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河中名流，往来河中盘桓、路过巧遇之类的名士，也来了一些，更有不少本就是河中治下官员之人，也前来捧场。
鹳雀楼本是北周宇文护建立的一座用于军事作用的“瞭望塔”，如今也时常被军方征用，李曜身为河中节帅，封楼只是寻常事耳。不过这鹳雀楼自从王之涣一游，吟出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之后，名声大噪，游人墨客数不胜数，因此内中也开始做了一些改动，变得更加精致。由于其本是军事瞭望塔，内中宽大可以藏兵，所以改造之后，在里头开个十几桌流水席那也是轻而易举之事，半点没有困难。
今日的鹳雀楼中便是这般盛景，众家家主、嫡长子，各界名流纷纷聚集一起高谈阔论。也有一些出身不高的豪商巨富，碍于门第之落差，只能默默呆在角落里的席位坐着，小声商议，交流对今天这件怪事的看法。
众人正各说各话，忽听得一声洪亮地大喝：“节帅到！立正——”
这些士绅大豪刚被这一喝唬得浑身一抖，便立刻听见站在角落以及护卫着堂中正席处的河中近卫军士兵同时一跺脚，将手中长枪往地上一顿，齐声吼道：“恭迎节帅！”
场中众人慌忙四望，却见这些士兵虽然口中大喝一声，目光却是毫不斜视，都笔直地朝自己前方望去，显得格外怪异。他们又下意识朝楼下望去，但楼梯口全无动静。
就在此时，楼上反而响起了沉稳地脚步声。随着脚步声地响起，一个身着紫袍，高八尺有余，面色冷峻，不怒自威的年轻人自楼上走下。在他的身后，还跟着一位面容清癯的中年人，和一位容貌清雅，气度高贵的少年郎君。
早已等候在二楼的李袭吉、顾艋、张敬询以及冯道踏步向前，齐齐拱手：“见过节帅。”
众人既惊讶又点头，暗道：“人说李正阳有当年李太白谪仙之称，今日一见，气度风采果然不似人间所有。以他冠弱之年，竟能有此沉渊恃岳之态，单此一点，便非凡人。”
李曜看也不看众人一眼，走到中间首席，这才淡淡地道：“将士们好。”
第210章 力挽天倾(廿三)
在场之人皆是北国名士，李曜开口第一句却偏偏不是与他们客套，反而对自家牙兵们的“见过节帅”回应了一句“将士们好”，这让众人一齐错愕，就连负责将面见节帅的新礼仪传达到河中近卫军的李袭吉与冯道都是一怔。而近卫军众将士听闻节帅这句话后，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却也下意识将胸膛一挺，站得更直了，目中齐齐露出感激之色。
李曜这时才露出微笑，朝众人作了个四方揖，道：“诸位想必已经知晓某是何人，不错，某便是李存曜，承陛下信任，忝为护国节度。”他微微一顿，继续道：“自某持节河中以来，尚未与诸位一唔，所以今日设宴于此，一则是与诸位会一会面，相互有个了解，毕竟……咱们今后要打交道的时候还长着。二则呢，便是为了这次对诸位或关心、或怀疑的《新城扩建令》作一释疑之谈，此事将在今日与诸位说个明白。除此之外，还需隆重介绍我身后这位，想必诸位已经认出来了，不错，这边正是太原王昭逸王相公以及……”
他说到此处，忽见王笉使了个眼色，对他微微摇头，李曜立刻将话锋一转：“王相公此番乃是回太原祭祖，如今事罢，回京途中路过蒲州，为某所知悉，恰逢某与诸位相约，有今日鹳雀楼之会，因此觍颜相求，邀王相公同来。”
节帅既然拱手，众人自然要回上一礼，又因王抟乃是当朝宰相，更要寒暄。过了半晌，终于礼毕情交，李曜这才摆摆手：“诸位，都请坐吧。”然后转头朝王抟、王笉道：“王相公、燕然，请。”他的官、勋、爵比王抟还高，又是此间主人，自然也就毫不客气，径直坐了上首，朝李袭吉道：“李支使，你来详细解说一番关于《新城扩建令》的事。”
李曜如今别看年纪仍只是二十出头，要是放在后世，大学都还没毕业，可在“这一世”，他却已经是堂堂国公、大镇节帅，因此该有的仪范必须要有，这不是他本人爱不爱显摆的问题，而是这个时代的要求。伟大的人物也许能顺着时代的脉搏引导潮流，但即便是再伟大的人物，也不可能逆时代潮流而动，李曜还没有做一回“穿越者王莽”的意思，自然不会在这种事上弄得惊世骇俗，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其实李曜的这份《新城扩建令》，放在后世来说，不过就是一份建设规划加上一份融资计划罢了，稍有出入的是，李曜一直习惯于用一件事解决几个问题，因此这里还带有一点股份制的雏形，只是有些粗糙而已。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口吃不成胖子，这不过是他第一次进行股份制经济改革的试水。事实上李曜在颁布这道《新城扩建令》之前，仔细回忆了王莽当年的改革，以免重蹈覆辙。按照他一贯的看法，王莽这货怎么看都是个穿越者，他做的事情起码领先时代近两千年，除了吟诗骗美人外，穿越小说的情节他基本都有了，如果一定要探寻一下这位老兄穿越前所处的时代，李曜一直认为最有可能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
公元9年元旦，王莽篡位称帝，登基成为一朝开国君主，改国号为“新”，年号“始建国”。这位老兄做了皇帝之后，打着复古改制的幌子，下令变法，他主要的改革有八条。
一，土地国有。私人不准买卖土地，恢复一千二百年以前已废除了的古代井田制度。八口以下的家庭，耕地不得超过九百亩，超过了的土地，一律没收，或由地主直接分给他的邻居或家属。
二，耕地重新分配。没有土地的农夫（佃农），由政府分给土地。以一对夫妇一百亩为原则，不满一百亩的，由政府补足。
三，冻结奴隶制度。虽没有马上废止，但禁止所有奴隶婢女继续买卖，以限制奴隶的范围和数目不再扩大，使它最后自然消灭。
四，强迫劳动。凡无业游民，每人每年罚布帛一匹，无力缴纳的，由政府强迫他劳役，在劳役期间，由政府供给衣食。
五，实行专卖制度。酒专卖，盐专卖，铁器专卖，由中央政府统一发行货币（从前任何富豪，都可制造银钱，新政府收回这种授权）。山上水中的天然资源，都为国家所有，由政府开采。
六，建立贷款制度。人民因祭祀或丧葬的需要，可向政府贷款，不收利息。但为了经营农商事业而贷款，则政府收取纯利十分之一的本息。
七，实行计划经济。由政府控制物价，防止商人操纵市场，以消除贫富不均。食粮布帛之类日用品，在供过于求时，由政府照成本收买。求过于供时，政府即行卖出，以阻止物价上涨。
八，征收所得税。一切工商业，包括渔猎、卜卦、医生、旅馆，以及妇女们家庭养蚕织布，从前都自由经营，现在新政府都课征纯利十分之一的所得税。政府用这项收入作为贷款或平抑物价的资金。而且王莽在其税制改革中，除了扩大工商业税范围征收懒惰捐外，还提出“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的征税原则，这几乎就是近代所得税先驱之翻版。
