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由于东北的基础较为薄弱，东北复兴会会员便接到了隐而不发、暗中发展、等待时机的命令。袁世凯将东北的军队作为筹码，复兴会又何尝不想利用东北一举奠定胜局。
而东北三省虽然是满族的发祥地，但真正为满清死抗到底的旗人却并多。即便放眼全国内地各省，由满族军官统帅的驻防旗兵，除了西安、南京等少数几处发生战斗外，大都与革命军达成协议，放下武器。这虽然也有革命军不乱杀戮的纪律和宣传，也跟满清的腐朽末落不无关系。
对于上层王公贵族来说，曾支持义和团运动的满族王公大臣，有的在北京城破后全家战死或自尽，逃出北京城的，也大多被八国联军列入祸首名单，由慈禧太后下令杀害或流放、充军。
虽然这些王公贵族大多是出于愚昧排外或宫廷政治斗争而支持义和团，但慈禧太后照着洋人开出的名单一一惩处的做法，无疑极大损害了清朝统治的威信。个别被通缉的王公怀恨在心，隐居起来，革命时也参加了推翻清朝的运动。例如，端王载漪躲在宁夏定远营，就准备联合哥老会攻城。由此就可以看出，经历庚子国变之后的满族上层王公贵族，真正死忠于清朝的人已经很少了。
对于普通满族民众来说，特别是满族聚居的东北和北京，在短短十年内遭受了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沙俄侵占东北全境和日俄战争的四次浩劫。前三次清政府都以混乱的组织抵抗开始，以屈膝投降告终，甚至惩办参加抗击侵略的满族官兵。而最后一次连抵抗的姿态也不去做了，这不得不让满族民众思考，一个完全不能保护家乡的政权，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
此外，清朝由于八旗制度的存在，对于满族人民行动自由的限制，比起对汉族人民更加严重。清朝的灭亡，对满族中下层民众来说，从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上看，并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在政治和法律上，清末新政已经废除了旗人的特权。在经济上看，一般旗人拿的是固定的钱粮，相当于后世的低保，这在日益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中，生活日益窘迫。
复兴会先期发表了“驱除鞑虏”的纲领，但随后便在刊物上作了解释，要反对的是清朝的腐败的贵族统治者，而非满族整个民族。而且，对于吸收同情支持革命的满、蒙会员，也是相当积极，并没有歧视和关上大门。这些措施逐渐引起满、蒙族中接触新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共鸣，他们对清廷日趋绝望，终于走上革命道路。
水滴石穿，复兴会慢慢积累的成果早晚会具有爆发的能量。
满族青年张榕在日俄开战后，到兴京厅（今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和吉林海龙一带组织自卫军，保卫家乡，武装抗击日俄，并以“东北三省保卫公所”名义发表宣言：“国土存亡，端赖此策，事成固善；即不成，亦足挫强邻之野心，为政府之后援。”后被清廷逮捕入狱。
一九零八年，张榕出狱，逃亡日本，参加了复兴会，从事革命活动。复兴会举事之前，派其潜赴东北。张榕与革命党人张根仁、柳大年等成立名义上的立宪派组织——奉天联合急进会，各界参加的人很多。
