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过晒谷场上的战利品，打发走多余的人等之后，就是接下来大家喜闻乐见的公审环节了。
披头散发的上百人也被逐一得反绑着塞口跪倒在地上。然后，由义军工作队的人员，当场逐一宣称他们的罪状和当场判处的结果。尽管在时间比较仓促，但是要找罪名的话，还是随便找人悬赏举告一下，还是可言凑上一些出来的；
毕竟在这乱世当中，可以说每一份长久维持体面和光鲜的背后，都有为数不少的尸骨作为铺垫的，现在没有不等于过去没有，过去没有不等于祖上就没有，只在于个人愿不愿意去正视发掘和认真对待而已。
虽然有人痛哭流涕或是大声哭喊着，“书香门第何至于此”“累世冠缨遭此不幸”；或又是嚎声哀叹着“世代教化乡里而难逃此劫”，“名望之家就此跌落尘泥”；或又是大声告饶着：“我对大王尚有用处”“这些与我无所干系”“在下只是被蒙蔽帮忙的”，都不能改变他们陆陆续续被吊了墙头和杆子的下场，唯一区别的是罪状多一些的人直接砍头上墙，罪迹较少而名声不显的，则是比较体面的吊上杆子保个全尸而已。
而在此期间，拿着胡床蹲坐在祠堂顶上的周淮安，也只是啃着作为零食的烧猪皮，看着他们这一幕幕死前百态的表演，内心则时不时的点个赞或是投个不合格的黑票什么的。
就如今的唐代而言，最底层的乡村社会也存在着两种类型的管理组织:
一是自上而下的国家行政组织，即乡里邻保系统和村坊正体系；
即县下诸口以百户为一里，五里为一乡，而岭南东西道的寨、集、镇皆同乡里；里下则以五家为一保，四家为一邻，主要用来管理那些“”户口分散而人寡的聚落。
而由县下任命的乡官和里正，无疑便是唐代最基层的一级实体行政单位了。但凡朝廷文书，出自尚书省而达于州，州下于县，县下于乡；而土地户口赋税徭役的申报，亦出自里长之手。“诸里正，县司选勋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强干者充之”《通典.乡党》。
而在城居者为坊，在乡野者为村的居民区和聚落体系，则别有村正、坊正来管理相应的治安责任；
而连接两者的式邻保，奶是一种以五家为单位的相互监督和连坐的底层户籍小组，以担保相互之间赋税徭役的缴纳义务，一旦有人出亡则余下各家皆要分担干系和份额的。同时也对村正和坊正，在治安秩序上进行义务分摊。
可以说这些乡里一级的胥吏，一方面是作为官府控制乡村的爪牙，另一方面又是严重破坏和危害乡村小农经济体系稳定的元凶和罪魁祸首，也是如今义军首要打击的对象之一。
另一类，是具有自组织功能的宗族组织，主要是位于政权影响力相对薄弱的偏远和延边地区，同样式冠以寨、堡、坞、集、镇、市、邑的名义，来履行代收钱粮赋税、分派徭役的乡里一级职能；乃至由此大量的荫蔽流民而私蓄奴口，置办兵器而训练民壮；而最终取代了胥吏的角色，来进一步的残害和剥削乡里。
但是在针对农民起义军而维护统治尊卑的一致态度上，他们就是官府最好的帮凶和助力；这也是义军需要重点打击和消灭的另一个对象。
当然了，随着乱世到来而流民纷起，后者也在逐渐的取代着前者，而慢慢占据了乡野里更多的比例；而在循州、潮州等境内，就主要以这两种参半错杂存在着，其中依旧受到官府直接任命的乡官里正，也主要集中在那些靠近城邑附近的所在了。
因此从理论上说，只要解决了这两者，就等于是斩断了朝廷在基层的耳目和爪牙，截掉了他们在乡村吸血和调动资源的触手，以及潜在的支持者和协作对象的土壤。
