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一回蒋介石背叛革命白崇禧大肆屠杀(上)
    话说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开展,国内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革命的中心也由广州转移到了武汉。1926年12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在武汉成立,代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职权;并决定于新年元旦正式开始办公。
    1927年1月1日,武汉三镇锣鼓喧天,彩旗飞扬,鞭炮轰鸣,凯歌嘹亮。“打倒列强除军阀”、“工农翻身做主人”、“庆祝北伐战争胜利”、“庆祝国民政府迁都武汉”的大小标语贴满大街小巷。十多万军民云集武昌大校场,举行盛大集会,庆祝北伐胜利和政府迁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大员谭延闿、顾孟余、宋庆龄、孙科、徐谦、宋子文等出席大会,谭延闿发表了热情洋溢地讲话。会场内外欢声雷动,各界群众载歌载舞。
    一连三日,武汉各界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然而,中国人民的胜利却引起了帝国主义的仇视。3日下午,当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宣传队在英国租界附近的江汉关码头讲演时,英国领事竟然调集水兵登岸干涉,用刺刀驱逐宣传队员和听讲群众,当场刺死一人,刺伤数十人,制造了汉口流血事件。
    次日,中国共产党快速反应,特派李立山、刘少奇出席并主持,召开武汉各界团体代表联席会议,议决对英斗争的八项条件,要求武汉国民政府责令英国领事赔偿死伤同胞损失、交出行凶水兵、撤退停泊在武汉江面的英国军舰、拆毁英租界的沙袋和电网、解除租界巡捕的武装,由国民政府管理租界;否则,即敦请武汉政府封锁和收回英租界。会后,李立山、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赶往国民政府,提交了人民的正义要求。武汉国民政府代表徐谦、孙科等完全接受了各界代表提出的交涉条件,当场宣布:“政府的立场与人民的立场完全一致,一定为人民报仇雪耻。”
    5日,天降大雨,道路湿滑。武汉各界四百多团体同时行动,动员了三十万民众,冒雨举行反英示威大会。大会在李立山、刘少奇等人的主持下,通过了联席会议提出的八项条件。会后,十多万愤怒的群众冒雨游行,一路高呼口号,勇往直前,冲入英租界,摧毁了租界内的沙包、电网,驱逐了英国巡捕,一举夺回了英租界。江汉关码头人山人海,愤怒的呼声响彻云天。英国领事带着一群巡捕,在一片喊打声中登上军舰,灰溜溜地离开武汉。
    在人民群众和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下,武汉国民政府挺起腰杆,积极应对;当日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以外交部长陈友仁为主席的“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主持租界的一切公安、市政事宜,接管了汉口英租界。
    次日,英国领事不甘心失败,又在九江唆使英国水兵开枪、开炮,公然进行武装挑衅,打死、打伤中国居民十多人。九江工人和民众不畏强暴,迅速聚集了数万人奋起反抗。愤怒的民众随手抄起榔头、铁管、木棍、扁担,义无反顾地杀向码头,迫使英国水兵退回军舰。九江民众乘势而上,冲进租界,驱逐了英国巡捕,占领了租界。国民政府外交部闻讯,立即派人到九江交涉。随后,成立了“九江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接管了九江英租界。
    十日后,英国驻华公使阿马利赶到武汉提出抗议。国民政府指派中央政治委员徐谦、外交部长陈友仁与其展开谈判。阿马利气势汹汹地道:“英国租界是根据1842年签定的《南京条约》规定设立的。此次中国暴民抢占了租界,武汉政府必须负责恢复租界原状。”陈友仁回击道:“《南京条约》是清政府签订的卖国条约,我们国民政府绝不承认。”阿马利道:“可是,英租界是我们英国人管辖的地区,是受国际法保护的自由地区。你们的暴民冲击了租界,侵犯了我们的利益,必须受到惩罚。”陈友仁道:“阁下错矣。租界是中国的土地,中国政府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国际法规定,侨居他国的公民,必须遵守所在国的法律。”阿马利无言以对。陈友仁接着道:“中国公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享有行动自由的权利。你侮辱我国公民为暴徒,是极其错误的言论。请阁下务必牢记,不是我们去了英国,而是你们来到了中国。”阿马利道:“可是,你们中国人毁坏了租界的设施,给我国侨民造成了重大的财产损失。必须予以赔偿。”陈友仁反驳道:“不对。是你们的水兵首先挑衅,开枪开炮,打死打伤我国十多人。我国公民奋起反抗,是正当的自卫行为。应该赔偿损失的是你们,而不是我们。”徐谦补充道:“我国公民占领租界,是维护国家主权的正义行动,是对挑衅者的有力惩罚。我国政府坚决支持公民的正义行动。”