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允炆给朝堂百官加了厚俸，甚至为了弥补户部的亏空，决心不为自己修陵寝，这种情况下一句收商税，自然也就没人愿意反对了。
这就是利益的互相妥协。
成全官员的利益，成全大明国库的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朱允炆对此丝毫不在乎。
但是收商税，终究不是皇帝一句话、一道圣旨发下去，全国就像编造的程序那般，一丝不苟的执行，收商税，要设办商税有司、要颁行商税官法、要勘定相应的章程，为此，朱允炆跟户部、刑部一连开了半个月的小朝会。
幸亏这是古代，不是近现代，大明社会中的商业行为较为集中和单一，不像后世，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商业种类，现在的大明，只有吃喝住用行、娱乐、冶铁七种民商行为和粮、铁、煤、布四市新开的大型商业行为。
而且大明的商业行为具有集中性，即“城市化”，超九成以上的商业行为都发生在城墙内，城墙外或者说城市外的商业行为等同于零。
吃分两种，一是百姓种粮克除粮税，留存一年的口粮以外，多余的口粮基本都会卖给就近县城的粮商，换取银钱购置生活用品和衣物，粮商在县城内卖粮的商业行为。
二便是餐馆酒肆，也都是在城内，不像后世，到处农家乐、村头村尾都是小餐馆，这年代，只有傻子，才会把买卖开办在农村里。
穿的商业行为更是单一，主要就是布行，布行的货源有两处，一是民间村妇织造缝纫的衣物，二便是各省豪商自江南织造局、辽东织造局采买的衣物。
住，大明这年头还没这方面的商业行为，没有房地产，最多就是民间手艺人、泥瓦匠，虽然民间也有私下里置产买卖的行为，但终究是鲜少，加上是私人之间的买卖，这就没必要查税了。
用，杂货铺、铁匠铺，前者属于纯粹的商业行为，后者属于手艺人，是匠籍，暂时不再纳税的范畴内。
行，大明有驿站，属官办，租赁马匹、马车、驴车与百姓，所得收入，扣除驿站的工钱外，所有收入充公，所以没必要征税。
二便是镖局，服务于豪商，走镖保镖赚取佣金，算是有商业收入的一种，应收取税收。
大明的娱乐行当，主要便是青楼、妓院和戏班，前两者是商税大户，南京这家倚月阁，朱允炆找朱植一问，后者便竹筒倒豆子的都报了出来，倚月阁一年的收入六七万两总是有的。
戏班，这年头的戏班没有固定的演出场所，红白喜事赶庙会、唱堂会是主要收入来源，来去无踪，查税根本不现实，放弃。
冶铁！
其实早在洪武年间，太祖就允许民间百姓承包铁矿冶铁，有铁课税，按照冶铁的重量收取相应的税收，比例大概在十二税一至十五税一区间，同时，其余冶炼出来的铁产由官府出资购买，不允许私人买卖。
现在朱允炆放开了冶铁的私商，那么商税便是一定要征收的了。
“置商籍，凡存在经商行为者，必须至府县商务有司注册，领取许可，否则，不许经商。”
这是朱允炆定下的第一条规则，大概类似于后世的工商营业许可证，当然，处罚上可要比后世简单粗暴地多。
“未经许可的经商行为，一旦发现，斩立决！”
收商税的基础，首先要弄清楚的就是有多少商户，不能说你想经商就经商，想种地就种地，统一颁发行商许可，目的便是为了方便管理。
“各省布政使司，设商税稽查司，各府设商税稽查局，各县设商税稽查队，凡存在经商行为的，一律登记造册。”
至于县下面的乡村，那就完全没必要管了，因为，也压根没有什么商业行为，无非是老百姓自己私下里之间的买卖，管这个干什么？
设办商税有司很好办，定下一个明确的品轶，地方自然会招募人手，一个县，总有那么十几个识数认字的不第文人，成立队伍的困难，并不算大。
难得，是制度和法律。
这一点上，不能照抄后世，因为国情不同，社会形态和商业行为也不同。
