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中只有玄宗原来还比较英明，开元之时亦颇思有所作为，可惜不久即沉溺酒色，骄奢淫佚，醉生梦死，天昏地暗，大唐的统治基础被他斫丧殆尽。其余更都是逆来顺受，忍辱偷生，委曲求全，以苟延残喘，更谈不到施展韬略、有所作为了。就连宪宗，也只是相对多了几分手腕，而并未有真正的大局意识。其实这种情况，在前后各王朝中，都是不多见的。所以他一直认为，至少在这个方面，唐不仅不能与汉比，甚至不能与被它推翻的隋朝比。
隋虽是一个短命的王朝，前后两代不过三十七年，但却为后世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留下一份为利无穷的宝贵历史遗产，至今犹在放射着耀眼的光芒——那就是大运河。大运河在全国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所产生的影响之大是无可估量的。而号称盛世的唐朝，却举不出有任何巨大厉史意义的成就。所以，从形式上看，唐朝的疆域比前汉大，是一个威震遐迩的大一统帝国，在原先的历史上，大唐立国长达二百八十九年，比前汉王朝还多七十五年。然而它的内容却是空虚的，终唐一代，没有在这一方面做出有任何历史意义的重大贡献，历届帝王除一二开国之君外，都是些没有多大作为的庸碌之辈，既不能为民兴利，也不能为民除害，即使问题摆在眼前，也同样是不闻不问。象这样的无所作为，在前后历代王朝中实是少见。
对一向被誉为盛世的唐朝作如此贬抑，并非李曜对这个王朝有什么成见，相反他是对大唐很有感情的，但也许是爱之深、责之切，因此他见到大唐的弱点之后，就越发希望使之改变，而他的这个观点，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有充分根据的。
在李曜看来，古代社会里，农业当然是最主要的一个生产部门，所谓经济是一切社会关系包括政治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基础，实际上就是农业在这一切关系中起决定作用。例如“三河”地带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的发祥地，数千百年以来一直是一个统治中心——即所谓“都国诸侯所聚会”、“七十九代之君俱王天下”，就是因为这个地区一直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中心，农业是决定一切的直接力量。因为农业不仅直接关系着人民大众的生存，而且也直接关系着“都国诸侯”的存亡，所以一个国家的农业兴衰，就直接表现为人民的贫富和国家的安危。
关于农业的这种决定一切的作用，其实古人早就认识得非常清楚，阐述得也非常明确，尤其是战国时期的各派思想家，都纷纷从不同角度来反复中论有关这一问题的理论与经验教训。比如《管子》里，就有两段话：
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则城不固……轻地利而求田野之辟，仓凛之实，不可得也。
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栗多也。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主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则战必不胜，守必不固矣。……此由不利农少粟之害也。
李曜认为管子说得十分透彻，所谓“田野之辟，仓禀之实”，就是发展农业的两大目标，也是充实经济力量和巩固国家基础的根本大计。《管子》的后一段文字阐述得更为明确，既然“粟”直接关系着国家人民的命运，自然就不能不把“田野之辟，仓禀之实”作为治国的根本大计。因为“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彼此间的相互关系是如此直接，如此明显，不容有丝毫疑义。
所谓“田野之辟”，就是充分利用水土资源，扩大灌溉面积，以提高农业生产力，增加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水是农作物的命脉，一个朝代是否注意兴修水利，是一个朝代农业能否发达的关键。按照李曜在后世课堂上学到的说法来讲，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是小农制经济占支配地位，一家一户的小农民都是个体方式的经营，相互之间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以形成一种社会的集体力量，来兴建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如开凿人工渠道，以共同灌溉农田，用以提高土地的生产能力。所以他们只能消极地听任自然摆布，所谓靠天吃饭。于是朝廷这个社会上唯一的一种集体力量，就在这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有一个注意兴修水利的朝廷，就会出现一个人给家足、经济繁荣的时代，反之，如果听任沟渠湮灭，水利不修，其必然来临的，便是灾荒连年，饥谨荐臻，甚至是人相食吠，白骨蔽野。
所以一个王朝对于水利是否给以足够的关心和重视，是判断一个主朝兴衰隆替的准绳，一个能主动大兴水利的王朝，必然是一个田垦、粟多、国富、兵强、战胜、地广的王朝。作为一个接受共产主义教育多年的国企干部，李曜记得马克思也曾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作了论述，指出举办灌溉或排水的公共工程是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责，只不过记不住原话了而已。
不说马克思，就说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如周、秦、汉都是从偏僻小国发家，其依靠的就是不断的夯实农业基础。有农业才有人口，有人口才有士兵，才能考虑对外扩张，这是最简单的道理。
