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年，气象日新，某些根深蒂固的传统也在悄悄地进行变革，最为显著的莫过于“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传统思想。这话前一句倒也罢了，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年代，钢铁作为重要且为数不多的物资要优先保证各种工具、物件的制造，高质量的钢铁产品往往与铁钉无缘，以致于到了20世纪，中国国内市场所需要的钉子还往往要从外国进口而戏称其为“洋钉”。但后一句，后人往往有所误解，以为是中华子民贪生怕死而不愿投身军旅，其实却不尽然。封建时代的中国和世界各国一般，人民普遍视投身军队为个人谋求晋升之道，自秦以降，因军功而封侯赐爵比比皆是。但与西方不同，中国有很强大的科举传统，贫寒子弟可以通过读书、科举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无异于在军旅之外增添了另外一条新的道路，而西方各国往往贵族子弟或教会人士才有机会担任上层文官，相比之下中国的做法自然是比较开明，为庞大的统治机器开启了由下往上的流动之门，这也是中国封建文明远发达于他国的保证，所谓人各有志，很多人不通过军旅同样也能获取晋升之道。
从机会成本的角度衡量，在国家安定和平时期，自然是文官比武官更有用武之地，哪怕在动荡时期，文官的价值和作用也不见得逊色武官多少；从个人禀赋的角度考虑，在冷兵器战争时代，体力对于战斗力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身体瘦弱者不适合军旅，身强体壮者也并非一定要选择军旅不可――毕竟谁都愿意选择更接近成功的道路。抛开偏见和先入为主的观念不说，自然是习文的要比习武之人更多。但中国还有一个不好的倾向，在独尊儒学的传统下，社会和民众对于读书人过于尊重，使得武学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抑制，在这样的舆论气氛中，一个有为青年在选择自己的前途时往往会受到影响，“好男不当兵”只是一种极端的概括。
在另一层面，封建时代的中国和列国一样，军队同时是一种职业，军人理所当然地要领取军饷以养活一家老小，但遗憾的是，由于中国重文轻武传统的存在，对军人的待遇并不重视，军饷对于民众的吸引力并不高，再加上腐败、舞弊等克扣军饷行为的存在（这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文官武官间待遇不平等，武官通过其它手段来弥补收入差距），使得军人待遇非常低下，这自然也不能吸引有为青年的加入，“好男不当兵”其实揭示的是民众对于军队待遇低下的鄙视。有些读者不明白这个大气候与传统，往往简单类比近代西方列强和中国普通军人的待遇，认为中国军队的待遇无论如何也不算低，怎么战斗力就这么差劲呢？其实，这个时候西方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已实现了军队从募兵制转为普遍义务兵制度，民众接受了这样一种概念――当兵（指普通士兵）是为国家尽义务而非一种终身制职业（军官才是职业军人），故而能接受相对较低的军饷。因为整个服役期只有两年或三年，纵然收入微薄也不会对家庭生活有太大的影响，而义务教育、社会保障、民主选举等权利的存在又使得这些人认为这份义务的付出和权利取得是对等的，他们愿意做出这种牺牲。中国在近代反侵略战争中的失败，除了武器、战术等层面的原因，募兵制与普遍义务兵制度的差距也是很重要的方面。
事物总是充满了辩证法意义，在和平时期，普遍义务兵制度相对有利，一方面国家可以通过较低的人力成本维护军队建设；另一方面，由于义务兵服役期间较短，在同样的周期内，接受过国防教育的士兵队伍势必更加庞大，这能为大规模战争储备合格的后备兵源。在战争时期，则是募兵制相对有利，一方面募兵是自愿投身军旅，更具有勇敢精神和奋斗意识；另一方面，募兵往往在军旅中锤炼的时间更长，由于战争样式的改变和武器的进步，对人的体力要求越来越低，对于训练和技术则有更高的要求，两个同样是20岁入伍的小兵，23岁的义务兵可能在体力上强于30岁的志愿兵，但适应战争的能力和经验肯定逊于服役已经10年的志愿兵。