“除了朕刚才所说，未到衙门办理行商许可的一律斩立决之外，各省的物价，可以根据地方民情，酌定一个平抑的价格。”
朱允炆举了一个例子，“上下红线的浮动，不得超过官定标准，粮盐铁布煤，现在是我大明用量最大，也是钱物交互最大的五种货物，地方官府必须要严格管控，如出现紧缺，府县报于省，开官仓止抑物价，商户不允许出现超出红线哄抬物价的行为，违者斩立决，家产籍没。”
朱允炆说，刑部的官员就忙着低头计。
“行商买卖，最重要的基础是诚信，商人以利趋，做事行径往往不择手段，对于在通商过程中失信和违约的行为，地方商税衙门予以受理清查，查实后，对于失信方，罚没家产与原告。
地方官府与民间商人的买卖行为，同样受到该法约束，不允许出现强制买卖和买卖后反悔的行为。”
新任的刑部尚书张春便心头狂跳。
朱允炆又说了很多，都是他脑子里对后世民商法残存的一些记忆条文，略作更改后便都拿了出来，然后与户部、刑部的官员进行相互印证，最后一一记录下来。
“律法方面，暂定这些，日后过程之中，查漏补缺，慢慢填充。”
朱允炆喝口茶水浸了浸发干的嗓子，又把目光转向了夏元吉。
“至于商税，之前朕所说的阶梯税法不动，地方府县的经商行为，购买方和出售方双方在完成行商行为后，由出售方向购买方提供凭证，购买方持该凭证可以到商税衙门换取银钱，钱数为该次交易额的三十之一。”
发票是必须要有的，但是如果官方不出面，发票就很难获得生存的土壤，发票可以换钱，这便极大鼓励了普通百姓在交易完成后主动索取发票。
只不过，很多民间的百姓不识字，朱允炆不得不为此将古印度发明的阿拉伯数字顺手给拿出来。
发票的格式，便是以阿拉伯数字会同汉字一同誊写。
再辅以严法，虚改发票金额的行为，一经查实，斩立决！
律法方面，确实过于严苛，但只有严法，才能保证民间行商不在一开始就走上歪路，也不会在一开始就充满了鬼蜮魍魉。也只有严法，才能保证大明这么一个老大帝国从上往下，能够高效率，高精准度的运转起来，就好比，耕战体系的大秦。
等什么时候大明民间的行商行为都变得守信守法后，严法自然会逐渐宽松，如果连老百姓都开始有了守信守法的概念，他们自然会在日常的生活中进行监督，那律法唯一的功能，就只剩下处罚了。
“另外，自今日起，官办粮、铁、盐、煤四市，辽东江南两个织造局，所有购货的货商，一律提前交纳一笔税费，数额为四十税一，由官方出具凭证。
该批货物如由商户自行售卖，则年终商税稽查局收税时，该凭证可以抵消等额商税，如该商户选择转手于人，接手者可向转手者索取官方开具的凭证，用于其年终清缴税务时抵扣，如转手者拒绝提供凭证，接手者可向商税稽查局举报。”
朱允炆本来考虑过增值税，但增值税还不符合现在大明的国情，只能将增值税之中流转税的一部分先拿出来用以过度，因为现在大明自生产-加工-批发-销售的产业链根本不完善，没必要整出增值税这么复杂的税种。
而且商税的主要大头，还在粮盐铁煤布这五种身上，这五种，又多是大笔交易，为防止交易过程中出现避税的行为，流转税确实应该存在，考虑到交通运输成本，虽有流转税，便不在额外征收，可用于年终清缴商税时抵扣。
林林总总，足足花半个多月，朱允炆总算跟户部、刑部草拟出了一份章程，接下来便是推行全国了。
这时候就看出了帝制的优越性，那就是绝对的效率。
凡是收到章程的地方布政使司，第一时间就是按章办事，绝不敢拖沓耽搁，当然，也不需要他们在议论探讨了。
耽误就是大不敬，没办却说办，那就是欺君，全国的锦衣卫所可都盯着呢，敢不拿皇帝的话当回事，你得做好满门抄斩的准备。
虽然还有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也有很多细微之处的瑕疵，但查漏补缺，朱允炆也做好了慢慢完善补充的准备，甭管怎么说，大明商业体制改革，自建文二年，总算轰轰烈烈的拉开帷幕！