而这处土峰寨，已经是周淮安带领这支后营人马所攻打的第十一处据点，在此之前，则有大小十个曾经发起民壮和乡兵据守的村寨、市镇和乡邑，相继被攻破和扫平了。
其中寨主或是村首、或是邑长、里正，还有驻留胥吏、粮管之类的首恶和从犯，全家的男性都差不多挂了杆子或是砍了头，身家也被充公或是就地散尽了，用来募丁以及就地救济穷苦，顺便宣传一下义军的名声和简单的主张。而那些参与过抵抗的青壮，也都被惩罚性的给带走，充作监管下的临时劳役一段时间，作为基本赎罪和补偿。
至于那些大户家的女人们，倒是给留下一条命来而尽量避免伤害，不过在不伤害的前提下，一些身体上代价就不可避免了；而且在义军离开之后，失去依靠的她们本身存在，对于那些穷汉们就是一个潜在吸引和伏笔。
虽然，土峰寨的程氏为首的十几家豪族大姓，并不像赵家寨的主人那么恶贯满盈，于地方上暂时没有什么太大的恶名，或者说在日常里被隐藏的比较深；但是本身作为官府在乡土社会的底层，旗帜鲜明的天然支持者和协作对象，就是必需被打垮和摧毁的对象之一，也是需要被破坏掉的旧有秩序的一部分；
就像是之前他所宣称过的，这是没有什么好妥协得立场和阵营上的根本对立，容不得心慈手软而遗祸将来的任何可能性。
当然在此之前，对于这些被分配在自己职分内的乡村据点，周淮安当然不是不分具体情况和青红皂白的，全部当作潜在敌人来一刀切；
能够主动开门相迎或是不敢抗拒的村寨，他也不会主动去攻击或是放纵手下去滋扰，而是在停驻和路过的同时，公平买卖的取走所需或是短暂的征发一些劳役，而留下一些财货或是盐巴、铁器等急需的物件，作为酬劳和代价。
还有一些毫无抵抗或是只有轻微抵抗的村寨里，虽然大户和富人都差不多逃光了，但是他们留下的家宅和产业里里，只要肯用心和细致的搜罗，还是有不少收获的；就算是义军完全看不上眼的东西，也完全可以分给那些完全不挑拣的穷人们，来刷一波人心和好感什么的。
而在一些明显穷困潦倒，根本榨不出什么油水的村邑里，他还会让人象征性的散发一些多余的陈粮，来进行有限的赈济，或是请所有人吃上一顿饱饭，然后局面往往就此打开了；这时候，那些穷的活不下去的青壮，就会在间接的诱导下，提出能否加入义军而混上一时的饱饭。
就算是一时之间没有人可能加入义军，但是大张旗鼓散发出去的这几袋粮食，也很容易坐实了他们通贼的嫌疑和罪责了；占便宜固然是不分良贱贵庶的人类天性，但是这种便宜却不是那么好占的；
而在公审之后一一念出名字和数额来，再烧毁那些从大户豪强家，所查抄到的各种债单和田契，则是另一步邀买人心鼓动投军的妙招。
种种手段多管齐下之后，虽然还不能马上讲群众给发动起来，或是一夜之间就变成义军的忠实支持者；但也等于是在短时间内变相的制造出，一个相对友善或是具有潜在倾向性的区域环境来。
因为，一旦官军或是土团方面的势力得以重新回来之后，首先就要清算和惩罚这些受过义军的好处，或是沾过义军吃大户时便宜的人群。
他也由此给包括工作队在内的几只队伍，专门布置了几个命题，让他们在实际操作当中去感悟和领会、摩挲。当然了最终的目的还是归到一个出发点上，如何通过日常的手段来削弱敌人和壮大自己。
比如，作为起义军想要继续发展壮大下去的话，平时真正能够依靠和借助的对象是谁（广大的贫苦人家），应该团结和拉拢的群体又是谁（手工业者和中小商人），需要保持中立和友善又是谁（贫寒士子和小地主群体）；最后需要直接针对、打击和消灭的还有谁（豪强大户和官宦人家）；