为了给新生的中华民国锻造强大的国防利剑，更鉴于历史教训，选择一种适合国情的兵员补充法便是秦时竹、陆尚荣等一干军国要人所要考虑的事务。经过充分论证，国防部决定结合普遍义务兵制度和募兵制度各自的优点，在全国推行募兵式义务兵制度，并起草《中华民国国防法》草案提请议会审议并试行。说是义务兵，因为草案中规定的服役期间较短，一般男性公民在18－24岁间，如果身体健康、肢体完全且没有其它不适宜服役的情景都具有服役资格，绝大多数军人只要服役满3年即可申请退役，除了特殊岗位和专业岗位，任何军人如果在30岁之前不能获取军官资格（即少尉军衔以上）也将强制转入预备役。另外还规定国防军每级军衔的最高任职年龄，达到最高年限而无法晋升军衔的，一律转入预备役（中尉35岁，上尉40岁，少校44岁，中校48岁，上校52岁，代将55岁，少将以上视身体健康程度和岗位要求决定，不再硬性规定年龄），不过，由于中华民国新造，国防军军官团年龄结构非常年轻，不要说40岁的上尉，就是30刚出头的少将也比比皆是，国防部长陆尚荣上将此时还不满40岁，四总部总长也都非常年轻。说他是募兵式，因为草案规定只有符合自愿原则，才能被募集为新兵，而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强制性规定。对于这一点，国防军高层具有自己的考虑：一方面，中国人口基数庞大，适宜服役的人口很多，不需要规定强制性一般也能满足需求，不硬性招募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另一方面，如果把不愿服役的公民硬性招募进军队，既可能影响军队的士气也可能影响军队的战斗力。由于通篇贯穿着自愿色彩，因此也不必像后世那样规定在校学生免服兵役的例外。
草案规定是一回事，正式实施细则要详尽的多。秦时竹等人来自后世，自然能充分理解民众的觉悟和思想状况，虽然在民族主义情绪激荡的时候有很多青年积极投身军旅，但辛亥革命毕竟已胜利两年有余，国内形势逐步恢复了平静，单纯靠思想热情并不足以稳定军队情绪――很多革命时期入伍的学生军已有不少申请退役，准备重新回学校去完成学业；而另一些军人则认为国家已开始了建设，准备离开军队去建设地方和自己的小家庭。对于这些情绪，秦时竹等人给予了充分的理解，认为这在总体上对社会是有利的，也认为这是保持军队活力的一个重要手段。但中国的形势还远远没有到“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时候，军队还需要加强、再加强！除了通过条例规定士兵较高的待遇外，还需要通过其余手段来进行补充。
自从革命胜利特别是秦时竹当选为总统后，国防军的人员补充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其最大的兵源便来自于铁路建设大军。铁路建设是民国初年的一大标志性事件，全国总共吸引了近200万施工人员和辅助人员，国防军在各大铁路建设基地都设立了征兵站，只要工人在铁路建设大潮中工作满6个月，身体、年龄符合要求即可以通过资格审查而成为新兵。从铁路建设工人中招募新兵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这些人一来经过了铁路6个月的建设工作，能适应艰苦的军队训练，二来铁路施工队伍实行准军事化管理，这些人已适应了严格的纪律性要求，能更快融入部队，适应军人纪律。也因此，当时的征兵不是同后世一般集中在冬季征兵，而是每个月都有几天的征兵期，每个月都有铁路工人成为新兵加入国防军。根据统计，进入1914年6月后，每月的新兵入伍人数基本稳定在5000人左右。
加强队伍建设，吸引更多有为青年投身军旅光靠抓征兵关是不够的，还需要抓退役关，为此，国防部同时制定了《中华民国国防军军人服役法草案》，草案规定，凡军人服役期间表现良好，无任何不良记录且本人自愿接受，退役后予以安排适当公职，原则上回原籍工作，确有需要可以就近安排，军官一般安排与其退役时军衔相适应的职务。这一条解决了军人退役或者转入预备役时的后顾之忧，对于贫寒子弟，特别是农村来的军人具有特殊吸引力。