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走离开大道的人，或者茫然不知，立在小径上欣赏眼前的风物；或者明知走错，却以看到一点新的风景**。而道路错误，越是大步向前，则越是偏离目标。
在这个风起云涌的大变革时代，人心激荡，理论横飞，围绕救国图存这个主题，各人有各人的思想，各人也在选择各自的道路。既然有所选择，自然是相信这是正确的，这本无可厚非。
在内忧外患的亡国危机下，无数的仁人志士睁大着双眼，苦苦探寻着救国救民之路。由此，也产生出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求学救国、商战救国、革命救国等各种理论思想。特别是其中的极端思想，成为了中国思想家各种千奇百怪主张的智慧渊源。
但这些理论和思想无一例外都缺乏穿透复杂历史现象的观察力，且无力抗拒西方极端思潮的裹挟，更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侵袭和影响。因此而显得偏激而不全面，激情而缺乏理智。在这社会大转型的关键时刻，中国历史上却恰恰缺乏这种能指引方向的舵手般的思想家。
而那些言之凿凿、规画着自己设想的美丽蓝图的革命领袖真的掌握了救世良方吗？学美国、学法国、学英国、学日本，到底学到的是表象，还是真的学到了精髓？政治体制的移植需要肥活的土壤，否则，要么因缺乏养分而枯萎，要么长成歪瓜劣枣，面目全非得让移植者都目瞪口呆。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说的就是这种结果。
当万宁起义爆发，又连续攻城拔寨，光复了琼海、陵水、保亭，似乎指出了一条革命的成功之路，似乎在证明他们在革命中的正确。但起义的发动者——复兴会，却并不这样认为，在连续的有关万宁起义的宣传中，他们在坦承遇到的困难，总结着经验和教训。
“旧式会党似不可倚为革命主力，弱点很明显，起事时各股蜂起，号令不一，行为散漫，纪律约束很难，会党中人良莠不齐、封建思想浓厚亦是极大弊病……”
在外人看来形势不错的时候，复兴会所说所做，却是极不寻常的事情。一边在不断胜利，一边却在自贬叫苦，这是怎么回事？
“秀才不能造反，农工缺乏知识，军队不能革命。所以，应借会党力量为可靠，华侨皆受过近代化教育，亦可为臂助。复兴会所言虽也有些道理，但以吾观之，似有误导、迷惑之嫌。”
革命的北辰一直存在着对依赖知识分子发动革命的怀疑，他曾说过：“我早知读书人不能革命，不敌会党。”因此，他对复兴会的举动有自己的判断和认识，觉得复兴会是在放烟雾，不欲其他革命团体效仿其行动，所以在故意夸大其辞，贬低会党的力量。
而从实际的形势考虑，复兴会虽是革命团体，但与保皇会一样，也是同盟会的竞争对手。借着这次起义的宣传造势，在财源和人才的争夺上，复兴会似乎还有凌驾于保皇会之上的势头。
“如今与保皇会进行论战，两派也已势同水火。”北辰沉声说道：“为了打掉保皇党的气焰，吾准备遍游各埠，意在解散各埠保皇会，并欲筹饷五十万金，以备在国内大举起义，振我同盟会声势。”
“若有五十万金，起义必成。”黄兴十分振奋，慨然说道：“起义当选择在湘湖一带，长江两岸，尽是我革命义士，革命思想，深入人心，义旗起处，四面响应，若然起事，则一呼百应……”
“不妥，不妥。”北辰连连摇头，说道：“两湖在中国内陆，若然起事，武器如何运入？没有武器，纵然你有百万英豪，也是枉然。”
同盟会成立之初，孙、黄的合作还算愉快。除了性格上的原因，应该跟黄兴的思想认识也有关。
黄兴在阐述自己的革命思想根源时，追溯到的是太平天国，这一点倒跟北辰一样，都拿洪、杨当人生偶像。但黄兴更进一层，认为太平天国的不幸在于“他们兄弟有了私心，互争权势，自相残杀，以致攻败垂成”；说“读史至此，不觉气愤填胸，为之顿足三叹”；因此等自己革命时，“就留意于此”。黄兴所谓的“留意”，就是处处照顾老大北辰的自尊与权威，你说咋咱就咋。但认识如此，实行执行中，却并不那么容易做到。
“这武器是死的，人是活的，由长江运送武器又有何难？”黄兴争辩道：“哥老会大龙头马福益尚在湖湘，哥老会有十万兄弟正在厉兵秣马，枕戈待旦。前番起事失败，今番重整旗鼓，定能成功。”
