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很穷，底下还有一对龙凤胎的弟弟妹妹，不过，很不幸，他们在很小的时候生了场病，都没了……我爸身体不好，干不了体力活，一年365天有300天都病躺在床上。”董佳益放松了些，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叠平放在跟前的小桌子上，“初中我是去镇里上的，高中去了县里的一中。毫不夸张地说，我读书很刻苦，因为我知道自己不能一辈子留在村里，靠种菜种果园为生。可是我考上首都的一所重点大学时，跟所有贫困生一样，学费和生活费的问题摆在了我父母和我面前，那时比较早，助学贷款什么的，我们不懂。这些费用是村长帮忙解决的，村里人你家五十我家一百地凑，我妈欠条一张张写，连二十块钱的都写，最后总算凑齐了。我去上大学后，家里又少了一个劳动力，生活更不好了。我没闲着，勤工俭学，一点一点地还村里人的钱。”
同样是欠着学费，前几天抓获的“划脸男”尹斌和董佳益的处理方式完全不同，一个好吃懒做，能拖就拖，不能拖就怪学校怪社会；一个勤工俭学，辛辛苦苦如滴水穿石地还着。侦办尹斌案的赵苏漾感触颇多，尹斌又懒又可恶，可犯下的罪行比当初勤工俭学的董佳益轻许多。世事多变，用曾经的行为来评判今天的罪犯，看上去毫无价值。
“我推销过牛奶、英语报纸、手机卡，还做过很多，我也忘记了。”董佳益摇了摇头，接着说：“反正，钱我是一点一点还完了。毕业后我找到一份工作，收入还可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东西就不一样了。有些老乡写信或者打电话给我，问我借钱。”
正在记录的赵苏漾抬头看了看他，觉得他眼中的冷峻更甚。
“那时，对于他们，我是怀着感恩之心的，年轻啊，讲义气，讲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甚至觉得，为了偿还他们的恩情，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毕竟当年没有他们凑钱给我交第一年的学费，我连大学都上不了。他们只要开口，我就借给他们，一开始，一百两百的，没打借条，也没说什么时候还，我咬咬牙也就自己挺过去了，毕竟钱可以再赚，大不了吃得差点就是了。村长也找过我，说要修条路，让我出资3000，我也交了。我刚把钱给他不到一个月，我爸生了场重病，我把他接到首都医院，可我手头基本没什么存款，只能先向我的同学、同事借，好不容易把我爸的住院费那些给垫了。我爸的病好了回去，我妈又病了，还得治。等我把我妈送回村里，村里人夸我孝顺之外，觉得我有本事，有钱，父母连着生病，还能这么快治好。他们不知道我那时过得多拮据，欠了别人将近两万块钱。那时的两万是笔巨款，我不吃不喝拿半年工资才能还上。我又为钱发愁，刚好我有个同学在长宁，说有个项目问我愿不愿意辞职跟他一起干，回报率很高，我答应了，因为我得赶紧把人家的钱还上。我搬家那阵，连续吃了一个月的泡面，别说肠胃怎么样，膝盖都发炎水肿了。我都这样了，还是陆续有一两个老乡问我借钱，一开口就是一两千，说家里要办喜事缺钱。我实在没钱给，他们可能去我家对我父母说了什么讽刺打击的话，我妈哭着给我打电话，骂我不能这样没良心，忘恩负义。”
商鸿朗有些动容，眉头微皱，眼神复杂地望着他。如果不是心理变态，人不会无缘无故以残害他人为乐，董佳益这段不为人知的灰暗过去，或许就是导致他走向极端的导火线。
董佳益深吸一口气，慢慢地吐出来，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包烟，很有礼貌地看向赵苏漾，“不好意思，我能不能抽根烟？”
“呃……行。”赵苏漾点点头。她入行不久，像这样彬彬有礼的罪犯，十分少见。不过，她码字时，心理越扭曲的人，就越描写得风度翩翩，这种反差感她也不算完全没经历过。