由于民国新造，各种机构对于合适人员的需求缺口很大，退役军人一般常去的岗位有警察系统、铁路系统、邮电系统、学校体育教师、监狱系统、司法系统、国营企业系统乃至政府普通公务员、海关系统等等，根据测算，这些岗位每年的缺口在5万以上，而退役军人只能满足其中一半左右，光是按照《中华民国警察法》规定每2000人配备一名警察的要求，全国就需要20余万警察，而按照《中华民国普通教育法》的规定，中、小学平均每150名学生，专科以上高等学校平均每100名学生都需配备专任体育教师一名（教师兼任该校学生军教官，每所学校无论规模大小至少需配备专任体育教师一名），全国上百万的在校学生也需要近万名体育教师，很显然，具有强健体魄、较强运动能力且有一定文化基础的退役军人是担任这一职务非常适合的人选，毕竟体育教育在中国开展还很不普及，每年毕业的学生还不到100人，何况各种类型的教育还在不断发展中，体育教师的缺口只会越来越大。就最高领导层而言，广泛吸纳军队退役士兵担任公职还另有一丝加强中央集权的考虑――退役军人接受了严格的军队教育，组织性、纪律性、服从性都比较强，容易贯彻执行中央指令，在清末民初各省各自为政、地方一盘散沙的局面下具有非同一般的效果，起码地方官员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增加了难度，而官员私自任用亲属担任下层职务的通道也被牢牢堵住――任何低级职位一律军人优先。虽然有舆论以酸溜溜的语气说这是走军国化的道路，但更多有识之士认为，退役军人既有担任这些职位的文化素质，又见识过了大场面，应该说是非常适宜的，而回原籍工作的安排也能有效避免人生地不熟情况的发生。
榜样的力量时无穷的，正是看到了军队可以成为继读书之后第二条跳出农门的晋升之道，民众才纷纷将自己的子弟送去参军，由于国防军一直都在铁路施工队伍中招募，面向普通民众的名额非常少，很多人则先报名加入施工队伍，等干满6个月后再期望能够入伍――这一关看似简单，其实也很不容易，施工队伍中有不少军方代表，对于工人工作表现的好坏往往是一清二楚，工作吊儿郎当的人是不可能混进国防军的。
扭转一种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思想，单靠几年的努力或许是不够的，但秦时竹等人欣慰地看到，随着军人社会地位、军队待遇与后续保障的提高，社会和民众舆论逐渐认为，投身军旅正日益成为具有光明前途的选择。
与国防军从铁路施工队伍中招募兵员相映成趣的是各大国营企业的工人招募手法，当时国营生产企业系统分布领域其实并不广，除了铸币、造币厂就是各军工企业，原先洋务派硕果仅存的几个大型国有企业已通过股权转让而转变为民营企业。如同后世国有企业改革效果一样，转制完成后，原先亏损累累或者奄奄一息的企业立刻就焕发了生机与活力，以汉阳铁厂为例，这个张之洞一手创办的钢铁联合企业迅速从原先亏损几十万的境地中恢复过来，不仅生产能力从原先年产4万余吨钢铁快速增长到近15万吨，税后还能实现盈利几十万，汉阳铁厂的股票在上海交易所中的价格也扶摇直上。究其原因，无非是裁减了企业原本不应该存在的官僚习气和衙门作风，那种人浮于事、胡乱指挥的情形得到了彻底纠正。汉阳铁厂原本的基础和生产技术以当时的目光看并不落后，稍加点拨自然焕发出勃勃生机，汉冶萍钢铁联合集团成为继弓长岭地区的北方钢铁集团（年产量45万吨）、唐山附近的渤海钢铁集团（年产量20万吨）之后中国的第三大钢铁生产基地。在企业转制、股权优化的过程当中，沈麒昌为董事长的辽阳控股集团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以上述三大钢铁基地为例，辽阳控股集团占据的股份分别是90％（其余10％由生产经营骨干持股）、85％（周学熙拥有5％的股份）和70％（其余30％主要为公开流通股），辽阳控股占据了绝对控股地位，是中国一等一的托拉斯，而在绥远包头附近新建的河套钢铁集团（按照设计规模，近期产量50万吨，远期产量200万吨）则将继续加强这种力量。
当然，反向改制的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比如原先北方实业集团在秦时竹投身革命前所秘密发展的军火制造企业就全部通过改制转变为绝对国有。虽然国外（比如美国）军火生产也不乏私营企业，但中国国情特殊，军火生产事关国防不得不由国家大力控制，否则在地方割据还没有彻底消除的情形下就允许私营企业的存在只能助长割据之风。由于国防整编法案的陆续推进，更由于预期中一战所带来的旺盛的军火需求，各大军火生产基地也面临着迅速扩充的需求，机器可以通过购买、仿制得到，但熟练的技术工人却不是那么好找的，更由于国防企业的特殊情况，对于人员的安全背景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在以往实际中，已发生了数起间谍案件，虽然没造成重大损失但足以给企业敲响警钟，来历不明的人员绝对不不可以使用。既要加强生产力量，又要降低安全风险就成为国防企业用人的追求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只剩下了一条道路――所需人员全部从北方实业招募。
