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次吧。”我说,心里空落落的。
    我给了司机六十块钱,让他开了一张发票。吴琴心坦然地上了车。我们挥手再见。
    我步行回招待所。双手抄在口袋里。眯眼顶着北京早春的大风。在大街小巷信马由缰。我想起了吴琴心的前夫,也是我们的同学,不同班。这次我们竟没谈到他。我想起上学时候我到北京,吴琴心接站等了两个小时,火车停下之后她冲上前乱踢车厢。我们和乘务员大吵起来。最后被双双带到车站警卫室。我们宁死不屈,坚决不写检讨。后来吴琴心的爸爸代写了两份检讨书领走我们。我们从车站出来直奔人民日报社告状申冤。这次我们竟然也忘记谈这些往事。往事如烟呵!烟在淡去淡去
    没有往事,我们多么潇洒无牵挂。见面吃顿饭再见。
    北京春天的风很讨厌。黄沙沾满我的羊毛裙。骑自行车的妇女用纱巾蒙着脸。我觉着挺好玩。要是我做生意,我就发明一种念奴娇防沙面罩,准能让京城女性纷纷解囊。
    我想我们果然是进入一种新社会了。古往今来,念奴娇在人们眼里就是一词牌。苏东坡看到它便填词。毛泽东看到它也填词。我们现在看到它却想到赚钱。真个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真个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在一个小胡同口子上,我买了一张大饼和半斤油炸胡萝卜丸子,都是热气腾腾的。烙饼大妈胖乎乎的灵巧的手让我想起吴琴心的妈,她妈用同样的手给我做过炸酱面。
    我拎着自备晚餐回到房间。毛同志在吃“康师傅”康师傅是北京流行的一种快餐面。我摊开大饼和丸子请毛同志与我分着吃。毛同志问:“这张饼多少钱?”
    “八角。”
    “才八角钱?丸子呢?”
    “一块二一斤,我称了半斤。”
    毛同志围着油炸丸子转了一圈,说:“这么一大堆才六角钱。其实北京挺便宜呀!起码比长沙便宜。”
    我说:“比武汉也便宜。”
    这时候王先生来了。换了领带,穿着风衣。风衣不同凡响,我只当没看见他。毛同志像我家长一样埋怨地看我一眼,上前倒茶倒水应酬王先生。
    王先生说:“眉小姐,该玩的地方都去了没有?”
    我说:“什么事直说。”
    王先生好像突然发现了大饼及胡萝卜丸子。“哎呀,吃这么艰苦干什么?眉小姐,你应该去餐厅进餐嘛。”
    我说:“你以为这丸子便宜?告诉你,绿色食品专卖店买的。一块钱一个。”
    “好。好。”王先生说“也太贵了一点。毕竟只是胡萝卜,开了发票吗?”
    “当然没忘记。”
    王先生无可奈何笑笑说:“学狠了。这么几天就学狠了。”
    毛同志说:“现在风气就这样,买卫生中都开副食发票。”
    王先生在与毛同志搭讪的时候拣了一个丸子吃起来。他一连吃了七八个。最后告诉我他还有事,不能与我一同回武汉,让我自己买火车票回去。
    “那我只能买黑票。”
    “黑票可能贵得很。”
    “那我买机票吧。”
    “算了。买黑票吧,不过买黑票有风险。你又不着急走,设法找找亲朋好友买正道的票。”
    我一句话不说就走出了房间。和王先生打交道怎么就这么难受呢?资本家德性!我径直下楼,径直往外走。我无处可去。我宁愿在马路上流浪。直到王先生明白我已弃他而去,知趣地离开我的房间。
    经过招待所大厅时,我无意中发现了王先生的表弟。他坐在油腻腻的公用沙发上,假装注视服务台前登记的人。他的假装神态提示给我一个真实的事实:他在等候王先生但他怕我看出这一点。
    我成全他。我扬长而去。
    我回来时全天电视节目已经结束。
    毛同志说:“天啊,你再晚一步进门我就要报警了!”
    “谢谢你!”我说。
    “你把王先生弄得太难堪了。”
    “他活该。”
    “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没有一点情没有一点义呢?”
    “我还没有?他才没有!你不知道内情。”
    “我不知道内情有什么关系。”毛同志正襟危坐,严肃地对我说“我有感觉。我感觉到你生怕受伤害,一受委屈就薄情寡义翻脸不认人。人家王先生已经受过许多伤害了,所以处世圆滑一些。但人家心里始终藏着一股爱意。”
    我对毛同志刮目相看。
    毛同志说:“不相信我的话?”
    “打死我也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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