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所谓“开宝新政”的主要思想,就一点,偃武修文,与民生养休息,所有的政令,其目的就指向一点,与民利惠。
    在减轻民众负担的问题上,是朝野内外上下的共识,毕竟没有灭国统一的压力在那里,军事上在几年前重创辽国也大大降低,在这样的情况下,大汉有充足的余地来进行调整,给百姓们降降压。
    而在具体的施行上,当然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减轻徭役,降低税收。经过群臣反复的商讨,再加刘承祐与宰臣们认真考虑,决定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其一,是最直接的,将丁身钱从原本每年每丁百钱,减到四十钱,并且,将成丁年龄,由二十岁提高到二十一岁。
    不管是此前的租庸调制,还是大汉沿袭的两税法,原本都是没有丁身钱这个说法的,只是,在南方诸国,都有类似的税收,或收钱,或收粮,或纳绢布。于是国初之时,为了缓解财政艰难,三司使王章那个“吸血鬼”,也跟着制定了一个“丁身法”。
    最初的规定,每年每丁缴纳两百钱,且以十六岁成丁,就这种苛政,早期的大汉朝廷的岂能得人心?王章岂能不被骂?并且,当时有很大一部分的丁钱,没能进入国库,而落入了地方节度的口袋,成了他们名正言顺敛财的手段,反正锅可以甩给朝廷。
    那时候也是没什么办法,不编着名目搞钱,朝廷都快维持不下去,哪怕在刘皇帝掌控军政,开始进行乾祐改革后,也只取消了那些过于荒唐的杂税,而没有动丁身钱。
    直到后来,却孟蜀,平河中,大汉局势趋于安稳,开始苦修内力,准备攻取淮南之后,刘皇帝才把丁钱给改得“合理些”,每年每丁降为一百五十钱,成丁年龄提高为十八岁。
    虽然仍旧很重,但总归有了进步,对于那些黔首而言,也是种减负解压。后来,随着朝廷局面日渐好转,取淮南,收秦凤,定荆湖,刘承祐再度与民以利,于乾祐九年出巡还朝后,把丁身钱降低到百文,年龄提高到二十岁,一直到如今,而大汉的百姓们已经在赞扬皇帝仁慈了。
    如今,再在丁税上减负,绝对会民情大悦,高赞圣君了,而新成长的平民百姓或许不会意识到,原本他们是不用缴纳这丁身钱的。
    而仅此一项,按照户部与度支的测算,朝廷每年在丁税上就要损失上百万贯。而这道政令,对于江浙闽的百姓来讲,是最为友好的,以吴越为例,他们每年每丁是要交三百五十钱的,如今一下子被降到四十钱,对大汉朝廷的好感与认可岂能不暴涨?
    其二,就是在每岁两税的配额上进行调整,根据人口、土地、财产、富庶程度等条件,而划定诸道税额。沿袭自唐时的两税制,有一个看起来很先进的原则,就是量入为出,根据前一年所得标准制定征收额度,然后摊派天下。
    如此固然减少了朝廷的麻烦,但因“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的理念,看起来是贫富均差,但是因为造成了人口的流动,并因户数变化而定额不变,而造成贫着愈贫,富者愈富的情况。
    毕竟,在人口流动不受到巨大限制的情况下,都愿意往富庶的地区谋生,而人多了,摊薄下来,需要缴的税反而少了,穷的地方则反之。
    当然,两税法如果只是弊端的话,也不可能延续这么多年而不被历代废除,这是国家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能够采取的税法,并在此制的助力下,商品经济得到腾飞,社会活力得到释放。
    税额可以通过朝廷更改均衡,通过强权推行,但其中最让人忧心的一个弊端,就不得不重视了。那便是土地的自由买卖而造成的土地兼并问题,这是在两税税制下,一个避不开的问题。
