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我娘常叨咕；“我们家走到哪，他们家就跟到哪。”过去我父亲有势力的时候，他们家就靠跟着我父亲给安排挣饭吃。到后来我父亲落难了，谁还顾得了谁呀！
我这个老爷爷在解放以后，是在工商联下属一个单位工作，叫什么工会。都是我父亲安排的。我老奶奶是在卷烟厂工作，永青每天上托儿所。
我们这一层楼住三户人家，咱再说最西头这一家。最西头这一家姓徐，就小两口还没有孩子。我管他们叫徐叔叔徐婶婶。站在徐婶婶家里，就能从窗户里看见对面大高墙里面，是青岛市麻风医院。麻风医院里其实没有麻风病人，是个防疫站或是检验所。大高墙上边是花墙。透过花墙，就能看见里面环境优雅就像花园一样。还有玻璃房子，说是冬天放花的。有的花还都高出墙头。
有一天，好多个人都在徐婶婶家里玩。看见对面的花朵高出花墙的墙头，非常好看。有的人就提议；“到晚上去偷他的，浸插在家里好看。”接着就七嘴八舌的讨论去偷花的事。我心里就想；“这么高的墙，能爬上去吗，要是被人家看见，可在怎么办?”结果到了第二天我醒了的时候，看见桌子上果然用瓶子浸着一些花。我又到他们那两家去看，看见他们家里也都用瓶子浸泡着花。
还有一天，我听见徐叔叔在屋里说话，屋门是开着的，我就到门口一看，看见是徐叔叔就一个人站在那里说话，我觉得挺奇怪，就跑回来和我娘说。我娘说；“你徐叔叔领导要提拔他，他是在练习讲话。”
后来还听说，徐叔叔是单位里的积极分子。
有一次，徐叔叔从外地出差回来，还送给我一个石膏的白色的观音身塑像，我非常喜欢。有时拿在手里玩，有时摆在桌子上，有一天我一不小心，把这个塑像碰到了，把下巴颏上那撮胡子给碰掉了。
有一天，我娘说是去开会，到很晚了才回来。
我娘回来说；“要回老家了。”我娘脸上也没有痛苦的表情，好像还有笑容。那时我也不知道老家是怎么回事，老家是什么样子。我还抢先说；“我也要去，我也要跟着去。”我父亲，我的两个姐姐都说了些什么，我就记不住了。
接下来说了很多老家的事，我的两个姐姐还说；“你能看见牛，你能看见猪了。”说了很多看不见不知道有的东西。我高兴的不得了，我知道我要到另一个地方去，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我还问了很多老家是什么样子的事。
我哪里知道，从次，我们这个家就妻离子散了这一天，在熟睡中，有人把我叫醒。我睁开眼一看，屋里亮着电灯。全家人都起来了。我还心思是又过年了呢。我也记不住是谁帮着我把衣服穿好的。
头一天晚上，我大大就对我娘说；“明天早点走，我把你们送到大港火车站，我还得回来赶紧去上班。”
就在我们准备走地时候，我二姐忽然地哭了起来，我大姐也哭了。我大姐哭地表情我就记不住了。我大姐那年就15岁了，都上中学了，大人的事她应该全都懂了。
我也忘了我娘是拿着个多么大的什么样的包裹了，就在我们往外走的时候，我二姐抓住我娘的胳膊跺着脚哭地声音更大了。我在刚睡醒的朦胧中，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哭呢？
出去屋门口外，我大大把我的两个姐姐都拦下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场景，十分凄惨!
这是沉淀了六十多年，尘封了半个多世纪，已经都淡忘了的事情。为什么现在回想起来，还那么清淅呢？活灵活现，如在眼前。
也许这就是心伤到太痛了，我本来就有伤疤的伤口，又给刺上了一刀，鲜血在止不住地往外流，把我那根已经沉睡了多年的神经，又给激活了。
我并不是心眼太小，我也不是抓住事不放。我是被我唯一的亲人完全丧失人性的坏女人姐姐，在我的背后狠狠地把我捅了一刀。本来有伤疤的伤口，又给刺上一刀，鲜血一直在流。
我这个完全丧失人性的坏女人姐姐，是被一个姓夏的男人洗了脑的坏女人，我至今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她怎么能好意思地干出来这种缺了八辈子德的、见不得人的坏事。
几年来，我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们靠钻法律空子心存侥幸，我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我一点也没记住我们是坐车还是用什么方式到地大港火车站。到了大港火车站，进了候车室，电灯通亮。候车室就是一个大空房子，好像是靠墙壁有那么一两张座椅，所有的人都是站着。我大大和我娘靠墙根站着，都说了些什么我也没听。那种一家人难舍难分，心情痛苦的表情一点也没有，就像是送朋友离别一样。
我大大的身材比我娘还略矮一点，都对我娘嘱咐了些什么，我也不听，过了不大一会，我大大就急匆匆地走了。
我大大刚走不久，灯光下人流里，我看见隔壁的我老爷爷朝我们这里走来。
我老爷爷走到我跟前，先把手里托着的一纸袋蛋糕给了我。就站在那里和我娘说话。
我迫切地吃着蛋糕，他们都说了些什么，我更是没听。
这是一九五八年春天的事了，也算是我从幼年迈进童年的开始。
就从这年开始，我们这个家就算是真正的掉到十八层地狱里去了!