从这些措施，李曜觉得王莽所从事的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全面社会改革，十九世纪才兴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开始真正实施的社会主义，原来早在一世纪时的中国，就有了构想和实践。
当然李曜在颁布《新城扩建令》之前想到王莽，并不只是感慨一下，而是仔细思考他为什么失败。按照李曜用后世的观点来分析，首先是因为其改制期间出台的一些政策违背了客观规律。
如“王田制”，将全国土地收归国有，并按井田制重新分配。在这里王莽着意于立即消除土地兼并，初意未始不善，但这一政策违背了当时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规律，这就注定了它的失败。结果，既没有能力兑现无田者可按标准受田的承诺，又危及官僚大地主的特权利益，两面不讨好，岂能不失败？
再如币制改革，恢复已被历史淘汰的原始货币，直接违反货币发展规律，徒增货币流通的障碍。
其次是改革过急过速。过急过速就容易采取一些过头的政策措施而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致使改革失地社会基础。
如王莽将奴婢改为“私属”，并禁止奴婢买卖，本意是要制止奴婢数量的扩大，解决社会上日益严重的奴婢问题。但这项措施也遭到了上自蓄奴之家，下至失地之民的反对，因为禁止奴婢买卖，既触犯了官僚、豪富的利益，又使失去土地而无路可走的农民断绝了一条卖身为奴的生路。
再次，王莽还采取行政手段，对不恰当的改革措施强制推行，引起普遍不满。
如币制改革中以小易大，以轻换重，所铸大泉，重不过12铢，只相当于五铢钱的2.4倍，却要当五铢钱50枚用，所铸重一铢的小泉，却要与五铢钱1枚相等。如此不合理比值的存在，很明显难以禁止盗铸私钱。王莽只得实行诸如“以私铸钱死”、“一家铸钱，五家坐之，没入为奴婢”等严刑酷法来强行禁止。但是在穿越前生活于二十一世纪初的李曜看来，经济规律并不是强制政策所能抗拒的。所以不管王莽把政治强制强化到何等程度，依旧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想当然的改革措施终究得不到贯彻，不切实际的乱改还引起社会的混乱。
终于，地皇三年（公元22年），王莽见四方农民相继起义，王匡、廉丹等数战不利，知天下溃畔，事穷计迫，乃议遣风俗大夫司国宪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泽、六筦之禁，即位以来诏令不便于民者皆收还之，但事未及行而舂陵兵起，新朝遂告灭亡。
至于说王莽还发明了游标卡尺、还特别提倡科学发明、还对棒子国有着莫名的仇恨之类，那都不提了。总之李曜认为，这货必然是个穿越者，但同时也是个失败的穿越者，唯一的好处是……他的失败给自己提供了一个前车之鉴。
李曜得出的结论其实比较悲观：如果不能唤醒全部或者大多数底层民众为你所用，那么作为改革者就一定不能肆无忌惮地得罪处于统治地位的那个阶层。
仍以王莽为例来说，他简直就是个奉行国家资本主义，而又拥有社会主义制度思想和平等观念的穿越者。除了上面所说的那些改革措施以外，他甚至还曾实行过廉租房政策，在长安城中投资建设了五个里共200个廉租房住宅小区，专供贫民居住！
从李曜穿越前，他所在的国家一直高呼廉租房建设的情况来看，这显然是一些从人民群众利益出发的利好消息。后世也有不少学者较为肯定地认为五均六管等措施是有积极进步作用的，而且类似的政策曾在武帝时施行，也产生了良好的效果，积累了极好的经验。
可惜，超越时代的王莽大大地触动了封建制度的根基——地主们的利益。西汉末年，刘汉宗室人口已经繁衍到了十万之众。他们累代豪族，在地方上势力根深蒂固，占有的土地和控制的人口占全国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许多豪族都广蓄宾客，拥有庞大的私家武装。得罪社会地位举足轻重的他们，实在是不明智的事，即使你拥有再多道义上的优势。
王莽想在不触犯贵族、豪强、官僚利益的前提下，让百姓、贫民、甚至奴婢的生活也得到改善，完全是痴心妄想。大地主豪强激烈地反对王田制，因为他们占有的田地远远超过了规定数额，要他们将多余的土地交出来等于要割他们的肉。
而他们占有的大部分奴婢是用于农业生产的，现在将土地都交了，难道将奴婢白养着?而奴婢又不许买卖，岂不是逼着他们白白送掉吗？由于既没有可行性，又没有切实的强制措施，地主豪强多余的土地大多没有交出来，所以政府没有足够的土地分给那些无地、少地的农民，对这一纸空文，农民自然也不会满意。三年后，王莽只得让步，恢复土地和奴婢买卖的合法性，原来的业主肯定要索回已交了公而被其他人占有了的土地。至此，王莽就将唯一拥护这项政策的受益者也得罪了。
豪强们反击的速度，远远高于纳税人自己反应过来王莽是在为自己谋福利的速度。王田制的实行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动乱，“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而新税制的名目多如牛毛，搜刮之苛刻更为惊人，结果“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起为盗贼”。这时，一场主角几乎尽是各豪族大姓的暴乱爆发了。有人统计过，当时起兵反对王莽的义军首领中，普通百姓只占29%，而豪强大姓却占了71%。
那时已经68岁的王皇帝甚至来不及收到广大纳税人们读懂了他的王命的反馈，还在悲凉地哭号着“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殓灭众贼？既令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之时，就被乱兵所杀。令他稍稍宽心的是，一如当年就拥有满山遍野的真心拥戴一样，他死后仍然有数千位知识分子，追随他跌落的王冠，正气凛然地自刎相陪。而王莽这一场根本没有真正开始的改革，也便在数不尽的不解和谩骂中，开始了它长达两千多年的观念旅行：一个“民选的皇帝”，又被身份、利益、素质和动机全然不明的“民”所淘汰。