最终目的，怎么样把敌人变得只有少少的一小绰，而站在自己这边或是中立观望的弄得多多益善。好吧，最后这点这对手下大多数人来说，似乎有些过于勉为其难了，只有极少数有所眼界和觉悟的人，才能够有所领悟到几分。
不过，在这里周淮安同样也发现和感受到了，一件颇为有趣的事情和地域特色；就是因为作为岭东沿海的缘故，当地其实颇多源自闽地来的移民渊源；而在这些地方新、旧移民和土族、山蛮的乡村邻里之间，因世代争端的械斗成风而颇有些历史积怨；又导致在处理这些具体村邑的时候，遇到了不少的问题和意外状况；
这其中有利亦有弊，好处在于他们之间的矛盾，正好方便义军集中力量来各个击破，而其他有所积怨的村寨，甚至会坐望观火甚至为之拍手叫好，直到事情降临到自己头上；坏处，这种莫名其妙的矛盾，也会随着投军的丁壮而延伸到义军当中来。
比如，因为不乏先后加入的次序，导致后来者不愿意与仇隙共处，而抱团起来闹事、殴斗、打群架，或是因此被处置觉得不公，而重新负气逃亡的例子。
真不愧是后世的大吃省里最喜欢武斗，而盛产海外华人的帮会渊源，常年各种土客矛盾一直贯穿到新中国建立才得以消停；嗡嗡嗡里又借着运动大打出手，号称尸体漂到外海；改开后更是为了走私产业的巨大利益，就连中x委来的调查组都敢纵火，而长期被变相排除在经济特区辐射圈之外的神奇所在地；
对于这种趋向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是坚决一视同仁的镇压，用令行禁止的军法来说话；然后用集体生活中服从和同步性训练，将其逐渐的磨灭掉；至于地方上的问题，只要清理和解决掉具有影响力的宗族上层，剩下没有人引导的普通人，也就翻不出什么浪花来。
毕竟，义军可不是过来为他们解决邻里关系问题的，而是有着自己的诉求和目的所在；能够快刀斩乱麻式的讲这些问题暂时无力化，失效化就完全足矣了。
披头散发的上百人也被逐一得反绑着塞口跪倒在地上。然后，由义军工作队的人员，当场逐一宣称他们的罪状和当场判处的结果。尽管在时间比较仓促，但是要找罪名的话，还是随便找人悬赏举告一下，还是可言凑上一些出来的；
毕竟在这乱世当中，可以说每一份长久维持体面和光鲜的背后，都有为数不少的尸骨作为铺垫的，现在没有不等于过去没有，过去没有不等于祖上就没有，只在于个人愿不愿意去正视发掘和认真对待而已。
虽然有人痛哭流涕或是大声哭喊着，“书香门第何至于此”“累世冠缨遭此不幸”；或又是嚎声哀叹着“世代教化乡里而难逃此劫”，“名望之家就此跌落尘泥”；或又是大声告饶着：“我对大王尚有用处”“这些与我无所干系”“在下只是被蒙蔽帮忙的”，都不能改变他们陆陆续续被吊了墙头和杆子的下场，唯一区别的是罪状多一些的人直接砍头上墙，罪迹较少而名声不显的，则是比较体面的吊上杆子保个全尸而已。
而在此期间，拿着胡床蹲坐在祠堂顶上的周淮安，也只是啃着作为零食的烧猪皮，看着他们这一幕幕死前百态的表演，内心则时不时的点个赞或是投个不合格的黑票什么的。
就如今的唐代而言，最底层的乡村社会也存在着两种类型的管理组织:
一是自上而下的国家行政组织，即乡里邻保系统和村坊正体系；
即县下诸口以百户为一里，五里为一乡，而岭南东西道的寨、集、镇皆同乡里；里下则以五家为一保，四家为一邻，主要用来管理那些“”户口分散而人寡的聚落。
而由县下任命的乡官和里正，无疑便是唐代最基层的一级实体行政单位了。但凡朝廷文书，出自尚书省而达于州，州下于县，县下于乡；而土地户口赋税徭役的申报，亦出自里长之手。“诸里正，县司选勋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强干者充之”《通典.乡党》。
