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三大问题，满族的进攻，百姓的艰难，党争的激烈，这些，实际上并不能使明朝灭亡，令明朝灭亡的真正原因是疫情的弥漫。
我以前一直不相信，疫情，就可以令一个王朝灭亡吗？
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顺德府、河间府和大名府均有大疫，是一种烈性传染病，史书记载：“瘟疫传染，人死八九”。
也就是说，被感染的人，十个就有八九个死去！
第二年，疫情进一步发展。在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
整个大名府，死亡了一半的人！
死亡的比率真是相当高！
广平、顺德、真定等府，类似的记载相当多。
左懋第督催漕运，道中驰疏言：“臣自静海抵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惟圣明垂念。”
这时，华北各省又疫疾大起，朝发夕死。史书记载：“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
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七月，疫疾从河北地区传染至北.京，病名叫“疙瘩病”，“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或一家数人并死。”
“疙瘩”实际上就是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导致的，也就是说，发生的疫疾，就是鼠疫。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夏秋间，发生的腺鼠疫至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春天转化为肺鼠疫。
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约为40%，甚至更多，真是十室九空。
北.京郊区的疫情也很严重，在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昌平州的记载中称为“疙疽病”，而且“见则死，至有灭门者”。见则死，跟我们前面所说的新冠病毒肺炎很相像了，只要见到患者，往往被感染。
河间府景县的记载是：“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八月，天津爆发肺鼠疫：“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说，“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秋天，鼠疫南传至潞安府，“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
山西鼠疫也向周边省份传播。崇祯七、八年间兴县人民因避疫而逃之一空，有可能将鼠疫传播到相邻的地区。从兴县过黄河，就是陕西的延安府和榆林府，崇祯九年至十六年，榆林府和延安府属县相继发生大疫，如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陕西的鼠疫以及旱灾，直接导致了百姓的造反，不造反，无以为生了！李自成也趁机而起！这是后话。
江南在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遭大水，崇祯十四年有旱蝗并灾，崇祯十五年持续发生旱灾和流行大疫。
这样一来，南北都有鼠疫，外加水灾和旱灾，明朝政府哪里还承受得住？整个大明天下，盗匪与流民并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
据史学家不完全统计，明代万历和崇祯年间两次鼠疫大流行中，华北陕、晋、冀三省死亡人数至少在千万人以上。
单单三个省，死的人就超过了千万人，加上其他省份，人数过几千万人！
这叫明朝如何承受？这叫百姓如何承受？
天下大乱，天下分崩离析，已经成了大势所趋了！
陕西遭大旱之后，又遭遇疫情，百姓难以生存，当地政府也难以治理地方，在如此情况下，朝廷决定撤掉驿站，减少开支。
其中，有一个靠驿站为生的驿卒也被裁掉了，这个人就是李自成。
李自成出生在陕西米脂河西二百里的李继迁寨，距他的老家长峁鄢六十多里。
李自成的祖籍是米脂县李家站，在米脂县殿市镇有个村落，名叫李继迁村，当地人也叫做李家站，村里的人代代相传，是李继迁的后人。
据《米脂县志》记载：“米脂李姓，分太安里二甲李氏和永和石楼李氏。一支是太安里二甲，李自成家庭属太安里二甲，明代前由甘肃太安里迁徙来。而另一支李氏是由山西永和石楼县迁移到米脂的，二支李氏不属于同宗同室。太安里二甲的李氏，是一大族，遍及米脂城乡各处。”
李自成家庭属太安里二甲，明代前由甘肃太安里迁徙来到李家站。
据费密《荒书》记载，李自成在出生时，他的父亲梦见一个黄衣人进入土窑，于是，李自成的小名叫做黄娃子。
这个梦，也未必是好梦，黄衣人，未必就是皇帝，因为也可以意味着李自成很快就黄了！
天启年间，陕北地区灾荒连年，官府粮差分文不减。
这个不减的原因，和辽东的兵饷有关，也就是说，明王朝之所以不能减少赋税，就是因为要长年和满清作战。
百姓们当然不会体谅朝廷，他们只觉得过不下去了，就是朝廷的错。
李家的生活，比起别人还困难，所以，李自成小时候曾被舍入寺庙当小和尚，名黄来僧，并给本邑姬姓地主牧羊度日。
他十几岁丧母，不久，父亲又去世，成为孤儿。
二十一岁那年，无依无靠的李自成，终于应募到银川驿站当了一名驿卒，有了一份像样的工作。
