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八回蒋介石阴谋篡位陈独秀公然妥协（上）
话说广州国民政府忙于处理内乱之时，陈炯明又在英帝国主义和段祺瑞的支持下，死灰复燃，于九月重新占领了东江一带。盘踞在广东南部的邓本殷也予以配合，形成了对广州的夹击之势。
为了彻底消灭广东境内的反动军阀势力，统一和巩固革命根据地，1925年10月，国民革命政府决定举行第二次东征。东征军设总指挥部，由蒋介石任总指挥，下辖三个纵队，分别由何应钦、李济深、程潜为一、二、三纵队长，计约八万兵力。周恩来为总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军党代表；政治部专司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组织宣传队随军出征。东征军三路并进，声势浩大；纪律严明，作战勇敢；在东江农民的支持下，经过数日激战，一举攻克惠州，歼灭了陈炯明的主力近万人。陈炯明丢弃老巢，率领残部向东逃窜。东征军分路追击，所向披靡，相继占领海丰、陆丰、梅县、潮州、汕头等地，全歼陈炯明残部一万多人，完全收复了东江地区。陈炯明只身逃往湘江，从此销声匿迹。第二次东征，历时半月，大获全胜。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又发动了讨伐邓本殷的南征，命令朱培德为南征军总指挥。南征军分路发起进攻，陈铭枢率第一路军在开平与敌鏖战数日，击溃了数倍于己的敌军，获得大捷。叛军全线崩溃，弃阵而逃。南征军乘势进攻，分路追歼，转战两月，相继攻克高州、雷州、钦州、廉州一线。邓本殷率残部退守海南岛。南征军渡海作战，分区扫荡，逐步肃清了岛上残敌。
至此，国民革命军全部消灭了广东境内的军阀势力，统一了广东全省，巩固了革命根据地。随后，广西桂系军队中的少壮派李宗仁、白崇禧等击败了旧军阀陆荣廷、沈鸿英残部，驱赶了滇系唐继尧的势力，统一了广西。李宗仁发表通电，宣布接受广东国民革命政府的直接管辖。国民政府随即将广西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两广再次实现统一，国民革命势力空前壮大。
当东征军、南征军浴血奋战之际，国民党内部又出现了严重地分裂。1925年11月下旬，国民党老右派邹鲁、谢持、张继等中执委员、中监委员十四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非法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邹鲁大放厥词道：“共产党钻进国民党内，挑拨离间，窃取大权；制造纷争，实为大患。是故，清除共产党已成为挽救本党的当务之急。”谢持发言称：“苏联顾问宣扬共产，大搞赤化，祸及党国，亦在取缔之列。”邹鲁、谢持的一唱一和，引起了与会者的一片喝彩。会议经过密谋，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在本党党籍案》、《开除中央执委会之共产派谭平山、李大钊案》、《鲍罗廷顾问解雇案》等一系列反动议案，公开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形成了“西山会议派”。会后，成立了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北京执行部。随后，他们又窜到上海，召开伪国民党“二大”，拼凑班子，另立中央，公开制造分裂。
消息传到广州，国民党左派联合共产党人，对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分裂活动予以坚决回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电各级党部，严正宣布：“西山会议派公然背叛总理遗训，非法召集会议，破坏国共合作，实为党国之败类。”随后，各级地方党部纷纷发表通电，表示“拥护中央决定，要求严惩西山会议派”。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大张旗鼓地进行反击右派的宣传报道。毛泽东本人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有力地揭露了右派反对革命的卑劣行径，深刻分析了右派分裂的原因以及对革命事业的影响。
国民党内部的斗争，日趋尖锐，急需统一思想，反击分裂。于是，经过多方筹备，1926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到会代表二百余人，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居压倒优势。大会听取了政治、党务、军事、财政、工运、农运等多项报告，并展开激烈地争论。大会的中心是重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维护国共合作大局，并组织力量反击右派进攻。然而，由于陈独秀对右派采取了完全妥协、退让的政策，以致新老右派暗中结合，把蒋介石扶持起来。蒋介石亦极力表现，异常活跃，成为新右派势力的代表人物。
