板居然是我同区的邻居，孩子同学的爸爸，满街的红丝带也没挽回他的生命。高管同样抛下妻儿及一众亲朋，在人们无尽的唏嘘和遗憾中离世。
企业究竟是迫不得已还是卸磨杀驴，外人也许永远无法知晓。但我注意到一个独特的现象，不论是媒体的报道、邻里的议论，还是受害人家属的声明，都不称高管为凶手，而强调是老板多年的搭档和密友，因工作发生严重分歧，以至精神崩溃走上极端。换句话说是高管的自杀倾向导致悲剧的发生，而不是恶意伤人，再畏罪自杀。
学校的信息通报和心理辅导也是相同的说法，我只好照葫芦画瓢，给孩子们这样解释。尽管我已经说英语比汉语多，吃中餐比西餐少，想绕明白其中的逻辑仍要使劲扑棱这颗中国脑袋。不过最后我想通了，的确更像自杀，只不过我小时候接触的关于“自杀”的概念是另外的样子。
自杀最早对我来说是件有积极意思的事情。不是我小小年纪活腻歪了，而是事关正义。先有八女投江，后有鬼子剖腹，英雄流芳百世，敌人罪有应得，无疑都是好的。当然，这些都是从电影和小说中得来的，我真正见识到有人自杀，是上小学三年级时。
与如今的高楼林立不同，早年家乡的民居大都为连体平房，因而形成许多胡同和大院。我家住的胡同很小，而东邻是个大院子，我总去那边玩。院里有一家有四个儿子，别名四大金刚，但大的都插队当兵去了，只有最小的小四在。他长得有棱有角，五官周正，十五六岁已经比成年人还高大。但跟同龄人最不同的是，他不用去上学，乍听起来非常奇怪。
那时我们尽管吃喝不愁，美中不足的是主食以面粉为主，大米极度缺乏。解决办法是去一家饭店点个炒菜，然后就能捎带几份米饭。毕竟是紧俏品因此需要排队，父母上班，奶奶看家，哥哥好静，任务就落到喜欢疯跑的我头上。于是我就在一片酒令划拳和烟雾缭绕中，眼巴巴地盼着热腾腾的米饭快出锅。我常能遇见小四，显然他也肩负同样的使命，我们常常交流一下哪道菜好。
一个冬天的傍晚，我照例被派去买饭，当日不知为何不限量，人多极了，推来搡去把我挤出了队伍。万分焦急中，有人一把把我拽了回去，原来是小四大侠从天而降。买到加倍的米饭我很高兴，回家的路上还下起了暴雪，我叽叽呱呱地说，他微笑着听，雪地上趟出几行欢快的脚印。到家后，我奶奶拉过他冻僵的手要捂一捂，他说怕爸妈等急了，便匆匆消失在雪夜中。
事后奶奶跟人提起小四，我才得知他有种见不得人的病，俗称羊角风，发作起来翻白眼、吐白沫、满地扑棱。别人还建议不让我跟他打交道，以防万一被吓着。
从奶奶当时震惊的表情，我猜出了几分不详，更令人震惊的是，没几天就传来了小四上吊的噩耗。因为是横死，家人根本没办丧事，邻居们不让孩子靠近，说会被吊死鬼抓去。有的小孩很残忍，居然模仿着在脖子上绕根麻绳，还假装喘不上气，引得旁人哄堂大笑。我从未参与这种狂欢，也不愿相信小四死了，每次想到他，总有淡淡的悲伤如影相随。我不清楚是病痛还是歧视给了他最后一击，但从此知道放弃生命绝对不美。
后来大米不稀罕了，那家饭店也变成机械轰鸣的工地。我先去北京上了大学，积习未改又疯跑到美国。但生活在这里打了个转，与我的愿望背道而驰，又不能为己所掌控，我一度陷入了剧烈的不适中。我想起过小四，以及很多如雷贯耳的大家，比如老舍、周璇、海子，还有《魂断蓝桥》里的玛拉、《天龙八部》中的萧峰……
我所知以非常规方式离世的人中，有我唯一的伯父。他年轻时毕业于燕京大学，后来去了台湾，两岸开放后频繁往返，来弥补多年的乡愁。他对亲朋慷慨大方，对晚辈极尽关怀，富家小姐出身的伯母也全力支持，伉俪情深令人艳羡。伯父多次说过人活的不是年头，而是内容，在伯母不幸病逝、自己健康欠佳的情况下，因药物被代管，房中也没有披挂之物，他采取了一个最下策—从自家楼上一跃而下。
