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二回灵活应变克时艰教条主义招失败（下）
在身处逆境的日子里，毛泽东从容不迫，既坚持原则，决不放弃符合实际的主张，又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一次，毛泽覃、邓小平相约来看望毛泽东，谈起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情绪十分激动。毛泽东劝慰道：“个人委屈小，党的事业大。我的党籍还没有被开除，苏维埃主席还没有被撤职；你们的党籍也没有被开除，这就有希望。”邓小平道：“可是，他们整人整的很厉害。”毛泽东道：“这也是一种锻炼嘛。在逆境中，我们都要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力争为党多做些工作。”毛泽覃道：“可他们免除了我们的职务，不让我们工作。”毛泽东道：“那也不要紧。可以抓紧时间多读书，多学习，弄懂马克思主义。把坏事变成好事，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何乐而不为呢？”邓小平、毛泽覃二人大为叹服。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身处逆境勿沉沦，挫折面前见人品。若有闲暇居斗室，何妨读书做学问。
1933年6月，蒋介石发动了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以“堡垒政策”和“保甲连坐”的新战术，逐步向苏区推进。他自任总司令，以五十万兵力，分成北路、南路、西路，从三面进行围攻。
与此同时，临时中共中央在博古的主持下，召开军事会议，增补博古、项英为中央军委委员，选举朱德为中央军委主席，刘伯承为总参谋长。博古不懂军事，但却装成一个内行，反对小打小闹的游击战术，主张大兵团作战，向往狂潮式的革命运动，幻想着在一夜之间打垮国民党反动派，建成红色的苏维埃国家。在他的主持下，临时中央提出将红军主力分成南北两路，分离作战，实行“堡垒对堡垒，两个拳头打人”，主张与敌人进行死打硬拼的“正规战”。
九月初，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来到苏区，立即以“太上皇”的身份指手画脚、发号施令。博古盲目迷信李德，坚持成立了红军最高指挥机关——“三人团”，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组成，彻底剥夺了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军事指挥权。从此，红军作战的决定权、指挥权完全掌握在李德手里。李德是德国人，连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讲，下命令要靠翻译，听取战斗汇报也要靠翻译，对中国的国情、军情、民情一无所知，仅靠一张既不详细又错误百出的地图指挥作战，随心所欲的发号施令，甚至连一门迫击炮，一挺重机枪摆放在地图的某一曲线上，都要给前线部队严格规定，强令战场指挥员必须无条件执行。不服从李德的命令，就是不服从博古——博古自命代表党中央，担任着苏区党内的最高职务——而不服从博古，就是不服从党的领导，就要受到极为严厉的处罚，轻则撤职查办，重则就地枪决。
在李德的瞎指挥下，北线的红军和蒋介石的精锐部队血战十余日，损失惨重，被迫放弃黎川。黎川失守后，博古、李德不是从战略决策上进行检查，反而归罪于战场上的指挥员，在军队中寻找“罗明路线的代表”，将前线指挥员萧劲光污蔑为“临战退却逃跑”，主张处以极刑。由于军委委员毛泽东、王稼祥的坚决反对，萧劲光才免于死刑，但却被开除了党籍和军籍，并判处五年徒刑而关进监狱。
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毛泽东就向博古表示，反对“两个拳头打人”的方针，主张红军应该主动放弃黎川，“诱敌深入”到建宁、泰宁地区，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加以歼灭；但却被博古予以否定。黎川失守后，博古、李德又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土地”的方针，强令红军主力收复黎川，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精锐部队在硝石、资溪桥、浒湾等地硬拼，结果全部陷入被动挨打，节节败退的地步。
毛泽东没有军事指挥权，只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发展生产，搞活经济，动员群众，支持战争的工作之中。他召集各县干部会议，发表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讲演，强调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苏维埃政权必须注意的重要问题。满足了群众的要求，群众才会热烈地拥护苏维埃。”“从战争的发展来看，决不能忽视各地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生活问题。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会上，他布置各县、区全面开展“查田”运动。