阿马利理屈词穷,公开威胁道:“你们在挑起战争。英国政府不会坐视不理,我们将派出强大的远征军,用武力解决此次争端。”陈友仁笑道:“你们有权选择战争。可是,我要提醒你注意,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鸦片战争时的中国了。我们国民政府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完全有能力保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不受侵犯。”徐谦补充道:“我也提醒阁下注意,据我所知,贵国正在经受一场经济衰退,国内百业萧条,恐怕没有应对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实力。”阿马利听罢,急得满脸通红,语无伦次地道:“你……,这个……,今天的谈判,到此暂停。我们改日再谈。”说罢,匆匆离开会场。此次谈判,陈友仁一身正气,敢于斗争,荣获了“铁腕外交家”之美誉。
    阿马利连夜与英国政府电报频驰,反复协商,寻求应对之策。三日后,重开谈判,阿马利像泄了气的皮球,在《国民政府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协定》上乖乖签字,正式承认将汉口、九江英租界归还中国。
    汉口、九江人民的英勇斗争,国民政府内顺民心,外崇威信,坚强回击,捍卫主权,取得了破天荒的重大胜利。收回英租界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的重大创举,大涨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消息传开,举国欢腾。南昌、广州、上海、长沙等地相继举行了十几万乃至几十万人参加的反英示威大会。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汉口九江起雄风,收回租界成大功。东亚雄狮仰天啸,列强胆寒世界惊。
    帝国主义者并不甘心失败,而是调整策略,另有图谋。英国公使阿马利返回北京,召集美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驻华使节会商,一致认为,张作霖掌控的北洋政府已经丧失人心,难以驾驭中国的局势。武汉的国民政府势力日益强大,即将成为中国的最新统治者。为维护各国的在华利益,必须寻找新的代理人。他们经过反复讨论,把目光盯向了南昌,共同决定扶持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头子蒋介石,使其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会后,他们各自派出说客,前往南昌秘密活动。于是,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忽然变得热闹非凡,洋人频繁出入,政客纷至沓来。蒋介石左右周旋、热情招待,一下子变得身价百倍、神气十足。
    其实,蒋介石早就有着寻找外国靠山,实行军事独裁的野心。随着军事实力的不断膨胀,其野心也逐渐暴露出来。在北伐战争中,蒋介石利用手中的军权,以军长、师长的头衔收买了一大批旧军阀部队,其实力迅速扩张到近五十个军。有了军队作后盾,蒋介石变得飞扬跋扈,目空一切,不惜采用以军驭党、以军干政的手法,与武汉国民政府作对。他公然宣称:“我就是党,党就是我。”“现在在我指挥之下,国民革命军中只要我服从党,其余的军人绝无二心。”他把各军、师、团的党代表全部撤换成自己的亲信,借以增强对军队的控制力。更有甚者,他借口“战争时期,必须用非常手段,才能确保政令、军令的统一”,以北伐军总司令的名义任命唐生智为湖北省主席、朱培德为江西省主席;把自己凌驾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之上。武汉政府则坚持原则,针锋相对,发布声明,对蒋介石任命的省级政府官员予以否认。
    蒋介石恼羞成怒,便公开与武汉政府作对,加紧了反共反苏、制造分裂的步伐。一日,日本驻九江领事江户窜到南昌,与蒋介石会晤,试探蒋介石对汉口、九江英租界事件的态度。蒋介石明确表示:“收回租界之事,系共产党人从中捣乱,武汉政府草率从事,中正不敢苟同。中正认为与西方各国签订的旧条约依然有效,要尽可能予以尊重,所欠外债必须如期偿还,并应充分保护外国投资企业。”江户赞美道:“蒋总司令不愧为眼光远大的政治家、外交家。”蒋介石道:“请阁下转告英国领事,中正将尽力说服武汉政府,恢复英国租界。”江户点头哈腰,应酬道:“一定转达,一定转达。”蒋介石道:“不仅日本、英国,无论西方哪一国,如能平等待我,我们都将与其合作,像对待苏联一样,一视同仁。”蒋介石的谈话抹煞了苏联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本质区别,抽调了孙中山联苏的革命精神。江户听后,感动得涕泗交流,毕恭毕敬。
    同日,蒋介石为了求得日本的支持和援助,派遣戴季陶作为私人代表秘密出访日本,与日本外务省次官、亚洲司长、条约局长等会晤,寻求日本的军事、经济援助。随后,又派吴铁城前往东京,向日本政府担保“中国人永不反日”。