而在城居者为坊，在乡野者为村的居民区和聚落体系，则别有村正、坊正来管理相应的治安责任；
而连接两者的式邻保，奶是一种以五家为单位的相互监督和连坐的底层户籍小组，以担保相互之间赋税徭役的缴纳义务，一旦有人出亡则余下各家皆要分担干系和份额的。同时也对村正和坊正，在治安秩序上进行义务分摊。
可以说这些乡里一级的胥吏，一方面是作为官府控制乡村的爪牙，另一方面又是严重破坏和危害乡村小农经济体系稳定的元凶和罪魁祸首，也是如今义军首要打击的对象之一。
另一类，是具有自组织功能的宗族组织，主要是位于政权影响力相对薄弱的偏远和延边地区，同样式冠以寨、堡、坞、集、镇、市、邑的名义，来履行代收钱粮赋税、分派徭役的乡里一级职能；乃至由此大量的荫蔽流民而私蓄奴口，置办兵器而训练民壮；而最终取代了胥吏的角色，来进一步的残害和剥削乡里。
但是在针对农民起义军而维护统治尊卑的一致态度上，他们就是官府最好的帮凶和助力；这也是义军需要重点打击和消灭的另一个对象。
当然了，随着乱世到来而流民纷起，后者也在逐渐的取代着前者，而慢慢占据了乡野里更多的比例；而在循州、潮州等境内，就主要以这两种参半错杂存在着，其中依旧受到官府直接任命的乡官里正，也主要集中在那些靠近城邑附近的所在了。
因此从理论上说，只要解决了这两者，就等于是斩断了朝廷在基层的耳目和爪牙，截掉了他们在乡村吸血和调动资源的触手，以及潜在的支持者和协作对象的土壤。
而这处土峰寨，已经是周淮安带领这支后营人马所攻打的第十一处据点，在此之前，则有大小十个曾经发起民壮和乡兵据守的村寨、市镇和乡邑，相继被攻破和扫平了。
其中寨主或是村首、或是邑长、里正，还有驻留胥吏、粮管之类的首恶和从犯，全家的男性都差不多挂了杆子或是砍了头，身家也被充公或是就地散尽了，用来募丁以及就地救济穷苦，顺便宣传一下义军的名声和简单的主张。而那些参与过抵抗的青壮，也都被惩罚性的给带走，充作监管下的临时劳役一段时间，作为基本赎罪和补偿。
至于那些大户家的女人们，倒是给留下一条命来而尽量避免伤害，不过在不伤害的前提下，一些身体上代价就不可避免了；而且在义军离开之后，失去依靠的她们本身存在，对于那些穷汉们就是一个潜在吸引和伏笔。
虽然，土峰寨的程氏为首的十几家豪族大姓，并不像赵家寨的主人那么恶贯满盈，于地方上暂时没有什么太大的恶名，或者说在日常里被隐藏的比较深；但是本身作为官府在乡土社会的底层，旗帜鲜明的天然支持者和协作对象，就是必需被打垮和摧毁的对象之一，也是需要被破坏掉的旧有秩序的一部分；
就像是之前他所宣称过的，这是没有什么好妥协得立场和阵营上的根本对立，容不得心慈手软而遗祸将来的任何可能性。
当然在此之前，对于这些被分配在自己职分内的乡村据点，周淮安当然不是不分具体情况和青红皂白的，全部当作潜在敌人来一刀切；
能够主动开门相迎或是不敢抗拒的村寨，他也不会主动去攻击或是放纵手下去滋扰，而是在停驻和路过的同时，公平买卖的取走所需或是短暂的征发一些劳役，而留下一些财货或是盐巴、铁器等急需的物件，作为酬劳和代价。
还有一些毫无抵抗或是只有轻微抵抗的村寨里，虽然大户和富人都差不多逃光了，但是他们留下的家宅和产业里里，只要肯用心和细致的搜罗，还是有不少收获的；就算是义军完全看不上眼的东西，也完全可以分给那些完全不挑拣的穷人们，来刷一波人心和好感什么的。