由于敌我双方不断进行拉锯式战争，苏区各地的土地改革工作经常受到破坏，发展很不平衡。毛泽东亲自带领工作人员，深入农村调查，全面检查土地分配，巩固土地改革成果，保障翻身农民和红军家属的切身利益，为反围剿战争奠定群众基础。
十一月底，传来了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人发动“福建事变”的消息。毛泽东闻讯大喜，极力主张与福建政府联合，打破敌人的封锁。他向中共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冲破敌人的围攻线，跳到堡垒群之外，纵横驰骋于浙江、江苏、湖北地区，迫使敌人撤兵回救，即可粉碎其向苏区根据地之进攻”。然而，博古、李德却把国民党内的中间力量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反对与福建人民政府联合，又害怕红军主力突围后会丢失苏区根据地，坚决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结果，错失了一次打破围剿的良机。
1934年2月，蒋介石平息了“福建事变”，又集中优势兵力围攻苏区。北线的广昌保卫战严重失败，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已被敌人打破，整个局势日益危急。博古、李德亲赴广昌前线去督战，周恩来留在后方的瑞金，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到四月下旬，经周恩来同意，毛泽东带领数名警卫离开瑞金，前往南部的会昌视察并指导工作。毛泽东赶到会昌的文武坝，会见省委书记刘晓、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明确地向他们指出：“我们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善于利用粤军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粉碎敌人的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同时，也要提高警惕，军阀毕竟是军阀，要听其言而观其行。”随后，他与何长工一起视察前沿阵地，向红二十二师政委方强指出：“你们打得很好，坚持了半年之久，阻挡了敌人的进攻。现在应该把主力撤下来，进行整训。用小股部队配合地方武装打游击，袭扰、牵制敌人。”
经过十多天的调查研究，毛泽东与刘晓、何长工等制订了南线作战计划和工作部署。针对陈济棠的粤军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强调道：“要摆正‘打’与‘和’的关系，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我们不能按教条主义者的洋办法作战，什么以堡垒对堡垒，以集中对集中，这是以卵击石。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就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硬拼消耗。”接着，毛泽东又召集红二十二师干部开会，进一步指出：“不能盲目执行‘御敌于国门之外’，与敌人死打硬拼；而要利用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一方面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另一方面可派化装的小分队，潜入陈济棠管区，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的道理，促使粤军反蒋抗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红军主力从前线适当后撤，缓和了紧张局势，为开展谈判创造了良机。
毛泽东在会昌工作了两个多月，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央苏区南线的相对稳定局势，同北线接连遭受严重挫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毛泽东及时致电周恩来，报告南线实际状况，并建议派人与陈济棠谈判。周恩来接受了建议，指派何长工、潘汉年潜入敌占区，与陈济棠进行了三天谈判，达成了“就地停战”、“必要时可以互相借路”等五项协议；为后来大转移时顺利突破敌军防线开辟了一条通道。
六月下旬，毛泽东接到紧急通知，返回瑞金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着重讨论红军在作战不利形势下的对策。毛泽东发言时提出：“内线不利，应主动转移到外线作战。”会议没有接受毛泽东的主张，只是决定派遣红七军团六千人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派遣红六军团去湖南中部开展游击战争，试图用这两支部队转移敌人的视线。然而，实施的结果很不理想，由于转到外线的兵力过于单薄，并未起到调动敌人，减轻苏区压力之作用。
此时，蒋介石指挥的国民党精锐部队步步为营，向中央根据地腹部节节推进。敌人的飞机频繁地对瑞金实施轰炸，局势越来越紧张。尽管博古、李德逼着红军指战员用血肉之躯和敌人的飞机、坦克、大炮硬拼，但却无法改变失败的大局。