    当下,情况还不严重,人口还不多,土地富余,但过个几十年,就不一样了。因此,为了在此方面加以限制,决定增加土地交易税,课以重税,但凡买卖土地,买卖双方皆缴纳两成的税。
    关于土地的问题,刘皇帝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所谓摊丁入亩,并不是一把无往而不利的利器,且以大汉如今的发展程度,还远不到那一步。
    当下,最合适的办法,还是在已有的基础上,进行政策调整,同样能够起到大发展的效果,助力经济腾飞。
    除以上两则之外,在其他方面,同样体现着重农的思想,比如之前在东京引起风波的粮价政策,对于种地的农民而言,粮价涨了,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好处。
    同时,在全国各地兴建义仓、增加公粮储备的政策,除了对凶荒的预防之外,也考虑到,在丰年之时,由官府出钱以高于市场的价格从百姓手中购粮,一举两得。
    另外,由于官府收税,以货币为主,在这个过程中,对于缺少钱绢的百姓来说,很容易在交易的过程中吃亏,以三年为周期,制定一个商贾购粮的最低价格。
    总之,此次的开宝新政,主要目的,就是减轻黎民的负担。大汉的农民,可以说获得了自开国以来最好的优待。当然,他们也值得,毕竟在过去的十五、六年,就是靠着对他们的剥削方才有实力去建立功勋,成就大业。
    第26章 新政与人事
    当然,开宝年的新政,并不止于农事、民政,在养民生息的纲领之下,还着重提到了几条。
    其一,吏治。除了继续明确反贪、反腐之外,对于朝廷的监察体系继续调整,使三法司的职权范围更加清晰。同时,对于朝廷其他部司衙的官职权责,也加以明确。
    继续清减冗官,对中枢及地方道州诸衙职吏数量进行精简,以县政为例,除了朝廷委任知县、县丞、主簿、县尉等亲民官外,对于当差吃粮的吏人公人数量也进行一定的削减,对各类吏职进行调整,该合并合并,该裁撤裁撤。同时规定,小县各类公职吏人的数量控制在50人,中县75人,大县100人,望县150人。
    大汉各县分级,还是按照人口划分,两千户以下为小,两千户以上为中,五千户以上为大,万户以上为望。当然,对全国人口清查登记,也在新政施行之列。
    在选才方面,继续完善科制度,增加实用科目,扩大录取范围,控制录取名额,加强徇私舞弊的惩罚力度。同时,提高贵族荫官入仕的标准。
    另一方面,继续拓展观政制度,不仅限于中央部司与近畿衙门,而向天下道州推行,并加强对官员的考核。同时,新的俸禄制度,也正式颁行,这是配合此前的勋爵制,提高官僚们基本待遇,毕竟在乾祐时代,刘皇帝并不算“优待”官员,经常听到有官员清苦而难以维继生活的情况。虽然属于少数,但也能地窥其一貌。
    其二,则为河务。既为防备水患,也为疏通漕运,不管是对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漕运之通达,都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情。刘皇帝打算在旧有水道水脉的基础上,对全国的漕渠进行一次梳理,在此前的议政中,就有不少人就此提议。
    不只是针对中原、东南,河北地区也一样,甚至于,关中布政使武行德也上表,请求重凿砥柱、三门。当然,在河务方面,刘皇帝始终秉持的一个基本方针,就是不急不躁,稳步推进,量力而行。
    除了开凿、疏浚、改道、并流之外,针对于水患频发的地区,除了加固堤坝之外,就是继续推行植树,于水岸密植杨柳以固土。
    其三,则是军事了。对于大汉的军制,刘皇帝目前还是很满意的,内外相制,更戍法也实行多年,算是稳固了,因而只是微调。
    提高诸边戍卒的待遇,除了禁军的轮戍之外,对于地方戍卒,采取就近轮换的办法。另外,则是对全国军力进行一次调整,禁军、及边军主要是汰换,将老弱退役,地方则裁减,当然,岭南、东南地区暂时犹以重兵控制。而皇城宿卫的军士,则提升至一万人。