1月6日下午，蒋介石向大会作军事报告，他抓住机会，自诩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竭力宣扬自己。他叙述了两年来军队建设以及对敌作战的概况，大摆其奉命组建党军、第一次东征、平定杨、刘叛乱及其在处理廖案中解决反革命军队、肃清内部和第二次东征的功绩；似乎统一广东、稳定政局全是他一人所为。蒋介石的自我吹嘘，博得了不少人的喝彩。国民党人李子峰当即提出动议：“请全体代表起立，向战功显赫的蒋介石同志致敬，并勉其为党国努力奋斗。”李子峰的捧场，赢得了全场雷鸣般的掌声，顿使蒋介石名声大噪。蒋介石见其自我宣扬收效显著，为进一步博得代表们的赞赏，便故作谦虚，补充说明道：“近两年来，国民革命军小小的成绩，实在是三民主义的伟大胜利。蒋某人之作为，不过是为党国尽忠，以报效总理知遇之恩。”蒋介石的谦逊表态，又一次赢得了全场喝彩。
蒋介石深知，这次大会是他谋取党权、跻身中央核心的进身之阶。从本质上讲，蒋介石反对国共合作，赞同西山会议派的主张；但却迫于形势之压力，不敢公开表露其心迹；只好暗中策划、阻挠对西山会议派的严肃处理。1月10日晚，蒋介石以宴请大会代表为名，在黄埔军校搞了一次聚会活动，并邀请汪精卫参加。在宴会上，蒋介石即席致辞，道：“革命、用兵、联俄的意义，都不过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可是本党却为此而闹起纠纷，尚希各位以大局为重，团结本党同志，妥善解决纠纷。”他进一步分析道：“如果总理处置此事，必定会痛恨激愤；但绝不会坐视分裂。”那么，如何解决纠纷呢？蒋介石提出了两个办法：“一是整饬纪律，对于犯错误的党员要严重处罚。二是要安慰总理在天之灵，不使本党分裂。”言下之意是，不能对西山会议派“严重处罚”，致使“本党分裂”，否则就难以“安慰总理在天之灵”。最后，他郑重其事地宣称：“各位同志要精诚团结，挽狂澜于既倒，作党国之砥柱，继承总理遗志，完成革命大业。”
次日，由上海赶到广州的孙科，获悉蒋介石的谈话意图，行装甫卸，便急忙拜访蒋介石，商议团结本党之办法。蒋介石当即表示：“坚决反对处罚西山会议派”，并指使孙科就此提出议案。然而，孙科的提议，并未被大会采纳；“弹劾西山会议派”的议案终于列入了议程。蒋介石眼见阻挠不成，又匆匆召集黄埔军校代表开会，统一思想，形成要求从宽处理西山会议派的议案，并请汪精卫出面向大会提出建议。
1月13日，大会正式讨论“弹劾西山会议派案”，由路有余代表提案审查委员会提出从重处罚的意见。汪精卫随即按照黄埔军校代表的议案，向大会提出修正意见，主张对其从轻处罚。与会代表随后进行了激烈地争论，双方各抒己见，吵闹不休。在此重要关头，陈独秀从上海发来指示，要求与会的共产党员“要保持克制，不得参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纷争”。由于陈独秀的妥协退让，国民党内左、右两派势均力敌，蒋介石又从中袒护、调和，大会最终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将西山会议派的首要分子邹鲁、谢持永远开除党籍，对参加西山会议的林森、居正、张继、石青阳等十二人提出书面警告。如此从宽处理，使蒋介石的目的基本达到。
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新的中执委、中监委。当选为中执委的有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戴季陶、宋庆龄、何香凝等，共产党人当选的有李大钊、谭平山、吴玉章、林伯渠。候补委员中有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中监委则全被国民党右派所占据。随后，在二届中执委一次会议上，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汪精卫、蒋介石、谭平山、林伯渠、胡汉民等九人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至此，蒋介石便由“一大”时的一名普通党员，一跃而跻身于国民党中央领导核心，成为与汪精卫并列的一文一武两大党魁。
国民党二大后，毛泽东被任命为宣传部代理部长。面对国民党内新老右派的勾结，联想到陈独秀的无原则合作、分不清敌友的现实，毛泽东苦苦思索，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在《革命》杂志上公开发表。文章劈头提醒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不清敌人与朋友，必不是个革命分子。”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经济地位决定人的政治态度，阶级立场决定人的革命行动。在逐一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后，毛泽东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农民阶级是我们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然而，毛泽东的提醒并没有引起陈独秀的重视，也未能制止蒋介石的反共行动。事实上，共产党人的善意退让，并没有使国共两党的矛盾得以缓和，相反，却使国民党新右派更加胆大妄为。后人有诗议之曰：
