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可能发生蝗灾的消息，自然也很快通过特殊的渠道送到了江陵。但是对于暂且鞭长莫及的周淮安而言，这未尝也不是给予那位未来的天命之子，一道充满潜在考验和挑战性的试题；就看他怎么选择了。
比如他在相应的利益立场和自身局限性的前提之下，究竟能够做出怎样的决定，或又是能够走出到怎样的地步去。才能决定日后太平军政权继续与之互动的对应态度和政策方向。毕竟，太平军一旦解决了淮南的局面之后，必然重新考虑淮河以北中原地区的对策了。
当然了，哪怕事情到了最坏的那一步，最起码太平军暂时开放鲁阳关来接收和吸纳，来自河南境内的流民是不成问题的。不过这样也意味着河南的局面彻底失控，而陷入到糜烂不堪的混沌当中去了。
事实上得益于穿越者带来的福利，太平军对于类似的灾害早已经有足够成熟的处置经验和现成的运作体制了。当然了，由于处于南方的缘故，主要面对的问题还是几条水系的洪水泛滥和沿海不定期的风灾而已。
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有足够的物资储备和应对方案，再加上日常不断维护和修缮起来的水利设施，交通和通讯条件上的改善所带来的反映效率，就足以将大多数灾患控制在损失有限的范畴之内。
这也是太平军自崛起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在珠江、湘江、汉水和长江流域，的相应水路设施建设和河道疏通灌溉工程的基本动机。并不是人力物力多得没处使了，而是这种东西需要形成足够连片区域和范围之后，才会产生真正联动性质的规模效应。
就像是四川为什么被自古以来称为是天府之国。因为在成都平原上赖自岷江流域历代兴建的灌溉体系，已经发展的相当成熟了；以至于形成了盆地内相对稳定的自循环气候环境和局部微调体系，以及相应的灾害容纳上限。
因此，根据社调部的抽样调查和核计处的定期普查，交叉数据对照之后就可以看出来。在太平军的治下只要不是首当其冲的人家，就会有一种奇怪的错觉或者说是蜜汁自信；自从太平军建立的统治秩序以来，就已然是多年罕见灾荒了。
但是事实上，根据这些年上报的资料，各地零敲碎打的各种暴雨山洪，风灾虫害，潮汐瘟病，几乎是年年都有而多达数十起；毕竟这是一个人力有穷尽，而大部分生产活动还要看天时，却不断在战乱中死人的古代农业社会。
只是在大多数的突发情况下，除了无可避免直面天灾的基本损失之外，尚且没有机会形成足够的恶性循环，乃至蔓延开来成为社会问题之前，就已经被局部的处置措施和备荒手段，给相对有效的化解和缓和掉了。
就像是现在的淮南境内，黄州（今湖北黄石）、蕲州（今湖北蕲春）、舒州（今湖北潜山）、庐州（今安徽合肥）等地的时疫，已经被全力以赴的太平军将士给基本控制住了。这其中自然也有多方面的原因。
比如由于之前战乱和灾害造成了淮南人口大量死亡和流失，剩下的人也大多聚集在一个个就像是孤岛似的村寨和市镇，为核心的壁垒、坞堡当中以为自保。虽然在骤然爆发的疫情面前没有任何的抵抗力，但是一旦下定决心以武力保障的强制手段，进行封锁和隔绝、控制的话，也是相对简单的多了。
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江南安全区域在人力物力上的保障充足，确保各种防疫措施和要求可以事无巨细的落实和贯彻到具体内容和细节上，这就是拥有强大执行力的中央集权制度的莫大好处之一。
因此，就在军队负责水陆设卡拦截为主，武装民壮巡逻为辅的严格封锁之下，一个个可能爆发时疫的区域被分割开来，然后再按照已经发现比例的轻重缓急，划分成为不同等级的疫区分别进行处理。
比如最为严重的疫情灾区，不但要焚烧和填埋那些已经没有什么活人的村邑，防止尸体腐烂后的二度污染和爆发；还要就地捕杀那些可能因为吃了病死之人而携带病菌的野狗、豺狼等野生动物；
