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宇询问道。
    银铜兑比已是如此,怎么可能不吃大亏?
    按照赵大宇的盘算,十万贯铜钱,凭空要少三万贯,这还不叫大亏?
    梁成同没有喝酒,而是倒了一杯茶,品了品,说道:“在说出路之前,我需要告诉诸位,朝廷正在制备全新的大明宝钞,洪武昏钞将会逐渐回收废弃,改用新版钱钞。你们想要出路,减少自己的损失,条件就一个,当朝廷发行新的大明宝钞时,诸位门下所有商户,配合中央钱庄,流转新钱钞。”
    “新的大明宝钞?”
    魏艋、赵大宇等人面面相觑。
    梁成同重重点了点头,道:“你们放心,新版钱钞将会直接挂钩银铜,绝不会存在滥发之可能。日后流转时,随时可拿新版钱钞至钱庄,兑取相应银铜,哪怕是昏钞,也不会收取半文钱。”
    “若是如此的话,我们定当全力配合。”
    魏艋坦然接受。
    这种事,不接受也不行啊,朝廷法令谁能违背?只不过是主动配合与被动接受的区别。
    梁成同看向其他人,一众商人都见识了中央钱庄的财力,加之中央钱庄的背后是皇上,是朝廷,绝不会食言而肥,也纷纷点头答应。
    梁成同十分满意,这就为新版大明宝钞的发行,铺好了路。
    “大人,我们到底该怎么做?”
    赵大宇心忧如焚。
    梁成同嘴角含着笑意,缓缓说道:“皇家中央钱庄将于一个月后,于杭州、苏州、北平等铜荒之地设置分店,若诸位能把握机会……”
    第二百九十六章 放贷利率那点事(三更)
    户部。
    黄子澄翻看着账本,面色变得尤为凝重,对走过来的卓敬与夏元吉说道:“你们看过了吧,皇家中央钱庄在短短时间内,已吸入银二百八十万两,剔除放出的铜钱,还有一百二十万两新增存余,若加上最初储备,钱庄内至少有两百多万两银钱。”
    两百多万两,是一笔巨大财富。
    卓敬点头,道:“皇家中央钱庄挂着皇家的招牌,在民间的信誉自是无可匹敌,原本小心翼翼的百姓,也兴起了存钱热。皇上借助平抑银铜的举措,树立了中央钱庄的威名与信誉,百姓信,这就是钱庄壮大的根本。”
    夏元吉走到暖气片旁暖着冰冷的手,说道:“下官研究过钱庄的运作,吸储给息,看似是吃亏,然钱庄在走放贷之路。商人若向钱庄借银钱,一年期交还本金后,只需给百分之十的息。”
    “多少息?”
    黄子澄豁然站了起来,惊讶地问道。
    “百分之十,即岁万息一千。”
    夏元吉平静地回道。
    黄子澄深吸了一口气,说道:“若是如此的话,那商业大兴已是可期!”
    借贷自古有之,借贷利率自然也伴随而生。
    在三千多年前,西周官方便施行了差异化的赊贷制,若是百姓赊买货物,则约定好付款日期,逾期需要支付百分之五的利息。若是商人借贷做生意,则收取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息。
    《周礼》中记载:“民之贷者取息有至二十有五”。
    从借贷利息上来看,也可以看出重农抑商。
    汉代针对借款利率给了法律规定,在《汉书·货殖传》中记载:“农工商贾,大率岁万息二千。”即借一年期的一万铜钱,利息是两千铜钱。
    只是在两汉之间的王莽时期,官方修改了借贷利率,王莽规定月息为百分之三,看似很低,但转换为年利率,则高达百分之三十六。
    后来唐、宋时期,无论谁上台,官方放贷利率大致都遵循了汉制,即百分之二十的标准。北宋熙宁变法中,青苗法规定:百姓从官府借贷青苗钱的利息,“则二分(利息)者亦常平之中正也”。
    这只是官方的,至于民间的,借贷利率就更惊人了。如北宋初年,富人借给百姓的钱,利率高达百分之百,直接翻了一个跟头。
    宋太宗端拱年间朝廷下令:“有取富民谷麦资财,出息不得逾倍”。
    这个法令的颁布,便是为了遏制当时翻跟头的高利贷,若非这种现象很是寻常,影响恶劣,恐怕也不会引朝廷出手。
    元代,斡脱商人更是热衷于放高利贷。
    斡脱商人,即蒙古和元朝经营高利贷商业的官商,甚至还给借款利息起了个贴切的别名:“羊羔儿息”,敲骨吸髓至极。
    《元史·太宗本纪》中记载:“国初官民贷回鹘金,岁加倍。”
    百分之百的利率啊!
