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诗歌的起源，用鲁迅多次谈到的话，就是起源于劳动。劳动人民喊出的口号，成了最早的诗歌。所以，诗歌就是用来抒发情感的一种形式。而一首诗歌的好坏，就在于所抒发的情感能不能打动别人，引发他人的共鸣。如果可以，哪怕是极短的一句话，那也是极好的诗。如果不能，就是再符合音律，再文辞华丽，也称不上是好诗。
我国在周朝的时候，就有了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面的篇章大都具有时代感和人民性，善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句式以四言为主，多用重章叠句，为后世文学创作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基础和艺术底蕴。这部诗集最重要的是，它由于是从民间收集的，所以，内容充满了多元化，为后世奠定了很好的发展基础。
之后，又出现了新的诗体——楚辞，也就是骚体。楚辞句式长短参差，以六言、七言为主，多用“兮”字。其代表作是屈原的《离骚》，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为宏伟瑰丽的长篇抒情诗。楚辞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从民间集体歌唱发展到诗人独立创作的更高阶段。
到了汉代前期，诗歌又有了新的发展，那就是民间乐府的活跃。
“乐府”，原指国家音乐机构，后代将乐府所收集与编辑的可以配乐演唱的歌辞也称为“乐府”，而汉乐府民歌是汉乐府的精华。
它继承《诗经》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传统，多“感于哀乐，缘事而发”，通俗易懂，长于叙事，富有生活气息，句式以杂言和五言为主，体现了诗歌艺术的新发展。
其中的《陌上桑》与《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民歌中最优秀的作品，也是叙事诗的代表作。
在汉乐府的影响下，文人五言诗也逐渐发展成熟，其标志是东汉末年出现的《古诗十九首》。这是—组由寒门文人创作的抒情短诗，情调感伤，言短情长，委婉含蓄，质朴精练，被誉为“一字千金”、“实五言之冠冕”。而到了汉朝末年，曹操、曹丕、曹植的诗歌和“建安七子”的诗歌也取得非凡的成就。其中对生命短暂的感叹，令人动容。我在写晋朝最后的地方，也写到古诗十九首。
三国、西晋时期留下的诗歌不多，仅有嵇康、阮籍等人的诗歌作品。到了东晋，诗歌就渐渐多了，产生了大量文辞绚丽的作品。其中，陶渊明以其清新的诗风为后世推崇。
南北朝的诗歌，也得到发展，南朝文风绚烂，诗歌靡丽，大量用典，以齐梁的诗歌为盛。而北朝诗歌朴素、有风骨，以《木兰辞》为最好。
同时，这段时期产生了大量的诗歌评论，对诗歌的内容、思想、鉴赏产生了巨大作用，例如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萧统的《文选》等。南朝文人提出四声说、八病说，对后来的诗歌创作、鉴赏产生巨大影响。
到了隋朝，早期主要是由北周入隋的三位诗人——杨素、卢思道、薛道衡，给诗坛带来影响。
他们的诗贯穿了一种深沉悲凉的情思。
杨素是隋朝重臣，文武兼备，位高权重，不可一世。他的诗今存多为五言，如《出塞二首》和《赠薛播州诗》十四章，都寄寓了一种人生的感慨，风格雄健苍凉。卢思道、薛道衡的诗则体现了南北诗风融合的倾向。如卢思道的《采莲曲》宫体气息甚浓，而他的《从军行》以七言歌行体写边塞风光，展示了恢宏辽阔的境界，更为人称颂，堪称初唐七言歌行的先河。薛道衡的诗多以富丽精巧见长，如他的名篇《昔昔盐》写传统的闺怨题材，以抒情委婉细致著称，“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二句以女子独居的凄凉冷落衬托其哀苦的心情，一向为人称道；而他的咏怀诗《渡北河》则慷慨有力，风格大变；他的小诗《人日思归》词浅情深，传诵千古。孙万寿有《远戍江南寄京邑好友》一诗，长达四十二韵，不事浮华，而情意真切，盛传一时。
隋诗要是按照这种多元化的发展，说不定唐朝诗歌繁华的局面，在隋朝就出现了。可惜的是，主导诗坛的最高领袖杨广，把诗歌带进了非常有局限性的文风。
隋炀帝杨广，颇好文学，他为晋王时，便喜爱招引文人学士。即位之后，周围聚集着一群宫廷文人，文风绮丽，多为文造情、无病呻吟之作。
这就使得了诗歌从多元化，走向了内容空洞而追求形式的文风。
这种文风，到了唐朝初年，初唐四杰的出现，彻底打破了绮丽空洞的文风。
唐朝刚刚建立的时候，诗坛上歌功颂德的宫廷诗势力很大，诗歌创作处在陈隋余光返照之下。御用才人学士如虞世南、上官仪、宋之问、沈佺期等人，大量制作点缀升平、应制颂圣、艳情唱酬之作。
这时，“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踏上了诗坛，才摆脱了齐梁诗风的影响，扩大了题材的内容，由宫廷走向市井，开启了一代新风，促使诗歌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王勃擅长五律、五绝和乐府诗，他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不仅抒发了对友人的深厚情谊，更表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一反赠别诗的俗套，使人耳目一新。
杨炯的边塞诗《从军行》，描写了边塞的苍凉和战争的残酷，表达了为国立功的壮志。
卢照邻善于写长篇七言歌行，《长安古意》反映了长安的风气和盛况，对上层权贵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给予了深刻的揭露。
骆宾王的五律《在狱咏蝉》，借咏蝉以抒发世道艰险、高洁受冤的深切感慨，技艺高超，不同凡响。