真知灼见意坦诚，分清敌友鸣警钟。可惜党首不理睬，埋下后患遗无穷。
蒋介石跻身国民党中常委之后，其野心急剧膨胀，朝思暮想着爬上“党国领袖”的宝座。但是，他深感有两支巨大的力量在左右威胁：一支是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势力。其时，汪精卫身兼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要职，其地位、权势远在蒋介石之上。另一支是以共产党为首的革命势力；尤其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不断壮大的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重大影响，使蒋介石惊恐不安。于是，他处心积虑、秘密筹划，暗中开始了“反共排汪”、夺取最高领导权的尝试。
蒋介石精于权谋，惯于造谣生事，栽赃陷害，再反咬一口，乘机大打出手。他利用其黄埔军校校长的身份，鼓动孙文主义学会骨干王柏龄、欧阳格等人大造舆论，四处散布谣言，称“汪精卫被共产党所利用，出卖党国利益”；“汪精卫事事听命于苏联顾问，必将断送党国事业”。谣言纷呈，越传越凶，国民党右派分子乘机推波助澜，拼命攻击。自诩为国民党“左派领袖”的汪精卫闻讯，直气得面色铁青，却百口莫辩。
正当汪精卫穷于应付，竭力辟谣之际，蒋介石又使出阴招，突然下令将汪精卫的亲信、黄埔军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免职，任命自己的亲信刘峙为第二师师长。本来，撤换师长必须经过军委主席签署命令，但蒋介石却先斩后奏，无异于是对汪精卫的当头一棒。紧接着，蒋介石又找到汪精卫的办公室，借口苏联顾问对各军的监督，限制了他的活动，使他难以行使军事职权，公然大吵大闹，甚至以辞职相威逼，要求汪精卫签署命令，将苏联顾问季山嘉解除职务，遣返回国。汪精卫被逼无奈，只好表示：“事关重大，需召开常委会才能决定。”
话说广州国民政府忙于处理内乱之时，陈炯明又在英帝国主义和段祺瑞的支持下，死灰复燃，于九月重新占领了东江一带。盘踞在广东南部的邓本殷也予以配合，形成了对广州的夹击之势。
为了彻底消灭广东境内的反动军阀势力，统一和巩固革命根据地，1925年10月，国民革命政府决定举行第二次东征。东征军设总指挥部，由蒋介石任总指挥，下辖三个纵队，分别由何应钦、李济深、程潜为一、二、三纵队长，计约八万兵力。周恩来为总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军党代表；政治部专司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组织宣传队随军出征。东征军三路并进，声势浩大；纪律严明，作战勇敢；在东江农民的支持下，经过数日激战，一举攻克惠州，歼灭了陈炯明的主力近万人。陈炯明丢弃老巢，率领残部向东逃窜。东征军分路追击，所向披靡，相继占领海丰、陆丰、梅县、潮州、汕头等地，全歼陈炯明残部一万多人，完全收复了东江地区。陈炯明只身逃往湘江，从此销声匿迹。第二次东征，历时半月，大获全胜。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又发动了讨伐邓本殷的南征，命令朱培德为南征军总指挥。南征军分路发起进攻，陈铭枢率第一路军在开平与敌鏖战数日，击溃了数倍于己的敌军，获得大捷。叛军全线崩溃，弃阵而逃。南征军乘势进攻，分路追歼，转战两月，相继攻克高州、雷州、钦州、廉州一线。邓本殷率残部退守海南岛。南征军渡海作战，分区扫荡，逐步肃清了岛上残敌。
至此，国民革命军全部消灭了广东境内的军阀势力，统一了广东全省，巩固了革命根据地。随后，广西桂系军队中的少壮派李宗仁、白崇禧等击败了旧军阀陆荣廷、沈鸿英残部，驱赶了滇系唐继尧的势力，统一了广西。李宗仁发表通电，宣布接受广东国民革命政府的直接管辖。国民政府随即将广西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两广再次实现统一，国民革命势力空前壮大。
