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贵妃三十几岁得势，五十八岁去世，享了二十年的福气，也算恶没恶报。
朱见深在万贵妃死后，嚎啕大哭，椎心泣血，生不如死，他哀叹道：“贞儿不在人世，我亦命不久矣！”
他说这话，可见他对万贵妃真的是真爱，因为，爱一个人的最高境界，就是离开了对方，就活下去了！
朱见深忍着悲痛，主持完杨贵妃的葬礼，同时，用皇后之例，辍朝七日。
他帮万贵妃料理完后事之后，知道自己也该去了，在同年的八月，朱见深伤心而死，终年四十一岁。
朱见深早期的统治，还算是比较清明的，他平反了于谦冤狱，恢复了于谦之子的官职。又不顾朱祁钰曾废掉自己的太子之位，以德报怨，恢复朱祁钰代宗的帝号，重修了代宗陵寝，博得了朝野的一片称颂之声。
他任用李贤为相，阁臣之中还有彭时、商辂等人，可谓是人才济济，使得朝政清明。
由于名相的辅佐，加之上述的一系列措施，朱见深在即为之初还是以明君的形象出现的。
不过，朱见深的中晚期，从清明走向了腐败。
他除了宠信万贵妃，信任汪直这些太监之外，还有三大弊端。
第一是建立了臭名昭著的西厂。
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朱见深在西城灵济宫前面的一家灰厂内，建立了西厂，专门用来监督官员和百姓。
西厂的特务人数，在当时比东厂要多出一倍。东厂的太监尚铭，也不得不俯首听命于汪直。
这样一来，西厂气焰非常嚣张，成立的当年就连兴大狱，逮捕了郎中武清、乐章、太医院院判蒋宗武、行人张廷纲、浙江布政使刘福、左通政方贤。
明代各省的左、右布政使是从二品，品秩相当高，然而，西厂却可以不经皇帝同意就擅自抄捕。
朱见深成立的西厂，一方面是扩大了明代特务的职能与侦察范围，侦察的地点不限于都城、地方，而遍及南北边腹各地，这是此前的东厂所没有的；另一方面，朱见深之设西厂，无疑加强了皇帝对于特务组织的偏爱心理。后来的武宗，也就是宪宗的孙子，就效仿他祖父的做法，非但重建西厂，又增设了内行厂。特务组织的存在，使原本属于厮役之流的旗尉，得以肆意凌辱大臣，对百官和百姓来说，都是一种摧残。
第二弊端是皇庄。
从明代中期设立皇庄，到明代后期派太监充矿监、税监，目的都是为皇室搜集更多的钱财来满足宫中奢侈的生活。
“皇庄”之名始于明宪宗朱见深。
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朱见深没收宦官曹吉祥在顺义的田地，设为“皇庄”。不过，皇庄并不单是皇帝一个人的庄田，而是包括皇帝本身、后妃、皇太子及在京诸王的庄田，也就是说，是皇帝及其妻、子的庄田。因此，皇子若分封后离京去了封地，在封地取得的田地，就不算是皇庄了。
皇庄的设立，开了明代土地兼并的先河。朱见深的皇庄，很快就遍布顺义、宝坻、丰润、新城、雄县等处。上行下效，皇帝既然带头兼并土地，藩王、勋戚、宦官也请求皇帝赐土地，于是有王田、官庄。
嘉靖初年，曾在表面废止皇庄，改称官地，但不过是换汤不换药。因此，明宪宗设置皇庄的做法，无疑在与民争富，是在毁坏王朝统治的经济基础。
第三弊端是传奉官，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二月，即位不到一月的朱见深下了一道诏令，授予一位名叫姚旺的工人为文思院副使。这便是“传奉官”之始。“传奉官”是当时人们称呼那些不经吏部，不经选拔、廷推和部议等选官过程，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员。很明显，这违反了正常的手续，却只是为了满足皇帝或者后宫中某个妃嫔或宦官的愿望。这一举措对制度的破坏，带来了三个后果：
第一，从此，皇帝视官爵为私物。只要皇帝喜欢，他可以随意地任用官员，从而破坏皇帝与官僚士大夫之间的平衡。朱见深自己，也往往一传旨就授官百数十人。对于士大夫们来说，官爵原是“天下公器”，皇帝这样的行为，无疑将官爵变成了“人主私器”。
