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如此，僚和吏就更可怜。在大明朝，大明朝的官僚体系是由官、僚、吏三部分人组成的。
官，就是各级衙门的正官或长官，比如知府、县令。僚，则是长官的佐属，比如县丞、县尉、主簿，都是协助长官处理事务的属员。僚属在隋朝之前由县官自行征辟，隋起改由中央朝廷任命，结果从此形同虚设，成为闲职冗员，所司事务均委之以吏。吏，本来也是官员队伍中的一分子，只不过政务官叫官员，事务官叫吏员。所以官吏二字，往往混为一谈。比如“吏治”，比如“封疆大吏”，其实说的都是官，不是吏。
但自隋唐以后，官与吏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只有官和僚才算是官，吏则是民。各级衙门的长官和僚属不论职位高低，都是“朝廷命官”，都有品级，比如知县正七品，县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胥吏却是官府中的“服役人员”，其身份与衙役并无区别，只不过其他人或服劳役，或服兵役，他们则提供知识性服务而已。因此胥吏地位极低，常被呼为“狗吏”，待遇也极低，往往领不到薪水。
吏员的禄食，有的朝代有，有的朝代没有。同一王朝之中，又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即便有，也微不足道。官的俸禄尚且不高，何况乎吏？
比胥吏级别更低的是衙役，比如更夫、捕快、狱卒之类。这些人根本就是“民”，最初都是从民众当中征发来无偿服役的。既然是无偿服役，自然并无薪水，只有伙食补贴，叫“工食银”，其数亦不过每日二三分，仅供夫妻二人一餐之用。这在大明朝，已是“皇恩浩荡”。
因为其他被征发来无偿服役，比如修城墙的民众，朝廷是连一餐饭都不管的。但在这些人，却是生计维艰。因为他们一年到头，都要在衙门里当差。不像其他民众，尚有别的活路。
然而尽管如此，愿意担任县官、胥吏、衙役的仍大有人在。原因就在于这些职务虽然薪资极低，权力却很大，也很有威风和排场。这全因为，大明朝是典型的权力社会。它的一切都是靠权力来维持，也是靠权力来运作的。因此，为了维护权力的至高无上，大明朝从来就不惜成本，不吝代价。这样，一个人，只要拥有了大明朝赋予的权力，他就有了高于一般民众的地位，哪怕他在大明朝的权力系统中，只不过是一个最不起眼的蕞尔小吏。但由于他在行使权力的时候，代表的不是他个人，而是大明朝，就不能不让一般民众胆战心惊。换句话说，胥吏和衙役虽然不是牧羊人，却好歹也是牧羊犬。这就足以让“羊”们敬畏。
知府县官的权力就更是大得吓人。作为朝廷派遣至地方上的“牧民之官”，他集司法、行政和监察之权于一身，在一府一县之内令行禁止，生杀予夺。由于上级部门非有大事不会过问，僚属、胥吏、衙役、百姓又全无监察之权，因此知府和县太爷们完全有可能“只许知府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甚至利用手中的权力让治下小民魂飞魄散，家破人亡。也因此上又有“灭门知县”和“破家县令”的说法。
一方面是权力极大，另一方面是薪资极低，那么，有谁不用手中的权力来换取好处呢？
最常规的做法是收取“耗羡”。要知道，大明朝的财政收入，主要靠纳税完粮。运到国库里的，便既有银子，也有粮米。但从地方到中央，千里运粮，岂能不损耗？碎银子要铸成元宝，损耗也在所难免。然而户部收缴的银粮，却要求足银足米。因此，只能在收银收粮的时候多收一点，叫“米耗”和“火耗”。米耗，就是多收的粮；火耗，就是多收的钱，统称“耗羡”。
这是于事有理于法有据的，不能算作违法乱纪。问题是“耗羡”的计算方式却很含糊。地方官在计算损耗的时候，当然也不会有多少算多少，而是会再多算一点。这就有了一笔额外收入。这笔额外收入，既不是贪污，也不是受贿，只能说是“税外收费”，因此历来就被视为理所当然。
此外还有种种灰色收入，如“公事”、“规礼”、“罚赎”等。公事，就是乡里来县办事时送的红包；规礼，就是逢年过节地方商贾缙绅送的礼金；罚赎，则是赃罚赎罪之银两。这些自然都落入知府、县官的腰包，数目也相当可观。当年海瑞在淳安县令任上，一次革去的各种不正当收入，就达六千两之多。这些所谓“不正当收入”，其实还是常规性的，官场上习以为常不被看作腐败的。如果知府知县贪得无厌，则还会层层加码，以至于征收有羡余，又有额外之征；罚赎有加耗，又有法外之罚。这一州一县民众百姓的日子，也就可想而知。
知府县官以权谋私，胥吏衙役也不含糊。他们以权力换取好处的办法和门路并不比长官少。因为长官“君子动口不动手”，收租催赋、摊派徭役、管理市场、设置关卡、处理民事、捉拿人犯，便都是胥吏和衙役的事，其中自然大有文章可做，大有油水可捞。
最“廉洁”的，也会在下乡收粮时白吃白喝，代交诉状时收取茶钱。而且，由于吏员不受官员回避乡里、期满调任的限制，因此为吏者往往世代为吏，以至于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胥吏成为横行一方、连官都要让他三分的“地头蛇”。对于这样的地头蛇，老百姓除了花钱去“消灾”以外，是没有什么别的办法的。
事实上，如果县官只不过收点“耗羡”，胥吏和衙役也只要点“茶钱”，这一方百姓的头上就要算是“青天白日”了。可惜大明朝默许的“税外收费”并没有谱，知府、县官、胥吏和衙役们又欲壑难填，结果百姓们便只好无休止地接受他们的盘剥。