虽然有相当的创意，甚至出现了中国所得税的萌芽，王莽的改革却终因其可疑、可叹甚至可耻的失败，而被人嗤之以鼻。人们所不愿知道的是，理想主义的王莽，其实比他们能够想象的人格，都要伟大得多。有句话说“王莽恭谦未篡时”，其实李曜心底里一直认为，一个代汉而死的人，何篡之有呢？当年不是万众齐心非要让他来当这个皇帝的么？就如那代替赵氏孤儿去死的程家少年，你能说他是“抄袭”么？
如果他的措施真正能够推广开来，广大纳税人是不需要通过非人的手段(如战争、瘟疫)就可以过上美好生活的。可即使是那些纳税人，最终却是毫不犹豫地对他们理论上的恩人举起了屠刀。
为什么？
为什么？
关键在于推广失败。
而推广失败，则是因为这些制度从根本上触动甚至是推翻了地主阶级的利益。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李曜如今的试探性改革——《新城扩建令》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不去触动大唐统治阶层的利益，反而为他们谋利。当然，与此同时，也想方设法“夹带私货”，以便让老百姓过得更好。
门阀世家、地主豪强，这些人组成了大唐的统治阶层，新城扩建令便是一次为他们谋利的改革。
《新城扩建令》规定，出资参与建设东升新城的股东，按照出资比例享受新城建成之后的利润所得。如果仅仅如此，那么你哪怕只投资了一贯钱甚至一文钱，你也是股东，也有分得利润的机会。然而李曜同时又规定，最低一股为三千贯。三千贯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这完全是个天文数字，连想都不敢想。
然而，对于那些世家大族、地主豪强而言，三千贯算得了什么？他们觉得，以李曜敛财的能力，投资三千贯，一年说不定就能回本，何乐而不为？就算一年不能，两年可以吧？三年可以吧？总归是赚的，而且一定比地里那点地租要赚得多。
因为有这个基础在，李曜相信，他们这些人不太可能抵制《新城扩建令》。但是他要的可不止是让这些豪门世家“不抵制”。从根本上来说，李曜是希望让底层民众因此受益，而这并非不可能。
建设总需要人，建设完了，工厂投产也需要人，按照后世的理念来看，这就是“提供就业岗位”，而在这些人开始在东升新城做事甚至落户安家之后，必然又会出现一些诸如茶楼酒肆、餐馆旅店之类的生活配套设施，又能养活不少人，因此这对于稳定社会环境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君不见后世的某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因为区区几千人的事业，就能闹出罢工游行，结果甚至有把总统都弄下台的么？
然而，李曜的把戏还不止如此。
听完李袭吉的详细讲述之后，一名五十来岁的小老头站了起来，冲李曜拱拱手道：“蒲帅，老朽蒲州靳家靳蓿，有一事相询。”
李曜点头微笑，道：“靳公请问。”
靳蓿道：“原先《新城扩建令》上并规定出资参与修建新城之后，出资‘股东’分润利润之时限，而某听方才李支使之讲解，却平白多了一条‘分润利润之时限，自东升新城相应工程正式投入使用之期起算，前后共十年’……蒲帅当知，某等若是出资买上一片良田，那可是今日买下之后，纵过百代，仍是我家产业。如今蒲帅这新城建设分红，却居然只有十年期限？”
第210章 力挽天倾(廿四)
靳蓿的这个问题，问得极其尖锐，李袭吉等人同时朝李曜望去，脸上都忍不住露出一丝担心，因为他们知道这个问题对于这些可能出资参与建设的各大家族有多大的影响，而与此同时，他们也知道李曜在这个问题上的设想。
李曜事前曾经详细调查河中各大世家，对于靳蓿这个人，他也有比较清晰的了解。此人是今天到此的河中五大世家中靳家的主事人，但比较特别的是，他并非靳家的家主，而是家主的二弟。靳家家主靳莆两年前身染重病，至今卧病在床，而他并无子息，因此指定二弟靳蓿代掌家主印信。
靳家是河中五大世家中涉及商事最多的家族，而靳蓿本人多年充当兄长靳莆的左膀右臂，对于商业运作的理解尤其深刻，因此刚才李袭吉将《新城扩建令》的详细情况一说明，他立即便发现这个最大的问题。原先并未说明出资参与修建东升新城的股东只能享受十年的利润分红，此时却忽然冒了出来，因此他立刻提了出来，要看李曜如何回答。
这个问题直接牵涉分红，利益攸关，他一提出，其余各世家名流齐齐将目光投向李曜。
然而李曜只是无比平静地点了点头，道：“不错。”
鹳雀楼中仿佛瞬间飞进五百只鸭子，一下子嘈杂起来，各家来宾或发出嘘声，或转头与身边之人交流，面色不是讥笑便是叹息。也不知是哪个角落里面，忽然有个声音叫道：“节帅若是缺钱筑城，不如客客气气与诸大世家商议，以我河中诸大世家之家底，便是每家为节帅双手奉上三五万贯，却也不是多么为难的事，就当是庆贺节帅出镇蒲州便是，节帅又何必兜上这么大个圈子来敛财？”
李曜才刚刚偏头去看，另一个角落里又有一人叫道：“正是，正是。某闻节帅在河东军械监时，便有千万之资，民间人称北地财神，如今持节伊始，又何必作这般杀鸡取卵之事？区区十年分红，谁敢出资入股？”
这两个声音都是藏在人群中发声，一时根本难以看出究竟是谁在说话，李曜干脆也懒得去看了，只是呵呵一笑，道：“原来诸位以为某限期十年，竟然会是一件杀鸡取卵之事？”
他这话一出，所有人都知道他要有所表示，纷纷安静下来，目光齐聚李曜脸上。
李曜仍是智珠在握的模样，语气平静得没有半分波澜：“诸位，实不相瞒，以河东军械监此前四年多的经营状况来看，某以为东升新城股东分红期限超过五年，我这河中节帅府便全然是往诸位家中送钱了……某实不知诸位有何值得惊讶的。”
当下堂中又是一阵窃窃私语，靳蓿眼中精光一闪，似有话说，但抢先站起来的却是他旁边的一位锦袍老者，此老拱拱手道：“蒲州冯祺，见过节帅。”
李曜点点头，伸手微微往下一压，道：“冯公有话，坐着说便是。”
冯祺便坐了下来，道：“节帅本是天下名士，又是蒲州之主，按说我等实不该对节帅之言有所迟疑，只是俗话说得好，在商言商……”他微微一顿，见李曜面上并无不悦，便继续道：“节帅说‘以河东军械监此前四年多的经营状况来看’，但河东军械监的经营状况如何，我等外人如何能够得知详情？节帅说一，它便是一，节帅说二，那它便是二……眼下东升新城之建设，光是头期建设，节帅便开出一百二十万贯的盘口，如此一笔巨资，就算是各家分摊，也不是小数，若我等这些家中主事之人仅凭节帅张张嘴便轻易许诺应允，只怕回到家中也不好交代，节帅以为某此言可还算是合理？”
李曜微微笑道：“甚是合理。”
冯祺便反问：“既然合理，不知节帅欲意如何说服我等愿意出资？”