    更重要的,则是刘皇帝做出一副不再对外用兵,军事以守备为主,一心经营发展国内的样子。当然,这只是表象,短时间内,确实没有再大规模用兵的意思了,国家需要调整,百姓需要安宁,以内安官民,外惑四夷罢了。
    在大汉取得基本的统一之后,这轮冉冉升起的红日,所释放出的光芒,已经让周边诸国侧目不已了,包括契丹、回鹘、高丽、大理这些国家,都争相遣使,忌惮之意,不需言表。
    至于其他小国、部族,更是纷至沓来,包括此前没有多少联系的安南吴朝,也遣使到东京了,卑辞厚礼,态度尤其恭顺,称奴颜婢膝也不为过,妄图称臣以得到朝廷的认可。
    新政政策颁告之后,当着满朝大臣,刘皇帝则再度直言发声,表明志向,勉励群僚,君臣同心,共创盛世,护天下之太平,与百姓以安康。
    另外,诸多政令的实施,是需要一批素质过硬的执行者的,需要一大批有力官吏推行下去。历来国家政策,都是些纲领性的意见,可解释的空间太大了,自上而下,在朝廷是一个意思,下达道州是个解释,再到县里或许就已经完全变味了。着也就使得许多初衷良好的改革政策,最终跑偏,不遂人意,进而失败的原因。
    朝廷对国家的掌控力度在这里,信息的传递,内外的联系,社会的发展程度,都注定朝廷不可能更细致地治理天下,会发生类似的情况也并不出奇。
    当年,以当下朝廷的权威,倒也不至于发生那种极端情况,纵有偏差,也不会太离谱。但是,想要尽量顺利地推行新政,尽量完美地实现目标,却也需一个有力的领导团体与执行班子。
    因此,刘皇帝对大汉的权力中枢,又进行了一次大的调整,以迎新时代,并为新政的施行保驾护航。
    魏仁溥为中书令,仍居首相,主掌国政;窦仪以吏部尚书,兼尚书左丞,同平章事;王溥以户部尚书同平章事,成为政事堂内最年轻的相公,他与窦仪可以说是推行新政的骨干人员;雷德骧虽为三司使,但比起王溥,除了年龄大些,其他似乎都比不过了,有些憋屈。
    工部尚书,该任慕容彦超了,主要让这慕容皇叔将的经历放到对河工水务的调研与治理上去;雍王刘承勋改授幽冀安抚使兼真定知府,代表皇室到河北坐镇。陶谷则自相位上退下来了,有人拿他在杭州的一些劣迹弹劾他,刘皇帝让他回宣慰司干老本行,估计最不乐意的就是他了。
    刑部尚书,则由回朝的国舅李业担任;慕容延钊因为身体不佳,几度告老,刘皇帝准他归养,却不允其致仕,继任的兵部尚书乃是赵匡胤,直接把他从枢密院给调离了。
    至于枢密院这边,也有所调整,李处耘仍稳居枢相之位,接任副使的,乃是安守忠。枢密学士承旨韩徽则高升,调至三司任盐铁使。
    从刘皇帝对王溥、安守忠的任用来看,过去那些从御前走出去的文武,已经逐渐成为大汉朝廷的骨干力量了。
    对于禁军职位,倒没有进行大调整,向训、高怀德、韩通仍管着侍卫、殿前、巡检三衙门,不过杨业调任殿前副都指挥使,刘廷翰出任殿前都虞侯,王审琦为侍卫都虞侯。
    在这个基础上,刘皇帝再度从翰林院、都察院、刑部、宣慰司,挑选了三十多名大小官员,分赴诸道州,作为朝廷的劝政使,指导宣扬开宝新政,当然也承担一部分监督的职责。
    与此同时,对于当下大汉的行政区划问题,也到了最后的落实阶段。对于这个疆域辽阔的帝国,如何重新划分,也已经酝酿多时。
    第27章 大汉二十三道
    崇政殿内,巨大的皇汉舆图就高悬于殿侧,南方各州的籍簿图册运输入京后,开封有司,对其分门别类,快速消化。而一份关于当下大汉所辖全图,也应运而生,由薛居正挑选三十名各类专业人才,前后耗时三个月,方才绘制而成。
    而崇政殿中的这份舆图,则是最为详细一张,山川河流,湖泊平原,州城县邑,都标记其上。虽然难以踏遍大汉每一寸土地,但他至少可以通过舆图,这最直观的方式来了解他大汉疆域,尽情地欣赏自己打下的江山。