商鸿朗高兴了，把夹在耳朵上的烟也拿下来，正要点，余光瞥见岑戈偏头直直看着他，那眼神挺严厉的，就默默把烟放到了桌面上。
一根二手烟和两根二手烟有区别吗？显然，某人认为有。
“谢谢。”董佳益颔首，点着了烟。
“我最后还是把钱给了他们。”他夹着烟，见桌上没有烟灰缸，就用口袋里掏出一张自己的名片，讽刺地笑了笑，把烟灰掸在背面，“可能是因为幸运，我跟我的同学合作的那个项目赚了一大笔钱，可以说是‘第一桶金’，我也摸到了一点门道，决定以后自己单干。在这期间，老家的人但凡有什么要求，其实就是借钱，我有求必应，尽管我知道他们从我这里拿到的钱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年我爸妈向他们筹借的学费。我成了‘提款机’一样的人，肩负着全村人的生活开支，我答应‘借给’他们的钱，晚一两天没到账，他们直接找我爸妈问。我问我爸妈，你们不觉得村里人有点过分吗？他们老实巴交的，只跟我讲，村长说了，我是全村人供出来的大学生，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我，我的一切都是村里人给的，该还，就要还。”
“这也太过分了。”商鸿朗嫌弃道，“强盗逻辑！道德绑架！”
对于探员的认同，董佳益不以为意，望着天花板一角，眼神淡漠、语气平淡地说：“从一开始的几百，到后来说要盖房子缺的几万，我做生意赚了不少钱，渐渐觉得这些钱不是个负担，可他们三天两头的要钱已经让我心中的感恩消失得无影无踪。人的耐性都是有限的，我给他们钱，就是在打发乞丐。我们那个村一直富不起来，大抵跟村里人习惯于向乡里要贫困拨款、向我要钱有关。可是，人言可畏，我爸妈还住在村里，村里人的言论对他们二老来说比什么都重要，那是他们的‘名声’。我想过要把他们接过来，可他们住了几天就嚷着要回去，说钢筋水泥的楼房，邻居碰面招呼都不打，太不习惯，坚决不肯留下。”
有的人仗着自己曾经给人的一点恩惠，就觉得别人应该倾其所有一辈子报恩，得寸进尺。甚至认为，因为你富有，我贫穷，你就应该帮助我，不帮就是你为富不仁，丧尽天良。当这种观念盘踞于一群人的意识形态里，就会演变为十分可怕的价值观，让那个被他们这样要求的人痛苦不堪。
要钱果然只是一个开端，董佳益说，村里人求他办事，生病了，就千里迢迢拖家带口跑到长宁来要求住在市医院，还不能是普通病房。一个人住院，其他人就住在他家，跟旅游似的，让他出钱玩遍吃遍长宁。有时一顿豪华大餐后，几个村民咬着牙签，眼神清高，“其实大城市的东西也没什么好吃，不如我们原汁原味的土菜！”董佳益只能赔笑。
一个病好了，回去一宣传，老董家的儿子怎么有本事，怎么有票子，长宁怎么繁华怎么好玩，一个月至少两拨人到他家落脚，胡吃海喝，临走前带得带点什么洋酒好烟。
他父母的“地位”在枋径村高得要命，基本没有劳动能力的父亲还当上了挂名副村长。别说村里，连乡镇、县里都有人过来攀亲戚，这种“荣耀”对老董家来说是前所未有的。
乡里的学校要翻新，董佳益，你这个大企业家能不能赞助些，你可是我们乡里学校培养出来的呀。
县里的图书馆要增购些东西，董佳益，你这个大企业家是不是该捐些柜，没有我们县一中，你也考不上大学不是？感谢信已经寄到你老父母那儿去了，捐不捐的，你看着办。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董佳益的一双老父母享受村里、镇里人不知真假的尊重目光，住进了新盖的二层小楼，也越来越觉得自己的儿子有本事，却不知道董佳益在恩情和厌恶的包夹下渐渐患上了抑郁症。
“抑郁症使我总是觉得自己走在一片看不见尽头的荒漠里，我经常浏览一些鼓吹自杀的论坛和悲观厌世的帖子，我的抑郁越来越严重，一直用药控制着，最严重时，我重金聘请的顶尖Psychological doctor（心理医生）一周过来三次。”董佳益的一支烟燃到了尽头，快烫了手才晓得摁灭。他摘下昂贵的Breguet手表，左手腕上狰狞的割腕疤痕清晰地暴露出来。“我的灵魂已经死了，肉体还活着罢了。在我眼中，他们也是一样，只是可供买卖的奴隶。”