我娘领着我怎么上的火车，我就记不住了。
我和我娘上了火车里，我想着我娘穿着一件绿色的毛衣外套，穿的十分好看。那个年代，多数人都穿着旧衣裳、破衣裳，有穿身新衣裳的人，就是不一般的人。
到了火车里，我觉着挺新奇，挺好玩。就趴在车窗上看外面的事情。
就在我看着外边新奇好玩正高兴的时候，这时候我娘把行李整顿完，火车也开动了，我娘一把把我扯到里边来，她自己上车窗边上坐下来。我只能隔着我娘在那里伸着头看外边的光景。这时候我娘还拿出一副眼镜戴上，在这之前我从来没见我娘带过眼镜，观赏车窗外面的风光。
常言道，“要饭吃还得要有个能杵棍的地方”我们这个家都已经过散了，要饭吃连个能杵棍的地方都没有了，我娘她还有心情戴上眼镜摆阔气观赏车窗外的风光。
我隔着我娘伸着头看车窗外的风光，心里想要坐在窗边也不敢要到窗边，我是不敢不听我娘的话的。我要是一不听我娘的话，我娘就在我的大腿上或是哪一个部位拧一下子，我就不敢吱声了。有时都被拧地过了时候出来一块青！
我看见车窗外大地是一片绿，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就问我娘，“那是什么?”我娘就说“麦子”。我就在心里嘀咕“麦子怎么这个样呢？那不是一片草吗？还是一片韭菜？怎么没有麦穗？因为在青春市我吃过麦穗煮熟了一扎一扎的卖？”当时麦子多么高，我就记不住了，应当有筷子那么高了，刮风起波浪了。
到了高米火车站，在候车室里。我看见有吃白面包子的，我正在心里馋的时候，我娘去给我买回来了，买了几个我也忘了，反正我都吃光了我也没吃够，我也不敢再要。
我娘领着我怎么坐车到的朱城这一段我就记不住了。
我这个老爷爷在解放以后，是在工商联下属一个单位工作，叫什么工会。都是我父亲安排的。我老奶奶是在卷烟厂工作，永青每天上托儿所。
我们这一层楼住三户人家，咱再说最西头这一家。最西头这一家姓徐，就小两口还没有孩子。我管他们叫徐叔叔徐婶婶。站在徐婶婶家里，就能从窗户里看见对面大高墙里面，是青岛市麻风医院。麻风医院里其实没有麻风病人，是个防疫站或是检验所。大高墙上边是花墙。透过花墙，就能看见里面环境优雅就像花园一样。还有玻璃房子，说是冬天放花的。有的花还都高出墙头。
有一天，好多个人都在徐婶婶家里玩。看见对面的花朵高出花墙的墙头，非常好看。有的人就提议；“到晚上去偷他的，浸插在家里好看。”接着就七嘴八舌的讨论去偷花的事。我心里就想；“这么高的墙，能爬上去吗，要是被人家看见，可在怎么办?”结果到了第二天我醒了的时候，看见桌子上果然用瓶子浸着一些花。我又到他们那两家去看，看见他们家里也都用瓶子浸泡着花。
还有一天，我听见徐叔叔在屋里说话，屋门是开着的，我就到门口一看，看见是徐叔叔就一个人站在那里说话，我觉得挺奇怪，就跑回来和我娘说。我娘说；“你徐叔叔领导要提拔他，他是在练习讲话。”
后来还听说，徐叔叔是单位里的积极分子。
有一次，徐叔叔从外地出差回来，还送给我一个石膏的白色的观音身塑像，我非常喜欢。有时拿在手里玩，有时摆在桌子上，有一天我一不小心，把这个塑像碰到了，把下巴颏上那撮胡子给碰掉了。
有一天，我娘说是去开会，到很晚了才回来。
我娘回来说；“要回老家了。”我娘脸上也没有痛苦的表情，好像还有笑容。那时我也不知道老家是怎么回事，老家是什么样子。我还抢先说；“我也要去，我也要跟着去。”我父亲，我的两个姐姐都说了些什么，我就记不住了。
接下来说了很多老家的事，我的两个姐姐还说；“你能看见牛，你能看见猪了。”说了很多看不见不知道有的东西。我高兴的不得了，我知道我要到另一个地方去，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我还问了很多老家是什么样子的事。
我哪里知道，从次，我们这个家就妻离子散了这一天，在熟睡中，有人把我叫醒。我睁开眼一看，屋里亮着电灯。全家人都起来了。我还心思是又过年了呢。我也记不住是谁帮着我把衣服穿好的。
头一天晚上，我大大就对我娘说；“明天早点走，我把你们送到大港火车站，我还得回来赶紧去上班。”
就在我们准备走地时候，我二姐忽然地哭了起来，我大姐也哭了。我大姐哭地表情我就记不住了。我大姐那年就15岁了，都上中学了，大人的事她应该全都懂了。
我也忘了我娘是拿着个多么大的什么样的包裹了，就在我们往外走的时候，我二姐抓住我娘的胳膊跺着脚哭地声音更大了。我在刚睡醒的朦胧中，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哭呢？
出去屋门口外，我大大把我的两个姐姐都拦下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场景，十分凄惨!