次一等的区域也要设立检查站和隔离区、缓冲地带，以为强制收容那些从疫区里逃出来的潜在携带者，作为短期内观察对象。在此期间如果遇到不愿意配合或是想要潜越、冲关的存在，那就只有为了更多人得以存活的福祉，而消灭这些害群之马了。
而暂时没有发现疫情而相对安全一些的绿区之内，太平军派出的三支队也转而开始在人口聚居点内，强制要求遵循一些基本卫生的习惯。比如不要喝野外的生水，而用来自江南方面廉价煤炭所烧熟水满足日常生活所需；有偿清理和灭杀人类城邑里的鼠雀之类。
其中也不是没有受到来自北面同样爆发疫情的申州，光州、安州等地的难民冲击，甚至有确切消息说这些夹带大量疫情携带者的流民，根本就是被去赶过来的结果。当然了，这笔账就只能算在刘汉宏头上了。
只是眼下正当秋后入冬的非常防疫时期，在没有彻底解决广陵城里的杨行慜势力之前，太平军也只能一边继续休养生息生聚力量，一边暂且将这笔帐给记下来作为某种吊民伐罪的舆论准备，等到来年再做相应的打算。
事实上，只要等到北方寒潮南下的第一场雪落下，相应疫情的天然传播途径就自然断绝了。因为，这样就算还有零散在控制之外的疫情源头，不是被冻死饿死就是熬不过病情发作死掉。而侥幸活下来的人自然有有所天然的免疫力了。
不过，让周淮安没有想到的是，因为这些外来者的冲击，固然造成了地方上不少矛盾冲突乃至是争斗死伤，以及大大增加相应疫区秩序的维持成本。但是却也让“三支队”为首的武装工作人员的任务开展变容易了，或者说是地方人心上有迅速向太平军靠拢的倾向了。
道理也很简单，太平军通常不管你土客关系如何，只针对和打击那些破坏社会秩序的存在。而在淮南地方爆发的矛盾冲突当中，显然是这些制造混乱的外来者，受到的打击和清算要更多一些。结果某种优越感和倾向性，就在于外来者激化的新矛盾当中一下子被对比出来了。
再加上生死存亡、朝不保夕的非常时期，大多数人都是有抱团取暖渡过难关而渴望靠拢强权和集体组织的本能；然而当地稍有条件和威望的人家，不是在之前被三支队清算掉，就是已经逃到城邑里去。余下来只能等死的乡土人群，就自然将依附求生和寻求庇护的心思，给移情到了正在努力维持秩序太平军身上去了。
然后，无论是原本颇为疑虑重重的卫生防疫宣传，还是各种被暗中推诿拖延的清田丈户工作，就一下子打开局面而豁然开朗起来了。甚至还有许多缺少生计的贫苦人家，也不得不抛开乡土的成见和难以为继的积习，在来自粮食布匹的实物雇佣之下，也加入到了挖渠修路的辅助劳役当中去了。
当然了，对此以鄂岳江宣筹备大使刘洵为首，太平军设立在当地的临时处置机构自然是乐见其成；至少依照过往的经验教训，这些人一旦纳入到了太平军特有集体氛围的管控当中，想要不受影响和熏陶也就难了。只要稍加运作和引导，自然就可以培养出一批潜在的既得利益群体。
这样，就算那些残余乡土上层人家得以躲过了时疫又能够事后回乡来，也只能接受物是人非而往昔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所剩无几的全新局面了。想到这里，周淮安突然有些性质勃**来，而对着在旁清唱着新编曲谱《竹枝词》的青萝道：
“你且把一边脚跨到这案子上，剩下的事情我自己来好了。。”
“郎君。。。”
温婉动人的青萝不由娇艳飞红又风情无限的白了他一眼嗔声道，却还是百依百顺的撩起了织花云纹的裙摆，露出一支包裹在雪白罗袜中光净肉至的小腿儿，轻轻的踏跨在了堆满文书的案几边沿，而在周淮安的身前形成一个完美的弓形。
而在城中另一处，在与韦庄、韩偓等昔日同年老友小聚的酒家当中，刚从地方巡回工作队调回来报到的文书杜荀鹤，也在酒酣耳热的同时暂时陷入了某种对于自身的前途茫然当中了。这当然不是因为他在工作中犯了错，而是因为在他的日常考评上，得到了“立场坚定”“行事果断”“善于调查”“能吃苦”之类的记录。