这并不是说北方实业的员工天生就高人一等，实在是因为内务部在其身上下了大本钱――不仅在国内帮助他们开拓市场，打探列强在华企业的机密情报，更在北方实业内部的员工队伍中埋伏下特工人员，担任保卫、防谍的工作。北方实业所有新招募的工人都要接受长达半年的安全性考察，直到确认没有问题后才能进入要害工作岗位，这个方案是葛洪义等内务部高层经过仔细研究、商议后才出台的。当时各国的特工人员，一般都是接受了长期的训练，拥有各种情报搜集的能力，但是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这些情报人员不太可能胜任繁重的体力活或需要较高工程要求的技术活，即便经历了针对性培训也不足以掩盖较长时间，考察时间一长其本质必然暴露；如果敌方情报机关直接从工人或技术员队伍中收买特工人员，这些人虽然能胜任岗位但是其情报搜集功夫和应变能力远不能和正宗的特工人员相提并论，遇到内部保卫力量往往要暴露。正因为如此，在北方实业中设下第一道安全检查关口效果非常好，再配合国防企业中第二道关口就构成了双重安检体系，虽然不敢说百分百的防止间谍渗透，但其拦截效果至少也能令人放心。
因此，当时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工人虹吸现象：小作坊、小型工厂将数量众多的农民转变为工人，随后，其中一部分人在外资企业和一般民族工业企业中转变为熟练工人，接着北方实业通过招募，吸引众多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人流动，最后，北方实业中劳动态度最好，技术手段最熟练的工人被国防企业挑走。整个过程仿佛一种水的净化处理过程――各种各样的水经过大水库的沉定作用进行质量分层，大水库的优质水通过管道输送到小水库，小水库的水经过净化处理运输到北方实业这个水处理厂，而国防企业饮用的则是经过北方实业杀菌、消毒处理的直接饮用水。
维系人往高处走的最基本推动力则是各个阶段的不同待遇。当时总装备部直接掌握的几个国防企业是中国待遇最好、劳动条件最为舒适的企业，每天10小时的工作量，每月三个休息日外加优厚的报酬足以让人羡慕死。而北方实业每天11小时的工作量，每月2个休息日和相对优裕的报酬也是众多工人的向往之地，毕竟当时每天12小时工作量的企业比比皆是，个别甚至达到14个钟头，简直不是人干的。每次北方实业招募新工人，征募点往往排起了长龙，至于被北方实业选送去国防企业工作的人则像中了头彩那么高兴。根据后来的统计资料显示，1914中国工人阶级约1000万人左右（如果包括与其相联系的家属，整个队伍可以达到近5000万人口），这1000万人中，北方实业所吸纳的工人约占五分之一，但其拥有的熟练工人则占到全国熟练工人的4成，国防企业所吸纳的工人总数刚刚超过百分之一，但其拥有的熟练工人则占整个熟练工人队伍的5％以上――一个相当惊人的比例！
由此，北方实业和国防企业形成了一种远胜于他者的密切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最顶尖的生产人员，后者为前者提供了稳定的销售市场。国防企业所需要的各种原材料如煤、钢铁制品、电力、铜、铝等几乎都从北方实业购买，在一般企业为销路发愁的时候，北方实业所要做的就是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至于销路根本就不用发愁，国家订货滚滚而来。
在生产经营上，鉴于北方实业的地位，国家政权也提供一系列优惠政策扶持其发展。从整个产业体系来观察，北方实业基本覆盖了一个主权国家所需要的各种基础性产业领域，具有无可置疑的垄断地位和经济命脉控制力，至于一般的竞争性行业（诸如日用品生产等等），北方实业并不涉足而是留给了众多的民族工业。毕竟，某些产业需要规模化和集中度，某些产业需要竞争性和分散性，这种生产体系或许并不是最理想的，但却最适合民国初年中国工业基础孱弱的现状，在这个时候，北方实业倒更像一个特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或者说，这是一个私有民营但国家享有巨大红利的特殊企业集团――每年沈麒昌等人都要在税收之外再捐献上千万元，还有比着更好的结果么？