第二，传奉官既然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也就说明其中大部分人是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得官职的。对于一个文官政府来说，混杂着一大批出身于军人、僧道、工匠、画士、医官的官员，政府的文化认同性必然产生问题，政府运作中的冲突必然加剧。而传奉官中多数是一些佞幸之人，靠着结交宦官或者行贿的手段取得一官半职，他们的在职也就大大地败坏了吏治。
第三，既然传奉官由宫中旨意直接传授，而又不需要经过吏部覆核，因此，掌握宫中大权的嫔妃及太监就可以借皇帝之名，大行私利，卖官鬻爵。据说，梁芳取中旨授官，累计达1000人。传奉官的泛滥，引起了许多官员的不满。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御史张稷上疏，谈及传奉官给朝政带来的混乱。张稷说，自有传奉官后，文官中竟有一字不识的，武官中竟有从来没拿过弓箭的，自古以来，有这样的政治吗？因此，官员们纷纷请求淘汰传奉官员。朱见深虽然有时也偶尔淘汰一些传奉官，但是总体上是传授的要比淘汰的多。
《明史》对朱见深的评价是，肯定了朱见深早期的清明统治，“上景帝尊号，恤于谦之冤，抑黎淳而召商辂，恢恢有人君之度矣。”
但也否定了朱见深的中晚期的统治：“顾以任用汪直，西厂横恣，盗窃威柄，稔恶弄兵。夫明断如帝而为所蔽惑，久而后觉，妇寺之祸固可畏哉。”
先是批评了朱见深重用汪直，导致西厂的横行霸道，危害国家，最后，批评了朱见深的宠幸万贵妃，感叹说：“妇寺之祸，固可畏哉！”
是的，盲目地，无条件地宠幸一个人，都是人之大忌！
做皇帝的是如此，当父母的，也是如此！我们可以疼爱人，但是，不要盲目和无条件！错的，就是错的，对的，就是对的，不能连他做的错事也纵然下去！
朱见深的错，就错在这一点上！假如他中晚期重用的，都是早期的李贤、商辂这样的人才，那么，仁宣之治，岂在话下！
朱见深在万贵妃死后，嚎啕大哭，椎心泣血，生不如死，他哀叹道：“贞儿不在人世，我亦命不久矣！”
他说这话，可见他对万贵妃真的是真爱，因为，爱一个人的最高境界，就是离开了对方，就活下去了！
朱见深忍着悲痛，主持完杨贵妃的葬礼，同时，用皇后之例，辍朝七日。
他帮万贵妃料理完后事之后，知道自己也该去了，在同年的八月，朱见深伤心而死，终年四十一岁。
朱见深早期的统治，还算是比较清明的，他平反了于谦冤狱，恢复了于谦之子的官职。又不顾朱祁钰曾废掉自己的太子之位，以德报怨，恢复朱祁钰代宗的帝号，重修了代宗陵寝，博得了朝野的一片称颂之声。
他任用李贤为相，阁臣之中还有彭时、商辂等人，可谓是人才济济，使得朝政清明。
由于名相的辅佐，加之上述的一系列措施，朱见深在即为之初还是以明君的形象出现的。
不过，朱见深的中晚期，从清明走向了腐败。
他除了宠信万贵妃，信任汪直这些太监之外，还有三大弊端。
第一是建立了臭名昭著的西厂。
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朱见深在西城灵济宫前面的一家灰厂内，建立了西厂，专门用来监督官员和百姓。
西厂的特务人数，在当时比东厂要多出一倍。东厂的太监尚铭，也不得不俯首听命于汪直。
这样一来，西厂气焰非常嚣张，成立的当年就连兴大狱，逮捕了郎中武清、乐章、太医院院判蒋宗武、行人张廷纲、浙江布政使刘福、左通政方贤。
明代各省的左、右布政使是从二品，品秩相当高，然而，西厂却可以不经皇帝同意就擅自抄捕。
朱见深成立的西厂，一方面是扩大了明代特务的职能与侦察范围，侦察的地点不限于都城、地方，而遍及南北边腹各地，这是此前的东厂所没有的；另一方面，朱见深之设西厂，无疑加强了皇帝对于特务组织的偏爱心理。后来的武宗，也就是宪宗的孙子，就效仿他祖父的做法，非但重建西厂，又增设了内行厂。特务组织的存在，使原本属于厮役之流的旗尉，得以肆意凌辱大臣，对百官和百姓来说，都是一种摧残。