作者有话要说： 上一章评论小红包送给 IRISあ非晚
☆、37|死魂灵（9）
过了两年，董佳益的父亲重病难治，终于去世了。 老母亲一个人住在小楼里，由他请来的两个保姆照顾着。村里人偶尔去看看，送点瓜果，就又算是“恩惠”了，好像帮着他赡养母亲似的。老母亲不愿离开村子，不知究竟是舍不得住了一辈子的小村，还是舍不得村里人欣羡的目光和“大企业家之母”的光环。
有时候，吹捧和崇拜是一种比金钱诱惑更让人难以自拔的东西。
“我家二丫昨儿个上你那儿去了，你帮忙着谋个工作，也好让她贴补些家用。”当初“赞助”了20块钱学费的一个老乡某次打电话给董佳益，撕开了一道“帮村里人进城打工”的口子。谁都知道，他们家二丫出生时母亲难产，有点缺氧，导致脑子不太好使，小学勉强读完了，连镇里的初中都没去上。
这样一个智商有缺陷的女孩，莫说赚钱贴补家用，连独立生活都很有问题。这分明不是要找工作，而是叫董佳益替他们养着这么一个累赘啊。20块，就算20000块都不足以让人这么“帮”你，恩情变成了要挟。
那时，事业有成的董佳益正操心着慈善收容中心的用地审批。他建立收容中心绝对不是虚伪慈善，多年没找对象的他曾经养过一只狗，可惜在村里人进进出出中，狗从家里跑出去，再没回来过。他想，如果狗真的被人捡走了，希望能受到好的照顾。久而久之，他将自己这份怜悯和希冀投射到无家可归的猫狗上。
“跟人相处久了，越来越喜欢狗。”董佳益冷笑着说。
竟然跟我不谋而合——赵苏漾挑眉，感觉岑戈在看自己，八成也想起自己曾说过基本一样的话了。
他做慈善是真的，且认认真真在做，小猫小狗，无微不至，连别人丢在门口的弃婴也宽容地收进来养着。在他看来，这些才是真正需要帮助的，每收养一个弃婴，他就能睡一晚上的好觉，抑郁症在孩子们无助而纯真的笑脸中有所放缓，至少他不再想着一下子把安眠药都吃完睡死过去，永不醒来。
为了在收容中心里建立孤儿院，还得扩大占地面积。董佳益脸上浮现了一种报复的快.感，“我把二丫送给了负责用地审批的某个人，告诉他，这是个处.女，好好享受。”
听了这话，赵苏漾脸色一凛，露出几分不悦。
这是董佳益走向极端的第一步。二丫被几个人陆续玩.弄，审批下来了，孤儿院得以开工建设。他把二丫送进了某声色场所，跟老板说好，让她卖.淫，每个月那被故意苛扣得很微薄的收入他一分不留，全部寄回了她爸爸那里，二丫爸爸还真以为是董佳益给的呢，高兴得要命，好似找到了致富门路，经他大嘴巴老婆一传扬，全村人都开始盘算着送孩子或者老婆“进城打工”的主意。
一面来自二丫他爸假惺惺的“知恩图报”锦旗送去了董佳益老母亲那里，她喜滋滋地挂了起来。家里整整一面墙都是各种各样的暗红锦旗，当初她男人去世前，也是望着它们幸福地阖眼的。
“小益，我让我大丫头玲子到你那儿去了，你看着给安排个事做？工资不能少了，至少哇，不能比二丫那傻姑娘少！”这是第二个。
“佳益，我是你二婶的表妹她姑子的二儿子，我们住在镇里，你小时候还抱过你呢？不记得我了吗？也没什么事，听说你成了大企业家，我就思量着领着我家婆娘到你公司里去干，啥都行，主管啊，部门经理啊，我们不嫌！”这是第N个。
凡是去了长宁让董佳益给介绍工作的，几乎有去无回，大家都说他们是去过好日子了，不回来了。几个回来的，似乎有点怪怪，偶尔说几句董佳益的不是，还被人捂住嘴，可不能给自家断了这“致富”的门道啊！
“你卖了几个妇女？”商鸿朗问道。
“记不得了。”董佳益摇摇头。
来“打工”的年轻女孩要不就送去卖.淫，要不就卖给人贩子送到更偏僻的山村里，那里山外还是山，根本没有公路，就算让你逃，也逃不出三公里。卖得的钱，寄回他们的父母那儿。他们想看女儿是没门的，就算这些女孩回去探亲，也不敢讲自己的长宁的工作，毕竟女孩子的名声在那个村里比什么都重要，她们还幻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回去嫁人呢。可你猜她们的父母怎么说——
回来干啥呢，在大城市多好，以后让小益给你介绍一大款，爸妈跟着你享福去。
想得开的，回去继续让各种各样的男人在自己身上耕耘，想不开的，没多久就自.杀了。