1914，在世界大战的前夜，中国经济列车驶入了快车道！(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a href=<a href="http://" target="_blank">http://</a> target=_blank></a>，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
从机会成本的角度衡量，在国家安定和平时期，自然是文官比武官更有用武之地，哪怕在动荡时期，文官的价值和作用也不见得逊色武官多少；从个人禀赋的角度考虑，在冷兵器战争时代，体力对于战斗力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身体瘦弱者不适合军旅，身强体壮者也并非一定要选择军旅不可――毕竟谁都愿意选择更接近成功的道路。抛开偏见和先入为主的观念不说，自然是习文的要比习武之人更多。但中国还有一个不好的倾向，在独尊儒学的传统下，社会和民众对于读书人过于尊重，使得武学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抑制，在这样的舆论气氛中，一个有为青年在选择自己的前途时往往会受到影响，“好男不当兵”只是一种极端的概括。
在另一层面，封建时代的中国和列国一样，军队同时是一种职业，军人理所当然地要领取军饷以养活一家老小，但遗憾的是，由于中国重文轻武传统的存在，对军人的待遇并不重视，军饷对于民众的吸引力并不高，再加上腐败、舞弊等克扣军饷行为的存在（这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文官武官间待遇不平等，武官通过其它手段来弥补收入差距），使得军人待遇非常低下，这自然也不能吸引有为青年的加入，“好男不当兵”其实揭示的是民众对于军队待遇低下的鄙视。有些读者不明白这个大气候与传统，往往简单类比近代西方列强和中国普通军人的待遇，认为中国军队的待遇无论如何也不算低，怎么战斗力就这么差劲呢？其实，这个时候西方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已实现了军队从募兵制转为普遍义务兵制度，民众接受了这样一种概念――当兵（指普通士兵）是为国家尽义务而非一种终身制职业（军官才是职业军人），故而能接受相对较低的军饷。因为整个服役期只有两年或三年，纵然收入微薄也不会对家庭生活有太大的影响，而义务教育、社会保障、民主选举等权利的存在又使得这些人认为这份义务的付出和权利取得是对等的，他们愿意做出这种牺牲。中国在近代反侵略战争中的失败，除了武器、战术等层面的原因，募兵制与普遍义务兵制度的差距也是很重要的方面。
事物总是充满了辩证法意义，在和平时期，普遍义务兵制度相对有利，一方面国家可以通过较低的人力成本维护军队建设；另一方面，由于义务兵服役期间较短，在同样的周期内，接受过国防教育的士兵队伍势必更加庞大，这能为大规模战争储备合格的后备兵源。在战争时期，则是募兵制相对有利，一方面募兵是自愿投身军旅，更具有勇敢精神和奋斗意识；另一方面，募兵往往在军旅中锤炼的时间更长，由于战争样式的改变和武器的进步，对人的体力要求越来越低，对于训练和技术则有更高的要求，两个同样是20岁入伍的小兵，23岁的义务兵可能在体力上强于30岁的志愿兵，但适应战争的能力和经验肯定逊于服役已经10年的志愿兵。
为了给新生的中华民国锻造强大的国防利剑，更鉴于历史教训，选择一种适合国情的兵员补充法便是秦时竹、陆尚荣等一干军国要人所要考虑的事务。经过充分论证，国防部决定结合普遍义务兵制度和募兵制度各自的优点，在全国推行募兵式义务兵制度，并起草《中华民国国防法》草案提请议会审议并试行。说是义务兵，因为草案中规定的服役期间较短，一般男性公民在18－24岁间，如果身体健康、肢体完全且没有其它不适宜服役的情景都具有服役资格，绝大多数军人只要服役满3年即可申请退役，除了特殊岗位和专业岗位，任何军人如果在30岁之前不能获取军官资格（即少尉军衔以上）也将强制转入预备役。