    对于蒋介石来讲,要想实现其独裁统治,除了拥有强大的军事势力、谋求列强支持之外,能否取得拥有经济实力的江浙资产阶级的支持,至关重要。早在北伐出师前夕,应广东省政府和广州总商会邀请,上海的大买办资产阶级代表虞洽卿、盛冠中,闸北商会会长王晓籁等到广州参观,进行联系,试探虚实,就与蒋介石暗中来往,拉拢关系。随着北伐军节节胜利,孙传芳的统治轰然垮台,江浙的大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新的政治靠山。于是,虞洽卿遵照英、美两国的旨意,亲自赶到南昌,与蒋介石密谈,答应蒋到上海、南京后,即赠以巨额款项,条件是蒋介石“必须反共”。此时,蒋介石为了对付武汉国民政府和应付浩大的军费,正急需大资产阶级的金钱援助。于是,二人一拍即合,迅速达成密约。虞洽卿返回上海后,便与江浙财团的头领串通一气,以“对外应时变之需要,对内谋自身之安全”为号召,联络了上海县商会、闸北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交易所联合会等六十多个团体,正式组成上海商业联合会,公开投靠蒋介石,大力扶持新靠山。
    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蒋介石即刻动身,把总司令部迁往南京。蒋介石进入南京后,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将其“不信任”的第二军、第六军调往江北,把总司令部警卫团、何应钦的第一军调驻南京,全面接管了城防部署。接着,他任命其亲信温建刚为南京市公安局长、杨虎为津浦路南段特务处长、陈葆元为津浦路南段总队长、柳世裕为江防要塞司令,迅速掌控了南京方面的交通、邮电、税收等要害部门。
    次日,蒋介石与英国、美国驻南京领事会谈,公开表示:“战争期间,英、美军舰为保护侨民,炮击南京的孙传芳败军,是对北伐军的有力支持,本司令谨表示谢意。至于英美侨民所受的财产损失,政府将会予以适当赔偿。”蒋介石的表态,令英美领事乐得眉开眼笑,齐道:“蒋总司令的态度,我们非常满意。”
    送走了洋人,蒋介石又指令陈葆元尽快网罗青红帮分子、地痞流氓,建立“南京市劳工总会”,以手枪、铁棍组织“武装纠察队”,准备鱼目混珠,于乱中取事。他召见杨虎、温建刚等人,面授机宜,以每人每日四块大洋的高价收买了一批打手,专门对付南京市总工会、工人纠察队等合法组织,随时准备制造事端,大打出手。
    温建刚等人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以南京市公安局长的名义发布通告,称:“凡地方人民集会结社,须先呈报公安局核准立案,方得开会。否则,以扰乱社会秩序论处,定将严惩不贷。”
    蒋介石部署好南京的反共组织后,于3月26日心急火燎地赶往上海。上海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开辟为通商口岸,大批的外国资本陆续涌入;经过八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高楼林立、商业繁荣、工业先进、金融活跃、进出口贸易兴旺的大都市,也是中国最繁华的经济中心。繁华的另一面是肮脏和黑暗。上海同时又是一个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豪华消费、吃喝嫖赌的花花世界,滋生了一批地痞流氓、黑恶势力。在繁华地段,妓院密布、赌场毗连。以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为头子的三大黑社会势力、流氓集团更是无恶不作。他们控制妓院、开设赌场;贩卖鸦片、走私军火;持械斗殴、霸占码头;杀人越货、强取豪夺;勾结官吏、效忠洋人。其斑斑劣迹,闻之即令人毛骨悚然。
    蒋介石一到上海,便受到了江浙财阀集团的隆重欢迎。虞洽卿广邀宾朋,盛设宴会,为蒋介石接风洗尘。席间,白崇禧诉苦道:“周恩来领导罢工,组织工人纠察队,成立了上海市临时政府。共产党人掌握了上海市政权,处处与我作对。”蒋介石闻言极为震惊,大呼道:“岂有此理,共产党竟敢组建政府。”虞洽卿接口道:“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周恩来、汪寿华等均在上海大肆活动。全市的民众运动悉为共产党所操纵,工会拥有武装纠察队,工人游行示威,全市骚然,稍有不如意,便聚众要挟,动辄数万人,情势汹汹,不可终日。蒋总司令此次来沪,一定要为我们做主。”蒋介石勃然大怒道:“这还了得。共产党公开反叛国民政府,私自组建地方政权。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一定采取断然措施,清除共党分子,取缔其临时政府,维护上海治安。”与会资本家闻言皆大欢喜,纷纷表示,愿在财力上支援蒋总司令。蒋介石抓住时机,立即委派张静江为全权代表,于宴会后与上海财阀集团接洽,筹借到一千万元资金。江浙财阀除对蒋介石提供大批金钱外,还积极为其引见大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蒋介石和他们一见如故,指使其立即重组“中华共进会”、“上海工商联合会”,网罗打手,与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相对抗。
    是夜,蒋介石下令第一军第二师开进上海市区,由白崇禧指挥,控制上海局势。随即又电招李宗仁、黄绍竑、李济深速来上海,商讨反共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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