    当然,这并不只一张图,配合的还有一整套关于各州县的地理、风俗、民情等情况的介绍,可谓一本全国通志,若非是要整理这些信息,也不至于用那么多人,花费那么长时间。
    此时的刘皇帝,再度欣赏着大汉的疆域,要说广阔,那时必然的,北及阴山,东起东海,南至琼州,西涉流沙,唯一可惜的,是东边缺一头,西面少一尾,再加一些边边角角,想要达到完美,则还需时间。
    不过,目光扫过大汉的道州,刘皇帝的目光中,还是不禁流露出几分欣慰的意味。现如今的大汉,经过重新区划,共分为二十三道,分别为京畿道、京西道、河南道、河北道、燕山道、河东道、山阳道、关内道、陇右道、河西道、山南道、剑南道、川东道、湖北道、湖南道、淮西道、淮东道、江南道、江西道、两浙道、福建道、广南东道、广南西道。
    比起此前,又有不小的调整,淮北道被废除了,一部分并入淮东,一部分并入京畿道,新设的河南道则囊括的原淮北道大部,以及一部分河北东道。河北一改此前的东西分道,改为以拒马河、白沟为界,北为燕山道,南为河北道,原怀、卫、澶州并京畿道。
    畿南道更为京西道,安、复二州划归湖北道。原来荆湖道拆分为湖北、湖南两道,以洞庭一线为界,湖北道以江陵府为治所,东面把鄂州纳入,南面则包括岳州、朗州等原属于湖南的州县。
    岭南分为东西两道,闽国旧地为福建道,南唐故地为江南、江西两道,池、歙二州以东为属江南道,以西为江西道。吴越辖地为两浙道,不过福州自然划归福建了,苏州也划给江南道。
    淮西、淮东的变动,则不大,只是有个别州县的调整。至于山阳、河东,山南、剑南、川东,则基本按照此前的分布,也无大的变动。
    陇右道,则东起凤翔,西达兰、鄯地区,基本把王景拓地的成果都囊括于其中,属于拓展稳定期。关内道,则囊过陕州以西的大片土地,包括定南军所处的夏绥诸州及党项分布的区域,都暂时归于关内道。
    河西道则以凉州、灵州为中心,实际掌控的区域还不算大,但在刘皇帝的心目中,包括还在回鹘手里的甘、肃二州以及那些草场、沙漠、绿洲,都该是大汉的领土。
    不过,刘皇帝此时的目光,却落在关内道上,刘皇帝觉得,有些太大了,从长安到最北端与山阳道接壤处,直线距离得有八九百里,以道治而言,根本无法做到有效的管理与统治。
    当然,这也只是暂行办法,延州以北,定难军控制的州县以及党项人活动的区域,此时就如甘肃的回鹘一般,让刘皇帝越来越觉得扎眼了。
    虽然刘承祐在接下来的主要精力会放在对国内的调整与梳理上,但是对于西北地区的进取目标与计划是不会变的。来自后世的经验,告诉刘皇帝,西北不平,天下难安。
    哪怕这些年,定难军的日子,越发不好过了,一方面有朝廷的外部压力,一方面内部斗争越发激烈,李克睿虽然还牢牢地控制着夏州和宥州,但绥州与银州是彻底脱离其掌控了。
    要说此时的定难军,哪怕全部加起来,能动员起一万人的军队就不错了,而况于其处于分裂的状态。再加有大汉边军在侧,又有卢多逊在东奔西走,不断地分化、收买党项部族,可以说,眼下的定难军势力,不堪一击。
    随着汉辽的第二次和议,李光睿则彻底老实了,不敢再在明面上有什么异动。有趣的是,前两年,李光睿还不断的上表朝廷,希望能放还李彝殷,但随着屁股逐渐坐稳,也就不提这事了,只在逢年过节,入贡东京时给李彝殷带上一声问候与一份礼物。
    而夏国公李彝殷,被留在开封已经满四年了,朝廷并没有亏待他,一应吃穿用度,都按规格配置,只是自由得到了极大限制,到后面,则干脆是幽禁了。明面上有甲士,背后有眼线,暗中还有特务。
    在这样的拘束而压抑的生活中,年老的李彝殷精神、身体都日渐衰弱,如此,就更不好远行回西北了。前番,得知李彝殷病了,为表关心,还特意派御医去给他诊治。
    前不久,李彝殷上表,说自己已经疾病缠身,命不久矣,希望能葬在故土。刘皇帝也同意了,答应他还葬故土,嗯,死了之后。