    这是有官方背景的官商,那没有官方背景的富商士绅,其利率之高,可以想象。
    明代的利率也不低,“月利百分之二以上”,年利率达百分之二十四以上。
    可让黄子澄惊讶的是,朱允炆控制的皇家中央钱庄竟然定下的是年百分之十的利率,如此之低,可谓“惊世骇俗”。
    在哪个朝代,也没见过如此低的借贷利率。
    按照这个标准,那些原本需要借贷的商人,将会放弃从寺院、道观、富户、私人钱庄中借贷,转向皇家中央钱庄。
    而过低的借贷成本,将会催动商业的繁荣。一旦形成存储、借贷的运作平衡,中央钱庄便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吞金兽。
    “相对大商业而言,我更担心中央钱庄本身。”
    夏元吉严肃地说道。
    等中央钱庄成长到一定程度时,必会关联千万人家,若是管理不善,或资金出了问题,那钱庄崩塌之下,国家之根本也会随之动摇。
    这是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黄子澄吞咽了下口说,道:“虽然当下皇家中央钱庄还是一颗小树苗,但其以皇家威信为后盾,迟早会影响整个大明,我们不能放任中央钱庄为皇家所控,应将其纳入户部,以行管辖、约束。”
    卓敬苦涩地说道:“皇上初创中央钱庄,怕不会轻易放手给户部。”
    黄子澄叹息一声,也清楚此事难为。
    “我们可以退一步,中央钱庄运作我们不插手,但户部应给予监管,不能放任中央钱庄无序扩张,让户部官员监管稽查,皇上应该会同意。”
    夏元吉思索了下,缓缓说道。
    黄子澄眼神微微一亮,对夏元吉道:“这倒是一个好办法,你来这里,是不是宝钞提举司有结果了?”
    武英殿。
    朱允炆看着夏元吉拿出的新版大明宝钞,下旨召内阁、六部官员来议。
    郑赐、茹瑺等人看着手掌长的精美钱钞,反复看着,窃窃交流着,都带着几分笑意。
    陈迪拿着一张钱钞,对朱允炆道:“皇上,新版钱钞变小,携带倒是便利,只是百姓是否会认为钞小而不信,难以推行?”
    朱允炆笑着看向黄子澄。
    黄子澄对陈迪回道:“陈大人大可不必担忧,钱钞价高价低,全在其字贯之上,不在大小之内,推行方面,只要朝廷下定决心,商户配合,百姓必会用之。”
    郑赐走出来,询问道:“之前钱钞纸大,所书信息多,花纹繁杂,利于防伪。眼下新式钱钞变小,是否有伪造钱钞之可能?若是民间有人伪造,可否辨识?”
    夏元吉自信地回道:“伪造新式钱钞的难度可不小。首先,这新式钱钞所采取的是特殊纸张,即桑皮纸,桑皮纸乃是朝廷所控,民间难得,在配料方面,制备了特殊纸浆,并在制备过程中,还使用了新的颜色搭配,不仅融入了玫瑰红、海棠红,还融入了松花绿,一改传统的青灰色。”
    “仅这材料、颜色一关,外界便极难仿造。各位大人,再看这钱钞中的文字与纹饰,是最优秀的匠工,以最精湛技术雕刻而成,繁复无比,就连太祖头像中的发丝,都做到了根根分开的效果,民间匠人想要做到这一步,也是不易。”
    “再者,在钱钞正反,都加盖有官印,正面是大明宝钞之印,反面则为皇家中央钱庄印与宝钞提举司印,印章中也存在暗记。且官印印泥,并非使用寻常的朱砂,而是特质含铅印泥。这里还标记有专门的标号,也有防伪之用。”
    郑赐听闻夏元吉的介绍,便含笑道:“如此的话,自是可行。不过皇上,臣建议在推行新宝钞时,加入洪武时法令,如‘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贰佰伍拾两,仍给犯人财产’等规定。”
    朱允炆微微点头,说道:“这一点便责户部来定吧,新版宝钞颜色鲜明,制作精良,且更耐折皱,若你们没有意见,便发令宝钞提举司大量刷印,以作筹备,等待来年开春,发行于天下。”
    大臣答应之后,便退走安排相关事宜。
    坤宁宫。
    马恩慧帮朱允炆脱下外衣,询问道:“皇上为何要放过那些可恶的商人,若不是他们,钱庄之事怎会如此波折?”