但他们的秘密宗旨却是：“将以响应南方，牵制北军势力，使清帝不敢东归。”推举张榕为会长，柳大年等为副会长，密谋武装起义。他们派人到辽阳、海城、海龙、兴京各地，秘密运动军警，组织民军，参加民军的有一万多人，具备了一定的军事力量。
而直隶督练公所教练处总监督张绍增，驻防奉天的第三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皆是吴禄贞好友，有士官三杰之称。在吴禄贞秘密加入复兴会后，为其书信所劝动，亦秘密加入，一直等待时机发动起义。
而蓝天蔚和张绍增则借与日本人交涉间岛问题，向徐世昌上报，言说边防兵力不足，不仅在当地组织了大批民军，还招揽一支驻扎在皮夹沟金矿的民间武装，军事实力也相当可观。
说起间岛交涉和这支民间武装的历史，还要上推到几年前的时候。
清初，蜿蜒起伏的长白山地区，被清朝的皇亲国戚们视为“龙兴之地”，广阔的图们江北岸由于禁山围场，一度曾经渺无人烟。一八九六年起，图们江南岸的朝鲜钟城一带经历了罕见的年馑，大批灾民纷纷渡江越界谋生。清政府虽加以阻挠，但终因“天高皇帝远”，只好任由韩民在延边居住。
到了光绪初年，清廷迫于这一既成事实，废除禁山围场的旧制，一实行了“移民实边”的政策，在延吉设厅节制，委派官吏治理；又在吉林南冈、珲春等处设立垦局，招募中朝两国人民开荒垦种，一每年收缴一定的租银。
然而，越垦谋生的韩民并不十分“安分”。一八八一年，韩民于图们江北岸私自挖掘了一条水沟，使江水分出，这样就出现了一江分流之中的“夹江”滩地。一九零三年朝鲜官员李范允致函清朝垦局，指夹江滩地为“间岛”，从此才有了“间岛”的称谓。
一九零五年，日俄签署了《朴茨茅斯条约》，条约承认日本对朝鲜拥有特权。同年十一月，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了《日韩保护条约》，朝鲜实际上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的版图堂而皇之地由海中三岛扩展到了图们江南的东亚大陆，与我国隔江相望。进而，日本侵略者又把贪婪的目光投向我国东北。
一九零六年春，伊藤博文作为日本天皇任命的第一任朝鲜统监，欲将其魔爪伸到中国的延边地区。于是在他的策划下，他的手下斋藤带领一伙人或假装成到中国东北旅行的游客，或扮成商人，潜入延边地区。他们先是偷偷地渡过图们江，进入我国境内光霁峪前的夹江滩地，而后又转到延边的局子街（今延吉市）、老头沟、头道沟等地窥探虚实。
经过数月的侦察，斋藤回到朝鲜，把搜集到的情报向伊藤博文作了秉报。伊藤对那块夹江滩地很感兴趣，尽管它在斋藤勾画的草图上不过占了指甲大小的位置。伊藤却在草图上大大地画了一个圈——这家伙的野心可真不小，我国吉林省的延吉、汪清、和龙及珲春等县的大部分地区，都成了“间岛”，下一步只是考虑如何把它变成“第二个朝鲜”的问题了。
而且，他对斋藤说：“间岛”是日本帝国的“生命线”，是统统需要我们加以“保护”的。一个所谓“间岛”问题就这样炮制出来了。
一九零七年七月，日俄在俄都彼得堡签订了瞒天过海的《日俄协约》，同日还签订了旨在瓜分我国东北三省的《日俄密约》。伊藤博文认为条件成熟，立即于八月急电斋藤季治郎，命其由会宁出发，率领日本宪兵进入我国延边。
同时，清政府即接到日本驻华公使阿部守太郎送达的照会：“为照会事，兹奉帝国政府训令，间岛为中国领土，抑或为朝国领土，久未解决，该处韩民十万余，受马贼及无赖凌虐，拟即由统监派员至间岛保护，请速电该处华官，免生误会为要！”
清政府突然接到照会，顿时惊慌失措。还没有等到中方前去交涉阻止，日本方面的斋藤季治郎已经率领大批武装宪警，强渡图们江，进入了我国延边数十里地区，并在龙井村内天宝矿主程光第的大院挂出了“统监府临时何岛派出所”的牌子。