李曜心里也明白，这是一个很大的麻烦，最麻烦的就是河东军械监的账目，他不可能交给冯祺等河中各家去看。
因此他只能换一种说话方式，道：“当初某初掌河东军械监时，军械监每月需要节帅府拨给五六万贯钱，才能勉强维持正常运作，而当时的河东军械监有多大规模，想必诸位就算知之不详，也总有个大概了解，某就不多说了。而如今，河东军械监所下辖有九个司，矿场三十一处，工厂五十三座，另有华锦、食为天、广厦、通达四大行会(指商行)，囊括衣食住行，而眼下这四大行会在河北、中原、关中甚至江南一带有何等地位，料来也无须某来明言……因此在这工、商二道，河东军械监实力如何，诸位心中难道还没个计算？”
冯祺也笑了笑，但却摇头：“河东军械监实力自然举世无双，只是如今节帅出镇河中，这《新城扩建令》也是以河中节度使府名义发出……老朽对此有些疑惑，莫非我河中节帅府动工建城，却由河东军械监出资？纵然河东河中关系非比寻常，这其中恐怕多少也有些难以理清之处吧？倘若账目都难以理清，我辈如何敢放心入股？”
李曜哈哈一笑，解释道：“冯公忘了一点，某不仅身兼河东军械监掌监尚未去职，即便去职，也不打紧。因为某如今还是河东四面总揽后勤诸事调度大行台左仆射，前次晋王来函言道，他平日事多极忙，而右仆射盖公年老体弱，因此这河东四面总揽后勤诸事调度大行台日常之事，皆由某来打理。河中节度使府下令修建新城之事，往上可以取得大行台相助，大行台总揽河东四面诸镇后勤，各军械监自然囊括其中，如此说来，河中建城，河东出资，何异之有？”
其实李曜这个说法，要是放在后世，就多少有些国家资本主义的意思了。比如河东、河中两个军械监，按照李曜的这个思路，就有些国家垄断企业的意味，不过他是国企出身的人，甚至国企的弊病，因此此时将这些大世家拉拢入局，也是为了让他们尝到工商业的甜头，日后就可以慢慢引导，使得他们慢慢转化到自己出资单干，这也就是后世资本家的雏形。
虽然说，因为没有科技革命出现，所以生产力的差距使得这个时代不大可能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但李曜本身也没有搞这种大跃进的意思，他只是将这个时代人的思想进行一些有益的引导，如果——只是如果——将来因为这些改革措施的出现，使得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不那么封建式的僵化，也许中国的未来会更好。谁知道呢？
当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经济问题是很复杂的系统工程，更何况这其中还牵涉到中国古代习惯性的“抑商”，使得他的改革试探看似激进，实则谨慎。
前世的李曜作为一个国企中高层干部，听过的经济讲座也算不少，其中有几节课他听得颇有意思，至今还能记得。当时那位教授的课程共分五讲，分别是汉唐宋明清，最后为一“总论”。在“总论”中，这位教授提出“从这两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对以往传统政治，找出几条大趋势。”他一共指出四条，其中第一个关键词是“集权”——“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第二条关键词是“抑商”——“中国传统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从汉到清，都沿袭着”。
李曜觉得他这两个词总结得极好，事实上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几乎就是在不断地重复“集权”与“抑商”两件事。
在“集权”与“抑商”的背后，是一个无比强悍的政治权力制度安排——高度专制、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中国从公元前七世纪开始，以“管仲变法”为标志，开始探索国家积极干预产业经济的试验，此后多有演进，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逐渐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延续至二十一世纪，这一政体仍然没有变动。
追根究底地看，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中国的这一部历史，其实质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当政府为了政权稳定，全面控制了重要的生产资料之后，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个“经济组织”，它必然有自己的利益需求——用后世的话讲就是“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必然会制度性地压抑民间工商业。如那位教授所说的，“中国传统政治向来就注意节制资本，封建势力打倒了，没有资本集中，于是社会成为一种平铺的社会。”当社会被打成散沙后，就不能有民间的力量了，从而专制的权威不会受到挑战。中国的史家常常说“均贫富”，其实，在“均”的前提之下，“均贫”还是“均富”，是一个被忽略了的问题。现代民主社会是“均富”，传统集权国家则是“均贫”。在客观上，中央集权制度必须把民间财富打散，以维持在均贫的平衡点上。在这个意义上，“均贫富”，也是集权之需要。
而更重要的是，政府在确立了国有专营制度后，必设立国有企业体系，而因产权不清晰、授权不分明等缘故，又一定会诱生出权贵经济，当权者以国家的名义获取资源，以市场的名义瓜分财富，上下其手，攫取私利。从汉唐到明清、民国，历代晚期，都是权贵资本猖獗肆虐之时，往往出现“双首现象”——国家的首脑同时是国家的首富。
在国有资本和权贵资本的双重高压之下，民间商人就危如累卵，惶惶不可终日。政府与工商阶层的对立、紧张关系，贯穿于整整两千年的帝国时期，已俨然构成为一种类似胎记般的传统，那种不对等的、没有契约精神的原则似乎从来没有被尖锐地打破过，对工商业的压抑及异化是一种顽强的中国式传统。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阶层从来是政府的同谋，这得益于科举制度的有效护卫。
为了保全财富及获取更大的利益，趋利的商人集团“本能”地做出两个举措：第一，产业资本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移，经济成长从而失去创新动力；第二，力图跻身垄断集团，积极向政权寻租。
