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一来,国朝岁入便有三个来源,即田税、商税、钱监。”他最后总结道:“商税、钱监收入全归朝廷,此项约合2300万缗,比起前唐两税法推行后的顶峰1800万大有增长……”
    他本来想说“但还不够”,却又担心官员们错误领会他的意图,横征暴敛,于是便止住了。
    这两千多万的收入中,包含了关税、印花税、过税、住税、榷盐、榷茶、榷马……等等一系列与商业有关的税收,不用与地方分润,想想就美滋滋。
    田税包括户税、地税,邵树德最近与宰相们商议了一番,觉得可以适当降低田税征收额度,并固定下来,折算成钱的话,大致一年可收一千八九百万缗的样子——这部分需要与地方分润。
    如果说前唐时期,商税与田税对半分的话,夏朝就已经占到55%左右了。
    其实这个财政收入,还是带有很浓重的“先军”特色,即以前收得太狠了,现在减免税收,却也减不了太多。
    将来再说吧。
    支出方面,禁军赏赐、粮食开支,一年大约需要1000万出头——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
    州军一年也需要800万上下,毕竟人数较多,将来肯定是要慢慢裁减的。
    镇军人数还不多,目前一年开支一百多万,但将来人数会增加,开支也会上涨。
    可以看得出来,在和平年代,军费开支就占到中央财政收入的一半。
    比起军队,全国一万多官员的开支就小很多了,一年几百万顶天了。
    去掉这些支出后,中央财政收入一年大概还剩不到七百万,去掉宫廷用度、驿站补贴、招待饮宴、日常用度(包括官府、军队的消耗品)等等,其实剩不了太多。
    这个财政结构,大体与唐代类似,只是同比例放大了一些。
    当然,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其实还有大量隐性收入,这个在历朝历代都没计入财政收入中,但都是真实存在的。
    比如,唐代有大量公地。官员去某地任职,当地会划拨一部分公田的产出,作为他在职期间的收入,卸任后停发,即“职分田”。
    官员们还有厨余钱、手力课钱甚至地方官府放贷的利息收入等等,很多,在唐代一律称为“赋外科敛”,大部分是地方收入,用来补贴官员及其他开支。
    另外,朝廷有时候还会出售一部分商品。唐代司农寺就经常向外出售宫廷消耗不掉的粮食、水果、蔬菜、牲畜等,获取收入。
    诸牧监也会出售马匹之类,这个收入相当不少。
    总体而言,唐代官府手中掌握了大量田地,这部分隐性收入是没有计入财政的——夏朝基本与之类似,甚至因为刚刚开国,官府手里的公地数量更多。
    到北宋,掌握在官府手里的土地数量锐减,且因为商品经济更为发达,支出更甚,财政较为困难。
    宋真宗天禧年间,没有战争,有一次统计当年支出,居然达到1.5亿多贯,也不知道怎么花的。
    “就这样吧。”邵树德站起身,说道:“财税改革,至此大框架算是定下来了。税务使衙门尽快筹建起来,从今往后,征税、度支皆由税务使负责。钱监独立,与六部九寺并列,由门下省直辖。田税,朕意整体收取一半,但各道有差。”
    他没有提内务府,这是皇室的钱袋子,收入归内库所有,不入国库。
    渤海、安南、西域三大商社,独立运营,分红该谁的就是谁的。
    “朕给伱们半年时间。”邵树德说道:“明年正月,税务使衙门要筹办完毕。新税制,朕给两年过渡期,同光八年(923)正式执行。”
    第029章 余波
    整个七月、八月,五品以上朝官们就忙得不可开交。
