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瓦在阳光下闪耀着灿烂的光彩，宫殿高大、巍峨，震慑人们的灵魂。
颐和园的仁寿殿里，老状元张謇正在接受慈禧的召见，面对慈禧的询问，他直言官制的混乱和行政效率的低下，以及为推行新政筹措资金，国家财政陷入两难的窘境税收加重，官吏盘剥，民间怨声载道等世情。
慈禧已年届七十，腰杆虽挺直，但耳朵已有些背，谁又知道她已进入生命倒数的第五个年头。
闻听张謇所言，她半晌无语，然后长叹一声，“我久不闻汝言，不想政事败坏如此。你可以问问皇上，现在召对臣工，不论大小，甚至连县官也时常召见，哪一次我不是用言语以求激发天良，要求他们认真办事？万不料竟全无感动！”
“国家衰弱，海外留学生亦对官员腐败和宪政进程不满，纷纷拥护革命，民心涣散令人震惊。”张謇继续说道：“若要收拾人心，微臣所得，非立宪不可。”
“两江总督端方、黑龙江巡抚程德全等，亦上折警劝朝廷，如今反清革命日趋高涨，应赶紧俯从多数希望立宪之人心，以弭少数鼓动排满之乱党。”慈禧停顿时了半晌，谨慎地说道：“朝廷亦有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之意，如今看来，倒是要抓紧了。对了，汝是从天津来？”
“回太后，微臣是从天津来京。”张謇如实答道。
“汝曾见过袁世凯？”
阅历丰富的张謇立刻明白了慈禧的用意，淡定地回答道：“微臣奉召恭请圣安，未觐见天颜，不敢往见别处。”
当时地方大员的权力日渐坐大，特别是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东南各省官员的自保行动，令逃往西安颜面扫地的慈禧颇为恼怒，因此对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袁世凯，既要倚重又暗存戒心。她这一袭击式的逼问，就是想获悉地方大员有没有在她眼皮底下结党壮大私人势力。
慈禧似乎松了口气，转而问道：“上海冒出的陈文强，风头很盛啊，汝与他可有交往？他又是怎样一个人？”
“回太后，微臣与陈文强有交往，依微臣观之，其游历西洋求学，所知所得之科学在某些方面抑或已超过洋人。”张謇启奏道：“又兼其天资聪颖，奇思妙想层出不穷，若论对洋务之娴熟，微臣未见国内能及之者。卢家湾建设日新月异，建厂通电，情景比之租界亦不逊色。”
“那他的政治倾向于哪一边呢？”慈禧不放心地问道。
“微臣愚见，拥有庞大产业者，多数都希望有一个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害怕动乱、力求安定……”张謇以己度人，说着自己的判断。
工商界的经营者，为什么多是立宪派，其实正是张謇所说的理由。因为，社会安定正是他们的事业能否发展，是否会遭到破坏的首要条件。所以，他们希望改革，但更希望这种改革能尽可能地平稳过渡。
“既是洋务娴熟，又干出了几件令洋人都赞佩的大事，朝廷欲成立农工商部，可否任其为官哪？”
“微臣以为朝廷可先嘉奖之，再看他是否愿意入朝为官。”张謇沉吟着说道：“其所发明的新药能救千万人生命，国际上极为赞誉。听闻瑞典有一奖项曰诺贝尔奖，十分尊贵崇高，亦欲颁授给他。对此等振我国家声名，扬我国人志气的人才，朝廷应不吝褒奖，方显图新改革之诚。”
“汝说得也有道理。”慈禧点了点头，“这个陈文强倒是争气，让洋人不敢笑我大清无人。嗯，你回去告诉他，让他忠良勤政，多为朝廷出力分忧。这高官厚禄，朝廷是少不了他的。”
“是，微臣记下了。”张謇恭谨地答道。
洋务运动后，清廷已意识到工商业是强国之本；庚子事变后，慈禧太后也意识到，提振国势挽回人心，非选择变法道路不可，于是宣布实施新政，内容包括办新学、练新军等。
但实施新政便要花钱，苦于财政应付庚子赔款导致经费缺乏的满清朝廷当然十分窘迫。于是，捐官便成了一个资金来源，不仅对国内商人，而且对对华侨侨商的态度也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开始鼓励他们回国投资公益事业和发展实业。甚至慈禧也放下架子，召见从南洋苏门答腊岛前来的华侨商人张榕轩，任之官职，希望能带动华商回国投资，并且捐资输血支持朝廷的新政。