    哪怕御医几度向刘皇帝禀报,李彝殷确实有病,寿命不久,但刘皇帝的疑心,让他不会有丝毫的疏忽。以目前的形势,定难军就是一块砧板上的肉,随时可以拿下,不愿出什么意外。
    李彝殷想以还葬故土来打动自己,仁慈的刘皇帝不会那么无情,等他死,会通知李光睿来扶棺……
    定南军虽然不足为虑,但党项人却不得不重视,或许心里不愿意承认,但现实就是,夏绥地区,已经是党项人的地盘,他们在那里游牧、狩猎、垦殖,已经太久,久到血土相连。
    就像此前卢多逊给他的进言一般,定难军与党项人要分开看待。按照刘皇帝的心思,自然不会允许党项人还像以往那般,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大汉的国土之内,编户、纳税都得推行下去,同时刘皇帝心里也有b数,党项人终究不是西南的蛮人,做得过火,绝对会引起激变,如何操作,还得好生思量。
    或许,改再把卢多逊召回来议一议?刘皇帝这么想到,有几次西行经验,并在西北任职多年,卢多逊已然成长为大汉在西北事务上最有话语权的官员了。
    “陛下!”背后显得小心的脚步停下,刘皇帝听到了吕胤的呼唤声。
    刘皇帝没有回头,而是指着大汉舆图,兴致勃勃地问他:“吕卿,你不觉得,大汉的版图不够完美吗?”
    第28章 封疆大吏
    “何事?”收起了他踌躇满志的感慨,刘承祐转过身,注意着吕胤手中捧着的几封奏章,问道。
    吕胤正色答道:“回陛下,关于诸道行政长官的调整,广政殿已然议出,还请陛下批复!”
    “哦?”刘承祐顿时变得认真起来,这可是大事,当即伸手道:“朕看看!”
    闻言,吕胤当即将最面上的一封奏章呈上,刘皇帝顺势坐在舆图前,翻开仔细地审阅起来。布政使,在当下的大汉官制,毫无疑问是地方道州最主要的行政长官,并且在十多年的实践之中,已经成为定制,为官僚所接受,纳入大汉的典制之中。
    不过,到目前为止,也只有那些局势安定、已经形成稳固统治的道治,方才单设布政使。一直以来,考虑到各地民情、的不同,边地的形势,又或者特殊差遣,刘皇帝也有些灵活的置官。
    在这种情况下,巡抚使、安抚使、巡检使、巡阅使这样的官职也就应运而生了。巡抚使这个职位毫无疑问,属于刘皇帝的“原创”了,最开始出现在大汉,还是乾祐五年的时候,当时范质以河东巡抚的名义,北上清察刑狱,后来直接主导河东改制,将之彻底纳入朝廷的统治。
    后来,李涛罢相,为宽慰老臣,为安抚收复不久的荆湖,也为表示对荆湖的重视,特地以其为荆湖巡抚,南下潭州,这在监察职能之外,已经带有些行政属性了。
    再其后,川蜀平定,赵普先以权成都府事主管蜀中州县之政,后又为西南巡抚使,配合川蜀三道布政使,布政安民,治权虽然仍在布政使手中,但巡抚的影响力已经提升了。
    一直到如今,李涛巡抚两广,范质巡抚两江,昝居润巡抚闽浙,已经是全面负责新取之地的行政。当然,不管在刘皇帝这里,还是在汉典制,巡抚使仍旧是临时差遣。
    再加上仍旧巡抚川蜀的赵普,如今的大汉,是有“四大巡抚”的,其中,自然以赵普最受瞩目,他最为精明强干,也最为年轻的,至今也才四十出头,可见刘皇帝的宠信。
    安抚使有两个,韩熙载的东南安抚使,雍王刘承勋的幽冀安抚使,前文提过,韩熙载主要是去改革的,刘承勋则是代表皇室坐镇河北,象征意义更重。
    巡检使这样的官职,出现的次数可谓频繁了,从开国时起,设了不知道多少,一般都是为弹压地方、维护治安抑或平定叛乱而设,大至一道巡检,中则数州巡检,小则一州乃一县,开封还有京城巡检使。
    早年,有代国公折从阮作为西北六州巡检使,领军西赴,负责平定野鸡、杀牛等西北杂虏的叛乱,乱平之后即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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