    除正常工作外,新衙门的筹建、人员的选调、工作的交接、利益的分割等等,还有太多事,以至于他们把大部分精力都扑在了上面。
    相比较南衙朝官,北衙理蕃院、枢密院就要轻松多了。
    他们近期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有关漠北三城的。
    最西边位于后世科布多一带的临远城,城周八里余,除轮换驻防的三千禁军马步兵士外,经过两年时间的经营,已经有蕃汉民众九百余户缘城开垦、定居。
    科布多是个好地方,有森林、有河流、有湖泊、有山脉,地势相对利于防守,农牧业资源足够丰富,后世清军还在这捕鱼、打猎、屯田,为西征大军提供补给——草原整体干旱,但仔细找找,还是可以发现一些适宜农耕的地区的。
    黑城子是现成的,不过经历了重建,城周十五里上下,目前拥有定居百姓两千二百余户,以种植黑麦、糜子为生,兼放牧牛羊。
    这座城池,大抵是漠北三城的中枢核心了,援应哪个方向都较为便利。
    黑城子是俗称,现在的大名叫“无上城”。
    东侧的可敦城城周十里出头,现只有五六百民户,半为契丹,半为河东、河北两地移民。
    为免与阴山北麓浑氏的可敦城混淆,这座城池改名为“绥远”。
    进入七月下旬之后,绥远城一带屡遭寇边。不光有阿保机帐下的契丹人,还有被他拉拢、引诱,或者自觉难以忍受大夏“压榨”、“管制”的鞑靼、室韦部落。
    南、北二衙枢密院闻讯,奏请圣人后,立刻签发调兵令,禁军派马兵万人,征发辽东府兵万人、诸部蕃兵两万,北上索敌。
    不过,大军尚未齐聚,辽东府兵一部先锋刚至,还没来得及交手呢,便有不少契丹人及附庸部族来降。
    他们并不以部落为主,而是分为一个个小氏族,看样子内部意见也不统一,有人愿降,有人不愿,一片混乱。
    审讯之后,得知阿保机早已带人远窜,这次南下劫掠,不过是临走时抢点东西罢了。
    先锋部队派人追击,拦截了不少跑得慢的部落。他们见跑不掉,便顺势投降了。
    朝命将所有降人贬为奴隶,不出意外又引起叛乱,好一番厮杀之后,大部复降,被打散之后,发往辽东诸州,予府兵为奴。
    来了这么一批人,辽东道的府兵部曲基本算是齐了。
    从唐末到同光五年,二三十年的时光,不断安置杂牌,至此基本算是把历史欠账给补上了——今年,奉国军最后五千人中,抽调三千人补入禁军各部,余下两千人至穆州为府兵。
    算上安东府,整整七万七千府兵,二十万户部曲。辽东是畸形的,毫无疑问,仿佛一个大型奴隶制社会。
    这个社会中有一小部分人上人、一半正常人、接近一半的事实上的奴隶,外加一部分野人,民族混杂,野蛮凶悍,起码还需要几十年的稳定时光,才能彻底交融消化,成为稳固的地盘。
    值得庆幸的是,大夏王朝如旭日初升,有这个时间来积淀。
    ※※※※※※
    九月初五,邵树德亲自召开南北衙及东宫属官,在观风殿内讨论由赵光逢、萧蘧二人整理提出的财税改革草案。
    太子本人也到场了。
    出外巡视这么久,他对民间疾苦的认识更加深刻,对底层官场的实际情况更加清楚。邵树德曾与他长谈过,发现儿子的施政理念也在随之改变,心中非常满意,看样子多出去走走看看还是有必要的。
    而在讨论财税改革草案之前,正好借着北边草原的消息,邵树德看向杨爚,问道:“杨卿,你递上来的有关草原诸部赋役的奏疏,朕一直留中未发,思来想去这么些时日,觉得还是要慎重施行。”
    “陛下有何吩咐?”杨爚问道。
    “此番有数个部落响应阿保机,为何?”邵树德反问道。
    “草原部落不服管教,纵然一时慑于天威,时间长了,还是会有反复。”杨爚答道。
    邵树德点了点头,又问道:“这样的部落多吗?”
