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人问,金庸的武侠小说,为什么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白,什么是文学?
    文学包括一个主要部分,一个次要部分,一个再次要部分。
    主要部分,指的是文学作品的内涵,这又分为两种,一为哲理,二为纪实。
    次要部分,指的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手法,主题架构的设置、描写、形容、刻画等等。
    再次要部分,指的是这部作品中的趣味,通俗来讲就是内容是否有意思,是否吸引人。
    最早的文学作品只有哲理,如《论语》、《孟子》、《庄子》、《老子》、《墨子》、《孙子兵法》等等,西方的柏拉图的《理想国》等等,这些文学全是以对话的形式,干巴巴的讲道理,什么仁义礼智信忠孝等等。
    随着这些哲理慢慢的普及到普通大众里,就出现了一些用来证实这些哲理的小故事和典故,如惊弓之鸟、张冠李戴、衣冠禽兽等等。这些小故事和典故,便是文学中最早出现的趣味。
    若是对普通人只讲礼议廉耻,难免枯燥乏味,只怕受者甚少,于是为了增加听众,便以带些趣味的小故事的形式做药引,来吸引大众,普及圣人之言。不但给大众带来了乐趣,还让他们明白了圣人的教诲。但不论任何故事,都一定是围绕着儒家圣学思想而转的,所以古代文人便有了“代圣人立言”之说。当然也有文人籍书批讽孔孟的,但仍然关联着圣人的哲理思想。
    后来随着文学商业的出现,为了使文学作品更加吸引读者观众,于是渐渐的作者们就把文学作品中的中心思想简单化,然后增加了故事的趣味性,如此一来,其中哲理便淡化了,这便是为什么历史上传统文人一直将小说当成旁门左道,不入流的文学作品,甚至出现了一大批禁毁文学。
    下面再说文学的另一种价值,纪实。
    纪实又分两种,一种为史,指的是史书,《二十四史》等等,这些作品尽管既无哲理思想,也没什么趣味,但它们的价值在于以史为鉴。
    另一种是写实,运用文学手法来表现当时人们的生活、风俗、社会环境;歌颂英雄主义,好人好事;或揭露,所处社会的黑暗,如古代的《四大明著》、《金瓶梅》、《聊斋志异》;近代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鲁迅作品、沈从文作品莫言作品等等。
    优质上乘文学是如何出现的?艺术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文学家首先是个艺术家,优质作品多为写实的。有一句话叫作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其实社会时代也一样,太平盛世都是相似的,动乱年代也是多种多样。战乱、灾荒、瘟疫。翻看古代的文学作品,大多都是不幸的。盛世之下没人吃饱了撑的,去硬想象着吃糠咽土的困苦,把那种滋味写出来。
    遍翻世界优秀文学作品,大多都是苦难年代,或社会黑暗时期,又或作者受过重大打击下的愤世之作。如,曹雪芹在家庭衰落之后,于贫困之中才创作《红楼梦》,吴敬梓久试不第后创作《儒林外史》,列夫托尔斯泰在沙俄的反动时期写出了《战争与和平》,索尔仁尼琴在流放时期创出《古拉格群岛》,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正所谓盛世无佳作,乱世出大师,这些作者们以笔代剑,深刻、犀利、辛辣的揭露耳闻目见,以及亲身经历的种种不幸,愤毕生粹于一文,一抒胸臆。
    早先看过一篇文章,“一般说来,一个作家所体验到的人类苦难,总是以他个人的坎坷经历和艰苦磨难作为底子并从中升华起来的。感受了自己的苦难才能同情别人的苦难,体验了自己面对苦难的弱点才能怜悯别人的弱点。一个没有被现实的苦难深深伤害过的人可以当伟大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而不会成为作家,因为即使一位平庸的作家也是由造化的捉弄和折磨造就的,一位伟大作家几乎非得以心灵的巨大伤害和严重残缺为代价不可。”只有苦难才刻骨铭心,优质文学作品则是苦难之中,心灵创伤的升华。就好比蚌之所以能产万价的珍珠,其实是它的一种病而已,健康的蚌是不产珍珠的。有心理创伤的不一定是文学家,但文学家一定有一定的心理创伤。
    我们再看一下金庸的武侠创作之路:
    第一、武侠创作并非他的理想,他的理想是做外交官。
    第二、初次动笔写武侠是上级交给全的任务,他和梁羽生本来都是大公报的编辑,本来是梁羽生写的,梁后来不写了,主编便找金庸说小查你写吧,金庸说我能写好吗?老板说你看着写。
    第三、后来他创办明报,几乎破产,全靠他每天两千字连载的武侠来吸引读者。
    因此就创作动机而言,金庸与那些文学大师们相比,就差了十万八千里,实在有辱诺贝尔的在天之灵。
    本人是个文学爱好者,更是个武侠爱好者,也是个不折不扣的金迷,读过不少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金庸十五部小说更是细读了个遍,在此先向金老爷子告罪,抖胆评一番他的作品。
    他的武侠小说趣味性,娱乐性绝对是一流的,不然不会拥有如此大的读者群,对其作品如醉如痴。他的文学功底,文学艺术手法也绝对是一流的,确实大师风范,但其书中所包含的哲理、意义,却是极度贫乏,而且他的某些思想观点还有待批判。
    如,深厚的佛学思想,大慈大悲,普度众生,民生大于国家,国家必将消亡。慕容复起兵复国,酿成兵灾是错的;满清只要让国民安居乐业就不必反清复明。乍一看是有理,小说中如此当然也无可厚非,只是拿到现实中,则是变相的人权高于主权。如今慕容鲜卑何在?满清统治中国又死了多少汉人?假如康熙没有扳倒鳌拜,满清又将如何统治中国?放在当今强权霸权世界之下,若国家不存,民生安在?