而商人们也乐于通过捐纳巨资，获得政治地位的步步提升。比如张榕轩，用金钱开路，官职也是一升再升，初授福建同知，继升花翎三品衔、江西补用知府，直至花翎二品顶戴、广西尽先补用道。
不可否认，这一时期满清的改弦更张对工商人士，以及海外的华侨华人是有好处的。比如清廷在南洋设立领事馆，开始注意保护当地华人的利益；对商人也放宽政策，由国内商人和侨商承揽的沪宁、沪杭、潮汕等铁路，都建成通车。
但新政由于官员腐败，保守势力阻碍，最主要是资金匮乏，而有所反复。而施行新政的成本无疑又摊派到税赋中，又增加了百姓的负担，形成了越是改革，百姓怨气越大的恶性循环。相反，“新政”倒是为革命者准备了可资发动的基本力量——新军与新式知识分子，预备立宪期间关于民权思想的公开宣传与历次国会请愿运动的实践，更为民国的创建提供了条件。
再加上历史欠账太多，上百年来旗人的特权，对汉人的欺压，实质上立宪成功是基本不太可能的事情。除非满清贵族以最大的诚意，以最有勇气、魄力的放权，形成实际上以汉人为主体的政治体系，才有那么一点点希望。但——这是不可能的。
结束了觐见，张謇走出了颐和园，坐上马车前往住处。一路上，他都是若有所思，表情也不断变幻。
此次入京觐见，一来是奉召；二来是为了马上要建立的合资银行向清政府度支部申请钞票发行权；第三个目的则有些不好诉诸于外。经慈禧一问，张謇更犹豫着是否要继续按照自己原来的想法行事了。
天津的北洋大臣袁世凯与末代状元张謇曾有过一段不同寻常的纠葛，在名义上，张謇还可以称为袁世凯的老师。直到在一八八四年，袁世凯转而投靠政治大鳄李鸿章后，“露才扬己”，毫不避忌。致使旧主吴长庆难堪，恩师张謇气绝！为此，张謇写下绝交信，从此割席。师徒二人从此不通音信二十年。
来京之前，张謇曾给袁世凯去信，主动要求复交，这在当时需要有很大的勇气，而这种勇气来自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因袁世凯已今非昔比，不再是个名不见经传的营务处管带副营，而是身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政坛要员。张謇当时为运动立宪而奔走呼号，急欲争取得到袁世凯的支持。
于是，政治理想的光芒融化了私人恩怨的坚冰。张謇写信给袁世凯，希望其效法日本的伊藤博文，“主持立宪”。袁世凯也及时回信，虽云尚需时日，但“愿为前驱”。
不想朝廷对袁世凯如此猜疑。张謇思来想去，认为暂时不宜与袁世凯直接接触，以免朝廷和慈禧疑忌。二人只通过书信来往，并不外露已经联络的事情，一在朝一在野，同声呼吁立宪，效果应该更好。
思虑已定，张謇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觉得心情畅快了许多。有了慈禧的支持，钞票发行权基本上是没有问题了。而顺势给陈文强请了赏赐，则是意外收获。在他想来，陈文强既已经在上海建立基业，被争取到立宪派中是早晚的事情。如此年轻有为的俊才，声望日高，正可以成为他的助力，或者是接过他的立宪大旗的接班人。
…………….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曾阐述了一个定律：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们，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
通俗地讲，托克维尔定律其实就是一种“松动崩溃论”，它否定的是传统智慧所说的“残暴崩溃论”。也就是说，在君主残暴时通常不会崩溃，在松动时反倒崩溃了。它的道理就在于专制残暴的时候，人们往往没有能力进行反抗，也看不到革命胜利的曙光；一旦君主专制出现松动，一方面自由行动给人们带来了革命的机会；另一方面，手铐被打碎，就会使得脚镣的存在变得更无法容忍。
据陈文强所知，有两个案例，即苏联末期和清朝末年的改革，可以印证托克维尔定律。两个政权都是在政治松动和力图改革时，导致的全面崩溃。所以，他与别人的思路是不同的，并不认为满清的立宪和改革是对革命的削弱，反倒认为这是给革命提供的机会。