那些年纪大些的婆娘和懒汉更不好过，真以为自己是去享福的呢，其实董佳益已经想出了更加阴毒的手段——角膜。要知道，角膜这种东西活人是捐不了的，只有死。
“他们没什么文化，干不了精细的活儿，我就让他们去给建筑、装修工当学徒，学会了就安排他们去一些工地做事，都是危险系数高的工作，手生一不小心容易出意外。我也不追究，拿点赔偿款就了事。也不知道是上天注定还是他们自己倒霉，该死的一个都没活下来，统统死在工地上。我通过马子燃的牵线搭桥，以一只15万的价格买给需要移植角膜才能复明的人。”
董佳益跟那些死了老婆的男人和死了男人的女人说，他们在工地干活出了一次大事故死了，真对不起啊，这是赔偿金，30万。证明、骨灰在这里，办后事我出钱，保证风风光光的。
“我早就派人暗地登记了他们的血型和其他信息，只要配上型，什么器官我都卖。所以我心里是盼着他们死的，那些熟悉的雇主大概也摸透了我的心理，刚开始还挺紧张，后来死一两个人他们压根儿不当回事。”董佳益从怀里掏出一个本子，放在桌上拍了拍，上面记载着名字、什么器官、多少钱，数了数，七个男人，五个女人，“他们懂什么，带去医院做给检查，说得了什么重病。不要紧，我出钱给你治，做个手术把某个内脏摘了，他们回头还得感谢我。如果有人需要心脏，那么他们做手术时死在手术台上或者在工地上出了什么意外，也不会引人怀疑，毕竟，我能弄出完整的假病历。”
“怎么卖？”商鸿朗好奇地问，好像是市场问牛肉多少钱一斤的口气。
“肾脏35万，肝脏350万，心脏600万。要活命，多少钱都有人愿意掏。当然，没钱就没命，怨不得我。再说，这些钱我一分没要，都拿去搞慈善了。你们信不信，就算我收养的那些孩子一直没被人领养走，我也有钱养他们到成年。”
赵苏漾听得背脊发凉，却有些许解恨。董佳益固然走上极端，可这也不是他的天性使然，好多人在背后逼迫他，一步步把他和自己都推到绝路上去。道德绑架、得寸进尺，到头来两败俱伤。
“白俊溪做了什么我不清楚。我跟他说得很明白，我干我的，他要做什么他做主，都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如果能不被人发现最好。”董佳益耸耸肩，“人哪里分好坏呢？我们村里的那些人，从来也不做什么杀人放火抢劫偷窃的坏事，可他们之于我，好吗？他们需要钱，需要我的报恩，我哪次没满足他们？我坏吗？”
一时间，商鸿朗和赵苏漾竟也回答不出个所以然。
“罪不至死。”岑戈回答，久久沉默着的他终于开口，“你只是在泄愤和报复，你的勇气如果放在说‘不’字上，很多人都不必死去。”
“你不是我，你没有我的人生经历。”董佳益不肯苟同，“请给我送杯水。”
一个探员送了瓶矿泉水进来，他从包里掏出几颗药，和水吞了下去。那是抗抑郁药物，看来最近他的抑郁症又复发了。自首，只不过是他寻死的另一种途径罢了。
听说，他的老母亲也走了，他无儿无女，顶着黄金单身汉的身份活着，内心是一片荒芜。只有继续向村里得寸进尺的人复仇，才解心头之恨。益慈收容中心，是流浪猫狗、孤儿们的天堂，却是枋径村老乡们的地狱。
审讯进入尾声，董佳益倍感轻松地活动活动肩膀，伸出双手，像是在等待一副早该属于他又本不必属于他的冰冷手铐。
“你还有什么要交待的？”商鸿朗例行公事地问。
董佳益揉了揉太阳穴，低头沉默了一下，摇摇头。
走出让人略感压抑的审讯室，商鸿朗赶紧溜在拐角抽根烟去，赵苏漾则和岑戈并肩走进电梯，说：“几年来，他们这样利用工程事故、医疗手段什么的草菅人命居然没人发现。不光是董佳益那群人，黑心的包工头也应该抓起来才对！”
岑戈眼中几分冷厉，“商鸿朗问董佳益是否交待完毕后，他的反应过于缓慢，我怀疑他还有所隐瞒。”
“是吗？他跟我们说那么多无济于事啊，去法庭上老老实实都说出来就行。”赵苏漾心想，他还真是无时无刻不在观察别人！又走了几步，她忍不住有点刻薄地评价道：“刚才，你说得对，一开始学会说‘不’，就没后续那么多事了。这说明他其实不是很在乎钱，如果是我，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平白无故给别人花，打死都不干，他们怎么骂我都没用。难道，我困难的时候谁资助过我，我就该养他一辈子？强盗逻辑！”