“湖湘不比两广。”北辰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夫两广者，水路可通香港，陆路可走越南，边境线极长，清军防不胜防，武器可以轻易运往，即使事有不顺，起事的志士也可以安然而退……”
北辰的意见很坚决，观点也很鲜明，在两广起义容易得到海外饷械的接济；先夺取两广为根据地，再挥师北上；长江南北革命党人齐起响应，则满清统治必被推翻。
“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这是黄兴的信条。在北辰调整了说法，先两广、再湖湘后，黄兴又一次屈从了。
而北辰的专横跋扈也是被很多人所诟病的，历史上宋教仁就很反感，说其“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
而到了二次革命失败后，这种状态达到了顶峰，北辰要求党员们立约宣誓，加盖指模，声明牺牲自己，服从孙先生。对此，他解释道：“革命必须有唯一之领袖；革命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我首倡推翻专制建立共和，离开我讲民主共和，乃是南辕北辙，大家要盲从我；再举革命，非我不行，我敢说除我外，没有革命导师了……”
首倡革命不假，但你的道路就全正确，你的决定就是真理？恐怕不尽然，起码陈文强是没有这样的崇拜和盲从心理。而在政党或团体中，霸道与财力往往起着主宰地位。陈文强在复兴会中，恰恰是二者兼有。
同盟会最后做出了决议，北辰去南洋筹饷，并在越南设立同盟会分会，在河内设置粤、滇、桂武装起义总机关，进行筹划准备；黄兴坐镇东京，继续扩大组织，维持《民报》，并派人联络湖湘豪杰，以作策应的准备。
事实上，起义地点是在两广，或是在湖湘，涉及到的并不仅仅是有利革命，而掺杂着以后孙、黄二人革命地位的大事。若然以北辰为首，则必是放弃长江及两湖，选择在两广起事，因其兴中会旧部多为两广人士；若然以黄兴为首，则必是放弃两广，选择在长江沿岸并举，因为那里是他的地头，基础更雄厚。
但很明显的是，相比于黄兴，日本黑龙会更看好北辰。而革命起事的武器与金钱，莫不依赖于黑龙会的支持，这就构成了黄兴不得不屈服的残酷现实。
当时的中国同盟会是一个怪异的混合性江湖社团，以中国人居多，但日本人也不少，除了宫崎寅藏、内田良平及末永节之外，至少还包括了素有日本法西斯灵魂之称的北一辉在内。但是否当时的黑龙会便有大举侵略、吞并中国的设想，至少是不能从历史结果来反着看待其过程的。
如果不是民国之后军阀割据、民不聊生，如果不是中国内战频仍、丧失了十几年的发展时间，如果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如果……总之，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和策略也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发展而变化的，绝不是一开始便有了既定的方针。
归根究底，你落后、混乱，你人心不齐，你武备虚弱，就肯定有人觊觎，有人欺负。这个道理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是类似的，特别是在当时丛林法则之下的国际社会中。
………………
革命团体之间联而不合，以互动的形式相互促进、学习、发展，并且力争占据革命的主导，这是复兴会的策略。
但显然，这样的策略容易被人误解，容易被人认为是在彰显自己，是要压别人一头。比如复兴会宣传上所讲的会党不可靠，一来是事实如此；二来是想给其他革命团体提个醒，要有所警惕；第三则是在为万宁起义如何收场打下伏笔。
不管包括同盟会在内的革命团体如何看待，万宁起义之后的局势确实是在向着陈文强等人所预计的那样在发展。
义军的主力经过激战，攻下了琼中县城；吴禄贞所率的部队则打得更猛，他们装备齐全，有机枪、炸药，对陵水、保亭的攻打可谓是一声惊天霹雳，城塌墙倒后，清军便狼狈逃窜。
而纵观历史上同盟会组织的十次抗清起义，哪一次差不多都是起初顺利，然后要么饷械不济，要么被四处集结而来的清军剿杀。也就是说，当时在地方上维持日常治安的清军已经无力或无心镇压大规模的暴动起义，他们不过是朝廷为了避免社会的更大动乱而勉强用金钱养着的一群废物。