总之，四杰的创作奠定了五律的基础，发展了七言歌行，不仅给唐代诗坛带来了生气，而且从内容到形式都为以后唐诗的蓬勃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国在周朝的时候，就有了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面的篇章大都具有时代感和人民性，善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句式以四言为主，多用重章叠句，为后世文学创作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基础和艺术底蕴。这部诗集最重要的是，它由于是从民间收集的，所以，内容充满了多元化，为后世奠定了很好的发展基础。
之后，又出现了新的诗体——楚辞，也就是骚体。楚辞句式长短参差，以六言、七言为主，多用“兮”字。其代表作是屈原的《离骚》，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为宏伟瑰丽的长篇抒情诗。楚辞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从民间集体歌唱发展到诗人独立创作的更高阶段。
到了汉代前期，诗歌又有了新的发展，那就是民间乐府的活跃。
“乐府”，原指国家音乐机构，后代将乐府所收集与编辑的可以配乐演唱的歌辞也称为“乐府”，而汉乐府民歌是汉乐府的精华。
它继承《诗经》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传统，多“感于哀乐，缘事而发”，通俗易懂，长于叙事，富有生活气息，句式以杂言和五言为主，体现了诗歌艺术的新发展。
其中的《陌上桑》与《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民歌中最优秀的作品，也是叙事诗的代表作。
在汉乐府的影响下，文人五言诗也逐渐发展成熟，其标志是东汉末年出现的《古诗十九首》。这是—组由寒门文人创作的抒情短诗，情调感伤，言短情长，委婉含蓄，质朴精练，被誉为“一字千金”、“实五言之冠冕”。而到了汉朝末年，曹操、曹丕、曹植的诗歌和“建安七子”的诗歌也取得非凡的成就。其中对生命短暂的感叹，令人动容。我在写晋朝最后的地方，也写到古诗十九首。
三国、西晋时期留下的诗歌不多，仅有嵇康、阮籍等人的诗歌作品。到了东晋，诗歌就渐渐多了，产生了大量文辞绚丽的作品。其中，陶渊明以其清新的诗风为后世推崇。
南北朝的诗歌，也得到发展，南朝文风绚烂，诗歌靡丽，大量用典，以齐梁的诗歌为盛。而北朝诗歌朴素、有风骨，以《木兰辞》为最好。
同时，这段时期产生了大量的诗歌评论，对诗歌的内容、思想、鉴赏产生了巨大作用，例如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萧统的《文选》等。南朝文人提出四声说、八病说，对后来的诗歌创作、鉴赏产生巨大影响。
到了隋朝，早期主要是由北周入隋的三位诗人——杨素、卢思道、薛道衡，给诗坛带来影响。
他们的诗贯穿了一种深沉悲凉的情思。
杨素是隋朝重臣，文武兼备，位高权重，不可一世。他的诗今存多为五言，如《出塞二首》和《赠薛播州诗》十四章，都寄寓了一种人生的感慨，风格雄健苍凉。卢思道、薛道衡的诗则体现了南北诗风融合的倾向。如卢思道的《采莲曲》宫体气息甚浓，而他的《从军行》以七言歌行体写边塞风光，展示了恢宏辽阔的境界，更为人称颂，堪称初唐七言歌行的先河。薛道衡的诗多以富丽精巧见长，如他的名篇《昔昔盐》写传统的闺怨题材，以抒情委婉细致著称，“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二句以女子独居的凄凉冷落衬托其哀苦的心情，一向为人称道；而他的咏怀诗《渡北河》则慷慨有力，风格大变；他的小诗《人日思归》词浅情深，传诵千古。孙万寿有《远戍江南寄京邑好友》一诗，长达四十二韵，不事浮华，而情意真切，盛传一时。
隋诗要是按照这种多元化的发展，说不定唐朝诗歌繁华的局面，在隋朝就出现了。可惜的是，主导诗坛的最高领袖杨广，把诗歌带进了非常有局限性的文风。
隋炀帝杨广，颇好文学，他为晋王时，便喜爱招引文人学士。即位之后，周围聚集着一群宫廷文人，文风绮丽，多为文造情、无病呻吟之作。
这就使得了诗歌从多元化，走向了内容空洞而追求形式的文风。
这种文风，到了唐朝初年，初唐四杰的出现，彻底打破了绮丽空洞的文风。
唐朝刚刚建立的时候，诗坛上歌功颂德的宫廷诗势力很大，诗歌创作处在陈隋余光返照之下。御用才人学士如虞世南、上官仪、宋之问、沈佺期等人，大量制作点缀升平、应制颂圣、艳情唱酬之作。
这时，“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踏上了诗坛，才摆脱了齐梁诗风的影响，扩大了题材的内容，由宫廷走向市井，开启了一代新风，促使诗歌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王勃擅长五律、五绝和乐府诗，他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不仅抒发了对友人的深厚情谊，更表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一反赠别诗的俗套，使人耳目一新。
杨炯的边塞诗《从军行》，描写了边塞的苍凉和战争的残酷，表达了为国立功的壮志。
卢照邻善于写长篇七言歌行，《长安古意》反映了长安的风气和盛况，对上层权贵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给予了深刻的揭露。
骆宾王的五律《在狱咏蝉》，借咏蝉以抒发世道艰险、高洁受冤的深切感慨，技艺高超，不同凡响。
总之，四杰的创作奠定了五律的基础，发展了七言歌行，不仅给唐代诗坛带来了生气，而且从内容到形式都为以后唐诗的蓬勃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