因此，在他回来重新交代和述职之后，来自各个部门的调研文书也比别人稍多一些，而难免出现了一时的选择困难症而已。
比如他在相应的利益立场和自身局限性的前提之下，究竟能够做出怎样的决定，或又是能够走出到怎样的地步去。才能决定日后太平军政权继续与之互动的对应态度和政策方向。毕竟，太平军一旦解决了淮南的局面之后，必然重新考虑淮河以北中原地区的对策了。
当然了，哪怕事情到了最坏的那一步，最起码太平军暂时开放鲁阳关来接收和吸纳，来自河南境内的流民是不成问题的。不过这样也意味着河南的局面彻底失控，而陷入到糜烂不堪的混沌当中去了。
事实上得益于穿越者带来的福利，太平军对于类似的灾害早已经有足够成熟的处置经验和现成的运作体制了。当然了，由于处于南方的缘故，主要面对的问题还是几条水系的洪水泛滥和沿海不定期的风灾而已。
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有足够的物资储备和应对方案，再加上日常不断维护和修缮起来的水利设施，交通和通讯条件上的改善所带来的反映效率，就足以将大多数灾患控制在损失有限的范畴之内。
这也是太平军自崛起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在珠江、湘江、汉水和长江流域，的相应水路设施建设和河道疏通灌溉工程的基本动机。并不是人力物力多得没处使了，而是这种东西需要形成足够连片区域和范围之后，才会产生真正联动性质的规模效应。
就像是四川为什么被自古以来称为是天府之国。因为在成都平原上赖自岷江流域历代兴建的灌溉体系，已经发展的相当成熟了；以至于形成了盆地内相对稳定的自循环气候环境和局部微调体系，以及相应的灾害容纳上限。
因此，根据社调部的抽样调查和核计处的定期普查，交叉数据对照之后就可以看出来。在太平军的治下只要不是首当其冲的人家，就会有一种奇怪的错觉或者说是蜜汁自信；自从太平军建立的统治秩序以来，就已然是多年罕见灾荒了。
但是事实上，根据这些年上报的资料，各地零敲碎打的各种暴雨山洪，风灾虫害，潮汐瘟病，几乎是年年都有而多达数十起；毕竟这是一个人力有穷尽，而大部分生产活动还要看天时，却不断在战乱中死人的古代农业社会。
只是在大多数的突发情况下，除了无可避免直面天灾的基本损失之外，尚且没有机会形成足够的恶性循环，乃至蔓延开来成为社会问题之前，就已经被局部的处置措施和备荒手段，给相对有效的化解和缓和掉了。
就像是现在的淮南境内，黄州（今湖北黄石）、蕲州（今湖北蕲春）、舒州（今湖北潜山）、庐州（今安徽合肥）等地的时疫，已经被全力以赴的太平军将士给基本控制住了。这其中自然也有多方面的原因。
比如由于之前战乱和灾害造成了淮南人口大量死亡和流失，剩下的人也大多聚集在一个个就像是孤岛似的村寨和市镇，为核心的壁垒、坞堡当中以为自保。虽然在骤然爆发的疫情面前没有任何的抵抗力，但是一旦下定决心以武力保障的强制手段，进行封锁和隔绝、控制的话，也是相对简单的多了。
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江南安全区域在人力物力上的保障充足，确保各种防疫措施和要求可以事无巨细的落实和贯彻到具体内容和细节上，这就是拥有强大执行力的中央集权制度的莫大好处之一。
因此，就在军队负责水陆设卡拦截为主，武装民壮巡逻为辅的严格封锁之下，一个个可能爆发时疫的区域被分割开来，然后再按照已经发现比例的轻重缓急，划分成为不同等级的疫区分别进行处理。
比如最为严重的疫情灾区，不但要焚烧和填埋那些已经没有什么活人的村邑，防止尸体腐烂后的二度污染和爆发；还要就地捕杀那些可能因为吃了病死之人而携带病菌的野狗、豺狼等野生动物；
次一等的区域也要设立检查站和隔离区、缓冲地带，以为强制收容那些从疫区里逃出来的潜在携带者，作为短期内观察对象。在此期间如果遇到不愿意配合或是想要潜越、冲关的存在，那就只有为了更多人得以存活的福祉，而消灭这些害群之马了。