这就是利益的互相妥协。
成全官员的利益，成全大明国库的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朱允炆对此丝毫不在乎。
但是收商税，终究不是皇帝一句话、一道圣旨发下去，全国就像编造的程序那般，一丝不苟的执行，收商税，要设办商税有司、要颁行商税官法、要勘定相应的章程，为此，朱允炆跟户部、刑部一连开了半个月的小朝会。
幸亏这是古代，不是近现代，大明社会中的商业行为较为集中和单一，不像后世，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商业种类，现在的大明，只有吃喝住用行、娱乐、冶铁七种民商行为和粮、铁、煤、布四市新开的大型商业行为。
而且大明的商业行为具有集中性，即“城市化”，超九成以上的商业行为都发生在城墙内，城墙外或者说城市外的商业行为等同于零。
吃分两种，一是百姓种粮克除粮税，留存一年的口粮以外，多余的口粮基本都会卖给就近县城的粮商，换取银钱购置生活用品和衣物，粮商在县城内卖粮的商业行为。
二便是餐馆酒肆，也都是在城内，不像后世，到处农家乐、村头村尾都是小餐馆，这年代，只有傻子，才会把买卖开办在农村里。
穿的商业行为更是单一，主要就是布行，布行的货源有两处，一是民间村妇织造缝纫的衣物，二便是各省豪商自江南织造局、辽东织造局采买的衣物。
住，大明这年头还没这方面的商业行为，没有房地产，最多就是民间手艺人、泥瓦匠，虽然民间也有私下里置产买卖的行为，但终究是鲜少，加上是私人之间的买卖，这就没必要查税了。
用，杂货铺、铁匠铺，前者属于纯粹的商业行为，后者属于手艺人，是匠籍，暂时不再纳税的范畴内。
行，大明有驿站，属官办，租赁马匹、马车、驴车与百姓，所得收入，扣除驿站的工钱外，所有收入充公，所以没必要征税。
二便是镖局，服务于豪商，走镖保镖赚取佣金，算是有商业收入的一种，应收取税收。
大明的娱乐行当，主要便是青楼、妓院和戏班，前两者是商税大户，南京这家倚月阁，朱允炆找朱植一问，后者便竹筒倒豆子的都报了出来，倚月阁一年的收入六七万两总是有的。
戏班，这年头的戏班没有固定的演出场所，红白喜事赶庙会、唱堂会是主要收入来源，来去无踪，查税根本不现实，放弃。
冶铁！
其实早在洪武年间，太祖就允许民间百姓承包铁矿冶铁，有铁课税，按照冶铁的重量收取相应的税收，比例大概在十二税一至十五税一区间，同时，其余冶炼出来的铁产由官府出资购买，不允许私人买卖。
现在朱允炆放开了冶铁的私商，那么商税便是一定要征收的了。
“置商籍，凡存在经商行为者，必须至府县商务有司注册，领取许可，否则，不许经商。”
这是朱允炆定下的第一条规则，大概类似于后世的工商营业许可证，当然，处罚上可要比后世简单粗暴地多。
“未经许可的经商行为，一旦发现，斩立决！”
收商税的基础，首先要弄清楚的就是有多少商户，不能说你想经商就经商，想种地就种地，统一颁发行商许可，目的便是为了方便管理。
“各省布政使司，设商税稽查司，各府设商税稽查局，各县设商税稽查队，凡存在经商行为的，一律登记造册。”
至于县下面的乡村，那就完全没必要管了，因为，也压根没有什么商业行为，无非是老百姓自己私下里之间的买卖，管这个干什么？
设办商税有司很好办，定下一个明确的品轶，地方自然会招募人手，一个县，总有那么十几个识数认字的不第文人，成立队伍的困难，并不算大。
难得，是制度和法律。
这一点上，不能照抄后世，因为国情不同，社会形态和商业行为也不同。
“除了朕刚才所说，未到衙门办理行商许可的一律斩立决之外，各省的物价，可以根据地方民情，酌定一个平抑的价格。”