鹳雀楼本是北周宇文护建立的一座用于军事作用的“瞭望塔”，如今也时常被军方征用，李曜身为河中节帅，封楼只是寻常事耳。不过这鹳雀楼自从王之涣一游，吟出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之后，名声大噪，游人墨客数不胜数，因此内中也开始做了一些改动，变得更加精致。由于其本是军事瞭望塔，内中宽大可以藏兵，所以改造之后，在里头开个十几桌流水席那也是轻而易举之事，半点没有困难。
今日的鹳雀楼中便是这般盛景，众家家主、嫡长子，各界名流纷纷聚集一起高谈阔论。也有一些出身不高的豪商巨富，碍于门第之落差，只能默默呆在角落里的席位坐着，小声商议，交流对今天这件怪事的看法。
众人正各说各话，忽听得一声洪亮地大喝：“节帅到！立正——”
这些士绅大豪刚被这一喝唬得浑身一抖，便立刻听见站在角落以及护卫着堂中正席处的河中近卫军士兵同时一跺脚，将手中长枪往地上一顿，齐声吼道：“恭迎节帅！”
场中众人慌忙四望，却见这些士兵虽然口中大喝一声，目光却是毫不斜视，都笔直地朝自己前方望去，显得格外怪异。他们又下意识朝楼下望去，但楼梯口全无动静。
就在此时，楼上反而响起了沉稳地脚步声。随着脚步声地响起，一个身着紫袍，高八尺有余，面色冷峻，不怒自威的年轻人自楼上走下。在他的身后，还跟着一位面容清癯的中年人，和一位容貌清雅，气度高贵的少年郎君。
早已等候在二楼的李袭吉、顾艋、张敬询以及冯道踏步向前，齐齐拱手：“见过节帅。”
众人既惊讶又点头，暗道：“人说李正阳有当年李太白谪仙之称，今日一见，气度风采果然不似人间所有。以他冠弱之年，竟能有此沉渊恃岳之态，单此一点，便非凡人。”
李曜看也不看众人一眼，走到中间首席，这才淡淡地道：“将士们好。”
第210章 力挽天倾(廿三)
在场之人皆是北国名士，李曜开口第一句却偏偏不是与他们客套，反而对自家牙兵们的“见过节帅”回应了一句“将士们好”，这让众人一齐错愕，就连负责将面见节帅的新礼仪传达到河中近卫军的李袭吉与冯道都是一怔。而近卫军众将士听闻节帅这句话后，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却也下意识将胸膛一挺，站得更直了，目中齐齐露出感激之色。
李曜这时才露出微笑，朝众人作了个四方揖，道：“诸位想必已经知晓某是何人，不错，某便是李存曜，承陛下信任，忝为护国节度。”他微微一顿，继续道：“自某持节河中以来，尚未与诸位一唔，所以今日设宴于此，一则是与诸位会一会面，相互有个了解，毕竟……咱们今后要打交道的时候还长着。二则呢，便是为了这次对诸位或关心、或怀疑的《新城扩建令》作一释疑之谈，此事将在今日与诸位说个明白。除此之外，还需隆重介绍我身后这位，想必诸位已经认出来了，不错，这边正是太原王昭逸王相公以及……”
他说到此处，忽见王笉使了个眼色，对他微微摇头，李曜立刻将话锋一转：“王相公此番乃是回太原祭祖，如今事罢，回京途中路过蒲州，为某所知悉，恰逢某与诸位相约，有今日鹳雀楼之会，因此觍颜相求，邀王相公同来。”
节帅既然拱手，众人自然要回上一礼，又因王抟乃是当朝宰相，更要寒暄。过了半晌，终于礼毕情交，李曜这才摆摆手：“诸位，都请坐吧。”然后转头朝王抟、王笉道：“王相公、燕然，请。”他的官、勋、爵比王抟还高，又是此间主人，自然也就毫不客气，径直坐了上首，朝李袭吉道：“李支使，你来详细解说一番关于《新城扩建令》的事。”
李曜如今别看年纪仍只是二十出头，要是放在后世，大学都还没毕业，可在“这一世”，他却已经是堂堂国公、大镇节帅，因此该有的仪范必须要有，这不是他本人爱不爱显摆的问题，而是这个时代的要求。伟大的人物也许能顺着时代的脉搏引导潮流，但即便是再伟大的人物，也不可能逆时代潮流而动，李曜还没有做一回“穿越者王莽”的意思，自然不会在这种事上弄得惊世骇俗，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其实李曜的这份《新城扩建令》，放在后世来说，不过就是一份建设规划加上一份融资计划罢了，稍有出入的是，李曜一直习惯于用一件事解决几个问题，因此这里还带有一点股份制的雏形，只是有些粗糙而已。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口吃不成胖子，这不过是他第一次进行股份制经济改革的试水。事实上李曜在颁布这道《新城扩建令》之前，仔细回忆了王莽当年的改革，以免重蹈覆辙。按照他一贯的看法，王莽这货怎么看都是个穿越者，他做的事情起码领先时代近两千年，除了吟诗骗美人外，穿越小说的情节他基本都有了，如果一定要探寻一下这位老兄穿越前所处的时代，李曜一直认为最有可能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
公元9年元旦，王莽篡位称帝，登基成为一朝开国君主，改国号为“新”，年号“始建国”。这位老兄做了皇帝之后，打着复古改制的幌子，下令变法，他主要的改革有八条。
一，土地国有。私人不准买卖土地，恢复一千二百年以前已废除了的古代井田制度。八口以下的家庭，耕地不得超过九百亩，超过了的土地，一律没收，或由地主直接分给他的邻居或家属。
二，耕地重新分配。没有土地的农夫（佃农），由政府分给土地。以一对夫妇一百亩为原则，不满一百亩的，由政府补足。
三，冻结奴隶制度。虽没有马上废止，但禁止所有奴隶婢女继续买卖，以限制奴隶的范围和数目不再扩大，使它最后自然消灭。
四，强迫劳动。凡无业游民，每人每年罚布帛一匹，无力缴纳的，由政府强迫他劳役，在劳役期间，由政府供给衣食。
五，实行专卖制度。酒专卖，盐专卖，铁器专卖，由中央政府统一发行货币（从前任何富豪，都可制造银钱，新政府收回这种授权）。山上水中的天然资源，都为国家所有，由政府开采。
六，建立贷款制度。人民因祭祀或丧葬的需要，可向政府贷款，不收利息。但为了经营农商事业而贷款，则政府收取纯利十分之一的本息。
七，实行计划经济。由政府控制物价，防止商人操纵市场，以消除贫富不均。食粮布帛之类日用品，在供过于求时，由政府照成本收买。求过于供时，政府即行卖出，以阻止物价上涨。
八，征收所得税。一切工商业，包括渔猎、卜卦、医生、旅馆，以及妇女们家庭养蚕织布，从前都自由经营，现在新政府都课征纯利十分之一的所得税。政府用这项收入作为贷款或平抑物价的资金。而且王莽在其税制改革中，除了扩大工商业税范围征收懒惰捐外，还提出“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的征税原则，这几乎就是近代所得税先驱之翻版。