“枋径村的一些村民的逻辑被贪欲所覆盖，董佳益的父母也不能幸免。”岑戈说，“有种叫做毕达哥拉斯杯的容器，只要不灌满就能当正常的杯子用，超过界限，里头的液体就全部流空。谁都有贪欲，贪欲一旦超过界限，原来拥有的一切也都会失去。”
同样是欠着学费，前几天抓获的“划脸男”尹斌和董佳益的处理方式完全不同，一个好吃懒做，能拖就拖，不能拖就怪学校怪社会；一个勤工俭学，辛辛苦苦如滴水穿石地还着。侦办尹斌案的赵苏漾感触颇多，尹斌又懒又可恶，可犯下的罪行比当初勤工俭学的董佳益轻许多。世事多变，用曾经的行为来评判今天的罪犯，看上去毫无价值。
“我推销过牛奶、英语报纸、手机卡，还做过很多，我也忘记了。”董佳益摇了摇头，接着说：“反正，钱我是一点一点还完了。毕业后我找到一份工作，收入还可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东西就不一样了。有些老乡写信或者打电话给我，问我借钱。”
正在记录的赵苏漾抬头看了看他，觉得他眼中的冷峻更甚。
“那时，对于他们，我是怀着感恩之心的，年轻啊，讲义气，讲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甚至觉得，为了偿还他们的恩情，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毕竟当年没有他们凑钱给我交第一年的学费，我连大学都上不了。他们只要开口，我就借给他们，一开始，一百两百的，没打借条，也没说什么时候还，我咬咬牙也就自己挺过去了，毕竟钱可以再赚，大不了吃得差点就是了。村长也找过我，说要修条路，让我出资3000，我也交了。我刚把钱给他不到一个月，我爸生了场重病，我把他接到首都医院，可我手头基本没什么存款，只能先向我的同学、同事借，好不容易把我爸的住院费那些给垫了。我爸的病好了回去，我妈又病了，还得治。等我把我妈送回村里，村里人夸我孝顺之外，觉得我有本事，有钱，父母连着生病，还能这么快治好。他们不知道我那时过得多拮据，欠了别人将近两万块钱。那时的两万是笔巨款，我不吃不喝拿半年工资才能还上。我又为钱发愁，刚好我有个同学在长宁，说有个项目问我愿不愿意辞职跟他一起干，回报率很高，我答应了，因为我得赶紧把人家的钱还上。我搬家那阵，连续吃了一个月的泡面，别说肠胃怎么样，膝盖都发炎水肿了。我都这样了，还是陆续有一两个老乡问我借钱，一开口就是一两千，说家里要办喜事缺钱。我实在没钱给，他们可能去我家对我父母说了什么讽刺打击的话，我妈哭着给我打电话，骂我不能这样没良心，忘恩负义。”
商鸿朗有些动容，眉头微皱，眼神复杂地望着他。如果不是心理变态，人不会无缘无故以残害他人为乐，董佳益这段不为人知的灰暗过去，或许就是导致他走向极端的导火线。
董佳益深吸一口气，慢慢地吐出来，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包烟，很有礼貌地看向赵苏漾，“不好意思，我能不能抽根烟？”
“呃……行。”赵苏漾点点头。她入行不久，像这样彬彬有礼的罪犯，十分少见。不过，她码字时，心理越扭曲的人，就越描写得风度翩翩，这种反差感她也不算完全没经历过。
商鸿朗高兴了，把夹在耳朵上的烟也拿下来，正要点，余光瞥见岑戈偏头直直看着他，那眼神挺严厉的，就默默把烟放到了桌面上。
一根二手烟和两根二手烟有区别吗？显然，某人认为有。
“谢谢。”董佳益颔首，点着了烟。