斋藤季治郎在延边地区划定了会宁间岛、钟城间岛、茂山间岛等五区，又在局子街、头道沟等要地设宪兵分遣所十四个，所辖区域达千余平方公里，分土设官，发号施令，俨然成了中国境内的外国政府。
清政府曾通过外交途径复照日本公使阿部守太郎，严正声明所谓“间岛”问题纯系子虚乌有，该地是中国领土无可非议，但日方对要求其撤出的复照却置若周闻。由于当时清军在延边的守备薄弱，以武力强行驱逐已无可能，于是这个外国的政权机构公然出现在中国的领土上，成了国际震惊、国人汗颜的一个奇特事物。
当时，最使奉命前来交涉的张绍增感到棘手的是延吉的边防兵力。当时延吉只有吉强军数营，而在他身边的马步兵也不足二百人，沿江防务处处吃紧，一旦发生不测，边防形势便岌岌可危。
为了与日本侵略者周旋抗衡，张绍增向蓝天蔚借兵，首先对龙峪衙门进行保护，并训令当地长官不得离开任所，照常处理事务；同时在延吉各处张贴安民告示，揭露斋藤一伙的侵略行径，安抚当地百姓。又组织民军，并将有限的兵力集中到沿江渡口布防，阻止日军的继续侵入；又调派人力维持治安，以防止出现突发事件给日本入侵造成借口。
斋藤本以为用偷袭的手段侵占延边功在必得，不料却遭到了当地军民的顽强抵制，因此也就不敢进一步贸然行动，继续扩大“战果”的计划也泡了汤。双方一时处于僵持状态。
这时的张绍增和蓝天蔚并不轻松，他知道日本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不断上书清政府，激陈日军重兵压境，敌我力量悬殊，形势十分严峻，要求清政府派兵增援。然而，腐败的清廷深恐惹怒日本人，引起外务交涉，使冲突加剧。因此，吴禄贞得到的答复只是“稳慎和平”、“镇静维持”的谕旨。
张绍增迫于无奈，也出于扩展武装的心思，便联络了一支驻扎在皮夹沟金矿的民间武装，足有二三千人。
夹皮沟地处吉林省桦甸县东南，自清咸丰末年（1854）起，被称为‘韩边外”的祖孙三代人即冒犯清廷的例禁，在这里率众淘金垦荒，组织武装，且势力渐大，“局红管亮”（人多枪好）。
由于金矿地处偏远，官兵无力进剿，当地政府只好采用安抚的办法，给当时的首领韩宪宗委以官职，后又授予宪宗之孙韩登举守备之职，不久又升为都司。但韩登举虽然接受了官职，却不受清政府节制，仍然啸聚山林，独占一方。
这支武装，也成了日本人的一块心病，因他们大多是猎户出身，枪法准确，真要动起武来，也不一定讨到便宜。为此，日本人多次潜入夹皮沟一带，软硬兼施，企图迫使韩登举屈服，却遭到了韩的断然拒绝。
韩登举虽属绿林，但却心有民族大义。值此大敌当前之际，他愿意听从指挥，与官兵拉个对马（联合）。在韩登举的带领下，这支武装随即开到局子街附近驻扎下来。
一九零七年年末，中方在当地的一所寺庙内同日本人进行了第一次交涉。当斋藤季治郎来到寺庙的时候，只见四围龙旗招展，数千中国官兵荷枪实弹，排成密匝匝的方阵，站满了山前山后。虽然服装并不整齐，但其阵势威严，个个精神抖擞。斋藤一伙人十分惊讶，他们不知这些中国官兵是从哪里来的。
在张绍增等人的严词诘问下，斋藤理屈词穷，又领教了中国方面的阵势和实力，知道进一步的行动一时难以得逞，只好自己找个台阶，然后悻悻退出会场。
间岛问题悬而未决，日本人贼心不死，终是一块心病。如果国家陷于战乱，难保日人不蠢蠢欲动。
再说当时在东北的名义上归属清廷的武装，还有驻通辽的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洮南的前路巡防营前路统领张作霖、辽南的左路巡防营统领冯德麟、通化的右路巡防营统领马龙潭。东北的巡防营不比内地，他们大多兴起于日俄战争时期，此后又与蒙匪、胡子长期作战，还是很有战斗力的。