从这些措施，李曜觉得王莽所从事的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全面社会改革，十九世纪才兴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开始真正实施的社会主义，原来早在一世纪时的中国，就有了构想和实践。
当然李曜在颁布《新城扩建令》之前想到王莽，并不只是感慨一下，而是仔细思考他为什么失败。按照李曜用后世的观点来分析，首先是因为其改制期间出台的一些政策违背了客观规律。
如“王田制”，将全国土地收归国有，并按井田制重新分配。在这里王莽着意于立即消除土地兼并，初意未始不善，但这一政策违背了当时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规律，这就注定了它的失败。结果，既没有能力兑现无田者可按标准受田的承诺，又危及官僚大地主的特权利益，两面不讨好，岂能不失败？
再如币制改革，恢复已被历史淘汰的原始货币，直接违反货币发展规律，徒增货币流通的障碍。
其次是改革过急过速。过急过速就容易采取一些过头的政策措施而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致使改革失地社会基础。
如王莽将奴婢改为“私属”，并禁止奴婢买卖，本意是要制止奴婢数量的扩大，解决社会上日益严重的奴婢问题。但这项措施也遭到了上自蓄奴之家，下至失地之民的反对，因为禁止奴婢买卖，既触犯了官僚、豪富的利益，又使失去土地而无路可走的农民断绝了一条卖身为奴的生路。
再次，王莽还采取行政手段，对不恰当的改革措施强制推行，引起普遍不满。
如币制改革中以小易大，以轻换重，所铸大泉，重不过12铢，只相当于五铢钱的2.4倍，却要当五铢钱50枚用，所铸重一铢的小泉，却要与五铢钱1枚相等。如此不合理比值的存在，很明显难以禁止盗铸私钱。王莽只得实行诸如“以私铸钱死”、“一家铸钱，五家坐之，没入为奴婢”等严刑酷法来强行禁止。但是在穿越前生活于二十一世纪初的李曜看来，经济规律并不是强制政策所能抗拒的。所以不管王莽把政治强制强化到何等程度，依旧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想当然的改革措施终究得不到贯彻，不切实际的乱改还引起社会的混乱。
终于，地皇三年（公元22年），王莽见四方农民相继起义，王匡、廉丹等数战不利，知天下溃畔，事穷计迫，乃议遣风俗大夫司国宪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泽、六筦之禁，即位以来诏令不便于民者皆收还之，但事未及行而舂陵兵起，新朝遂告灭亡。
至于说王莽还发明了游标卡尺、还特别提倡科学发明、还对棒子国有着莫名的仇恨之类，那都不提了。总之李曜认为，这货必然是个穿越者，但同时也是个失败的穿越者，唯一的好处是……他的失败给自己提供了一个前车之鉴。
李曜得出的结论其实比较悲观：如果不能唤醒全部或者大多数底层民众为你所用，那么作为改革者就一定不能肆无忌惮地得罪处于统治地位的那个阶层。
仍以王莽为例来说，他简直就是个奉行国家资本主义，而又拥有社会主义制度思想和平等观念的穿越者。除了上面所说的那些改革措施以外，他甚至还曾实行过廉租房政策，在长安城中投资建设了五个里共200个廉租房住宅小区，专供贫民居住！
从李曜穿越前，他所在的国家一直高呼廉租房建设的情况来看，这显然是一些从人民群众利益出发的利好消息。后世也有不少学者较为肯定地认为五均六管等措施是有积极进步作用的，而且类似的政策曾在武帝时施行，也产生了良好的效果，积累了极好的经验。
可惜，超越时代的王莽大大地触动了封建制度的根基——地主们的利益。西汉末年，刘汉宗室人口已经繁衍到了十万之众。他们累代豪族，在地方上势力根深蒂固，占有的土地和控制的人口占全国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许多豪族都广蓄宾客，拥有庞大的私家武装。得罪社会地位举足轻重的他们，实在是不明智的事，即使你拥有再多道义上的优势。
王莽想在不触犯贵族、豪强、官僚利益的前提下，让百姓、贫民、甚至奴婢的生活也得到改善，完全是痴心妄想。大地主豪强激烈地反对王田制，因为他们占有的田地远远超过了规定数额，要他们将多余的土地交出来等于要割他们的肉。
而他们占有的大部分奴婢是用于农业生产的，现在将土地都交了，难道将奴婢白养着?而奴婢又不许买卖，岂不是逼着他们白白送掉吗？由于既没有可行性，又没有切实的强制措施，地主豪强多余的土地大多没有交出来，所以政府没有足够的土地分给那些无地、少地的农民，对这一纸空文，农民自然也不会满意。三年后，王莽只得让步，恢复土地和奴婢买卖的合法性，原来的业主肯定要索回已交了公而被其他人占有了的土地。至此，王莽就将唯一拥护这项政策的受益者也得罪了。
豪强们反击的速度，远远高于纳税人自己反应过来王莽是在为自己谋福利的速度。王田制的实行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动乱，“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而新税制的名目多如牛毛，搜刮之苛刻更为惊人，结果“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起为盗贼”。这时，一场主角几乎尽是各豪族大姓的暴乱爆发了。有人统计过，当时起兵反对王莽的义军首领中，普通百姓只占29%，而豪强大姓却占了71%。
那时已经68岁的王皇帝甚至来不及收到广大纳税人们读懂了他的王命的反馈，还在悲凉地哭号着“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殓灭众贼？既令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之时，就被乱兵所杀。令他稍稍宽心的是，一如当年就拥有满山遍野的真心拥戴一样，他死后仍然有数千位知识分子，追随他跌落的王冠，正气凛然地自刎相陪。而王莽这一场根本没有真正开始的改革，也便在数不尽的不解和谩骂中，开始了它长达两千多年的观念旅行：一个“民选的皇帝”，又被身份、利益、素质和动机全然不明的“民”所淘汰。