而暂时没有发现疫情而相对安全一些的绿区之内，太平军派出的三支队也转而开始在人口聚居点内，强制要求遵循一些基本卫生的习惯。比如不要喝野外的生水，而用来自江南方面廉价煤炭所烧熟水满足日常生活所需；有偿清理和灭杀人类城邑里的鼠雀之类。
其中也不是没有受到来自北面同样爆发疫情的申州，光州、安州等地的难民冲击，甚至有确切消息说这些夹带大量疫情携带者的流民，根本就是被去赶过来的结果。当然了，这笔账就只能算在刘汉宏头上了。
只是眼下正当秋后入冬的非常防疫时期，在没有彻底解决广陵城里的杨行慜势力之前，太平军也只能一边继续休养生息生聚力量，一边暂且将这笔帐给记下来作为某种吊民伐罪的舆论准备，等到来年再做相应的打算。
事实上，只要等到北方寒潮南下的第一场雪落下，相应疫情的天然传播途径就自然断绝了。因为，这样就算还有零散在控制之外的疫情源头，不是被冻死饿死就是熬不过病情发作死掉。而侥幸活下来的人自然有有所天然的免疫力了。
不过，让周淮安没有想到的是，因为这些外来者的冲击，固然造成了地方上不少矛盾冲突乃至是争斗死伤，以及大大增加相应疫区秩序的维持成本。但是却也让“三支队”为首的武装工作人员的任务开展变容易了，或者说是地方人心上有迅速向太平军靠拢的倾向了。
道理也很简单，太平军通常不管你土客关系如何，只针对和打击那些破坏社会秩序的存在。而在淮南地方爆发的矛盾冲突当中，显然是这些制造混乱的外来者，受到的打击和清算要更多一些。结果某种优越感和倾向性，就在于外来者激化的新矛盾当中一下子被对比出来了。
再加上生死存亡、朝不保夕的非常时期，大多数人都是有抱团取暖渡过难关而渴望靠拢强权和集体组织的本能；然而当地稍有条件和威望的人家，不是在之前被三支队清算掉，就是已经逃到城邑里去。余下来只能等死的乡土人群，就自然将依附求生和寻求庇护的心思，给移情到了正在努力维持秩序太平军身上去了。
然后，无论是原本颇为疑虑重重的卫生防疫宣传，还是各种被暗中推诿拖延的清田丈户工作，就一下子打开局面而豁然开朗起来了。甚至还有许多缺少生计的贫苦人家，也不得不抛开乡土的成见和难以为继的积习，在来自粮食布匹的实物雇佣之下，也加入到了挖渠修路的辅助劳役当中去了。
当然了，对此以鄂岳江宣筹备大使刘洵为首，太平军设立在当地的临时处置机构自然是乐见其成；至少依照过往的经验教训，这些人一旦纳入到了太平军特有集体氛围的管控当中，想要不受影响和熏陶也就难了。只要稍加运作和引导，自然就可以培养出一批潜在的既得利益群体。
这样，就算那些残余乡土上层人家得以躲过了时疫又能够事后回乡来，也只能接受物是人非而往昔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所剩无几的全新局面了。想到这里，周淮安突然有些性质勃**来，而对着在旁清唱着新编曲谱《竹枝词》的青萝道：
“你且把一边脚跨到这案子上，剩下的事情我自己来好了。。”
“郎君。。。”
温婉动人的青萝不由娇艳飞红又风情无限的白了他一眼嗔声道，却还是百依百顺的撩起了织花云纹的裙摆，露出一支包裹在雪白罗袜中光净肉至的小腿儿，轻轻的踏跨在了堆满文书的案几边沿，而在周淮安的身前形成一个完美的弓形。
而在城中另一处，在与韦庄、韩偓等昔日同年老友小聚的酒家当中，刚从地方巡回工作队调回来报到的文书杜荀鹤，也在酒酣耳热的同时暂时陷入了某种对于自身的前途茫然当中了。这当然不是因为他在工作中犯了错，而是因为在他的日常考评上，得到了“立场坚定”“行事果断”“善于调查”“能吃苦”之类的记录。
因此，在他回来重新交代和述职之后，来自各个部门的调研文书也比别人稍多一些，而难免出现了一时的选择困难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