哪里知道，不久后，驿站就被撤销，李自成也跟着失业了。
我以前一直不相信，疫情，就可以令一个王朝灭亡吗？
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顺德府、河间府和大名府均有大疫，是一种烈性传染病，史书记载：“瘟疫传染，人死八九”。
也就是说，被感染的人，十个就有八九个死去！
第二年，疫情进一步发展。在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
整个大名府，死亡了一半的人！
死亡的比率真是相当高！
广平、顺德、真定等府，类似的记载相当多。
左懋第督催漕运，道中驰疏言：“臣自静海抵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惟圣明垂念。”
这时，华北各省又疫疾大起，朝发夕死。史书记载：“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
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七月，疫疾从河北地区传染至北.京，病名叫“疙瘩病”，“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或一家数人并死。”
“疙瘩”实际上就是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导致的，也就是说，发生的疫疾，就是鼠疫。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夏秋间，发生的腺鼠疫至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春天转化为肺鼠疫。
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约为40%，甚至更多，真是十室九空。
北.京郊区的疫情也很严重，在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昌平州的记载中称为“疙疽病”，而且“见则死，至有灭门者”。见则死，跟我们前面所说的新冠病毒肺炎很相像了，只要见到患者，往往被感染。
河间府景县的记载是：“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八月，天津爆发肺鼠疫：“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说，“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秋天，鼠疫南传至潞安府，“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
山西鼠疫也向周边省份传播。崇祯七、八年间兴县人民因避疫而逃之一空，有可能将鼠疫传播到相邻的地区。从兴县过黄河，就是陕西的延安府和榆林府，崇祯九年至十六年，榆林府和延安府属县相继发生大疫，如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陕西的鼠疫以及旱灾，直接导致了百姓的造反，不造反，无以为生了！李自成也趁机而起！这是后话。
江南在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遭大水，崇祯十四年有旱蝗并灾，崇祯十五年持续发生旱灾和流行大疫。
这样一来，南北都有鼠疫，外加水灾和旱灾，明朝政府哪里还承受得住？整个大明天下，盗匪与流民并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
据史学家不完全统计，明代万历和崇祯年间两次鼠疫大流行中，华北陕、晋、冀三省死亡人数至少在千万人以上。
单单三个省，死的人就超过了千万人，加上其他省份，人数过几千万人！
这叫明朝如何承受？这叫百姓如何承受？
天下大乱，天下分崩离析，已经成了大势所趋了！
陕西遭大旱之后，又遭遇疫情，百姓难以生存，当地政府也难以治理地方，在如此情况下，朝廷决定撤掉驿站，减少开支。
其中，有一个靠驿站为生的驿卒也被裁掉了，这个人就是李自成。
李自成出生在陕西米脂河西二百里的李继迁寨，距他的老家长峁鄢六十多里。
李自成的祖籍是米脂县李家站，在米脂县殿市镇有个村落，名叫李继迁村，当地人也叫做李家站，村里的人代代相传，是李继迁的后人。
据《米脂县志》记载：“米脂李姓，分太安里二甲李氏和永和石楼李氏。一支是太安里二甲，李自成家庭属太安里二甲，明代前由甘肃太安里迁徙来。而另一支李氏是由山西永和石楼县迁移到米脂的，二支李氏不属于同宗同室。太安里二甲的李氏，是一大族，遍及米脂城乡各处。”
李自成家庭属太安里二甲，明代前由甘肃太安里迁徙来到李家站。
据费密《荒书》记载，李自成在出生时，他的父亲梦见一个黄衣人进入土窑，于是，李自成的小名叫做黄娃子。
这个梦，也未必是好梦，黄衣人，未必就是皇帝，因为也可以意味着李自成很快就黄了！
天启年间，陕北地区灾荒连年，官府粮差分文不减。
这个不减的原因，和辽东的兵饷有关，也就是说，明王朝之所以不能减少赋税，就是因为要长年和满清作战。
百姓们当然不会体谅朝廷，他们只觉得过不下去了，就是朝廷的错。
李家的生活，比起别人还困难，所以，李自成小时候曾被舍入寺庙当小和尚，名黄来僧，并给本邑姬姓地主牧羊度日。
他十几岁丧母，不久，父亲又去世，成为孤儿。
二十一岁那年，无依无靠的李自成，终于应募到银川驿站当了一名驿卒，有了一份像样的工作。
哪里知道，不久后，驿站就被撤销，李自成也跟着失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