伯父一生乐观开朗，不差钱也并非病入膏肓，想得直到麻木，我才不得不承认，正是因为热爱生活，他才不愿苟且于此。残酷之处还在于，即使最亲的人也没能以更好一些的方式成全他。
世间从来不缺少悲剧，无独有偶，几年后，又一个相识的生命自行消逝了。他是来自东南亚的一位华裔博士生，我好朋友先生的师弟。小伙子相貌俊朗，性情温和，会讲熟练的中文，而且非常绅士。我和好友都遗憾没有妹妹，否则一定会设法把他弄成妹夫。
他所学的金融专业难度极大，合格的候选人本来就不多，顶不下来拿硕士走人的也时有耳闻。由于认为他的论文中个别数据有待商榷，导师希望他延期毕业，多做一年。这种情况尽管不太理想但并非罕见，他却选择在感恩节当日服下安眠药，又吸入有毒气体，表达了必死的决心。他没写遗书，但给房东留下了一封道歉信，以及三个月的房租。
好朋友的先生痛心疾首，自责对师弟关心不够。我和好友更觉得窒息，除了痛惜他的年轻，还因为我们说着相同的母语，有种心理上的亲近感。如果他能吐露一下感受，我们会陪着他难过，帮他找医生开药，做他爱吃的中餐，并现身说法如我等非名校博士者不是还无耻地活着，可见学位远没生命值钱。可惜我们没得到机会，而是让挫败、无助、抑郁、羞耻等夺走了他。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对这样的人充满同情。可以说他们不负责任，但每人的境况不尽相同，情感、职业、家庭、经济、健康、精神、环境等重压，有时会超出个人所能承受的极限，令人生不如死，自杀便不乏为一种解脱。还有的人并不回避什么，只为追求尊严和精神家园，当对生无能为力的时候，就希望成为死的主宰。所以我既反对放弃生命，也觉得无权妄言。
这个话题太大，我也会自相矛盾。几年前，国内朋友的儿子来美国上高中，一次因病住院，接待家庭母亲哭着打来电话，让我快去。原来少年因为怕疼而拒绝插管，高呼着要去跳楼，搞得一众医护如临大敌。情急之下，我不得不用中文把他骂了一顿，反正只有我们两人懂。以他的年龄，完全应该理解治疗的意义，果然如传闻所言，现在的某些年轻人因一点小事就想自杀，谈何错综的成人世界呢。这也说明培养孩子应对逆境、保持心态健康的能力是多么重要。
当然自杀是人类杜绝不了的，人们能做到的只能是尽量减少。因此作为常规预防手段，对生活遭受巨变的人，周围的人要密切关注，亲情友情和医药多管齐下，至少可以避免冲动性自杀。长期预防的意义更大，有专业人士在研究这个领域，可惜因为问题的复杂性，完全有效的方法尚不存在。
据谷歌转载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于2013~2014年的资料，每10万人口的自杀比例里，中国紧随韩国和印度以近13人名列第三。而在美国，自杀总人数在2009年以36000例跻身国民第十位死亡原因，而各种未遂的则更无从统计。
这是一组让人唏嘘的数字。人生来不易，除了罹患绝症（其实这属于安乐死的范畴），我都不主张走这一步棋。因为不论对于哪种困境，自杀都是用一种永久的办法解决一个暂时的问题。引用江湖上的一句戏言，我们都会死很久，急什么呢？向死而生就好。
一年一度的万圣节马上又来临了，金黄、橘红和血色的秋叶将碧蓝的天空渲染得异常美丽，家家户户都挂出了黑猫、蛛网、骷髅墓碑。置身在鬼魅环绕的氛围，我暗想，如果可以，真的希望逝去的人们可以魂归故里，能与他们曾经来过的世界、被抛下的亲朋再次小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