但这些人也有个特点，那就是本身皆为绿林出身，极善生存之道，属于有奶便是娘，谁腿粗就抱谁，哪边风硬就向哪边倒的类型。
而东北三省虽然是满族的发祥地，但真正为满清死抗到底的旗人却并多。即便放眼全国内地各省，由满族军官统帅的驻防旗兵，除了西安、南京等少数几处发生战斗外，大都与革命军达成协议，放下武器。这虽然也有革命军不乱杀戮的纪律和宣传，也跟满清的腐朽末落不无关系。
对于上层王公贵族来说，曾支持义和团运动的满族王公大臣，有的在北京城破后全家战死或自尽，逃出北京城的，也大多被八国联军列入祸首名单，由慈禧太后下令杀害或流放、充军。
虽然这些王公贵族大多是出于愚昧排外或宫廷政治斗争而支持义和团，但慈禧太后照着洋人开出的名单一一惩处的做法，无疑极大损害了清朝统治的威信。个别被通缉的王公怀恨在心，隐居起来，革命时也参加了推翻清朝的运动。例如，端王载漪躲在宁夏定远营，就准备联合哥老会攻城。由此就可以看出，经历庚子国变之后的满族上层王公贵族，真正死忠于清朝的人已经很少了。
对于普通满族民众来说，特别是满族聚居的东北和北京，在短短十年内遭受了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沙俄侵占东北全境和日俄战争的四次浩劫。前三次清政府都以混乱的组织抵抗开始，以屈膝投降告终，甚至惩办参加抗击侵略的满族官兵。而最后一次连抵抗的姿态也不去做了，这不得不让满族民众思考，一个完全不能保护家乡的政权，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
此外，清朝由于八旗制度的存在，对于满族人民行动自由的限制，比起对汉族人民更加严重。清朝的灭亡，对满族中下层民众来说，从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上看，并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在政治和法律上，清末新政已经废除了旗人的特权。在经济上看，一般旗人拿的是固定的钱粮，相当于后世的低保，这在日益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中，生活日益窘迫。
复兴会先期发表了“驱除鞑虏”的纲领，但随后便在刊物上作了解释，要反对的是清朝的腐败的贵族统治者，而非满族整个民族。而且，对于吸收同情支持革命的满、蒙会员，也是相当积极，并没有歧视和关上大门。这些措施逐渐引起满、蒙族中接触新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共鸣，他们对清廷日趋绝望，终于走上革命道路。
水滴石穿，复兴会慢慢积累的成果早晚会具有爆发的能量。
满族青年张榕在日俄开战后，到兴京厅（今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和吉林海龙一带组织自卫军，保卫家乡，武装抗击日俄，并以“东北三省保卫公所”名义发表宣言：“国土存亡，端赖此策，事成固善；即不成，亦足挫强邻之野心，为政府之后援。”后被清廷逮捕入狱。
一九零八年，张榕出狱，逃亡日本，参加了复兴会，从事革命活动。复兴会举事之前，派其潜赴东北。张榕与革命党人张根仁、柳大年等成立名义上的立宪派组织——奉天联合急进会，各界参加的人很多。
但他们的秘密宗旨却是：“将以响应南方，牵制北军势力，使清帝不敢东归。”推举张榕为会长，柳大年等为副会长，密谋武装起义。他们派人到辽阳、海城、海龙、兴京各地，秘密运动军警，组织民军，参加民军的有一万多人，具备了一定的军事力量。