不过半月的时间，义军取得如此战果，已经达到了宣传、造势的目的。但决战也已经迫近，琼崖兵备道刘永滇率领三个巡防营从海口南下，走安定，向琼海开来。
对于是否给琼崖清军以决定性的打击，陈文强一直没有最后决定，或者是准备依照具体形势的变化再做调整。如果动用全部兵力和装备，胜利是有把握的。当然，这样也就暴露了实力，引来更多的清军是不可避免的。
可如果虎头蛇尾地收场，清军重据琼南，肯定会加强戒备，陈文强所预期的发展空间又不会得到拓展。所以，打到什么程度收官，需要一个相当细致的筹划，也极不好把握这个尺度，细节则显得更重要。
百分之一的错误可能会导致百分之百的失败，在很多时候，事情的成败就取决于不为人知的细节。而陈文强借助于自己的能力和见识，显然比别人更善于在夹缝之间游走获益。
“三个巡防营，一千多清军，再加上各地抚黎局的黎兵，怕不是有两三千人之数。”郑鸿名并不是头脑简单的粗豪人物，他也有自己的分析判断，知道这个时候必须要有复兴会的支持，否则，多半会被清军剿灭。而这也是他屡次对陈文强退让的原因所在，钱粮、枪械，靠缴获毕竟难以支撑长久。
面对郑鸿名有些疑虑的目光，陈文强淡淡一笑，说道：“黎兵只是敲边鼓、运辎重的角色，咱们若是想，也能招到不少。主要的敌人还是这三个巡防营，一千多清兵。正面作战估计难以取胜，当以智计敌之。”
“吴帅是当世诸葛，末将等言听计从。”郑鸿名似乎被陈文强镇静的情绪所感染，表情放松了许多。
“避实击虚，兵家要义。”陈文强装出莫测高深的样子，伸手指着地图说道：“我军不与清军在琼海对战，而是要转攻琼中，或与徐少将所率人马会合，背靠五指山；或由琼中西进，攻掠白沙、昌江、儋州。如此一番作战，我军将越打人越足，枪越多；清军则跋涉不停，疲惫不堪。待敌虚弱之时，我军再择机决战，一战而定全琼。此所谓避敌锋芒，击敌隋归。”
几个书包一掉，郑鸿名等人立刻露出钦佩之色，这吴帅多有学问，四个字四个字的，肯定是兵书战策上所写的无疑。而且，不与清军死战，专打守卫虚弱的城镇，危险性既小，又大有油水可捞啊！
“吴帅定计，咱们执行。”郑鸿名觉得这个计策很好，陈文强没有强令他们迎头而上与清军死拼，就很合他的心意。
陈文强微笑颌首，智珠在握，手里就差一把鹅毛扇了。
……………
在这个风起云涌的大变革时代，人心激荡，理论横飞，围绕救国图存这个主题，各人有各人的思想，各人也在选择各自的道路。既然有所选择，自然是相信这是正确的，这本无可厚非。
在内忧外患的亡国危机下，无数的仁人志士睁大着双眼，苦苦探寻着救国救民之路。由此，也产生出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求学救国、商战救国、革命救国等各种理论思想。特别是其中的极端思想，成为了中国思想家各种千奇百怪主张的智慧渊源。
但这些理论和思想无一例外都缺乏穿透复杂历史现象的观察力，且无力抗拒西方极端思潮的裹挟，更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侵袭和影响。因此而显得偏激而不全面，激情而缺乏理智。在这社会大转型的关键时刻，中国历史上却恰恰缺乏这种能指引方向的舵手般的思想家。
而那些言之凿凿、规画着自己设想的美丽蓝图的革命领袖真的掌握了救世良方吗？学美国、学法国、学英国、学日本，到底学到的是表象，还是真的学到了精髓？政治体制的移植需要肥活的土壤，否则，要么因缺乏养分而枯萎，要么长成歪瓜劣枣，面目全非得让移植者都目瞪口呆。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说的就是这种结果。
当万宁起义爆发，又连续攻城拔寨，光复了琼海、陵水、保亭，似乎指出了一条革命的成功之路，似乎在证明他们在革命中的正确。但起义的发动者——复兴会，却并不这样认为，在连续的有关万宁起义的宣传中，他们在坦承遇到的困难，总结着经验和教训。
“旧式会党似不可倚为革命主力，弱点很明显，起事时各股蜂起，号令不一，行为散漫，纪律约束很难，会党中人良莠不齐、封建思想浓厚亦是极大弊病……”
在外人看来形势不错的时候，复兴会所说所做，却是极不寻常的事情。一边在不断胜利，一边却在自贬叫苦，这是怎么回事？
“秀才不能造反，农工缺乏知识，军队不能革命。所以，应借会党力量为可靠，华侨皆受过近代化教育，亦可为臂助。复兴会所言虽也有些道理，但以吾观之，似有误导、迷惑之嫌。”