虽然有相当的创意，甚至出现了中国所得税的萌芽，王莽的改革却终因其可疑、可叹甚至可耻的失败，而被人嗤之以鼻。人们所不愿知道的是，理想主义的王莽，其实比他们能够想象的人格，都要伟大得多。有句话说“王莽恭谦未篡时”，其实李曜心底里一直认为，一个代汉而死的人，何篡之有呢？当年不是万众齐心非要让他来当这个皇帝的么？就如那代替赵氏孤儿去死的程家少年，你能说他是“抄袭”么？
如果他的措施真正能够推广开来，广大纳税人是不需要通过非人的手段(如战争、瘟疫)就可以过上美好生活的。可即使是那些纳税人，最终却是毫不犹豫地对他们理论上的恩人举起了屠刀。
为什么？
为什么？
关键在于推广失败。
而推广失败，则是因为这些制度从根本上触动甚至是推翻了地主阶级的利益。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李曜如今的试探性改革——《新城扩建令》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不去触动大唐统治阶层的利益，反而为他们谋利。当然，与此同时，也想方设法“夹带私货”，以便让老百姓过得更好。
门阀世家、地主豪强，这些人组成了大唐的统治阶层，新城扩建令便是一次为他们谋利的改革。
《新城扩建令》规定，出资参与建设东升新城的股东，按照出资比例享受新城建成之后的利润所得。如果仅仅如此，那么你哪怕只投资了一贯钱甚至一文钱，你也是股东，也有分得利润的机会。然而李曜同时又规定，最低一股为三千贯。三千贯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这完全是个天文数字，连想都不敢想。
然而，对于那些世家大族、地主豪强而言，三千贯算得了什么？他们觉得，以李曜敛财的能力，投资三千贯，一年说不定就能回本，何乐而不为？就算一年不能，两年可以吧？三年可以吧？总归是赚的，而且一定比地里那点地租要赚得多。
因为有这个基础在，李曜相信，他们这些人不太可能抵制《新城扩建令》。但是他要的可不止是让这些豪门世家“不抵制”。从根本上来说，李曜是希望让底层民众因此受益，而这并非不可能。
建设总需要人，建设完了，工厂投产也需要人，按照后世的理念来看，这就是“提供就业岗位”，而在这些人开始在东升新城做事甚至落户安家之后，必然又会出现一些诸如茶楼酒肆、餐馆旅店之类的生活配套设施，又能养活不少人，因此这对于稳定社会环境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君不见后世的某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因为区区几千人的事业，就能闹出罢工游行，结果甚至有把总统都弄下台的么？
然而，李曜的把戏还不止如此。
听完李袭吉的详细讲述之后，一名五十来岁的小老头站了起来，冲李曜拱拱手道：“蒲帅，老朽蒲州靳家靳蓿，有一事相询。”
李曜点头微笑，道：“靳公请问。”
靳蓿道：“原先《新城扩建令》上并规定出资参与修建新城之后，出资‘股东’分润利润之时限，而某听方才李支使之讲解，却平白多了一条‘分润利润之时限，自东升新城相应工程正式投入使用之期起算，前后共十年’……蒲帅当知，某等若是出资买上一片良田，那可是今日买下之后，纵过百代，仍是我家产业。如今蒲帅这新城建设分红，却居然只有十年期限？”
第210章 力挽天倾(廿四)
靳蓿的这个问题，问得极其尖锐，李袭吉等人同时朝李曜望去，脸上都忍不住露出一丝担心，因为他们知道这个问题对于这些可能出资参与建设的各大家族有多大的影响，而与此同时，他们也知道李曜在这个问题上的设想。
李曜事前曾经详细调查河中各大世家，对于靳蓿这个人，他也有比较清晰的了解。此人是今天到此的河中五大世家中靳家的主事人，但比较特别的是，他并非靳家的家主，而是家主的二弟。靳家家主靳莆两年前身染重病，至今卧病在床，而他并无子息，因此指定二弟靳蓿代掌家主印信。
靳家是河中五大世家中涉及商事最多的家族，而靳蓿本人多年充当兄长靳莆的左膀右臂，对于商业运作的理解尤其深刻，因此刚才李袭吉将《新城扩建令》的详细情况一说明，他立即便发现这个最大的问题。原先并未说明出资参与修建东升新城的股东只能享受十年的利润分红，此时却忽然冒了出来，因此他立刻提了出来，要看李曜如何回答。
这个问题直接牵涉分红，利益攸关，他一提出，其余各世家名流齐齐将目光投向李曜。
然而李曜只是无比平静地点了点头，道：“不错。”
鹳雀楼中仿佛瞬间飞进五百只鸭子，一下子嘈杂起来，各家来宾或发出嘘声，或转头与身边之人交流，面色不是讥笑便是叹息。也不知是哪个角落里面，忽然有个声音叫道：“节帅若是缺钱筑城，不如客客气气与诸大世家商议，以我河中诸大世家之家底，便是每家为节帅双手奉上三五万贯，却也不是多么为难的事，就当是庆贺节帅出镇蒲州便是，节帅又何必兜上这么大个圈子来敛财？”
李曜才刚刚偏头去看，另一个角落里又有一人叫道：“正是，正是。某闻节帅在河东军械监时，便有千万之资，民间人称北地财神，如今持节伊始，又何必作这般杀鸡取卵之事？区区十年分红，谁敢出资入股？”
这两个声音都是藏在人群中发声，一时根本难以看出究竟是谁在说话，李曜干脆也懒得去看了，只是呵呵一笑，道：“原来诸位以为某限期十年，竟然会是一件杀鸡取卵之事？”
他这话一出，所有人都知道他要有所表示，纷纷安静下来，目光齐聚李曜脸上。
李曜仍是智珠在握的模样，语气平静得没有半分波澜：“诸位，实不相瞒，以河东军械监此前四年多的经营状况来看，某以为东升新城股东分红期限超过五年，我这河中节帅府便全然是往诸位家中送钱了……某实不知诸位有何值得惊讶的。”
当下堂中又是一阵窃窃私语，靳蓿眼中精光一闪，似有话说，但抢先站起来的却是他旁边的一位锦袍老者，此老拱拱手道：“蒲州冯祺，见过节帅。”
李曜点点头，伸手微微往下一压，道：“冯公有话，坐着说便是。”
冯祺便坐了下来，道：“节帅本是天下名士，又是蒲州之主，按说我等实不该对节帅之言有所迟疑，只是俗话说得好，在商言商……”他微微一顿，见李曜面上并无不悦，便继续道：“节帅说‘以河东军械监此前四年多的经营状况来看’，但河东军械监的经营状况如何，我等外人如何能够得知详情？节帅说一，它便是一，节帅说二，那它便是二……眼下东升新城之建设，光是头期建设，节帅便开出一百二十万贯的盘口，如此一笔巨资，就算是各家分摊，也不是小数，若我等这些家中主事之人仅凭节帅张张嘴便轻易许诺应允，只怕回到家中也不好交代，节帅以为某此言可还算是合理？”
李曜微微笑道：“甚是合理。”
冯祺便反问：“既然合理，不知节帅欲意如何说服我等愿意出资？”
李曜心里也明白，这是一个很大的麻烦，最麻烦的就是河东军械监的账目，他不可能交给冯祺等河中各家去看。