这是沉淀了六十多年，尘封了半个多世纪，已经都淡忘了的事情。为什么现在回想起来，还那么清淅呢？活灵活现，如在眼前。
也许这就是心伤到太痛了，我本来就有伤疤的伤口，又给刺上了一刀，鲜血在止不住地往外流，把我那根已经沉睡了多年的神经，又给激活了。
我并不是心眼太小，我也不是抓住事不放。我是被我唯一的亲人完全丧失人性的坏女人姐姐，在我的背后狠狠地把我捅了一刀。本来有伤疤的伤口，又给刺上一刀，鲜血一直在流。
我这个完全丧失人性的坏女人姐姐，是被一个姓夏的男人洗了脑的坏女人，我至今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她怎么能好意思地干出来这种缺了八辈子德的、见不得人的坏事。
几年来，我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们靠钻法律空子心存侥幸，我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我一点也没记住我们是坐车还是用什么方式到地大港火车站。到了大港火车站，进了候车室，电灯通亮。候车室就是一个大空房子，好像是靠墙壁有那么一两张座椅，所有的人都是站着。我大大和我娘靠墙根站着，都说了些什么我也没听。那种一家人难舍难分，心情痛苦的表情一点也没有，就像是送朋友离别一样。
我大大的身材比我娘还略矮一点，都对我娘嘱咐了些什么，我也不听，过了不大一会，我大大就急匆匆地走了。
我大大刚走不久，灯光下人流里，我看见隔壁的我老爷爷朝我们这里走来。
我老爷爷走到我跟前，先把手里托着的一纸袋蛋糕给了我。就站在那里和我娘说话。
我迫切地吃着蛋糕，他们都说了些什么，我更是没听。
这是一九五八年春天的事了，也算是我从幼年迈进童年的开始。
就从这年开始，我们这个家就算是真正的掉到十八层地狱里去了!
我娘领着我怎么上的火车，我就记不住了。
我和我娘上了火车里，我想着我娘穿着一件绿色的毛衣外套，穿的十分好看。那个年代，多数人都穿着旧衣裳、破衣裳，有穿身新衣裳的人，就是不一般的人。
到了火车里，我觉着挺新奇，挺好玩。就趴在车窗上看外面的事情。
就在我看着外边新奇好玩正高兴的时候，这时候我娘把行李整顿完，火车也开动了，我娘一把把我扯到里边来，她自己上车窗边上坐下来。我只能隔着我娘在那里伸着头看外边的光景。这时候我娘还拿出一副眼镜戴上，在这之前我从来没见我娘带过眼镜，观赏车窗外面的风光。
常言道，“要饭吃还得要有个能杵棍的地方”我们这个家都已经过散了，要饭吃连个能杵棍的地方都没有了，我娘她还有心情戴上眼镜摆阔气观赏车窗外的风光。
我隔着我娘伸着头看车窗外的风光，心里想要坐在窗边也不敢要到窗边，我是不敢不听我娘的话的。我要是一不听我娘的话，我娘就在我的大腿上或是哪一个部位拧一下子，我就不敢吱声了。有时都被拧地过了时候出来一块青！
我看见车窗外大地是一片绿，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就问我娘，“那是什么?”我娘就说“麦子”。我就在心里嘀咕“麦子怎么这个样呢？那不是一片草吗？还是一片韭菜？怎么没有麦穗？因为在青春市我吃过麦穗煮熟了一扎一扎的卖？”当时麦子多么高，我就记不住了，应当有筷子那么高了，刮风起波浪了。
到了高米火车站，在候车室里。我看见有吃白面包子的，我正在心里馋的时候，我娘去给我买回来了，买了几个我也忘了，反正我都吃光了我也没吃够，我也不敢再要。
我娘领着我怎么坐车到的朱城这一段我就记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