而直隶督练公所教练处总监督张绍增，驻防奉天的第三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皆是吴禄贞好友，有士官三杰之称。在吴禄贞秘密加入复兴会后，为其书信所劝动，亦秘密加入，一直等待时机发动起义。
而蓝天蔚和张绍增则借与日本人交涉间岛问题，向徐世昌上报，言说边防兵力不足，不仅在当地组织了大批民军，还招揽一支驻扎在皮夹沟金矿的民间武装，军事实力也相当可观。
说起间岛交涉和这支民间武装的历史，还要上推到几年前的时候。
清初，蜿蜒起伏的长白山地区，被清朝的皇亲国戚们视为“龙兴之地”，广阔的图们江北岸由于禁山围场，一度曾经渺无人烟。一八九六年起，图们江南岸的朝鲜钟城一带经历了罕见的年馑，大批灾民纷纷渡江越界谋生。清政府虽加以阻挠，但终因“天高皇帝远”，只好任由韩民在延边居住。
到了光绪初年，清廷迫于这一既成事实，废除禁山围场的旧制，一实行了“移民实边”的政策，在延吉设厅节制，委派官吏治理；又在吉林南冈、珲春等处设立垦局，招募中朝两国人民开荒垦种，一每年收缴一定的租银。
然而，越垦谋生的韩民并不十分“安分”。一八八一年，韩民于图们江北岸私自挖掘了一条水沟，使江水分出，这样就出现了一江分流之中的“夹江”滩地。一九零三年朝鲜官员李范允致函清朝垦局，指夹江滩地为“间岛”，从此才有了“间岛”的称谓。
一九零五年，日俄签署了《朴茨茅斯条约》，条约承认日本对朝鲜拥有特权。同年十一月，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了《日韩保护条约》，朝鲜实际上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的版图堂而皇之地由海中三岛扩展到了图们江南的东亚大陆，与我国隔江相望。进而，日本侵略者又把贪婪的目光投向我国东北。
一九零六年春，伊藤博文作为日本天皇任命的第一任朝鲜统监，欲将其魔爪伸到中国的延边地区。于是在他的策划下，他的手下斋藤带领一伙人或假装成到中国东北旅行的游客，或扮成商人，潜入延边地区。他们先是偷偷地渡过图们江，进入我国境内光霁峪前的夹江滩地，而后又转到延边的局子街（今延吉市）、老头沟、头道沟等地窥探虚实。
经过数月的侦察，斋藤回到朝鲜，把搜集到的情报向伊藤博文作了秉报。伊藤对那块夹江滩地很感兴趣，尽管它在斋藤勾画的草图上不过占了指甲大小的位置。伊藤却在草图上大大地画了一个圈——这家伙的野心可真不小，我国吉林省的延吉、汪清、和龙及珲春等县的大部分地区，都成了“间岛”，下一步只是考虑如何把它变成“第二个朝鲜”的问题了。
而且，他对斋藤说：“间岛”是日本帝国的“生命线”，是统统需要我们加以“保护”的。一个所谓“间岛”问题就这样炮制出来了。
一九零七年七月，日俄在俄都彼得堡签订了瞒天过海的《日俄协约》，同日还签订了旨在瓜分我国东北三省的《日俄密约》。伊藤博文认为条件成熟，立即于八月急电斋藤季治郎，命其由会宁出发，率领日本宪兵进入我国延边。
同时，清政府即接到日本驻华公使阿部守太郎送达的照会：“为照会事，兹奉帝国政府训令，间岛为中国领土，抑或为朝国领土，久未解决，该处韩民十万余，受马贼及无赖凌虐，拟即由统监派员至间岛保护，请速电该处华官，免生误会为要！”
清政府突然接到照会，顿时惊慌失措。还没有等到中方前去交涉阻止，日本方面的斋藤季治郎已经率领大批武装宪警，强渡图们江，进入了我国延边数十里地区，并在龙井村内天宝矿主程光第的大院挂出了“统监府临时何岛派出所”的牌子。
斋藤季治郎在延边地区划定了会宁间岛、钟城间岛、茂山间岛等五区，又在局子街、头道沟等要地设宪兵分遣所十四个，所辖区域达千余平方公里，分土设官，发号施令，俨然成了中国境内的外国政府。
