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华荣和蒋云霞拉着平板车到院子里停下,随即前后脚进屋。
    苏华荣去把叶四丫背起来,蒋云霞则帮着抱两床被子,一床铺在平板车上,一床盖在叶四丫身上。
    苏华荣把叶四丫放好在平板车上,用被子裹严实,便连忙又拉着往大队去了。
    蒋云霞没再跟着去,站在门口深深喘口气,便转身回家去了。
    吴巧艳还没走,一直站在她家门口。
    见蒋云霞喘呼着回来了,只用一副单纯好奇的模样问她:“婶,四丫怎么样啊?”
    蒋云霞往大队方向看一眼,轻呼着气说:“我看是很凶险,都烧得翻白眼了,浑身烫得炭块子一样,好像……连气都不喘了……”
    听得这话,吴巧艳心头暗喜。
    但她脸上没有表现出来,故意蹙眉装着道:“这么严重吗?”
    蒋云霞一脸担心,“确实挺严重的。”
    吴巧艳往大队方向看一眼,低下头来,嘴角微微一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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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华荣几乎是两步带三跑地把平板车拉到了大队卫生室。
    从平板车上背起叶四丫,进了卫生所把她往墙边旧木床上一放,便立马急着去叫医生,“周大夫,麻烦快看看我家丫头,她烧得不省人事了。”
    周大夫穿一身颜色很旧的白大褂,过来看到叶四丫的样子,神色瞬间也绷紧了。
    他不敢多耽搁,连忙找了体温计给叶苏四丫量体温,同时又去兑药水。
    药水兑好过来挂起来,拿了体温计一看,皱眉道:“都烧成这样了,怎么才送过来?”
    苏华荣心里有一百句为难的话,却都没有张嘴说出来。
    周大夫也没再多说什么,忙又给叶四丫扎针挂水。
    苏华荣看他扎好针调好了滴药的速度,神色担忧地问:“周大夫,严不严重?”
    周大夫脸色凝重,眉心还结着,“已经烧到四十多度了,都烧休克了,你说严重不严重?先挂水退烧,要是不行的话,赶紧送去县里医院。”
    苏华荣不敢再说话了,心脏“噗通噗通”地快要跳出来一样。虽然四丫头命在旦夕,但她还是忍不住地想——要是送去县里医院,那这病哪里治得起哦?
    她耷着脸色在床头的竹条长椅上坐下来,在心里暗暗祈祷——大慈大悲的神仙菩萨们,救她家小苏瓷一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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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老二和大儿子叶安国下工到家,看到灶冷锅凉,正忍不住要发作的时候,被蒋云霞过来告知了四丫头发烧昏死过去的事,便又把这股子脾气给压下了。
    刚好蒋云霞前脚一走,几个出去割猪草拾柴禾的女儿回来了。
    晚饭有人做了,他便抬脚出门,去了大队卫生室。
    他到大队卫生室的时候,四丫头的吊针水刚好要挂完。
    听苏华荣苦着脸唠叨了几句,他迈步走去床前,往四丫头脸上看了看。
    苏华荣站在他旁边还在说:“周大夫说了,这要是醒不过来,得送去县城医院呢。”
    然这话话音刚落,叶老二就看到四丫头睫毛颤了颤,睁开眼睛来了。
    他也没回头,直接道:“去什么县城医院?这不是醒了么?”
    听得这话,苏华荣忙看向叶四丫。
    看到四丫头果然醒了,正扑闪着长睫毛慢慢眨眼睛呢。
    她一时欣喜,忙去找周大夫。
    周大夫刚好上完厕所回来,听到苏华荣说叶四丫醒过来了,自己也松了口气。
    他看了眼吊针水,过来给叶四丫拔掉手背上的针管,按上酒精棉球。
    随后伸手摸了摸叶四丫的额头,又拿手电翻开她的眼睑照了照她的眼睛,开口说:“身体素质还不错,扛不过来了,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不过回去还得观察,如果高烧还是不退的话,明天再来挂一针。”
    吊着的心总算落地了。
    苏华荣接着话小着声音问:“周大夫,这一针多少钱?”
    周大夫关了手电筒,“六块钱。”
    听到这个数字,苏华荣下意识看向叶老二。
    叶老二能说什么,孩子生病过来看病,用了人家的药水,还能不给人钱么?
    这年头上,大夫给人看病确实是不要钱的,农村卫生室里呆的也都是些赤脚大夫,但针水和药,那都是要钱的。
    苏华荣轻轻吸口气,从褂兜里掏出洗得发白的蓝格子手帕。
    打开卷得整整齐齐的手帕,看了一会,抽出唯一的一张大团结,送到了周大夫手里。
    叶老二没多说话,直接背起叶四丫出门去了。
    苏华荣收了找回来的零钱,仔细把手帕再卷起来收回褂兜里,又看向周大夫问:“这吊针瓶能让我拿走吧?”
    周大夫看她一眼,没多说什么,直接把吊针瓶拿下来给她。
    苏华荣不止拿了吊针瓶,还拿了输液管。
    这些东西拿回家都能有用,譬如圆滚滚的玻璃瓶,冬天灌上热水扔被窝里,可以当个热水瓶什么的。
    苏华荣拿着吊针瓶出来,叶老二已经把叶四丫放在平板车上盖好被子了。
    夫妻俩拉着车往家回,苏华荣叹着气说:“一瓶吊针水,六块钱就这么没了。可是这要不来,小苏瓷这回恐怕就……”
    叶老二默着不说话,片刻后往路边啐一口唾沫,“学就别上了,下来干活。”
    苏华荣转头往叶老二看一眼,“这半年也不上了?”