“我最后还是把钱给了他们。”他夹着烟，见桌上没有烟灰缸，就用口袋里掏出一张自己的名片，讽刺地笑了笑，把烟灰掸在背面，“可能是因为幸运，我跟我的同学合作的那个项目赚了一大笔钱，可以说是‘第一桶金’，我也摸到了一点门道，决定以后自己单干。在这期间，老家的人但凡有什么要求，其实就是借钱，我有求必应，尽管我知道他们从我这里拿到的钱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年我爸妈向他们筹借的学费。我成了‘提款机’一样的人，肩负着全村人的生活开支，我答应‘借给’他们的钱，晚一两天没到账，他们直接找我爸妈问。我问我爸妈，你们不觉得村里人有点过分吗？他们老实巴交的，只跟我讲，村长说了，我是全村人供出来的大学生，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我，我的一切都是村里人给的，该还，就要还。”
“这也太过分了。”商鸿朗嫌弃道，“强盗逻辑！道德绑架！”
对于探员的认同，董佳益不以为意，望着天花板一角，眼神淡漠、语气平淡地说：“从一开始的几百，到后来说要盖房子缺的几万，我做生意赚了不少钱，渐渐觉得这些钱不是个负担，可他们三天两头的要钱已经让我心中的感恩消失得无影无踪。人的耐性都是有限的，我给他们钱，就是在打发乞丐。我们那个村一直富不起来，大抵跟村里人习惯于向乡里要贫困拨款、向我要钱有关。可是，人言可畏，我爸妈还住在村里，村里人的言论对他们二老来说比什么都重要，那是他们的‘名声’。我想过要把他们接过来，可他们住了几天就嚷着要回去，说钢筋水泥的楼房，邻居碰面招呼都不打，太不习惯，坚决不肯留下。”
有的人仗着自己曾经给人的一点恩惠，就觉得别人应该倾其所有一辈子报恩，得寸进尺。甚至认为，因为你富有，我贫穷，你就应该帮助我，不帮就是你为富不仁，丧尽天良。当这种观念盘踞于一群人的意识形态里，就会演变为十分可怕的价值观，让那个被他们这样要求的人痛苦不堪。
要钱果然只是一个开端，董佳益说，村里人求他办事，生病了，就千里迢迢拖家带口跑到长宁来要求住在市医院，还不能是普通病房。一个人住院，其他人就住在他家，跟旅游似的，让他出钱玩遍吃遍长宁。有时一顿豪华大餐后，几个村民咬着牙签，眼神清高，“其实大城市的东西也没什么好吃，不如我们原汁原味的土菜！”董佳益只能赔笑。
一个病好了，回去一宣传，老董家的儿子怎么有本事，怎么有票子，长宁怎么繁华怎么好玩，一个月至少两拨人到他家落脚，胡吃海喝，临走前带得带点什么洋酒好烟。
他父母的“地位”在枋径村高得要命，基本没有劳动能力的父亲还当上了挂名副村长。别说村里，连乡镇、县里都有人过来攀亲戚，这种“荣耀”对老董家来说是前所未有的。
乡里的学校要翻新，董佳益，你这个大企业家能不能赞助些，你可是我们乡里学校培养出来的呀。
县里的图书馆要增购些东西，董佳益，你这个大企业家是不是该捐些柜，没有我们县一中，你也考不上大学不是？感谢信已经寄到你老父母那儿去了，捐不捐的，你看着办。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董佳益的一双老父母享受村里、镇里人不知真假的尊重目光，住进了新盖的二层小楼，也越来越觉得自己的儿子有本事，却不知道董佳益在恩情和厌恶的包夹下渐渐患上了抑郁症。
“抑郁症使我总是觉得自己走在一片看不见尽头的荒漠里，我经常浏览一些鼓吹自杀的论坛和悲观厌世的帖子，我的抑郁越来越严重，一直用药控制着，最严重时，我重金聘请的顶尖Psychological doctor（心理医生）一周过来三次。”董佳益的一支烟燃到了尽头，快烫了手才晓得摁灭。他摘下昂贵的Breguet手表，左手腕上狰狞的割腕疤痕清晰地暴露出来。“我的灵魂已经死了，肉体还活着罢了。在我眼中，他们也是一样，只是可供买卖的奴隶。”
作者有话要说： 上一章评论小红包送给 IRISあ非晚
☆、37|死魂灵（9）
过了两年，董佳益的父亲重病难治，终于去世了。 老母亲一个人住在小楼里，由他请来的两个保姆照顾着。村里人偶尔去看看，送点瓜果，就又算是“恩惠”了，好像帮着他赡养母亲似的。老母亲不愿离开村子，不知究竟是舍不得住了一辈子的小村，还是舍不得村里人欣羡的目光和“大企业家之母”的光环。
有时候，吹捧和崇拜是一种比金钱诱惑更让人难以自拔的东西。