    还有冤冤相报何时了思想,说白了就是和稀泥,金庸小说中的大多数恶人都是善终的,如玄冥二老,丁春秋等等,许多坏人也都是过失死,如杨康,岳不群,大侠们奉行善恶之在一念之间,好人死也就死了,坏人也基本放过。古龙先生塑造的楚留香,倒是奉行没有人可以随便剥夺另一人的性命,哪出了命案,他便如007一般,定要明察暗访,查个水落石出,将凶犯绳之以法,交由法律裁决。
    韦小宝的诞生,则成为了网络小说从废柴到英雄创作模式的鼻祖。
    这些思想内涵不仅无法获得文学最高荣誉的诺贝尔文学奖,基本上连提名都不够资格。
    文学作品的价值并非一成不变,也受时间的影响,有些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如古董一般增值了,这是为什么?拿《红楼梦》来说,曹雪芹创作之初,只是以借喻的创作手法攻击当时封建社会的黑暗,出口闷气,仅此而已。然而几百年过去,就如毛主席说的,我们要把《红楼梦》当作史书去看,可以了解当时的社会情况,生活习惯,风俗环境等等。在当时是一部写实的作品,几百年之后,便又有了史书的价值。许多在古代看来平泛的文学作品,都可以从作者创作的时期,来了解当时的社会风貌,经济情况,人文思想。
    但武侠小说的这种体裁形式,却永远不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让后人来了解现代的史书价值。因为武侠小说必须要以古代为背景,现代人凭想象去写古代的故事。《唐传奇》可以说是武侠小说的鼻祖,尽管内容已不必深究,但它能流传下来的价值便是当代的人,以当时的背景创作出来的,后人可以作为史书去研究。金庸不论有多高的文学天才,也不可能写出当时的时代风貌来。反过来以古代为背景,来刻画当今社会,这又太荒谬了。
    时间也可以使文学的价值褪色蒙尘,仅靠趣味来吸引读者热情的作品,是很难承受时间的考验的。民国武侠创作大师,北派五大家还珠楼主、王度庐、宫白羽、郑证因、朱贞木的作品在当时也能让读者如痴如醉,现在却很难让人读得下去。一千年之后,四大名著还是四大名著,估计很少有人知道金庸是谁了。就拿近些年来说,若不是以金庸的作品拍的影视剧的出现,知道金庸这个名字的人,也已逐年减少了。
    诺贝尔文学奖是深究文学的主题内涵的奖项。若要评价文学优劣的话,打个比方:鲁迅作品、沈从文作品、莫言作品之类的正统文学是米饭、馒头;《四大名著》《战争与和平》是高级营养品、良药;而金庸作品只能算是瓜子、巧克力,尽管好吃但没营养,更不能当饭吃;至于现在的网络小说,则只能算是香烟了,尽管能快活上瘾,却是有害的。
    文学家们极少有读过金庸作品的,但《论语》、《老子》、《庄子》《老子》、《墨子》、《四大名著》、《战争与和平》之类,他们细读过决不止三遍,而且都是当作教科书去学习、研究,又能从该作品中衍生出数十部书来。世界各国领导人都跑过来见袁隆平,关注他的杂交水稻的同时,又在想方设法如何让本国人少吸烟,或禁止吸烟,如何让本国儿童少吃零食。这不是价值的不同,而是价值的高低。
    所以说金庸先生从他启笔的那一刻,便与诺贝尔奖永远的绝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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