到了九月，除南线无战事外，北线、东线均被敌人突破，西线也岌岌可危。打破敌人的围剿已不可能，只剩下战略转移这一条路可走。毛泽东无权指挥红军，但却密切关注着苏区的战局。形势日渐险恶，使他心急如焚，加之劳累过度，又一次病倒，疟疾复发，高烧不退，眼眶深陷，面容消瘦。当此生死攸关之际，毛泽东顾不上休息，强拖病体，多次与周恩来会谈，密商红军的出路。谈话间，毛泽东自报奋勇，要求到赣南去视察，为红军转移选择突破口。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后，毛泽东带上秘书、医生和警卫班迅速赶到于都，进行调查研究、收集敌情，为中央红军实施大转移确定了路线；并立即电告周恩来。
其时，博古、李德等人秘密决定了红军转移的日期，并想把毛泽东留在苏区。周恩来坚决反对道：“毛泽东同志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红军大转移，岂能连自己的国家主席都不要？”博古、李德无言以对，才勉强答应让毛泽东一道随部队转移。
1934年10月10日夜，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人员，共八万六千多人，从瑞金、长汀、于都等地分头出发，被迫进行长征。
数日后，毛泽东在于都县城召开省、县、区三级干部会议，安排善后工作。他一边吃药，一边分析道：“敌人此次进攻苏区，采用的是堡垒政策，一直打到我们中央苏区门口，企图断水捉鱼，全部消灭红军。我们红军主力部队要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到敌人后方去，打击和消灭敌人。”他叮咛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同志道：“你们留在苏区，要团结人民，开展游击战争。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大有希望的，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10月18日下午，秋雨淅淅，阴霾重重。最后一批转移的红军队伍撤出于都，在风雨中匆匆穿行。毛泽东安排好各项工作后，带上警卫员离开于都县政府，怀着沉重的心情踏上征程。一大群留守干部簇拥在毛泽东周围，依依不舍，含泪相送。街道边、大路旁、于都河畔，无数的乡亲们，扶老携幼，顶风冒雨，向自己爱戴的领袖、向远行的红军战士频频挥手，脉脉含情。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风萧萧，雨蒙蒙，敌军围困万千重，红军突围要远征。山蓝蓝，水清清，难割难舍根据地，生死相依九年整。情切切，意浓浓，父母妻子牵衣送，千言万语细叮咛。心雄雄，志耿耿，艰难险阻踩脚下，惟盼革命早成功。
毛泽东站在河畔，眼望着情真意切的苏区乡亲，不由得热泪盈眶，挥手告别道：“乡亲们，不要再送了。你们要相信我，我毛泽东一定会打回来的。”这才是：为念乡亲情意重，革命一定要成功。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在身处逆境的日子里，毛泽东从容不迫，既坚持原则，决不放弃符合实际的主张，又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一次，毛泽覃、邓小平相约来看望毛泽东，谈起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情绪十分激动。毛泽东劝慰道：“个人委屈小，党的事业大。我的党籍还没有被开除，苏维埃主席还没有被撤职；你们的党籍也没有被开除，这就有希望。”邓小平道：“可是，他们整人整的很厉害。”毛泽东道：“这也是一种锻炼嘛。在逆境中，我们都要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力争为党多做些工作。”毛泽覃道：“可他们免除了我们的职务，不让我们工作。”毛泽东道：“那也不要紧。可以抓紧时间多读书，多学习，弄懂马克思主义。把坏事变成好事，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何乐而不为呢？”邓小平、毛泽覃二人大为叹服。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身处逆境勿沉沦，挫折面前见人品。若有闲暇居斗室，何妨读书做学问。
1933年6月，蒋介石发动了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以“堡垒政策”和“保甲连坐”的新战术，逐步向苏区推进。他自任总司令，以五十万兵力，分成北路、南路、西路，从三面进行围攻。
与此同时，临时中共中央在博古的主持下，召开军事会议，增补博古、项英为中央军委委员，选举朱德为中央军委主席，刘伯承为总参谋长。博古不懂军事，但却装成一个内行，反对小打小闹的游击战术，主张大兵团作战，向往狂潮式的革命运动，幻想着在一夜之间打垮国民党反动派，建成红色的苏维埃国家。在他的主持下，临时中央提出将红军主力分成南北两路，分离作战，实行“堡垒对堡垒，两个拳头打人”，主张与敌人进行死打硬拼的“正规战”。
九月初，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来到苏区，立即以“太上皇”的身份指手画脚、发号施令。博古盲目迷信李德，坚持成立了红军最高指挥机关——“三人团”，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组成，彻底剥夺了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军事指挥权。从此，红军作战的决定权、指挥权完全掌握在李德手里。李德是德国人，连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讲，下命令要靠翻译，听取战斗汇报也要靠翻译，对中国的国情、军情、民情一无所知，仅靠一张既不详细又错误百出的地图指挥作战，随心所欲的发号施令，甚至连一门迫击炮，一挺重机枪摆放在地图的某一曲线上，都要给前线部队严格规定，强令战场指挥员必须无条件执行。不服从李德的命令，就是不服从博古——博古自命代表党中央，担任着苏区党内的最高职务——而不服从博古，就是不服从党的领导，就要受到极为严厉的处罚，轻则撤职查办，重则就地枪决。