“我家二丫昨儿个上你那儿去了，你帮忙着谋个工作，也好让她贴补些家用。”当初“赞助”了20块钱学费的一个老乡某次打电话给董佳益，撕开了一道“帮村里人进城打工”的口子。谁都知道，他们家二丫出生时母亲难产，有点缺氧，导致脑子不太好使，小学勉强读完了，连镇里的初中都没去上。
这样一个智商有缺陷的女孩，莫说赚钱贴补家用，连独立生活都很有问题。这分明不是要找工作，而是叫董佳益替他们养着这么一个累赘啊。20块，就算20000块都不足以让人这么“帮”你，恩情变成了要挟。
那时，事业有成的董佳益正操心着慈善收容中心的用地审批。他建立收容中心绝对不是虚伪慈善，多年没找对象的他曾经养过一只狗，可惜在村里人进进出出中，狗从家里跑出去，再没回来过。他想，如果狗真的被人捡走了，希望能受到好的照顾。久而久之，他将自己这份怜悯和希冀投射到无家可归的猫狗上。
“跟人相处久了，越来越喜欢狗。”董佳益冷笑着说。
竟然跟我不谋而合——赵苏漾挑眉，感觉岑戈在看自己，八成也想起自己曾说过基本一样的话了。
他做慈善是真的，且认认真真在做，小猫小狗，无微不至，连别人丢在门口的弃婴也宽容地收进来养着。在他看来，这些才是真正需要帮助的，每收养一个弃婴，他就能睡一晚上的好觉，抑郁症在孩子们无助而纯真的笑脸中有所放缓，至少他不再想着一下子把安眠药都吃完睡死过去，永不醒来。
为了在收容中心里建立孤儿院，还得扩大占地面积。董佳益脸上浮现了一种报复的快.感，“我把二丫送给了负责用地审批的某个人，告诉他，这是个处.女，好好享受。”
听了这话，赵苏漾脸色一凛，露出几分不悦。
这是董佳益走向极端的第一步。二丫被几个人陆续玩.弄，审批下来了，孤儿院得以开工建设。他把二丫送进了某声色场所，跟老板说好，让她卖.淫，每个月那被故意苛扣得很微薄的收入他一分不留，全部寄回了她爸爸那里，二丫爸爸还真以为是董佳益给的呢，高兴得要命，好似找到了致富门路，经他大嘴巴老婆一传扬，全村人都开始盘算着送孩子或者老婆“进城打工”的主意。
一面来自二丫他爸假惺惺的“知恩图报”锦旗送去了董佳益老母亲那里，她喜滋滋地挂了起来。家里整整一面墙都是各种各样的暗红锦旗，当初她男人去世前，也是望着它们幸福地阖眼的。
“小益，我让我大丫头玲子到你那儿去了，你看着给安排个事做？工资不能少了，至少哇，不能比二丫那傻姑娘少！”这是第二个。
“佳益，我是你二婶的表妹她姑子的二儿子，我们住在镇里，你小时候还抱过你呢？不记得我了吗？也没什么事，听说你成了大企业家，我就思量着领着我家婆娘到你公司里去干，啥都行，主管啊，部门经理啊，我们不嫌！”这是第N个。
凡是去了长宁让董佳益给介绍工作的，几乎有去无回，大家都说他们是去过好日子了，不回来了。几个回来的，似乎有点怪怪，偶尔说几句董佳益的不是，还被人捂住嘴，可不能给自家断了这“致富”的门道啊！
“你卖了几个妇女？”商鸿朗问道。
“记不得了。”董佳益摇摇头。
来“打工”的年轻女孩要不就送去卖.淫，要不就卖给人贩子送到更偏僻的山村里，那里山外还是山，根本没有公路，就算让你逃，也逃不出三公里。卖得的钱，寄回他们的父母那儿。他们想看女儿是没门的，就算这些女孩回去探亲，也不敢讲自己的长宁的工作，毕竟女孩子的名声在那个村里比什么都重要，她们还幻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回去嫁人呢。可你猜她们的父母怎么说——
回来干啥呢，在大城市多好，以后让小益给你介绍一大款，爸妈跟着你享福去。
想得开的，回去继续让各种各样的男人在自己身上耕耘，想不开的，没多久就自.杀了。
那些年纪大些的婆娘和懒汉更不好过，真以为自己是去享福的呢，其实董佳益已经想出了更加阴毒的手段——角膜。要知道，角膜这种东西活人是捐不了的，只有死。
“他们没什么文化，干不了精细的活儿，我就让他们去给建筑、装修工当学徒，学会了就安排他们去一些工地做事，都是危险系数高的工作，手生一不小心容易出意外。我也不追究，拿点赔偿款就了事。也不知道是上天注定还是他们自己倒霉，该死的一个都没活下来，统统死在工地上。我通过马子燃的牵线搭桥，以一只15万的价格买给需要移植角膜才能复明的人。”