第二弊端是皇庄。
从明代中期设立皇庄，到明代后期派太监充矿监、税监，目的都是为皇室搜集更多的钱财来满足宫中奢侈的生活。
“皇庄”之名始于明宪宗朱见深。
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朱见深没收宦官曹吉祥在顺义的田地，设为“皇庄”。不过，皇庄并不单是皇帝一个人的庄田，而是包括皇帝本身、后妃、皇太子及在京诸王的庄田，也就是说，是皇帝及其妻、子的庄田。因此，皇子若分封后离京去了封地，在封地取得的田地，就不算是皇庄了。
皇庄的设立，开了明代土地兼并的先河。朱见深的皇庄，很快就遍布顺义、宝坻、丰润、新城、雄县等处。上行下效，皇帝既然带头兼并土地，藩王、勋戚、宦官也请求皇帝赐土地，于是有王田、官庄。
嘉靖初年，曾在表面废止皇庄，改称官地，但不过是换汤不换药。因此，明宪宗设置皇庄的做法，无疑在与民争富，是在毁坏王朝统治的经济基础。
第三弊端是传奉官，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二月，即位不到一月的朱见深下了一道诏令，授予一位名叫姚旺的工人为文思院副使。这便是“传奉官”之始。“传奉官”是当时人们称呼那些不经吏部，不经选拔、廷推和部议等选官过程，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员。很明显，这违反了正常的手续，却只是为了满足皇帝或者后宫中某个妃嫔或宦官的愿望。这一举措对制度的破坏，带来了三个后果：
第一，从此，皇帝视官爵为私物。只要皇帝喜欢，他可以随意地任用官员，从而破坏皇帝与官僚士大夫之间的平衡。朱见深自己，也往往一传旨就授官百数十人。对于士大夫们来说，官爵原是“天下公器”，皇帝这样的行为，无疑将官爵变成了“人主私器”。
第二，传奉官既然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也就说明其中大部分人是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得官职的。对于一个文官政府来说，混杂着一大批出身于军人、僧道、工匠、画士、医官的官员，政府的文化认同性必然产生问题，政府运作中的冲突必然加剧。而传奉官中多数是一些佞幸之人，靠着结交宦官或者行贿的手段取得一官半职，他们的在职也就大大地败坏了吏治。
第三，既然传奉官由宫中旨意直接传授，而又不需要经过吏部覆核，因此，掌握宫中大权的嫔妃及太监就可以借皇帝之名，大行私利，卖官鬻爵。据说，梁芳取中旨授官，累计达1000人。传奉官的泛滥，引起了许多官员的不满。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御史张稷上疏，谈及传奉官给朝政带来的混乱。张稷说，自有传奉官后，文官中竟有一字不识的，武官中竟有从来没拿过弓箭的，自古以来，有这样的政治吗？因此，官员们纷纷请求淘汰传奉官员。朱见深虽然有时也偶尔淘汰一些传奉官，但是总体上是传授的要比淘汰的多。
《明史》对朱见深的评价是，肯定了朱见深早期的清明统治，“上景帝尊号，恤于谦之冤，抑黎淳而召商辂，恢恢有人君之度矣。”
但也否定了朱见深的中晚期的统治：“顾以任用汪直，西厂横恣，盗窃威柄，稔恶弄兵。夫明断如帝而为所蔽惑，久而后觉，妇寺之祸固可畏哉。”
先是批评了朱见深重用汪直，导致西厂的横行霸道，危害国家，最后，批评了朱见深的宠幸万贵妃，感叹说：“妇寺之祸，固可畏哉！”
是的，盲目地，无条件地宠幸一个人，都是人之大忌！
做皇帝的是如此，当父母的，也是如此！我们可以疼爱人，但是，不要盲目和无条件！错的，就是错的，对的，就是对的，不能连他做的错事也纵然下去！
朱见深的错，就错在这一点上！假如他中晚期重用的，都是早期的李贤、商辂这样的人才，那么，仁宣之治，岂在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