朱允炆举了一个例子，“上下红线的浮动，不得超过官定标准，粮盐铁布煤，现在是我大明用量最大，也是钱物交互最大的五种货物，地方官府必须要严格管控，如出现紧缺，府县报于省，开官仓止抑物价，商户不允许出现超出红线哄抬物价的行为，违者斩立决，家产籍没。”
朱允炆说，刑部的官员就忙着低头计。
“行商买卖，最重要的基础是诚信，商人以利趋，做事行径往往不择手段，对于在通商过程中失信和违约的行为，地方商税衙门予以受理清查，查实后，对于失信方，罚没家产与原告。
地方官府与民间商人的买卖行为，同样受到该法约束，不允许出现强制买卖和买卖后反悔的行为。”
新任的刑部尚书张春便心头狂跳。
朱允炆又说了很多，都是他脑子里对后世民商法残存的一些记忆条文，略作更改后便都拿了出来，然后与户部、刑部的官员进行相互印证，最后一一记录下来。
“律法方面，暂定这些，日后过程之中，查漏补缺，慢慢填充。”
朱允炆喝口茶水浸了浸发干的嗓子，又把目光转向了夏元吉。
“至于商税，之前朕所说的阶梯税法不动，地方府县的经商行为，购买方和出售方双方在完成行商行为后，由出售方向购买方提供凭证，购买方持该凭证可以到商税衙门换取银钱，钱数为该次交易额的三十之一。”
发票是必须要有的，但是如果官方不出面，发票就很难获得生存的土壤，发票可以换钱，这便极大鼓励了普通百姓在交易完成后主动索取发票。
只不过，很多民间的百姓不识字，朱允炆不得不为此将古印度发明的阿拉伯数字顺手给拿出来。
发票的格式，便是以阿拉伯数字会同汉字一同誊写。
再辅以严法，虚改发票金额的行为，一经查实，斩立决！
律法方面，确实过于严苛，但只有严法，才能保证民间行商不在一开始就走上歪路，也不会在一开始就充满了鬼蜮魍魉。也只有严法，才能保证大明这么一个老大帝国从上往下，能够高效率，高精准度的运转起来，就好比，耕战体系的大秦。
等什么时候大明民间的行商行为都变得守信守法后，严法自然会逐渐宽松，如果连老百姓都开始有了守信守法的概念，他们自然会在日常的生活中进行监督，那律法唯一的功能，就只剩下处罚了。
“另外，自今日起，官办粮、铁、盐、煤四市，辽东江南两个织造局，所有购货的货商，一律提前交纳一笔税费，数额为四十税一，由官方出具凭证。
该批货物如由商户自行售卖，则年终商税稽查局收税时，该凭证可以抵消等额商税，如该商户选择转手于人，接手者可向转手者索取官方开具的凭证，用于其年终清缴税务时抵扣，如转手者拒绝提供凭证，接手者可向商税稽查局举报。”
朱允炆本来考虑过增值税，但增值税还不符合现在大明的国情，只能将增值税之中流转税的一部分先拿出来用以过度，因为现在大明自生产-加工-批发-销售的产业链根本不完善，没必要整出增值税这么复杂的税种。
而且商税的主要大头，还在粮盐铁煤布这五种身上，这五种，又多是大笔交易，为防止交易过程中出现避税的行为，流转税确实应该存在，考虑到交通运输成本，虽有流转税，便不在额外征收，可用于年终清缴商税时抵扣。
林林总总，足足花半个多月，朱允炆总算跟户部、刑部草拟出了一份章程，接下来便是推行全国了。
这时候就看出了帝制的优越性，那就是绝对的效率。
凡是收到章程的地方布政使司，第一时间就是按章办事，绝不敢拖沓耽搁，当然，也不需要他们在议论探讨了。
耽误就是大不敬，没办却说办，那就是欺君，全国的锦衣卫所可都盯着呢，敢不拿皇帝的话当回事，你得做好满门抄斩的准备。
虽然还有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也有很多细微之处的瑕疵，但查漏补缺，朱允炆也做好了慢慢完善补充的准备，甭管怎么说，大明商业体制改革，自建文二年，总算轰轰烈烈的拉开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