颐和园的仁寿殿里，老状元张謇正在接受慈禧的召见，面对慈禧的询问，他直言官制的混乱和行政效率的低下，以及为推行新政筹措资金，国家财政陷入两难的窘境税收加重，官吏盘剥，民间怨声载道等世情。
慈禧已年届七十，腰杆虽挺直，但耳朵已有些背，谁又知道她已进入生命倒数的第五个年头。
闻听张謇所言，她半晌无语，然后长叹一声，“我久不闻汝言，不想政事败坏如此。你可以问问皇上，现在召对臣工，不论大小，甚至连县官也时常召见，哪一次我不是用言语以求激发天良，要求他们认真办事？万不料竟全无感动！”
“国家衰弱，海外留学生亦对官员腐败和宪政进程不满，纷纷拥护革命，民心涣散令人震惊。”张謇继续说道：“若要收拾人心，微臣所得，非立宪不可。”
“两江总督端方、黑龙江巡抚程德全等，亦上折警劝朝廷，如今反清革命日趋高涨，应赶紧俯从多数希望立宪之人心，以弭少数鼓动排满之乱党。”慈禧停顿时了半晌，谨慎地说道：“朝廷亦有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之意，如今看来，倒是要抓紧了。对了，汝是从天津来？”
“回太后，微臣是从天津来京。”张謇如实答道。
“汝曾见过袁世凯？”
阅历丰富的张謇立刻明白了慈禧的用意，淡定地回答道：“微臣奉召恭请圣安，未觐见天颜，不敢往见别处。”
当时地方大员的权力日渐坐大，特别是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东南各省官员的自保行动，令逃往西安颜面扫地的慈禧颇为恼怒，因此对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袁世凯，既要倚重又暗存戒心。她这一袭击式的逼问，就是想获悉地方大员有没有在她眼皮底下结党壮大私人势力。
慈禧似乎松了口气，转而问道：“上海冒出的陈文强，风头很盛啊，汝与他可有交往？他又是怎样一个人？”
“回太后，微臣与陈文强有交往，依微臣观之，其游历西洋求学，所知所得之科学在某些方面抑或已超过洋人。”张謇启奏道：“又兼其天资聪颖，奇思妙想层出不穷，若论对洋务之娴熟，微臣未见国内能及之者。卢家湾建设日新月异，建厂通电，情景比之租界亦不逊色。”
“那他的政治倾向于哪一边呢？”慈禧不放心地问道。
“微臣愚见，拥有庞大产业者，多数都希望有一个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害怕动乱、力求安定……”张謇以己度人，说着自己的判断。
工商界的经营者，为什么多是立宪派，其实正是张謇所说的理由。因为，社会安定正是他们的事业能否发展，是否会遭到破坏的首要条件。所以，他们希望改革，但更希望这种改革能尽可能地平稳过渡。
“既是洋务娴熟，又干出了几件令洋人都赞佩的大事，朝廷欲成立农工商部，可否任其为官哪？”
“微臣以为朝廷可先嘉奖之，再看他是否愿意入朝为官。”张謇沉吟着说道：“其所发明的新药能救千万人生命，国际上极为赞誉。听闻瑞典有一奖项曰诺贝尔奖，十分尊贵崇高，亦欲颁授给他。对此等振我国家声名，扬我国人志气的人才，朝廷应不吝褒奖，方显图新改革之诚。”
“汝说得也有道理。”慈禧点了点头，“这个陈文强倒是争气，让洋人不敢笑我大清无人。嗯，你回去告诉他，让他忠良勤政，多为朝廷出力分忧。这高官厚禄，朝廷是少不了他的。”
“是，微臣记下了。”张謇恭谨地答道。
洋务运动后，清廷已意识到工商业是强国之本；庚子事变后，慈禧太后也意识到，提振国势挽回人心，非选择变法道路不可，于是宣布实施新政，内容包括办新学、练新军等。
但实施新政便要花钱，苦于财政应付庚子赔款导致经费缺乏的满清朝廷当然十分窘迫。于是，捐官便成了一个资金来源，不仅对国内商人，而且对对华侨侨商的态度也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开始鼓励他们回国投资公益事业和发展实业。甚至慈禧也放下架子，召见从南洋苏门答腊岛前来的华侨商人张榕轩，任之官职，希望能带动华商回国投资，并且捐资输血支持朝廷的新政。