革命的北辰一直存在着对依赖知识分子发动革命的怀疑，他曾说过：“我早知读书人不能革命，不敌会党。”因此，他对复兴会的举动有自己的判断和认识，觉得复兴会是在放烟雾，不欲其他革命团体效仿其行动，所以在故意夸大其辞，贬低会党的力量。
而从实际的形势考虑，复兴会虽是革命团体，但与保皇会一样，也是同盟会的竞争对手。借着这次起义的宣传造势，在财源和人才的争夺上，复兴会似乎还有凌驾于保皇会之上的势头。
“如今与保皇会进行论战，两派也已势同水火。”北辰沉声说道：“为了打掉保皇党的气焰，吾准备遍游各埠，意在解散各埠保皇会，并欲筹饷五十万金，以备在国内大举起义，振我同盟会声势。”
“若有五十万金，起义必成。”黄兴十分振奋，慨然说道：“起义当选择在湘湖一带，长江两岸，尽是我革命义士，革命思想，深入人心，义旗起处，四面响应，若然起事，则一呼百应……”
“不妥，不妥。”北辰连连摇头，说道：“两湖在中国内陆，若然起事，武器如何运入？没有武器，纵然你有百万英豪，也是枉然。”
同盟会成立之初，孙、黄的合作还算愉快。除了性格上的原因，应该跟黄兴的思想认识也有关。
黄兴在阐述自己的革命思想根源时，追溯到的是太平天国，这一点倒跟北辰一样，都拿洪、杨当人生偶像。但黄兴更进一层，认为太平天国的不幸在于“他们兄弟有了私心，互争权势，自相残杀，以致攻败垂成”；说“读史至此，不觉气愤填胸，为之顿足三叹”；因此等自己革命时，“就留意于此”。黄兴所谓的“留意”，就是处处照顾老大北辰的自尊与权威，你说咋咱就咋。但认识如此，实行执行中，却并不那么容易做到。
“这武器是死的，人是活的，由长江运送武器又有何难？”黄兴争辩道：“哥老会大龙头马福益尚在湖湘，哥老会有十万兄弟正在厉兵秣马，枕戈待旦。前番起事失败，今番重整旗鼓，定能成功。”
“湖湘不比两广。”北辰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夫两广者，水路可通香港，陆路可走越南，边境线极长，清军防不胜防，武器可以轻易运往，即使事有不顺，起事的志士也可以安然而退……”
北辰的意见很坚决，观点也很鲜明，在两广起义容易得到海外饷械的接济；先夺取两广为根据地，再挥师北上；长江南北革命党人齐起响应，则满清统治必被推翻。
“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这是黄兴的信条。在北辰调整了说法，先两广、再湖湘后，黄兴又一次屈从了。
而北辰的专横跋扈也是被很多人所诟病的，历史上宋教仁就很反感，说其“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
而到了二次革命失败后，这种状态达到了顶峰，北辰要求党员们立约宣誓，加盖指模，声明牺牲自己，服从孙先生。对此，他解释道：“革命必须有唯一之领袖；革命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我首倡推翻专制建立共和，离开我讲民主共和，乃是南辕北辙，大家要盲从我；再举革命，非我不行，我敢说除我外，没有革命导师了……”
首倡革命不假，但你的道路就全正确，你的决定就是真理？恐怕不尽然，起码陈文强是没有这样的崇拜和盲从心理。而在政党或团体中，霸道与财力往往起着主宰地位。陈文强在复兴会中，恰恰是二者兼有。
同盟会最后做出了决议，北辰去南洋筹饷，并在越南设立同盟会分会，在河内设置粤、滇、桂武装起义总机关，进行筹划准备；黄兴坐镇东京，继续扩大组织，维持《民报》，并派人联络湖湘豪杰，以作策应的准备。
事实上，起义地点是在两广，或是在湖湘，涉及到的并不仅仅是有利革命，而掺杂着以后孙、黄二人革命地位的大事。若然以北辰为首，则必是放弃长江及两湖，选择在两广起事，因其兴中会旧部多为两广人士；若然以黄兴为首，则必是放弃两广，选择在长江沿岸并举，因为那里是他的地头，基础更雄厚。
但很明显的是，相比于黄兴，日本黑龙会更看好北辰。而革命起事的武器与金钱，莫不依赖于黑龙会的支持，这就构成了黄兴不得不屈服的残酷现实。
当时的中国同盟会是一个怪异的混合性江湖社团，以中国人居多，但日本人也不少，除了宫崎寅藏、内田良平及末永节之外，至少还包括了素有日本法西斯灵魂之称的北一辉在内。但是否当时的黑龙会便有大举侵略、吞并中国的设想，至少是不能从历史结果来反着看待其过程的。