另外还规定国防军每级军衔的最高任职年龄，达到最高年限而无法晋升军衔的，一律转入预备役（中尉35岁，上尉40岁，少校44岁，中校48岁，上校52岁，代将55岁，少将以上视身体健康程度和岗位要求决定，不再硬性规定年龄），不过，由于中华民国新造，国防军军官团年龄结构非常年轻，不要说40岁的上尉，就是30刚出头的少将也比比皆是，国防部长陆尚荣上将此时还不满40岁，四总部总长也都非常年轻。说他是募兵式，因为草案规定只有符合自愿原则，才能被募集为新兵，而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强制性规定。对于这一点，国防军高层具有自己的考虑：一方面，中国人口基数庞大，适宜服役的人口很多，不需要规定强制性一般也能满足需求，不硬性招募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另一方面，如果把不愿服役的公民硬性招募进军队，既可能影响军队的士气也可能影响军队的战斗力。由于通篇贯穿着自愿色彩，因此也不必像后世那样规定在校学生免服兵役的例外。
草案规定是一回事，正式实施细则要详尽的多。秦时竹等人来自后世，自然能充分理解民众的觉悟和思想状况，虽然在民族主义情绪激荡的时候有很多青年积极投身军旅，但辛亥革命毕竟已胜利两年有余，国内形势逐步恢复了平静，单纯靠思想热情并不足以稳定军队情绪――很多革命时期入伍的学生军已有不少申请退役，准备重新回学校去完成学业；而另一些军人则认为国家已开始了建设，准备离开军队去建设地方和自己的小家庭。对于这些情绪，秦时竹等人给予了充分的理解，认为这在总体上对社会是有利的，也认为这是保持军队活力的一个重要手段。但中国的形势还远远没有到“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时候，军队还需要加强、再加强！除了通过条例规定士兵较高的待遇外，还需要通过其余手段来进行补充。
自从革命胜利特别是秦时竹当选为总统后，国防军的人员补充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其最大的兵源便来自于铁路建设大军。铁路建设是民国初年的一大标志性事件，全国总共吸引了近200万施工人员和辅助人员，国防军在各大铁路建设基地都设立了征兵站，只要工人在铁路建设大潮中工作满6个月，身体、年龄符合要求即可以通过资格审查而成为新兵。从铁路建设工人中招募新兵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这些人一来经过了铁路6个月的建设工作，能适应艰苦的军队训练，二来铁路施工队伍实行准军事化管理，这些人已适应了严格的纪律性要求，能更快融入部队，适应军人纪律。也因此，当时的征兵不是同后世一般集中在冬季征兵，而是每个月都有几天的征兵期，每个月都有铁路工人成为新兵加入国防军。根据统计，进入1914年6月后，每月的新兵入伍人数基本稳定在5000人左右。
加强队伍建设，吸引更多有为青年投身军旅光靠抓征兵关是不够的，还需要抓退役关，为此，国防部同时制定了《中华民国国防军军人服役法草案》，草案规定，凡军人服役期间表现良好，无任何不良记录且本人自愿接受，退役后予以安排适当公职，原则上回原籍工作，确有需要可以就近安排，军官一般安排与其退役时军衔相适应的职务。这一条解决了军人退役或者转入预备役时的后顾之忧，对于贫寒子弟，特别是农村来的军人具有特殊吸引力。由于民国新造，各种机构对于合适人员的需求缺口很大，退役军人一般常去的岗位有警察系统、铁路系统、邮电系统、学校体育教师、监狱系统、司法系统、国营企业系统乃至政府普通公务员、海关系统等等，根据测算，这些岗位每年的缺口在5万以上，而退役军人只能满足其中一半左右，光是按照《中华民国警察法》规定每2000人配备一名警察的要求，全国就需要20余万警察，而按照《中华民国普通教育法》的规定，中、小学平均每150名学生，专科以上高等学校平均每100名学生都需配备专任体育教师一名（教师兼任该校学生军教官，每所学校无论规模大小至少需配备专任体育教师一名），全国上百万的在校学生也需要近万名体育教师，很显然，具有强健体魄、较强运动能力且有一定文化基础的退役军人是担任这一职务非常适合的人选，毕竟体育教育在中国开展还很不普及，每年毕业的学生还不到100人，何况各种类型的教育还在不断发展中，体育教师的缺口只会越来越大。就最高领导层而言，广泛吸纳军队退役士兵担任公职还另有一丝加强中央集权的考虑――退役军人接受了严格的军队教育，组织性、纪律性、服从性都比较强，容易贯彻执行中央指令，在清末民初各省各自为政、地方一盘散沙的局面下具有非同一般的效果，起码地方官员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增加了难度，而官员私自任用亲属担任下层职务的通道也被牢牢堵住――任何低级职位一律军人优先。虽然有舆论以酸溜溜的语气说这是走军国化的道路，但更多有识之士认为，退役军人既有担任这些职位的文化素质，又见识过了大场面，应该说是非常适宜的，而回原籍工作的安排也能有效避免人生地不熟情况的发生。