而在一些明显穷困潦倒，根本榨不出什么油水的村邑里，他还会让人象征性的散发一些多余的陈粮，来进行有限的赈济，或是请所有人吃上一顿饱饭，然后局面往往就此打开了；这时候，那些穷的活不下去的青壮，就会在间接的诱导下，提出能否加入义军而混上一时的饱饭。
就算是一时之间没有人可能加入义军，但是大张旗鼓散发出去的这几袋粮食，也很容易坐实了他们通贼的嫌疑和罪责了；占便宜固然是不分良贱贵庶的人类天性，但是这种便宜却不是那么好占的；
而在公审之后一一念出名字和数额来，再烧毁那些从大户豪强家，所查抄到的各种债单和田契，则是另一步邀买人心鼓动投军的妙招。
种种手段多管齐下之后，虽然还不能马上讲群众给发动起来，或是一夜之间就变成义军的忠实支持者；但也等于是在短时间内变相的制造出，一个相对友善或是具有潜在倾向性的区域环境来。
因为，一旦官军或是土团方面的势力得以重新回来之后，首先就要清算和惩罚这些受过义军的好处，或是沾过义军吃大户时便宜的人群。
他也由此给包括工作队在内的几只队伍，专门布置了几个命题，让他们在实际操作当中去感悟和领会、摩挲。当然了最终的目的还是归到一个出发点上，如何通过日常的手段来削弱敌人和壮大自己。
比如，作为起义军想要继续发展壮大下去的话，平时真正能够依靠和借助的对象是谁（广大的贫苦人家），应该团结和拉拢的群体又是谁（手工业者和中小商人），需要保持中立和友善又是谁（贫寒士子和小地主群体）；最后需要直接针对、打击和消灭的还有谁（豪强大户和官宦人家）；
最终目的，怎么样把敌人变得只有少少的一小绰，而站在自己这边或是中立观望的弄得多多益善。好吧，最后这点这对手下大多数人来说，似乎有些过于勉为其难了，只有极少数有所眼界和觉悟的人，才能够有所领悟到几分。
不过，在这里周淮安同样也发现和感受到了，一件颇为有趣的事情和地域特色；就是因为作为岭东沿海的缘故，当地其实颇多源自闽地来的移民渊源；而在这些地方新、旧移民和土族、山蛮的乡村邻里之间，因世代争端的械斗成风而颇有些历史积怨；又导致在处理这些具体村邑的时候，遇到了不少的问题和意外状况；
这其中有利亦有弊，好处在于他们之间的矛盾，正好方便义军集中力量来各个击破，而其他有所积怨的村寨，甚至会坐望观火甚至为之拍手叫好，直到事情降临到自己头上；坏处，这种莫名其妙的矛盾，也会随着投军的丁壮而延伸到义军当中来。
比如，因为不乏先后加入的次序，导致后来者不愿意与仇隙共处，而抱团起来闹事、殴斗、打群架，或是因此被处置觉得不公，而重新负气逃亡的例子。
真不愧是后世的大吃省里最喜欢武斗，而盛产海外华人的帮会渊源，常年各种土客矛盾一直贯穿到新中国建立才得以消停；嗡嗡嗡里又借着运动大打出手，号称尸体漂到外海；改开后更是为了走私产业的巨大利益，就连中x委来的调查组都敢纵火，而长期被变相排除在经济特区辐射圈之外的神奇所在地；
对于这种趋向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是坚决一视同仁的镇压，用令行禁止的军法来说话；然后用集体生活中服从和同步性训练，将其逐渐的磨灭掉；至于地方上的问题，只要清理和解决掉具有影响力的宗族上层，剩下没有人引导的普通人，也就翻不出什么浪花来。
毕竟，义军可不是过来为他们解决邻里关系问题的，而是有着自己的诉求和目的所在；能够快刀斩乱麻式的讲这些问题暂时无力化，失效化就完全足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