在李德的瞎指挥下，北线的红军和蒋介石的精锐部队血战十余日，损失惨重，被迫放弃黎川。黎川失守后，博古、李德不是从战略决策上进行检查，反而归罪于战场上的指挥员，在军队中寻找“罗明路线的代表”，将前线指挥员萧劲光污蔑为“临战退却逃跑”，主张处以极刑。由于军委委员毛泽东、王稼祥的坚决反对，萧劲光才免于死刑，但却被开除了党籍和军籍，并判处五年徒刑而关进监狱。
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毛泽东就向博古表示，反对“两个拳头打人”的方针，主张红军应该主动放弃黎川，“诱敌深入”到建宁、泰宁地区，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加以歼灭；但却被博古予以否定。黎川失守后，博古、李德又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土地”的方针，强令红军主力收复黎川，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精锐部队在硝石、资溪桥、浒湾等地硬拼，结果全部陷入被动挨打，节节败退的地步。
毛泽东没有军事指挥权，只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发展生产，搞活经济，动员群众，支持战争的工作之中。他召集各县干部会议，发表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讲演，强调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苏维埃政权必须注意的重要问题。满足了群众的要求，群众才会热烈地拥护苏维埃。”“从战争的发展来看，决不能忽视各地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生活问题。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会上，他布置各县、区全面开展“查田”运动。
由于敌我双方不断进行拉锯式战争，苏区各地的土地改革工作经常受到破坏，发展很不平衡。毛泽东亲自带领工作人员，深入农村调查，全面检查土地分配，巩固土地改革成果，保障翻身农民和红军家属的切身利益，为反围剿战争奠定群众基础。
十一月底，传来了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人发动“福建事变”的消息。毛泽东闻讯大喜，极力主张与福建政府联合，打破敌人的封锁。他向中共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冲破敌人的围攻线，跳到堡垒群之外，纵横驰骋于浙江、江苏、湖北地区，迫使敌人撤兵回救，即可粉碎其向苏区根据地之进攻”。然而，博古、李德却把国民党内的中间力量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反对与福建人民政府联合，又害怕红军主力突围后会丢失苏区根据地，坚决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结果，错失了一次打破围剿的良机。
1934年2月，蒋介石平息了“福建事变”，又集中优势兵力围攻苏区。北线的广昌保卫战严重失败，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已被敌人打破，整个局势日益危急。博古、李德亲赴广昌前线去督战，周恩来留在后方的瑞金，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到四月下旬，经周恩来同意，毛泽东带领数名警卫离开瑞金，前往南部的会昌视察并指导工作。毛泽东赶到会昌的文武坝，会见省委书记刘晓、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明确地向他们指出：“我们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善于利用粤军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粉碎敌人的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同时，也要提高警惕，军阀毕竟是军阀，要听其言而观其行。”随后，他与何长工一起视察前沿阵地，向红二十二师政委方强指出：“你们打得很好，坚持了半年之久，阻挡了敌人的进攻。现在应该把主力撤下来，进行整训。用小股部队配合地方武装打游击，袭扰、牵制敌人。”