董佳益跟那些死了老婆的男人和死了男人的女人说，他们在工地干活出了一次大事故死了，真对不起啊，这是赔偿金，30万。证明、骨灰在这里，办后事我出钱，保证风风光光的。
“我早就派人暗地登记了他们的血型和其他信息，只要配上型，什么器官我都卖。所以我心里是盼着他们死的，那些熟悉的雇主大概也摸透了我的心理，刚开始还挺紧张，后来死一两个人他们压根儿不当回事。”董佳益从怀里掏出一个本子，放在桌上拍了拍，上面记载着名字、什么器官、多少钱，数了数，七个男人，五个女人，“他们懂什么，带去医院做给检查，说得了什么重病。不要紧，我出钱给你治，做个手术把某个内脏摘了，他们回头还得感谢我。如果有人需要心脏，那么他们做手术时死在手术台上或者在工地上出了什么意外，也不会引人怀疑，毕竟，我能弄出完整的假病历。”
“怎么卖？”商鸿朗好奇地问，好像是市场问牛肉多少钱一斤的口气。
“肾脏35万，肝脏350万，心脏600万。要活命，多少钱都有人愿意掏。当然，没钱就没命，怨不得我。再说，这些钱我一分没要，都拿去搞慈善了。你们信不信，就算我收养的那些孩子一直没被人领养走，我也有钱养他们到成年。”
赵苏漾听得背脊发凉，却有些许解恨。董佳益固然走上极端，可这也不是他的天性使然，好多人在背后逼迫他，一步步把他和自己都推到绝路上去。道德绑架、得寸进尺，到头来两败俱伤。
“白俊溪做了什么我不清楚。我跟他说得很明白，我干我的，他要做什么他做主，都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如果能不被人发现最好。”董佳益耸耸肩，“人哪里分好坏呢？我们村里的那些人，从来也不做什么杀人放火抢劫偷窃的坏事，可他们之于我，好吗？他们需要钱，需要我的报恩，我哪次没满足他们？我坏吗？”
一时间，商鸿朗和赵苏漾竟也回答不出个所以然。
“罪不至死。”岑戈回答，久久沉默着的他终于开口，“你只是在泄愤和报复，你的勇气如果放在说‘不’字上，很多人都不必死去。”
“你不是我，你没有我的人生经历。”董佳益不肯苟同，“请给我送杯水。”
一个探员送了瓶矿泉水进来，他从包里掏出几颗药，和水吞了下去。那是抗抑郁药物，看来最近他的抑郁症又复发了。自首，只不过是他寻死的另一种途径罢了。
听说，他的老母亲也走了，他无儿无女，顶着黄金单身汉的身份活着，内心是一片荒芜。只有继续向村里得寸进尺的人复仇，才解心头之恨。益慈收容中心，是流浪猫狗、孤儿们的天堂，却是枋径村老乡们的地狱。
审讯进入尾声，董佳益倍感轻松地活动活动肩膀，伸出双手，像是在等待一副早该属于他又本不必属于他的冰冷手铐。
“你还有什么要交待的？”商鸿朗例行公事地问。
董佳益揉了揉太阳穴，低头沉默了一下，摇摇头。
走出让人略感压抑的审讯室，商鸿朗赶紧溜在拐角抽根烟去，赵苏漾则和岑戈并肩走进电梯，说：“几年来，他们这样利用工程事故、医疗手段什么的草菅人命居然没人发现。不光是董佳益那群人，黑心的包工头也应该抓起来才对！”
岑戈眼中几分冷厉，“商鸿朗问董佳益是否交待完毕后，他的反应过于缓慢，我怀疑他还有所隐瞒。”
“是吗？他跟我们说那么多无济于事啊，去法庭上老老实实都说出来就行。”赵苏漾心想，他还真是无时无刻不在观察别人！又走了几步，她忍不住有点刻薄地评价道：“刚才，你说得对，一开始学会说‘不’，就没后续那么多事了。这说明他其实不是很在乎钱，如果是我，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平白无故给别人花，打死都不干，他们怎么骂我都没用。难道，我困难的时候谁资助过我，我就该养他一辈子？强盗逻辑！”
“枋径村的一些村民的逻辑被贪欲所覆盖，董佳益的父母也不能幸免。”岑戈说，“有种叫做毕达哥拉斯杯的容器，只要不灌满就能当正常的杯子用，超过界限，里头的液体就全部流空。谁都有贪欲，贪欲一旦超过界限，原来拥有的一切也都会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