榜样的力量时无穷的，正是看到了军队可以成为继读书之后第二条跳出农门的晋升之道，民众才纷纷将自己的子弟送去参军，由于国防军一直都在铁路施工队伍中招募，面向普通民众的名额非常少，很多人则先报名加入施工队伍，等干满6个月后再期望能够入伍――这一关看似简单，其实也很不容易，施工队伍中有不少军方代表，对于工人工作表现的好坏往往是一清二楚，工作吊儿郎当的人是不可能混进国防军的。
扭转一种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思想，单靠几年的努力或许是不够的，但秦时竹等人欣慰地看到，随着军人社会地位、军队待遇与后续保障的提高，社会和民众舆论逐渐认为，投身军旅正日益成为具有光明前途的选择。
与国防军从铁路施工队伍中招募兵员相映成趣的是各大国营企业的工人招募手法，当时国营生产企业系统分布领域其实并不广，除了铸币、造币厂就是各军工企业，原先洋务派硕果仅存的几个大型国有企业已通过股权转让而转变为民营企业。如同后世国有企业改革效果一样，转制完成后，原先亏损累累或者奄奄一息的企业立刻就焕发了生机与活力，以汉阳铁厂为例，这个张之洞一手创办的钢铁联合企业迅速从原先亏损几十万的境地中恢复过来，不仅生产能力从原先年产4万余吨钢铁快速增长到近15万吨，税后还能实现盈利几十万，汉阳铁厂的股票在上海交易所中的价格也扶摇直上。究其原因，无非是裁减了企业原本不应该存在的官僚习气和衙门作风，那种人浮于事、胡乱指挥的情形得到了彻底纠正。汉阳铁厂原本的基础和生产技术以当时的目光看并不落后，稍加点拨自然焕发出勃勃生机，汉冶萍钢铁联合集团成为继弓长岭地区的北方钢铁集团（年产量45万吨）、唐山附近的渤海钢铁集团（年产量20万吨）之后中国的第三大钢铁生产基地。在企业转制、股权优化的过程当中，沈麒昌为董事长的辽阳控股集团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以上述三大钢铁基地为例，辽阳控股集团占据的股份分别是90％（其余10％由生产经营骨干持股）、85％（周学熙拥有5％的股份）和70％（其余30％主要为公开流通股），辽阳控股占据了绝对控股地位，是中国一等一的托拉斯，而在绥远包头附近新建的河套钢铁集团（按照设计规模，近期产量50万吨，远期产量200万吨）则将继续加强这种力量。
当然，反向改制的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比如原先北方实业集团在秦时竹投身革命前所秘密发展的军火制造企业就全部通过改制转变为绝对国有。虽然国外（比如美国）军火生产也不乏私营企业，但中国国情特殊，军火生产事关国防不得不由国家大力控制，否则在地方割据还没有彻底消除的情形下就允许私营企业的存在只能助长割据之风。由于国防整编法案的陆续推进，更由于预期中一战所带来的旺盛的军火需求，各大军火生产基地也面临着迅速扩充的需求，机器可以通过购买、仿制得到，但熟练的技术工人却不是那么好找的，更由于国防企业的特殊情况，对于人员的安全背景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在以往实际中，已发生了数起间谍案件，虽然没造成重大损失但足以给企业敲响警钟，来历不明的人员绝对不不可以使用。既要加强生产力量，又要降低安全风险就成为国防企业用人的追求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只剩下了一条道路――所需人员全部从北方实业招募。