官，就是各级衙门的正官或长官，比如知府、县令。僚，则是长官的佐属，比如县丞、县尉、主簿，都是协助长官处理事务的属员。僚属在隋朝之前由县官自行征辟，隋起改由中央朝廷任命，结果从此形同虚设，成为闲职冗员，所司事务均委之以吏。吏，本来也是官员队伍中的一分子，只不过政务官叫官员，事务官叫吏员。所以官吏二字，往往混为一谈。比如“吏治”，比如“封疆大吏”，其实说的都是官，不是吏。
但自隋唐以后，官与吏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只有官和僚才算是官，吏则是民。各级衙门的长官和僚属不论职位高低，都是“朝廷命官”，都有品级，比如知县正七品，县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胥吏却是官府中的“服役人员”，其身份与衙役并无区别，只不过其他人或服劳役，或服兵役，他们则提供知识性服务而已。因此胥吏地位极低，常被呼为“狗吏”，待遇也极低，往往领不到薪水。
吏员的禄食，有的朝代有，有的朝代没有。同一王朝之中，又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即便有，也微不足道。官的俸禄尚且不高，何况乎吏？
比胥吏级别更低的是衙役，比如更夫、捕快、狱卒之类。这些人根本就是“民”，最初都是从民众当中征发来无偿服役的。既然是无偿服役，自然并无薪水，只有伙食补贴，叫“工食银”，其数亦不过每日二三分，仅供夫妻二人一餐之用。这在大明朝，已是“皇恩浩荡”。
因为其他被征发来无偿服役，比如修城墙的民众，朝廷是连一餐饭都不管的。但在这些人，却是生计维艰。因为他们一年到头，都要在衙门里当差。不像其他民众，尚有别的活路。
然而尽管如此，愿意担任县官、胥吏、衙役的仍大有人在。原因就在于这些职务虽然薪资极低，权力却很大，也很有威风和排场。这全因为，大明朝是典型的权力社会。它的一切都是靠权力来维持，也是靠权力来运作的。因此，为了维护权力的至高无上，大明朝从来就不惜成本，不吝代价。这样，一个人，只要拥有了大明朝赋予的权力，他就有了高于一般民众的地位，哪怕他在大明朝的权力系统中，只不过是一个最不起眼的蕞尔小吏。但由于他在行使权力的时候，代表的不是他个人，而是大明朝，就不能不让一般民众胆战心惊。换句话说，胥吏和衙役虽然不是牧羊人，却好歹也是牧羊犬。这就足以让“羊”们敬畏。
知府县官的权力就更是大得吓人。作为朝廷派遣至地方上的“牧民之官”，他集司法、行政和监察之权于一身，在一府一县之内令行禁止，生杀予夺。由于上级部门非有大事不会过问，僚属、胥吏、衙役、百姓又全无监察之权，因此知府和县太爷们完全有可能“只许知府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甚至利用手中的权力让治下小民魂飞魄散，家破人亡。也因此上又有“灭门知县”和“破家县令”的说法。
一方面是权力极大，另一方面是薪资极低，那么，有谁不用手中的权力来换取好处呢？
最常规的做法是收取“耗羡”。要知道，大明朝的财政收入，主要靠纳税完粮。运到国库里的，便既有银子，也有粮米。但从地方到中央，千里运粮，岂能不损耗？碎银子要铸成元宝，损耗也在所难免。然而户部收缴的银粮，却要求足银足米。因此，只能在收银收粮的时候多收一点，叫“米耗”和“火耗”。米耗，就是多收的粮；火耗，就是多收的钱，统称“耗羡”。
这是于事有理于法有据的，不能算作违法乱纪。问题是“耗羡”的计算方式却很含糊。地方官在计算损耗的时候，当然也不会有多少算多少，而是会再多算一点。这就有了一笔额外收入。这笔额外收入，既不是贪污，也不是受贿，只能说是“税外收费”，因此历来就被视为理所当然。
此外还有种种灰色收入，如“公事”、“规礼”、“罚赎”等。公事，就是乡里来县办事时送的红包；规礼，就是逢年过节地方商贾缙绅送的礼金；罚赎，则是赃罚赎罪之银两。这些自然都落入知府、县官的腰包，数目也相当可观。当年海瑞在淳安县令任上，一次革去的各种不正当收入，就达六千两之多。这些所谓“不正当收入”，其实还是常规性的，官场上习以为常不被看作腐败的。如果知府知县贪得无厌，则还会层层加码，以至于征收有羡余，又有额外之征；罚赎有加耗，又有法外之罚。这一州一县民众百姓的日子，也就可想而知。
知府县官以权谋私，胥吏衙役也不含糊。他们以权力换取好处的办法和门路并不比长官少。因为长官“君子动口不动手”，收租催赋、摊派徭役、管理市场、设置关卡、处理民事、捉拿人犯，便都是胥吏和衙役的事，其中自然大有文章可做，大有油水可捞。
最“廉洁”的，也会在下乡收粮时白吃白喝，代交诉状时收取茶钱。而且，由于吏员不受官员回避乡里、期满调任的限制，因此为吏者往往世代为吏，以至于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胥吏成为横行一方、连官都要让他三分的“地头蛇”。对于这样的地头蛇，老百姓除了花钱去“消灾”以外，是没有什么别的办法的。
事实上，如果县官只不过收点“耗羡”，胥吏和衙役也只要点“茶钱”，这一方百姓的头上就要算是“青天白日”了。可惜大明朝默许的“税外收费”并没有谱，知府、县官、胥吏和衙役们又欲壑难填，结果百姓们便只好无休止地接受他们的盘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