清政府曾通过外交途径复照日本公使阿部守太郎，严正声明所谓“间岛”问题纯系子虚乌有，该地是中国领土无可非议，但日方对要求其撤出的复照却置若周闻。由于当时清军在延边的守备薄弱，以武力强行驱逐已无可能，于是这个外国的政权机构公然出现在中国的领土上，成了国际震惊、国人汗颜的一个奇特事物。
当时，最使奉命前来交涉的张绍增感到棘手的是延吉的边防兵力。当时延吉只有吉强军数营，而在他身边的马步兵也不足二百人，沿江防务处处吃紧，一旦发生不测，边防形势便岌岌可危。
为了与日本侵略者周旋抗衡，张绍增向蓝天蔚借兵，首先对龙峪衙门进行保护，并训令当地长官不得离开任所，照常处理事务；同时在延吉各处张贴安民告示，揭露斋藤一伙的侵略行径，安抚当地百姓。又组织民军，并将有限的兵力集中到沿江渡口布防，阻止日军的继续侵入；又调派人力维持治安，以防止出现突发事件给日本入侵造成借口。
斋藤本以为用偷袭的手段侵占延边功在必得，不料却遭到了当地军民的顽强抵制，因此也就不敢进一步贸然行动，继续扩大“战果”的计划也泡了汤。双方一时处于僵持状态。
这时的张绍增和蓝天蔚并不轻松，他知道日本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不断上书清政府，激陈日军重兵压境，敌我力量悬殊，形势十分严峻，要求清政府派兵增援。然而，腐败的清廷深恐惹怒日本人，引起外务交涉，使冲突加剧。因此，吴禄贞得到的答复只是“稳慎和平”、“镇静维持”的谕旨。
张绍增迫于无奈，也出于扩展武装的心思，便联络了一支驻扎在皮夹沟金矿的民间武装，足有二三千人。
夹皮沟地处吉林省桦甸县东南，自清咸丰末年（1854）起，被称为‘韩边外”的祖孙三代人即冒犯清廷的例禁，在这里率众淘金垦荒，组织武装，且势力渐大，“局红管亮”（人多枪好）。
由于金矿地处偏远，官兵无力进剿，当地政府只好采用安抚的办法，给当时的首领韩宪宗委以官职，后又授予宪宗之孙韩登举守备之职，不久又升为都司。但韩登举虽然接受了官职，却不受清政府节制，仍然啸聚山林，独占一方。
这支武装，也成了日本人的一块心病，因他们大多是猎户出身，枪法准确，真要动起武来，也不一定讨到便宜。为此，日本人多次潜入夹皮沟一带，软硬兼施，企图迫使韩登举屈服，却遭到了韩的断然拒绝。
韩登举虽属绿林，但却心有民族大义。值此大敌当前之际，他愿意听从指挥，与官兵拉个对马（联合）。在韩登举的带领下，这支武装随即开到局子街附近驻扎下来。
一九零七年年末，中方在当地的一所寺庙内同日本人进行了第一次交涉。当斋藤季治郎来到寺庙的时候，只见四围龙旗招展，数千中国官兵荷枪实弹，排成密匝匝的方阵，站满了山前山后。虽然服装并不整齐，但其阵势威严，个个精神抖擞。斋藤一伙人十分惊讶，他们不知这些中国官兵是从哪里来的。
在张绍增等人的严词诘问下，斋藤理屈词穷，又领教了中国方面的阵势和实力，知道进一步的行动一时难以得逞，只好自己找个台阶，然后悻悻退出会场。
间岛问题悬而未决，日本人贼心不死，终是一块心病。如果国家陷于战乱，难保日人不蠢蠢欲动。
再说当时在东北的名义上归属清廷的武装，还有驻通辽的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洮南的前路巡防营前路统领张作霖、辽南的左路巡防营统领冯德麟、通化的右路巡防营统领马龙潭。东北的巡防营不比内地，他们大多兴起于日俄战争时期，此后又与蒙匪、胡子长期作战，还是很有战斗力的。
但这些人也有个特点，那就是本身皆为绿林出身，极善生存之道，属于有奶便是娘，谁腿粗就抱谁，哪边风硬就向哪边倒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