这并不是说北方实业的员工天生就高人一等，实在是因为内务部在其身上下了大本钱――不仅在国内帮助他们开拓市场，打探列强在华企业的机密情报，更在北方实业内部的员工队伍中埋伏下特工人员，担任保卫、防谍的工作。北方实业所有新招募的工人都要接受长达半年的安全性考察，直到确认没有问题后才能进入要害工作岗位，这个方案是葛洪义等内务部高层经过仔细研究、商议后才出台的。当时各国的特工人员，一般都是接受了长期的训练，拥有各种情报搜集的能力，但是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这些情报人员不太可能胜任繁重的体力活或需要较高工程要求的技术活，即便经历了针对性培训也不足以掩盖较长时间，考察时间一长其本质必然暴露；如果敌方情报机关直接从工人或技术员队伍中收买特工人员，这些人虽然能胜任岗位但是其情报搜集功夫和应变能力远不能和正宗的特工人员相提并论，遇到内部保卫力量往往要暴露。正因为如此，在北方实业中设下第一道安全检查关口效果非常好，再配合国防企业中第二道关口就构成了双重安检体系，虽然不敢说百分百的防止间谍渗透，但其拦截效果至少也能令人放心。
因此，当时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工人虹吸现象：小作坊、小型工厂将数量众多的农民转变为工人，随后，其中一部分人在外资企业和一般民族工业企业中转变为熟练工人，接着北方实业通过招募，吸引众多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人流动，最后，北方实业中劳动态度最好，技术手段最熟练的工人被国防企业挑走。整个过程仿佛一种水的净化处理过程――各种各样的水经过大水库的沉定作用进行质量分层，大水库的优质水通过管道输送到小水库，小水库的水经过净化处理运输到北方实业这个水处理厂，而国防企业饮用的则是经过北方实业杀菌、消毒处理的直接饮用水。
维系人往高处走的最基本推动力则是各个阶段的不同待遇。当时总装备部直接掌握的几个国防企业是中国待遇最好、劳动条件最为舒适的企业，每天10小时的工作量，每月三个休息日外加优厚的报酬足以让人羡慕死。而北方实业每天11小时的工作量，每月2个休息日和相对优裕的报酬也是众多工人的向往之地，毕竟当时每天12小时工作量的企业比比皆是，个别甚至达到14个钟头，简直不是人干的。每次北方实业招募新工人，征募点往往排起了长龙，至于被北方实业选送去国防企业工作的人则像中了头彩那么高兴。根据后来的统计资料显示，1914中国工人阶级约1000万人左右（如果包括与其相联系的家属，整个队伍可以达到近5000万人口），这1000万人中，北方实业所吸纳的工人约占五分之一，但其拥有的熟练工人则占到全国熟练工人的4成，国防企业所吸纳的工人总数刚刚超过百分之一，但其拥有的熟练工人则占整个熟练工人队伍的5％以上――一个相当惊人的比例！
由此，北方实业和国防企业形成了一种远胜于他者的密切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最顶尖的生产人员，后者为前者提供了稳定的销售市场。国防企业所需要的各种原材料如煤、钢铁制品、电力、铜、铝等几乎都从北方实业购买，在一般企业为销路发愁的时候，北方实业所要做的就是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至于销路根本就不用发愁，国家订货滚滚而来。
在生产经营上，鉴于北方实业的地位，国家政权也提供一系列优惠政策扶持其发展。从整个产业体系来观察，北方实业基本覆盖了一个主权国家所需要的各种基础性产业领域，具有无可置疑的垄断地位和经济命脉控制力，至于一般的竞争性行业（诸如日用品生产等等），北方实业并不涉足而是留给了众多的民族工业。毕竟，某些产业需要规模化和集中度，某些产业需要竞争性和分散性，这种生产体系或许并不是最理想的，但却最适合民国初年中国工业基础孱弱的现状，在这个时候，北方实业倒更像一个特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或者说，这是一个私有民营但国家享有巨大红利的特殊企业集团――每年沈麒昌等人都要在税收之外再捐献上千万元，还有比着更好的结果么？
1914，在世界大战的前夜，中国经济列车驶入了快车道！(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a href=<a href="http://" target="_blank">http://</a> target=_blank></a>，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