因此他只能换一种说话方式，道：“当初某初掌河东军械监时，军械监每月需要节帅府拨给五六万贯钱，才能勉强维持正常运作，而当时的河东军械监有多大规模，想必诸位就算知之不详，也总有个大概了解，某就不多说了。而如今，河东军械监所下辖有九个司，矿场三十一处，工厂五十三座，另有华锦、食为天、广厦、通达四大行会(指商行)，囊括衣食住行，而眼下这四大行会在河北、中原、关中甚至江南一带有何等地位，料来也无须某来明言……因此在这工、商二道，河东军械监实力如何，诸位心中难道还没个计算？”
冯祺也笑了笑，但却摇头：“河东军械监实力自然举世无双，只是如今节帅出镇河中，这《新城扩建令》也是以河中节度使府名义发出……老朽对此有些疑惑，莫非我河中节帅府动工建城，却由河东军械监出资？纵然河东河中关系非比寻常，这其中恐怕多少也有些难以理清之处吧？倘若账目都难以理清，我辈如何敢放心入股？”
李曜哈哈一笑，解释道：“冯公忘了一点，某不仅身兼河东军械监掌监尚未去职，即便去职，也不打紧。因为某如今还是河东四面总揽后勤诸事调度大行台左仆射，前次晋王来函言道，他平日事多极忙，而右仆射盖公年老体弱，因此这河东四面总揽后勤诸事调度大行台日常之事，皆由某来打理。河中节度使府下令修建新城之事，往上可以取得大行台相助，大行台总揽河东四面诸镇后勤，各军械监自然囊括其中，如此说来，河中建城，河东出资，何异之有？”
其实李曜这个说法，要是放在后世，就多少有些国家资本主义的意思了。比如河东、河中两个军械监，按照李曜的这个思路，就有些国家垄断企业的意味，不过他是国企出身的人，甚至国企的弊病，因此此时将这些大世家拉拢入局，也是为了让他们尝到工商业的甜头，日后就可以慢慢引导，使得他们慢慢转化到自己出资单干，这也就是后世资本家的雏形。
虽然说，因为没有科技革命出现，所以生产力的差距使得这个时代不大可能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但李曜本身也没有搞这种大跃进的意思，他只是将这个时代人的思想进行一些有益的引导，如果——只是如果——将来因为这些改革措施的出现，使得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不那么封建式的僵化，也许中国的未来会更好。谁知道呢？
当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经济问题是很复杂的系统工程，更何况这其中还牵涉到中国古代习惯性的“抑商”，使得他的改革试探看似激进，实则谨慎。
前世的李曜作为一个国企中高层干部，听过的经济讲座也算不少，其中有几节课他听得颇有意思，至今还能记得。当时那位教授的课程共分五讲，分别是汉唐宋明清，最后为一“总论”。在“总论”中，这位教授提出“从这两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对以往传统政治，找出几条大趋势。”他一共指出四条，其中第一个关键词是“集权”——“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第二条关键词是“抑商”——“中国传统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从汉到清，都沿袭着”。
李曜觉得他这两个词总结得极好，事实上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几乎就是在不断地重复“集权”与“抑商”两件事。
在“集权”与“抑商”的背后，是一个无比强悍的政治权力制度安排——高度专制、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中国从公元前七世纪开始，以“管仲变法”为标志，开始探索国家积极干预产业经济的试验，此后多有演进，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逐渐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延续至二十一世纪，这一政体仍然没有变动。
追根究底地看，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中国的这一部历史，其实质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当政府为了政权稳定，全面控制了重要的生产资料之后，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个“经济组织”，它必然有自己的利益需求——用后世的话讲就是“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必然会制度性地压抑民间工商业。如那位教授所说的，“中国传统政治向来就注意节制资本，封建势力打倒了，没有资本集中，于是社会成为一种平铺的社会。”当社会被打成散沙后，就不能有民间的力量了，从而专制的权威不会受到挑战。中国的史家常常说“均贫富”，其实，在“均”的前提之下，“均贫”还是“均富”，是一个被忽略了的问题。现代民主社会是“均富”，传统集权国家则是“均贫”。在客观上，中央集权制度必须把民间财富打散，以维持在均贫的平衡点上。在这个意义上，“均贫富”，也是集权之需要。
而更重要的是，政府在确立了国有专营制度后，必设立国有企业体系，而因产权不清晰、授权不分明等缘故，又一定会诱生出权贵经济，当权者以国家的名义获取资源，以市场的名义瓜分财富，上下其手，攫取私利。从汉唐到明清、民国，历代晚期，都是权贵资本猖獗肆虐之时，往往出现“双首现象”——国家的首脑同时是国家的首富。
在国有资本和权贵资本的双重高压之下，民间商人就危如累卵，惶惶不可终日。政府与工商阶层的对立、紧张关系，贯穿于整整两千年的帝国时期，已俨然构成为一种类似胎记般的传统，那种不对等的、没有契约精神的原则似乎从来没有被尖锐地打破过，对工商业的压抑及异化是一种顽强的中国式传统。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阶层从来是政府的同谋，这得益于科举制度的有效护卫。
为了保全财富及获取更大的利益，趋利的商人集团“本能”地做出两个举措：第一，产业资本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移，经济成长从而失去创新动力；第二，力图跻身垄断集团，积极向政权寻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