    朱允炆看着小气的马恩慧,含笑道:“朕也不想放过他们,只不过钱庄已转入正轨,民间铜币又开始充盈起来,若是再任由这些商人在京师囤积如此多的铜钱,用不了多久,铜钱便会贬值,到时候一两银子兑一千一百文铜钱都有可能,钱庄放了水,可京师这个池子没有变大,容纳不了。”
    “再说了,面临铜荒的地方也并非是京师一地,苏州、杭州、北平、开封这些商业重地,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铜荒。京师商人囤积着大量的铜钱,在京师兑换为银必然会折损不少,可若是他们运至苏杭与北平等地,则可以减少大笔损失,而他们的铜钱流入,也会平抑当地的银铜。”
    马恩慧没想到朱允炆谋划竟是如此周详,转念一想,道:“我们只是平抑了京师的银铜,却间接也解决了其他地方的铜荒?可是,若是商人以此为契机,在京师存入银两兑走铜钱,然后运至其他地方,以铜币为货,钱庄岂不是危险……”
    朱允炆含笑道:“中央钱庄不可能只待在京师,朕已安排国子监、三王,网罗珠算与钱庄人才,一个月之后,苏州、杭州、北平、广州、济南、开封等地,都将开设皇家中央钱庄。”
    马恩慧吩咐侍女安排晚膳,见朱允炆心情不错,便小心地说道:“皇上,今日下午,前郑国公常茂的夫人入宫,与臣妾说了些话。”
    朱允炆眉头微微一皱,夹着菜的筷子松开来,问道:“冯夫人可是询问周王之事,她是想为周王说情保全,还是希望保住她的妹妹?”
    马恩慧见朱允炆有些生气,连忙解释道:“她倒是知进退,并没有谈论周王与周王妃,只是寻常叙叙话,不过看她气色不太好,冯家已经破败,常茂一脉也无后人,她如今也只是一个孤寡妇人,有些凄惶。”
    朱允炆放下筷子,拿着汤匙搅动着羹汤,叹息道:“如何处置周王,不是由朕决定,而是由他自己决定。若有人想说情保全,不若先祈祷周王没有做过不可赦的恶事。”
    第二百九十七章 朱棣坠马是有原因的
    自古皇家无亲情,唯有至上权与利。
    这句话不能完全说对,皇家也有亲情,也有人情世故,尤其是在大明初期。
    一开始,朱元璋为了笼络一干大臣,当了无数次媒人,给这个牵红线,给那个订婚,所用的,便是“亲情”羁绊。
    可后来因为种种,朱元璋杀掉了无数功臣,他维持大明统治的磐石,不再是曾经叱咤风云的将领,而是流淌着朱家血液的儿孙、亲戚。
    可经他的手留下的复杂亲戚网,却还存在着。
    冯胜有两个女儿,长女嫁给了常遇春之子常茂,次女嫁给了周王朱橚。
    常茂死后,冯氏便成了孤寡之人,无依无靠,若不是朱允炆平反冤狱,她应该还在广西垂死挣扎,这才回京师没多久,竟又遇到了周王被捕入京之事。
    活在人间,她只剩下一个妹妹是至亲,虽说两人多年不见,但人还在,心里多少还有些念想,人走了,那就真的孤独到了绝境。
    常冯氏与朱冯氏都与皇室有着紧密的关系。
    常遇春是朱允炆父亲朱标的岳父,虽然说朱允炆不是常遇春的亲外孙吧,但毕竟是一家人,冯氏嫁给常茂,这也是家族里的人,嫁给周王朱橚的冯氏更不用说。
    这些亲情如一条条纽带,串联着大明初期的主要将领与官员,筑牢了大明的基石。
    朱允炆不是朱元璋,即没有朱元璋无与伦比的威望,也没有朱元璋铁石心肠的手段,所以在处理皇室宗亲关系上,总更倾向于“柔”的手段,只有人突破自己的底线时,才会运转下暴力机器。
    谁都不希望看到腥风血雨,不希望过有今日没明日的生活。
    “建文”这两个字,本身就有着一改杀戮与暴戾的含义,与“洪武”就差对着干了。
    所以历史上的朱允炆,对于丢掉了五十万大军的李景隆依旧不行杀戮,对于造反派朱棣,也能关切地嘱托将领“不要让我背负杀害叔叔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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