    “不多。”
    其实形势明摆着的。大部分部落并不是被打服的,而是随大流,来到黑城子参加国人会议,推选邵树德为无上可汗。
    但人一上百,形形色色,总有人不服气,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勾连外敌,遽起发难。
    还好,这样的人只是少数,草原政治伦理还没被破坏得一干二净。
    但正如杨爚所说,因为频繁的战争,草原部落承受的压力很大,不满一直在累积,纵然去年赈灾,刷了一波好感,也只是让大部分人稍稍松了一口气。
    如果此时征收重税,定然会产生官逼民反之事,因为他们是真的穷。
    “漠北三城,各有镇使、理蕃院官衙,分领部落数十。”邵树德说道:“传令下去,各部落象征性交一点即可,以牲畜、皮子充抵,具体数额你们斟酌下。”
    按照邵树德本意,草原诸部可以完全免税,因为真看不上他们那点财货。
    内地一些地方同样如此。比如,朝廷压根不会从安西道拿走一文钱的赋税,甚至还多有补助,以加快地方建设。
    被分成三大块的漠北草原同理,没必要用他们的钱。
    但用不用是一回事,收不收则是另一回事。
    流官、驻军、收税,是实控乃至主权的三大象征。
    临远、无上、绥远三城镇守使分管军事,理蕃院派出的梅录分管民政,三城各有三千禁军屯驻,前两项主权已经行使了,现在只剩下最后一项收税。
    收还是要收的,哪怕象征性交一点,哪怕这些税最终还是用在他们身上,这个过程一定要有。
    以杨爚为首的理蕃院系统,之前定下了一份详细的草原征税方案,甚至具体到了某个部落要交多少牲畜、多少皮子。
    方案做得很详细,说明几年下来,他们已经把漠北草原的情况摸得比较清楚了,这很好。唯一的问题是收取的税有点重了,基本是按照“什一税”的标准来的。短时间内或还好,时间长了定然出乱子——即便不敢造反,我走还不行吗?
    “臣遵旨。”杨爚与几位下属互相看了看,决定回去修改征税标准。
    穷一点的部落,交个十匹八匹马、牛、骆驼了事。
    富一点的部落,略微多交一些。
    作为赋税征收上来的牲畜,分送至三城,交由当地的梅录管理,作为官牧的补充。
    官牧畜养的牲畜多了,就出售一部分至中原,换成茶叶、瓷器、丝绸等奢侈品,再出售给草原贵人,所得钱财就留在当地,应付各项开支,比如向屯垦百姓购粮赈灾等等。
    在圣人眼中,整个漠北草原的地位和安西道一样,是需要财政补贴的地方。
    “太子有什么看法?”邵树德看向儿子,又问道。
    “陛下,儿曾至大鲜卑岭巡视,草原诸部确实困苦。”邵承节说道:“五年西征,他们起码参与了三年,消耗极大。不少人甚至沦落为牧奴,为头人放牧,生活一落千丈。不然的话,阿保机也不可能煽动那么多人跟着他造反。而今财税改革,儿全程看下来,对汉地所施行的方案并无意见,唯觉草原赋税过重。今消其重税,儿觉得甚好,不过就是花点钱罢了,漠北那几十万人,朝廷还养得起。”
    邵树德笑了笑,说道:“不错。做事不能只看小利,要有大格局。”
    说穿了就是资源分配的问题。
    富裕地区觉得自己辛苦挣来的钱,被朝廷拿去补贴他素不相识的人,心理肯定不爽。
    不光中国如此,其实外国人也一样不爽。
    以德国为例,富裕的巴伐利亚州交上去的税,要有一部分被政府拿去补贴原东德穷兄弟,开心吗?
    但国家嘛,总是相忍为国。安西、草原、黔中等地,从财政来说,肯定是亏本的,但你能怎样?全部舍弃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阿保机畏惧王师,率众远窜,你觉得他会跑去哪里?”邵树德又问道。
    “儿断定他向西跑。”邵承节说道:“一如鞑靼旧事。”
    诸鞑靼部落的西迁,从回鹘崩溃那会就有了。
    回鹘汗国的覆灭,对草原来说是一件大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汗国东部的契丹人、奚人先后崛起,一番较量后,奚人败北,沦为附庸,契丹南下蚕食唐境,东讨渤海,北伐室韦、女真,西征鞑靼、乌古、霫,不可一世。
    或许正是契丹的崛起,导致三十姓鞑靼的骚动,于是一波又一波的西迁浪潮开始了。
    而今契丹已为大夏所灭,鞑靼西迁的势头有所衰减,但总有些人不愿头上顶着一个官府,继续西迁。
    正西走不了,那我就先向北,再往西,总之要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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