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价值传统的现代转型
三、中国价值传统的现代转型
在价值革命的过程中需要有一个关键性环节，那就是价值传统的衰落、破坏、瓦解。这个过程首先从价值分裂开始。到中国近代，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出现了传统价值的分裂，而价值分裂正是现代转型的开始。
中国传统价值的分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道和器的分离。道决定器，器支撑了道，这两者不可分。到了近代，我们敌不过西方的坚船利炮，我们对自己的传统价值观产生了怀疑。我们首先怀疑的是我们的器。中国的仁义道德没有问题，我们传统的道没有问题，但是器不行。所以我们提出用中道西器，这样道和器就分裂了。这个分裂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用西方的火枪火炮，但是我们的老祖宗不能忘，中国的道统不能丢，仁义道德不能丢，孔夫子不能丢，皇帝也不能丢。
第二个是体和用的分离。既然我们的器不行，也就是我们的“用”不行。尽管一次次战败，但是我们仍然坚信我们的“道”没有问题，我们的“体”没有问题，有问题的只是“用”。所以就出现了“中体西用”。这也是价值分裂，是体用的分裂。体用分裂的意义就在于使“用”得到了解放。
第三个是义利的颠覆。我们从来讲义在先利在后，利不能压制我们的义。在我们中国思想史上只有极个别的阶段是利在先义在后，比如说法家思想是利在先义在后，为了利可以牺牲义。而在近代，这种义利观也发生了分裂和颠覆，人们可以放开地谈利而不受传统道德的约束，可以言利，可以谋利，言利和谋利不再是不光彩的事。
第四个是本末倒置。比如说产业，传统上是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但到了近代我们的农本不灵了，尽管gdp总量仍然处于世界前列，但其内容主要是农产品。粮食蔬菜敌不过西方的火枪火炮，农业敌不过人家的机器和商业。西方靠工商业兴起，我们仅靠农业已经不灵了，所以本末关系发生变化，出现了商战论，所以出现了洋务运动。
传统价值的彻底消解是在“五四”时期。到这时，我们已经被人家打得头破血流，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庚子赔款，败到不能再败。这使得我们对传统价值的自信彻底没有了。
“五四”时期我国的思想界是什么状况？鲁迅有一段话说得极为透彻，他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六）》）。其他一些新派学者的思想状况与鲁迅也很类似，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对破坏旧传统的坚决态度，最极端的时候还出现了“全盘西化”乃至“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说法。
但是，只有破坏是不够的，破坏之后还需要重建，就是在吸收西方现代性基础上的重建。在这个重建过程中，中国人自己也产生了自己的“主义”。比如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很好的主义，但是孙中山去世之后蒋介石接续了三民主义，将其儒家化了，他用更传统的儒家思想重新阐释了三民主义，所以他是倒退了。蒋介石也是一个思想家，他也讲传统和现代的结合，他有一本著作叫《科学的学庸》，说一切现代的东西在《大学》和《中庸》时代就有，他认为我们的《大学》和《中庸》包含了现代思想。但是在革命时代，中庸路线是行不通的，怎么办呢？那就是彻底革命，我们需要一个彻底革命的“主义”。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就给我们送来了彻底革命的“主义”，这就是马列主义。
中国共产党最早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不过我们共产党人首先接触的不是唯物史观而是进化论，毛泽东、李大钊开始时都读过《天演论》，认识到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但是，根据西方的进化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落后民族就应当被淘汰。那么我们还能承认这个东西吗？当然不能。另外，根据进化论，社会上作为弱势群体的工人和农民也应当被淘汰。所以这两个东西，一个是民族的问题，一个是人民大众的问题，决定了共产党人放弃了进化论，转而信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比资本主义先进，更具有革命性。
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思想文化上有了一个根本性的飞跃，我们党的伟大实践首先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然后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后是要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这个过程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伟大实践，小康社会快要建成了，中国梦正在路上。从旧的传统时代到三民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到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就这么走过来了。
