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之期，陈文强的判断算不上太离谱，可却只是密商的与会人员才知道。虽然会议内容要通报总部，但应陈文强的要求，还是谨慎地要求不要诉诸于外，特别是在宣传口径上不要泄露。
但革命大发动的时间是基本确定下来了，不仅陈文强要奔走联络、布置安排，总部也愈发紧锣密鼓地加紧工作。最紧要的工作便是革命联合阵线的各方人员抓紧在新军的渗透和发展，尤其以长江流域为主，湖北新军更是重中之重。
而在湖北新军中，复兴会早就暗中做了很多工作，再加上各个革命团体的潜伏人员，取得的成效是很大的。特别是黎元洪的混成协，革命党人渗透得更加厉害。
原因很简单，黎元洪这个人脾气好，有黎菩萨之称，对谁都是一脸笑眯眯的。大凡部属犯了事，黎元洪无一例外统统包庇，对革命党人也网开一面。这样一来，革命党人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活动得最欢势。
张彪的第八镇要南下，武汉三镇就只剩下了黎元洪的混成协，这就使决战于此的革命方略实行起来更加容易。
按照总参谋部的计划，决战武汉，却尽量不战于武汉，而是据守北方的武胜关，截断武胜关以南的京汉铁路一段，与南下的北方清军在武胜关作生死较量。
生死较量或许不是很准确，但总参谋部还是认为与北方清军总要打一场硬仗，证明革命军的实力。没有实力保证，又何来谈判？即便先不管谈判的问题，与北方清军的作战对南方各省的响应，也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陈文强和总部在作出决定时，并不知道另外一个革命团体也把目光投向了长江，投向了湖北新军。
……………
新加坡。
在密林深处的一座白色两层楼房内，重新捡起同盟会招牌的中华革命党，正在密谋商议着发动革命。
说起来，复兴会组织成立了革命联合阵线，对同盟会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而西南革命运动日渐高涨，也形成了不是压制的压制，在革命群众的争夺中，同盟会同样也落了下风。
所以，会议之初的气氛有些沉闷，直到北辰慷慨激昂的动员后，气氛才有所活跃。
“……革命之风潮已经兴盛，华侨思想已开化。我们的困难不在于四海穷困，恰恰在于我们丧失信心，没有计划，没有勇气。久困奇穷，等待便是自我消沉，自我毁灭。所以，我们要尽倾全党之人力、物力，克服困难，排除险阻，作破釜沉舟之壮举。”北辰停顿了一下，挥舞着手臂高呼道：“内地同志舍命，海外同志出财。成败利钝，在此一举。”
与会会员们从座位上纷纷站起，热烈鼓掌，在空中挥舞拳头，互相激励。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革命是高尚的事业，但离开钱，却依然玩不转。而且，由于西南革命之势已成，在何地发动，又在会员中引起了争论。
“广州作为突破点已不合适，虽然军队多被抽调，但警察力量却强大起来，以清乡剿匪为名，屠戮抓捕会党和江湖好汉，原来的革命基础已被破坏。”居正首先反对再在广州起事，而提议在长江地区发动，“在国内，武昌新军是唯一可对阵北洋军的部队，湖北革命党人在军中的运动又是全国最早的。眼下第八镇又南下，似乎是很好的时机。”
“武汉深居内地中心，四面受敌，率先发动，恐怕不合适吧？”胡汉民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广州靠近大海，海外力量接应得上。如果在广州率先打出旗号，长江地区再同时响应，成功的可能性更大吧？”
“我说说我的看法。”出身于日知会的李楚武显然是赞同居正的意见，“我们最早的革命，是策动绅士官员，结果发现这帮人堕落彷徨，不足以成大事；接着呢，又是联合会党和草莽，又感到这些人放荡不羁，江湖脾性过重，难以约束。所以，我觉得运动新军应该是最后的希望了。既然如此，还是湖北最为合适。湖北新军中本就革命基础较为深厚，又有钢铁厂、兵工厂、火药厂、造币厂等，武器、兵饷也是能够保证的。”
“武汉是内地水陆交通中心，一旦起事发动，必然会震撼全国。西南又有革命军牵制，后顾之忧并非很大。”又有人赞同在长江地区发动，理由也很充分，“就民情风俗而言，此地民风悍野，凶蛮好斗。有兵力、武器、地理、人情这四个优越条件，绝不是广州可比的。”
“既然在武汉发动有诸多优点，那便这么定了。”北辰也觉得有西南革命军，广东会党绿林又遭到沉重打击，重新选择突破点也不错，“这次发动事关重大，胜败在此一举。若再无建树，日后又如何面对倾财付出的海外华侨？”
“是啊，人们会怀疑我们这帮人骗钱，以后再筹款可就难了。”李楚武附和着，但这话却有些不太入耳，“如果能与革命联合阵线建立联络，共同响应——成功的希望更大。”
“志同道不同，在我看来，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声势很大，但到底还是畏首畏尾，偏安一隅。”胡汉民见北辰脸色有些不愉，便插嘴说道：“而且，其行事颇为诡秘龌龊，对本党抱有很大成见，又有诸多打压分解之举，实在不是一个可以推心置腹、共同革命的盟友。”
“我对他们是没有什么成见的，都是革命志士，但他们既有自外之心，我们倒也不必硬贴上去。”北辰淡淡地说道：“革命嘛，要有天下为公之心；党同伐异，我是很不赞同的。”
会议又持续了很长时间，才算把诸项事务商议妥当，都分派下去。其中便有在上海和武汉分别建立统筹部和指挥部，就近指挥的事情。
会议已毕，北辰便要去南洋各地和美洲筹款，其他工作也便随之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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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革命大发动的时间是基本确定下来了，不仅陈文强要奔走联络、布置安排，总部也愈发紧锣密鼓地加紧工作。最紧要的工作便是革命联合阵线的各方人员抓紧在新军的渗透和发展，尤其以长江流域为主，湖北新军更是重中之重。