经过十多天的调查研究，毛泽东与刘晓、何长工等制订了南线作战计划和工作部署。针对陈济棠的粤军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强调道：“要摆正‘打’与‘和’的关系，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我们不能按教条主义者的洋办法作战，什么以堡垒对堡垒，以集中对集中，这是以卵击石。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就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硬拼消耗。”接着，毛泽东又召集红二十二师干部开会，进一步指出：“不能盲目执行‘御敌于国门之外’，与敌人死打硬拼；而要利用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一方面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另一方面可派化装的小分队，潜入陈济棠管区，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的道理，促使粤军反蒋抗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红军主力从前线适当后撤，缓和了紧张局势，为开展谈判创造了良机。
毛泽东在会昌工作了两个多月，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央苏区南线的相对稳定局势，同北线接连遭受严重挫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毛泽东及时致电周恩来，报告南线实际状况，并建议派人与陈济棠谈判。周恩来接受了建议，指派何长工、潘汉年潜入敌占区，与陈济棠进行了三天谈判，达成了“就地停战”、“必要时可以互相借路”等五项协议；为后来大转移时顺利突破敌军防线开辟了一条通道。
六月下旬，毛泽东接到紧急通知，返回瑞金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着重讨论红军在作战不利形势下的对策。毛泽东发言时提出：“内线不利，应主动转移到外线作战。”会议没有接受毛泽东的主张，只是决定派遣红七军团六千人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派遣红六军团去湖南中部开展游击战争，试图用这两支部队转移敌人的视线。然而，实施的结果很不理想，由于转到外线的兵力过于单薄，并未起到调动敌人，减轻苏区压力之作用。
此时，蒋介石指挥的国民党精锐部队步步为营，向中央根据地腹部节节推进。敌人的飞机频繁地对瑞金实施轰炸，局势越来越紧张。尽管博古、李德逼着红军指战员用血肉之躯和敌人的飞机、坦克、大炮硬拼，但却无法改变失败的大局。
到了九月，除南线无战事外，北线、东线均被敌人突破，西线也岌岌可危。打破敌人的围剿已不可能，只剩下战略转移这一条路可走。毛泽东无权指挥红军，但却密切关注着苏区的战局。形势日渐险恶，使他心急如焚，加之劳累过度，又一次病倒，疟疾复发，高烧不退，眼眶深陷，面容消瘦。当此生死攸关之际，毛泽东顾不上休息，强拖病体，多次与周恩来会谈，密商红军的出路。谈话间，毛泽东自报奋勇，要求到赣南去视察，为红军转移选择突破口。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后，毛泽东带上秘书、医生和警卫班迅速赶到于都，进行调查研究、收集敌情，为中央红军实施大转移确定了路线；并立即电告周恩来。
其时，博古、李德等人秘密决定了红军转移的日期，并想把毛泽东留在苏区。周恩来坚决反对道：“毛泽东同志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红军大转移，岂能连自己的国家主席都不要？”博古、李德无言以对，才勉强答应让毛泽东一道随部队转移。
1934年10月10日夜，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人员，共八万六千多人，从瑞金、长汀、于都等地分头出发，被迫进行长征。
数日后，毛泽东在于都县城召开省、县、区三级干部会议，安排善后工作。他一边吃药，一边分析道：“敌人此次进攻苏区，采用的是堡垒政策，一直打到我们中央苏区门口，企图断水捉鱼，全部消灭红军。我们红军主力部队要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到敌人后方去，打击和消灭敌人。”他叮咛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同志道：“你们留在苏区，要团结人民，开展游击战争。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大有希望的，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10月18日下午，秋雨淅淅，阴霾重重。最后一批转移的红军队伍撤出于都，在风雨中匆匆穿行。毛泽东安排好各项工作后，带上警卫员离开于都县政府，怀着沉重的心情踏上征程。一大群留守干部簇拥在毛泽东周围，依依不舍，含泪相送。街道边、大路旁、于都河畔，无数的乡亲们，扶老携幼，顶风冒雨，向自己爱戴的领袖、向远行的红军战士频频挥手，脉脉含情。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风萧萧，雨蒙蒙，敌军围困万千重，红军突围要远征。山蓝蓝，水清清，难割难舍根据地，生死相依九年整。情切切，意浓浓，父母妻子牵衣送，千言万语细叮咛。心雄雄，志耿耿，艰难险阻踩脚下，惟盼革命早成功。
毛泽东站在河畔，眼望着情真意切的苏区乡亲，不由得热泪盈眶，挥手告别道：“乡亲们，不要再送了。你们要相信我，我毛泽东一定会打回来的。”这才是：为念乡亲情意重，革命一定要成功。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