当东征军、南征军浴血奋战之际，国民党内部又出现了严重地分裂。1925年11月下旬，国民党老右派邹鲁、谢持、张继等中执委员、中监委员十四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非法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邹鲁大放厥词道：“共产党钻进国民党内，挑拨离间，窃取大权；制造纷争，实为大患。是故，清除共产党已成为挽救本党的当务之急。”谢持发言称：“苏联顾问宣扬共产，大搞赤化，祸及党国，亦在取缔之列。”邹鲁、谢持的一唱一和，引起了与会者的一片喝彩。会议经过密谋，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在本党党籍案》、《开除中央执委会之共产派谭平山、李大钊案》、《鲍罗廷顾问解雇案》等一系列反动议案，公开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形成了“西山会议派”。会后，成立了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北京执行部。随后，他们又窜到上海，召开伪国民党“二大”，拼凑班子，另立中央，公开制造分裂。
消息传到广州，国民党左派联合共产党人，对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分裂活动予以坚决回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电各级党部，严正宣布：“西山会议派公然背叛总理遗训，非法召集会议，破坏国共合作，实为党国之败类。”随后，各级地方党部纷纷发表通电，表示“拥护中央决定，要求严惩西山会议派”。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大张旗鼓地进行反击右派的宣传报道。毛泽东本人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有力地揭露了右派反对革命的卑劣行径，深刻分析了右派分裂的原因以及对革命事业的影响。
国民党内部的斗争，日趋尖锐，急需统一思想，反击分裂。于是，经过多方筹备，1926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到会代表二百余人，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居压倒优势。大会听取了政治、党务、军事、财政、工运、农运等多项报告，并展开激烈地争论。大会的中心是重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维护国共合作大局，并组织力量反击右派进攻。然而，由于陈独秀对右派采取了完全妥协、退让的政策，以致新老右派暗中结合，把蒋介石扶持起来。蒋介石亦极力表现，异常活跃，成为新右派势力的代表人物。
1月6日下午，蒋介石向大会作军事报告，他抓住机会，自诩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竭力宣扬自己。他叙述了两年来军队建设以及对敌作战的概况，大摆其奉命组建党军、第一次东征、平定杨、刘叛乱及其在处理廖案中解决反革命军队、肃清内部和第二次东征的功绩；似乎统一广东、稳定政局全是他一人所为。蒋介石的自我吹嘘，博得了不少人的喝彩。国民党人李子峰当即提出动议：“请全体代表起立，向战功显赫的蒋介石同志致敬，并勉其为党国努力奋斗。”李子峰的捧场，赢得了全场雷鸣般的掌声，顿使蒋介石名声大噪。蒋介石见其自我宣扬收效显著，为进一步博得代表们的赞赏，便故作谦虚，补充说明道：“近两年来，国民革命军小小的成绩，实在是三民主义的伟大胜利。蒋某人之作为，不过是为党国尽忠，以报效总理知遇之恩。”蒋介石的谦逊表态，又一次赢得了全场喝彩。
蒋介石深知，这次大会是他谋取党权、跻身中央核心的进身之阶。从本质上讲，蒋介石反对国共合作，赞同西山会议派的主张；但却迫于形势之压力，不敢公开表露其心迹；只好暗中策划、阻挠对西山会议派的严肃处理。1月10日晚，蒋介石以宴请大会代表为名，在黄埔军校搞了一次聚会活动，并邀请汪精卫参加。在宴会上，蒋介石即席致辞，道：“革命、用兵、联俄的意义，都不过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可是本党却为此而闹起纠纷，尚希各位以大局为重，团结本党同志，妥善解决纠纷。”他进一步分析道：“如果总理处置此事，必定会痛恨激愤；但绝不会坐视分裂。”那么，如何解决纠纷呢？蒋介石提出了两个办法：“一是整饬纪律，对于犯错误的党员要严重处罚。二是要安慰总理在天之灵，不使本党分裂。”言下之意是，不能对西山会议派“严重处罚”，致使“本党分裂”，否则就难以“安慰总理在天之灵”。最后，他郑重其事地宣称：“各位同志要精诚团结，挽狂澜于既倒，作党国之砥柱，继承总理遗志，完成革命大业。”
次日，由上海赶到广州的孙科，获悉蒋介石的谈话意图，行装甫卸，便急忙拜访蒋介石，商议团结本党之办法。蒋介石当即表示：“坚决反对处罚西山会议派”，并指使孙科就此提出议案。然而，孙科的提议，并未被大会采纳；“弹劾西山会议派”的议案终于列入了议程。蒋介石眼见阻挠不成，又匆匆召集黄埔军校代表开会，统一思想，形成要求从宽处理西山会议派的议案，并请汪精卫出面向大会提出建议。