如果不是民国之后军阀割据、民不聊生，如果不是中国内战频仍、丧失了十几年的发展时间，如果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如果……总之，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和策略也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发展而变化的，绝不是一开始便有了既定的方针。
归根究底，你落后、混乱，你人心不齐，你武备虚弱，就肯定有人觊觎，有人欺负。这个道理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是类似的，特别是在当时丛林法则之下的国际社会中。
………………
革命团体之间联而不合，以互动的形式相互促进、学习、发展，并且力争占据革命的主导，这是复兴会的策略。
但显然，这样的策略容易被人误解，容易被人认为是在彰显自己，是要压别人一头。比如复兴会宣传上所讲的会党不可靠，一来是事实如此；二来是想给其他革命团体提个醒，要有所警惕；第三则是在为万宁起义如何收场打下伏笔。
不管包括同盟会在内的革命团体如何看待，万宁起义之后的局势确实是在向着陈文强等人所预计的那样在发展。
义军的主力经过激战，攻下了琼中县城；吴禄贞所率的部队则打得更猛，他们装备齐全，有机枪、炸药，对陵水、保亭的攻打可谓是一声惊天霹雳，城塌墙倒后，清军便狼狈逃窜。
而纵观历史上同盟会组织的十次抗清起义，哪一次差不多都是起初顺利，然后要么饷械不济，要么被四处集结而来的清军剿杀。也就是说，当时在地方上维持日常治安的清军已经无力或无心镇压大规模的暴动起义，他们不过是朝廷为了避免社会的更大动乱而勉强用金钱养着的一群废物。
不过半月的时间，义军取得如此战果，已经达到了宣传、造势的目的。但决战也已经迫近，琼崖兵备道刘永滇率领三个巡防营从海口南下，走安定，向琼海开来。
对于是否给琼崖清军以决定性的打击，陈文强一直没有最后决定，或者是准备依照具体形势的变化再做调整。如果动用全部兵力和装备，胜利是有把握的。当然，这样也就暴露了实力，引来更多的清军是不可避免的。
可如果虎头蛇尾地收场，清军重据琼南，肯定会加强戒备，陈文强所预期的发展空间又不会得到拓展。所以，打到什么程度收官，需要一个相当细致的筹划，也极不好把握这个尺度，细节则显得更重要。
百分之一的错误可能会导致百分之百的失败，在很多时候，事情的成败就取决于不为人知的细节。而陈文强借助于自己的能力和见识，显然比别人更善于在夹缝之间游走获益。
“三个巡防营，一千多清军，再加上各地抚黎局的黎兵，怕不是有两三千人之数。”郑鸿名并不是头脑简单的粗豪人物，他也有自己的分析判断，知道这个时候必须要有复兴会的支持，否则，多半会被清军剿灭。而这也是他屡次对陈文强退让的原因所在，钱粮、枪械，靠缴获毕竟难以支撑长久。
面对郑鸿名有些疑虑的目光，陈文强淡淡一笑，说道：“黎兵只是敲边鼓、运辎重的角色，咱们若是想，也能招到不少。主要的敌人还是这三个巡防营，一千多清兵。正面作战估计难以取胜，当以智计敌之。”
“吴帅是当世诸葛，末将等言听计从。”郑鸿名似乎被陈文强镇静的情绪所感染，表情放松了许多。
“避实击虚，兵家要义。”陈文强装出莫测高深的样子，伸手指着地图说道：“我军不与清军在琼海对战，而是要转攻琼中，或与徐少将所率人马会合，背靠五指山；或由琼中西进，攻掠白沙、昌江、儋州。如此一番作战，我军将越打人越足，枪越多；清军则跋涉不停，疲惫不堪。待敌虚弱之时，我军再择机决战，一战而定全琼。此所谓避敌锋芒，击敌隋归。”
几个书包一掉，郑鸿名等人立刻露出钦佩之色，这吴帅多有学问，四个字四个字的，肯定是兵书战策上所写的无疑。而且，不与清军死战，专打守卫虚弱的城镇，危险性既小，又大有油水可捞啊！
“吴帅定计，咱们执行。”郑鸿名觉得这个计策很好，陈文强没有强令他们迎头而上与清军死拼，就很合他的心意。
陈文强微笑颌首，智珠在握，手里就差一把鹅毛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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