在价值革命的过程中需要有一个关键性环节，那就是价值传统的衰落、破坏、瓦解。这个过程首先从价值分裂开始。到中国近代，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出现了传统价值的分裂，而价值分裂正是现代转型的开始。
中国传统价值的分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道和器的分离。道决定器，器支撑了道，这两者不可分。到了近代，我们敌不过西方的坚船利炮，我们对自己的传统价值观产生了怀疑。我们首先怀疑的是我们的器。中国的仁义道德没有问题，我们传统的道没有问题，但是器不行。所以我们提出用中道西器，这样道和器就分裂了。这个分裂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用西方的火枪火炮，但是我们的老祖宗不能忘，中国的道统不能丢，仁义道德不能丢，孔夫子不能丢，皇帝也不能丢。
第二个是体和用的分离。既然我们的器不行，也就是我们的“用”不行。尽管一次次战败，但是我们仍然坚信我们的“道”没有问题，我们的“体”没有问题，有问题的只是“用”。所以就出现了“中体西用”。这也是价值分裂，是体用的分裂。体用分裂的意义就在于使“用”得到了解放。
第三个是义利的颠覆。我们从来讲义在先利在后，利不能压制我们的义。在我们中国思想史上只有极个别的阶段是利在先义在后，比如说法家思想是利在先义在后，为了利可以牺牲义。而在近代，这种义利观也发生了分裂和颠覆，人们可以放开地谈利而不受传统道德的约束，可以言利，可以谋利，言利和谋利不再是不光彩的事。
第四个是本末倒置。比如说产业，传统上是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但到了近代我们的农本不灵了，尽管gdp总量仍然处于世界前列，但其内容主要是农产品。粮食蔬菜敌不过西方的火枪火炮，农业敌不过人家的机器和商业。西方靠工商业兴起，我们仅靠农业已经不灵了，所以本末关系发生变化，出现了商战论，所以出现了洋务运动。
传统价值的彻底消解是在“五四”时期。到这时，我们已经被人家打得头破血流，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庚子赔款，败到不能再败。这使得我们对传统价值的自信彻底没有了。
“五四”时期我国的思想界是什么状况？鲁迅有一段话说得极为透彻，他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六）》）。其他一些新派学者的思想状况与鲁迅也很类似，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对破坏旧传统的坚决态度，最极端的时候还出现了“全盘西化”乃至“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说法。
但是，只有破坏是不够的，破坏之后还需要重建，就是在吸收西方现代性基础上的重建。在这个重建过程中，中国人自己也产生了自己的“主义”。比如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很好的主义，但是孙中山去世之后蒋介石接续了三民主义，将其儒家化了，他用更传统的儒家思想重新阐释了三民主义，所以他是倒退了。蒋介石也是一个思想家，他也讲传统和现代的结合，他有一本著作叫《科学的学庸》，说一切现代的东西在《大学》和《中庸》时代就有，他认为我们的《大学》和《中庸》包含了现代思想。但是在革命时代，中庸路线是行不通的，怎么办呢？那就是彻底革命，我们需要一个彻底革命的“主义”。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就给我们送来了彻底革命的“主义”，这就是马列主义。
中国共产党最早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不过我们共产党人首先接触的不是唯物史观而是进化论，毛泽东、李大钊开始时都读过《天演论》，认识到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但是，根据西方的进化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落后民族就应当被淘汰。那么我们还能承认这个东西吗？当然不能。另外，根据进化论，社会上作为弱势群体的工人和农民也应当被淘汰。所以这两个东西，一个是民族的问题，一个是人民大众的问题，决定了共产党人放弃了进化论，转而信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比资本主义先进，更具有革命性。
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思想文化上有了一个根本性的飞跃，我们党的伟大实践首先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然后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后是要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这个过程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伟大实践，小康社会快要建成了，中国梦正在路上。从旧的传统时代到三民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到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就这么走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