1月13日，大会正式讨论“弹劾西山会议派案”，由路有余代表提案审查委员会提出从重处罚的意见。汪精卫随即按照黄埔军校代表的议案，向大会提出修正意见，主张对其从轻处罚。与会代表随后进行了激烈地争论，双方各抒己见，吵闹不休。在此重要关头，陈独秀从上海发来指示，要求与会的共产党员“要保持克制，不得参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纷争”。由于陈独秀的妥协退让，国民党内左、右两派势均力敌，蒋介石又从中袒护、调和，大会最终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将西山会议派的首要分子邹鲁、谢持永远开除党籍，对参加西山会议的林森、居正、张继、石青阳等十二人提出书面警告。如此从宽处理，使蒋介石的目的基本达到。
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新的中执委、中监委。当选为中执委的有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戴季陶、宋庆龄、何香凝等，共产党人当选的有李大钊、谭平山、吴玉章、林伯渠。候补委员中有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中监委则全被国民党右派所占据。随后，在二届中执委一次会议上，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汪精卫、蒋介石、谭平山、林伯渠、胡汉民等九人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至此，蒋介石便由“一大”时的一名普通党员，一跃而跻身于国民党中央领导核心，成为与汪精卫并列的一文一武两大党魁。
国民党二大后，毛泽东被任命为宣传部代理部长。面对国民党内新老右派的勾结，联想到陈独秀的无原则合作、分不清敌友的现实，毛泽东苦苦思索，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在《革命》杂志上公开发表。文章劈头提醒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不清敌人与朋友，必不是个革命分子。”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经济地位决定人的政治态度，阶级立场决定人的革命行动。在逐一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后，毛泽东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农民阶级是我们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然而，毛泽东的提醒并没有引起陈独秀的重视，也未能制止蒋介石的反共行动。事实上，共产党人的善意退让，并没有使国共两党的矛盾得以缓和，相反，却使国民党新右派更加胆大妄为。后人有诗议之曰：
真知灼见意坦诚，分清敌友鸣警钟。可惜党首不理睬，埋下后患遗无穷。
蒋介石跻身国民党中常委之后，其野心急剧膨胀，朝思暮想着爬上“党国领袖”的宝座。但是，他深感有两支巨大的力量在左右威胁：一支是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势力。其时，汪精卫身兼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要职，其地位、权势远在蒋介石之上。另一支是以共产党为首的革命势力；尤其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不断壮大的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重大影响，使蒋介石惊恐不安。于是，他处心积虑、秘密筹划，暗中开始了“反共排汪”、夺取最高领导权的尝试。
蒋介石精于权谋，惯于造谣生事，栽赃陷害，再反咬一口，乘机大打出手。他利用其黄埔军校校长的身份，鼓动孙文主义学会骨干王柏龄、欧阳格等人大造舆论，四处散布谣言，称“汪精卫被共产党所利用，出卖党国利益”；“汪精卫事事听命于苏联顾问，必将断送党国事业”。谣言纷呈，越传越凶，国民党右派分子乘机推波助澜，拼命攻击。自诩为国民党“左派领袖”的汪精卫闻讯，直气得面色铁青，却百口莫辩。
正当汪精卫穷于应付，竭力辟谣之际，蒋介石又使出阴招，突然下令将汪精卫的亲信、黄埔军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免职，任命自己的亲信刘峙为第二师师长。本来，撤换师长必须经过军委主席签署命令，但蒋介石却先斩后奏，无异于是对汪精卫的当头一棒。紧接着，蒋介石又找到汪精卫的办公室，借口苏联顾问对各军的监督，限制了他的活动，使他难以行使军事职权，公然大吵大闹，甚至以辞职相威逼，要求汪精卫签署命令，将苏联顾问季山嘉解除职务，遣返回国。汪精卫被逼无奈，只好表示：“事关重大，需召开常委会才能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