    叶老二步子迈地大起来,主意已定,“不上。”
    ……
    苏瓷意识混沌,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仿佛是躺在什么车上,脑袋被晃得来回摇,眼前是夕阳西下的半边天,树梢映着暖橘色的光。
    头顶上有人在说话,说什么读书没用的言论。
    她大脑滞钝得没办法思考,脑袋随着板车摇着摇着,便又昏昏沉沉睡了过去。
    苏瓷再一次醒来,是在第二天早上。
    她是被一阵扩音很重的广播声吵醒的,眼睛重得还没睁开,便听到了有人在广播里声音激昂地做说话,比较清晰的词是——阶级斗争、阶级敌人、农业学大寨1、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毛-主席……
    耳朵听着这些情绪饱满的话,苏瓷慢慢睁开眼睛。
    方格窗里落进来的光照亮了整间屋子,墙面是泥土砌的,屋里除了通铺被子,还有一只旧木箱子,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目光转了一圈到床前,只见一个约莫四五岁的小男孩儿趴在她床前。
    小男孩儿皮肤白,眼睛乌溜溜的,穿着却灰扑扑的,盯着她看一会,奶声奶气问:“四姐,你醒了呀?”
    苏瓷盯着小男孩儿的眼睛,目光慢慢变得清明。
    屋外喇叭里充满激情的演讲还在继续,她意识到了什么,眼睛忽一睁,猛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
    小男孩儿被她吓了一跳,站起来往后退一步。
    他歪歪脑袋,疑惑地看一会苏瓷,又问:“四姐,你怎么了呀?”
    苏瓷没回答他,她坐着木一会,一把掀开身上的被子下床。
    目光扫到木箱子上有一面巴掌大小的毛镜子,她过去一把拿过来,对着脸就照起来。
    果然镜子里的不是她本人,而是一个约莫十三四岁的小姑娘。
    小姑娘脸蛋小巧白皙,眼睛大大的,眉眼唇线间流露出一股子娇怯之气,扎着两根乌亮亮的麻花辫子,漂亮得像是从电影里走出来的。
    眉心中间有一块手指尖大小的星形紫印子,像是被掐出来的。
    看完脸蛋再往下看,身上穿着灰旧粗糙的布褂子,上面还缀着补丁。
    看完脚上打补丁的灰布鞋,苏瓷放下手里的镜子,转身回到床边,一屁股坐在床沿上。
    她坐着发愣,小男孩儿就站在床前定盯着她看,一脸疑惑。
    片刻,苏瓷也把目光转向了小男孩儿。
    她看着小男孩儿充满奶气的脸,慢慢处理脑子里一点一点多出来的信息,也可以说是原主的记忆。
    现在是七十年代中期,一九七五年。
    原主叫叶苏瓷,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家里有父母和七个兄弟姐妹,还有一个哥哥送给她大伯家养去了。
    对于七十年代,苏瓷脑子里只有一个概念——穷!
    对于现在这个叶家,她按照原主的记忆总结起来就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非常穷!
    别说是缺衣少食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是已经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的二十一世纪,家里有八-九个孩子,那也得穷得光屁股啊!
    想到这里,苏瓷空了腰上的力气,直接往后一倒。
    看着茅草覆的顶,脑子里只剩下四个大字——坑!老!子!啊!
    还没等苏瓷感慨完,房门上布帘响动,又进来一个人。
    一个中年妇女,留着长发在脑袋后盘了一个很矮的发髻,身上的衣服是暗蓝色,布料同样十分粗糙,染色不大好,上面也缀有补丁。
    有了原主的记忆,苏瓷自然认识这些人。
    在她床前站着的奶娃娃,是原主的小弟弟叶安家,现在才五岁。而进来的这个妇女,手里端着碗拿着饼,是原主的母亲苏华荣。
    苏华荣走到床边,在床头木箱子上放下碗和饼,很自然地伸手上来摸苏瓷的额头,一边开口问她:“感觉怎么样了?”
    苏瓷没说话,苏华荣又把额头靠过来,直接用自己的额头探她额头的温度。
    这举动弄得苏瓷下意识往后一缩,却也没能躲开。
    苏华荣探过了苏瓷的额头,说:“好像不烧了。”
    说罢端了碗过来,把刚烙好的饼送到她手里,又说:“家里就这一点白面了,平时也舍不得吃,妈特意给你烙的,赶紧吃。”
    苏瓷看看自己手里的白面饼,又看看碗里的棒子稀饭,还有一小碗酱黄豆。
    这些东西在她眼里都算很粗糙的饭食了,但她知道,在叶家,这是逢年过节都不一定能吃上的好东西。
    小弟叶安家站在床前,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白面饼,闻着棒子稀饭的香甜味,眼见着口水就要流出来了。
    好在他收得快,“咕噜”一下又给咽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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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农业学大寨是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开展的一场运动,依据的是毛z东于1963年发布的一项指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
    “农业学大寨”学出“红旗渠”,大寨一度成为中国政治版图上的重要地标。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原本是一个贫穷的小山村。农业合作化后,社员们开山凿坡,修造梯田,使粮食亩产增长了7倍。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了他们的先进事迹。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农业战线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此后,全国农村兴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成为中国农业战线的光辉榜样。“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一直流传到70年代末,其中也被极“左”思潮利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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