而在湖北新军中，复兴会早就暗中做了很多工作，再加上各个革命团体的潜伏人员，取得的成效是很大的。特别是黎元洪的混成协，革命党人渗透得更加厉害。
原因很简单，黎元洪这个人脾气好，有黎菩萨之称，对谁都是一脸笑眯眯的。大凡部属犯了事，黎元洪无一例外统统包庇，对革命党人也网开一面。这样一来，革命党人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活动得最欢势。
张彪的第八镇要南下，武汉三镇就只剩下了黎元洪的混成协，这就使决战于此的革命方略实行起来更加容易。
按照总参谋部的计划，决战武汉，却尽量不战于武汉，而是据守北方的武胜关，截断武胜关以南的京汉铁路一段，与南下的北方清军在武胜关作生死较量。
生死较量或许不是很准确，但总参谋部还是认为与北方清军总要打一场硬仗，证明革命军的实力。没有实力保证，又何来谈判？即便先不管谈判的问题，与北方清军的作战对南方各省的响应，也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陈文强和总部在作出决定时，并不知道另外一个革命团体也把目光投向了长江，投向了湖北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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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在密林深处的一座白色两层楼房内，重新捡起同盟会招牌的中华革命党，正在密谋商议着发动革命。
说起来，复兴会组织成立了革命联合阵线，对同盟会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而西南革命运动日渐高涨，也形成了不是压制的压制，在革命群众的争夺中，同盟会同样也落了下风。
所以，会议之初的气氛有些沉闷，直到北辰慷慨激昂的动员后，气氛才有所活跃。
“……革命之风潮已经兴盛，华侨思想已开化。我们的困难不在于四海穷困，恰恰在于我们丧失信心，没有计划，没有勇气。久困奇穷，等待便是自我消沉，自我毁灭。所以，我们要尽倾全党之人力、物力，克服困难，排除险阻，作破釜沉舟之壮举。”北辰停顿了一下，挥舞着手臂高呼道：“内地同志舍命，海外同志出财。成败利钝，在此一举。”
与会会员们从座位上纷纷站起，热烈鼓掌，在空中挥舞拳头，互相激励。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革命是高尚的事业，但离开钱，却依然玩不转。而且，由于西南革命之势已成，在何地发动，又在会员中引起了争论。
“广州作为突破点已不合适，虽然军队多被抽调，但警察力量却强大起来，以清乡剿匪为名，屠戮抓捕会党和江湖好汉，原来的革命基础已被破坏。”居正首先反对再在广州起事，而提议在长江地区发动，“在国内，武昌新军是唯一可对阵北洋军的部队，湖北革命党人在军中的运动又是全国最早的。眼下第八镇又南下，似乎是很好的时机。”
“武汉深居内地中心，四面受敌，率先发动，恐怕不合适吧？”胡汉民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广州靠近大海，海外力量接应得上。如果在广州率先打出旗号，长江地区再同时响应，成功的可能性更大吧？”
“我说说我的看法。”出身于日知会的李楚武显然是赞同居正的意见，“我们最早的革命，是策动绅士官员，结果发现这帮人堕落彷徨，不足以成大事；接着呢，又是联合会党和草莽，又感到这些人放荡不羁，江湖脾性过重，难以约束。所以，我觉得运动新军应该是最后的希望了。既然如此，还是湖北最为合适。湖北新军中本就革命基础较为深厚，又有钢铁厂、兵工厂、火药厂、造币厂等，武器、兵饷也是能够保证的。”
“武汉是内地水陆交通中心，一旦起事发动，必然会震撼全国。西南又有革命军牵制，后顾之忧并非很大。”又有人赞同在长江地区发动，理由也很充分，“就民情风俗而言，此地民风悍野，凶蛮好斗。有兵力、武器、地理、人情这四个优越条件，绝不是广州可比的。”
“既然在武汉发动有诸多优点，那便这么定了。”北辰也觉得有西南革命军，广东会党绿林又遭到沉重打击，重新选择突破点也不错，“这次发动事关重大，胜败在此一举。若再无建树，日后又如何面对倾财付出的海外华侨？”
“是啊，人们会怀疑我们这帮人骗钱，以后再筹款可就难了。”李楚武附和着，但这话却有些不太入耳，“如果能与革命联合阵线建立联络，共同响应——成功的希望更大。”
“志同道不同，在我看来，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声势很大，但到底还是畏首畏尾，偏安一隅。”胡汉民见北辰脸色有些不愉，便插嘴说道：“而且，其行事颇为诡秘龌龊，对本党抱有很大成见，又有诸多打压分解之举，实在不是一个可以推心置腹、共同革命的盟友。”
“我对他们是没有什么成见的，都是革命志士，但他们既有自外之心，我们倒也不必硬贴上去。”北辰淡淡地说道：“革命嘛，要有天下为公之心；党同伐异，我是很不赞同的。”
会议又持续了很长时间，才算把诸项事务商议妥当，都分派下去。其中便有在上海和武汉分别建立统筹部和指挥部，就近指挥的事情。
会议已毕，北辰便要去南洋各地和美洲筹款，其他工作也便随之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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