而商人们也乐于通过捐纳巨资，获得政治地位的步步提升。比如张榕轩，用金钱开路，官职也是一升再升，初授福建同知，继升花翎三品衔、江西补用知府，直至花翎二品顶戴、广西尽先补用道。
不可否认，这一时期满清的改弦更张对工商人士，以及海外的华侨华人是有好处的。比如清廷在南洋设立领事馆，开始注意保护当地华人的利益；对商人也放宽政策，由国内商人和侨商承揽的沪宁、沪杭、潮汕等铁路，都建成通车。
但新政由于官员腐败，保守势力阻碍，最主要是资金匮乏，而有所反复。而施行新政的成本无疑又摊派到税赋中，又增加了百姓的负担，形成了越是改革，百姓怨气越大的恶性循环。相反，“新政”倒是为革命者准备了可资发动的基本力量——新军与新式知识分子，预备立宪期间关于民权思想的公开宣传与历次国会请愿运动的实践，更为民国的创建提供了条件。
再加上历史欠账太多，上百年来旗人的特权，对汉人的欺压，实质上立宪成功是基本不太可能的事情。除非满清贵族以最大的诚意，以最有勇气、魄力的放权，形成实际上以汉人为主体的政治体系，才有那么一点点希望。但——这是不可能的。
结束了觐见，张謇走出了颐和园，坐上马车前往住处。一路上，他都是若有所思，表情也不断变幻。
此次入京觐见，一来是奉召；二来是为了马上要建立的合资银行向清政府度支部申请钞票发行权；第三个目的则有些不好诉诸于外。经慈禧一问，张謇更犹豫着是否要继续按照自己原来的想法行事了。
天津的北洋大臣袁世凯与末代状元张謇曾有过一段不同寻常的纠葛，在名义上，张謇还可以称为袁世凯的老师。直到在一八八四年，袁世凯转而投靠政治大鳄李鸿章后，“露才扬己”，毫不避忌。致使旧主吴长庆难堪，恩师张謇气绝！为此，张謇写下绝交信，从此割席。师徒二人从此不通音信二十年。
来京之前，张謇曾给袁世凯去信，主动要求复交，这在当时需要有很大的勇气，而这种勇气来自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因袁世凯已今非昔比，不再是个名不见经传的营务处管带副营，而是身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政坛要员。张謇当时为运动立宪而奔走呼号，急欲争取得到袁世凯的支持。
于是，政治理想的光芒融化了私人恩怨的坚冰。张謇写信给袁世凯，希望其效法日本的伊藤博文，“主持立宪”。袁世凯也及时回信，虽云尚需时日，但“愿为前驱”。
不想朝廷对袁世凯如此猜疑。张謇思来想去，认为暂时不宜与袁世凯直接接触，以免朝廷和慈禧疑忌。二人只通过书信来往，并不外露已经联络的事情，一在朝一在野，同声呼吁立宪，效果应该更好。
思虑已定，张謇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觉得心情畅快了许多。有了慈禧的支持，钞票发行权基本上是没有问题了。而顺势给陈文强请了赏赐，则是意外收获。在他想来，陈文强既已经在上海建立基业，被争取到立宪派中是早晚的事情。如此年轻有为的俊才，声望日高，正可以成为他的助力，或者是接过他的立宪大旗的接班人。
…………….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曾阐述了一个定律：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们，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
通俗地讲，托克维尔定律其实就是一种“松动崩溃论”，它否定的是传统智慧所说的“残暴崩溃论”。也就是说，在君主残暴时通常不会崩溃，在松动时反倒崩溃了。它的道理就在于专制残暴的时候，人们往往没有能力进行反抗，也看不到革命胜利的曙光；一旦君主专制出现松动，一方面自由行动给人们带来了革命的机会；另一方面，手铐被打碎，就会使得脚镣的存在变得更无法容忍。
据陈文强所知，有两个案例，即苏联末期和清朝末年的改革，可以印证托克维尔定律。两个政权都是在政治松动和力图改革时，导致的全面崩溃。所以，他与别人的思路是不同的，并不认为满清的立宪和改革是对革命的削弱，反倒认为这是给革命提供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