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价值传统的基本内涵
二、中国价值传统的基本内涵
中国价值经过三次革命最终形成了中国价值传统。这是从纵向的研究即历史的研究来看的。那么我们从横向比较来看，中国的价值思想——中国的价值传统——的基本内涵有哪些？
第一，“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这种思想源于中华民族的先贤并在周代逐渐形成，以后又进一步演化和发展。天人合一，最终还是要以人为本。天地自然本身并无价值，但是当天地自然孕育了人类，滋养了人类，天地自然也就有了价值。所以是人赋予天地万物以意义。天地创造人类，人一旦产生就成为万物之灵者。王阳明在《大学问》中开篇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这就把“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思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第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天地万物，人在其间。“天人”问题实质上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其核心则是人之“生命”问题，也就是人的生命创造和人的价值问题。所以说，中国哲学从根本上说就是生命哲学。然而，一切“生命”都源于“自然”。人的存在首先是生命的存在，也就是自然的存在。“天地！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下》），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万物化生”之后，即生命一旦产生就有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远古先贤的表述中，这种关系就是天人关系或人地关系。于是就有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说法。
第三是“乐天知命，率性自由”。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孟子说：“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孟子·尽心上》）。这里的命，一方面是“自我之命”，另一方面是“在天之命”。“自我之命”可知，而“在天之命”不可知。但人的本能是希望通过“自我之命”来通达“在天之命”。这就是“知命”的渴望。这种知命的渴望影响到人们的快乐和幸福，即所谓“乐天知命”。这里说的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命。然而，中华民族还有一个共同的命。《诗经》里面讲“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个命是使命。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三，“中庸之道，和而不同”。《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在这里“和”是价值，是目的，而“中”既是方法也是价值。一方面，“和”必须通过中庸之道达成，而中庸也只有在“和”的状态下实现。另一方面，所谓“致中和”，就是将目的、方法和过程统一起来看，“中”也就具有了价值意义，即“中庸之为德也”（《论语·雍也》）。但要通过“中”庸之道实现“和”，就必须承认“不同”为前提，即“和而不同”，只有“不同”，才有“和”，正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所以，中国传统承认价值的多元性，使人们各得其所，各得其乐，合作而不争，从而实现和谐发展。和不是统一，是多元，和而不同是统一和多元的统一。今天世界上各个民族的文化，欧美的、中国的、印度的等，谁更有生命力呢？我觉得中华文化更有生命力，因为它中庸，中庸才有长久的生命力。
第四，“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孔子将仁作为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所以并不是个人处世的匹夫之仁或小恩小惠的妇人之仁，而是治理有方、为民造福的大仁大义。孔子生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即将进入大争之世，人与人之间竞争激烈，为了私利人们毫不留情。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所谓“克己”就是克服个人的私欲，利欲、权欲，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仁在其中，“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宋明理学实现了仁的“形上学”飞跃。他们首先把仁与天地自然连接起来。张载曾说，“乾称父，坤称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西铭》），提出以天地为父母，要“体天地而仁民爱物”（王夫之，《张子正蒙注》）。这种仁，既是对同类的仁爱，也是对天地万物的仁爱。宋儒还进一步将“仁”与“理”连接起来。程颐曾说：“医家以不认痛痒谓之不仁，人以不知觉不认义理为不仁”（《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上）。“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爱。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五）。
价值指引人民，价值指引中国。一方面，中华民族经数千年来反复磨砺，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价值传统，另一方面，这一价值传统指引中华民族不断进化和发展，形成独特的民族性格，它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形成独特的文化基因。
中国价值经过三次革命最终形成了中国价值传统。这是从纵向的研究即历史的研究来看的。那么我们从横向比较来看，中国的价值思想——中国的价值传统——的基本内涵有哪些？
第一，“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这种思想源于中华民族的先贤并在周代逐渐形成，以后又进一步演化和发展。天人合一，最终还是要以人为本。天地自然本身并无价值，但是当天地自然孕育了人类，滋养了人类，天地自然也就有了价值。所以是人赋予天地万物以意义。天地创造人类，人一旦产生就成为万物之灵者。王阳明在《大学问》中开篇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这就把“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思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第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天地万物，人在其间。“天人”问题实质上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其核心则是人之“生命”问题，也就是人的生命创造和人的价值问题。所以说，中国哲学从根本上说就是生命哲学。然而，一切“生命”都源于“自然”。人的存在首先是生命的存在，也就是自然的存在。“天地！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下》），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万物化生”之后，即生命一旦产生就有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远古先贤的表述中，这种关系就是天人关系或人地关系。于是就有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说法。
第三是“乐天知命，率性自由”。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孟子说：“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孟子·尽心上》）。这里的命，一方面是“自我之命”，另一方面是“在天之命”。“自我之命”可知，而“在天之命”不可知。但人的本能是希望通过“自我之命”来通达“在天之命”。这就是“知命”的渴望。这种知命的渴望影响到人们的快乐和幸福，即所谓“乐天知命”。这里说的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命。然而，中华民族还有一个共同的命。《诗经》里面讲“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个命是使命。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三，“中庸之道，和而不同”。《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在这里“和”是价值，是目的，而“中”既是方法也是价值。一方面，“和”必须通过中庸之道达成，而中庸也只有在“和”的状态下实现。另一方面，所谓“致中和”，就是将目的、方法和过程统一起来看，“中”也就具有了价值意义，即“中庸之为德也”（《论语·雍也》）。但要通过“中”庸之道实现“和”，就必须承认“不同”为前提，即“和而不同”，只有“不同”，才有“和”，正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所以，中国传统承认价值的多元性，使人们各得其所，各得其乐，合作而不争，从而实现和谐发展。和不是统一，是多元，和而不同是统一和多元的统一。今天世界上各个民族的文化，欧美的、中国的、印度的等，谁更有生命力呢？我觉得中华文化更有生命力，因为它中庸，中庸才有长久的生命力。
第四，“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孔子将仁作为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所以并不是个人处世的匹夫之仁或小恩小惠的妇人之仁，而是治理有方、为民造福的大仁大义。孔子生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即将进入大争之世，人与人之间竞争激烈，为了私利人们毫不留情。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所谓“克己”就是克服个人的私欲，利欲、权欲，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仁在其中，“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宋明理学实现了仁的“形上学”飞跃。他们首先把仁与天地自然连接起来。张载曾说，“乾称父，坤称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西铭》），提出以天地为父母，要“体天地而仁民爱物”（王夫之，《张子正蒙注》）。这种仁，既是对同类的仁爱，也是对天地万物的仁爱。宋儒还进一步将“仁”与“理”连接起来。程颐曾说：“医家以不认痛痒谓之不仁，人以不知觉不认义理为不仁”（《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上）。“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爱。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五）。
价值指引人民，价值指引中国。一方面，中华民族经数千年来反复磨砺，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价值传统，另一方面，这一价值传统指引中华民族不断进化和发展，形成独特的民族性格，它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形成独特的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