唐朝是汉以后在关中定都的又一个大一统王朝，虽然它开拓了辽阔的疆域，与前汉帝国的声威不相上下，但在这个方面，却是一个基础薄弱，内容空虚，名不符实的强国。它不重视农田水利，不为人民“通沟读，畜破池”，以达到五谷丰登，人给家足。汉武帝所说的农天下之本，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的道理，似乎根本不为唐朝的皇帝、百官所理解，丝毫没有奠立国家根本、强化政权基础的打算。终唐之一代，没有兴建过大规模的灌溉工程。不修新渠，也不注意保持泪渠，如秦汉时代的郑白渠，到唐时还能发挥其固有作用，朝廷不仅不加爱惜，王公权贵还肆意破坏。总之唐朝既不开凿新渠，也不维护旧渠，对开发水利，发展农业，好象与自己完全无关，李曜对此十分惋惜。
好在大唐朝廷虽没有进行过有计划的水利开发，但各道州府的地方官吏偶尔还会利用本地区的自然河流，川泽、肢塘修建一些地方性的小渠，或把废弃埋灭了的古渠故道加以疏浚修整，使之能灌溉附近田畴，这在各道州府中皆不乏其人，如此修建的小渠亦屡见记载，但是地方小渠都是修旧利废，小修小补，而不是有计划的水利建设，大都规模狭小，灌溉面积不大，其利不溥，地方上虽能获得一点收益，但对整个天下农业而言，实在无足轻重。
而且李曜觉得更糟糕的是，唐虽然继秦、汉之后，亦定都关中，但是唐时的关中已不是秦汉时的关中，因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南移，关中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力量，已不足以支撑作为大一统帝国的政治中心。
首先是关中已经遭受过几次惨重的破坏，特别是东晋十六国时期的长期破坏，破坏到“关中无复行人”，在“井埋木刊，纤陌夷灭”之后，生态平衡被彻底破坏，水上长期流失，干早的黄土已经沙化，在土地报酬递减现象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不断增加的人口使土地更失去负荷的能力。故当唐在关中建都时，已明显观察到关中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早。这是唐在关中建都时首先遇到的一个明显的不利条件。但是这个不利条件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因为关中是黄土高原，土层厚，土质肥沃，如果千早缺水，则风沙淋漫，颖粒无收，一旦有水灌概，仍可亩收一钟。这样的事实，都历历在目，不仅秦、汉的历史经验可资效法，眼前的事例尤足借鉴。
例如玄宗时期的同州刺史姜师度，“首开沟恤”，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使“由来棒棘之听，遍为粳稻之川，仓庚有京抵之饶，关辅致珠玉之润”。玄宗特下诏褒美，但却不把这个成功经验加以推广。可知唐朝并不是真正重视这一成功经验，更不准备走自己发展经济的道路，而是把自己政权的立足基础——实际上也是自己的生存依据，仿佛孤注一掷般完全放在“岁潜东南之粟”一着上，竟然没有注意到江淮漕运是不可靠的，以此为国策，实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唐都关中，江淮槽运不能直达，漕运全程，明显地分为三段，只有大运河一段是畅通的，后两段、特别是最后一段是极端困难的，而且是不可逾越的。唐朝把自己的立国基础和生存依据放在这样一个不可靠的漕运上，这就铸定了唐朝必然是一个基础脆弱，随时可能倾覆的政权。
这些东西，原本都是李曜穿越前偶尔涉猎得来，而穿越之后因为切身体会，才真正开始仔细思考的。如今身为河中节度使，心中又有更加远大的理想，对于这些国家建设之类的事情，也就考虑得更多、更广。他觉得一个王朝没有自己的富国、利民、长治、久安之策，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就地发展经济，以奠立一个地辟、粟多、国富，兵强、战胜、地广的巩固基础，特别是当遭运已经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朝廷的存亡已经遇到严重危胁，而仍然不肯改弦易辙，速谋自救之道，仍然死抱着错误政策不放，这是使人费解的。
例如大运河虽然可以畅通，但运输却旷日持久，史称：“江南漕船以岁二月至扬州，入斗门，四月已后，始渡淮入注，常苦水浅，六七月乃至河门，而河水方涨，须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舟楫阻隘，江南之人，不习河事，转雇河师水手，重为劳费，其得行日少，阻滞日多。”这说明黄河能够航行的时间是很短的，沉溺损耗是很大的。黄河运程到三门而止，三门之险是全部运程的一个最大障碍，在此时的技术条件下，由黄河越三门而进入关中水系是根本不可能的。
朝廷对这个倒是曾经进行过不实际的改进计划，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什么辟高山，易坚石，以另辟新渠，所谓“辟三门之岭，逾岩险之地，傅负索引舰，升于安流”，结果是徒劳无功，岩险之地不能逾越，不能用人力负索把潜船升于安流。不得已在三门置仓，将槽粮搬入仓中，改由陆运，用大车运至渭滨，再转槽京师。道路之梗阻，运脚之高昂，沿途之损耗，丈骨之盗窃，损耗惊人，当时有“用斗钱运斗米”之说，以如此高昂之代价，旷日持久，运到京仓时已所余无几，远不足以满足需要，朝廷不得已每年须以大部分时间移驻东京(洛阳)，即将整个朝廷搬往洛阳以就食。洛阳地滨黄河，漕运虽然艰难，但遭船毕竟可以直达，比西京长安略胜一筹。裴耀卿在评论漕政时曾指出：
臣以国家帝业，本在京师，万国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为秦中地狭，收粟不多，侥遇水早，即便遗乏。往者贞观、永徽之际，禄凛数少，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石，所用便足，以此车驾久得安居。今升平日久，国用渐广，每年陕洛槽运，数倍于前，支犹不给，陛下幸东都以就贮积，为国大计，不惮幼劳，皆为忧人而行，岂是故欲来往。
仅此一说，就已充分说明完全仰赖漕运是危险的。
唐朝以高昂代价维持江淮漕运，而江淮消运并不能保证永久畅通，因大运河的较长一段位于河南，而且是运河的关键部分，是运河转入黄河的枢纽。然而中原是兵争之地，一旦中原有事，运河即被切断，如安史之乱时，中原为主要战场，兵荒马乱，淮、汴梗阻，运道断绝，唐朝立即陷入绝境，因失去了江淮财赋，就失去了活命之源，朝廷地位，岌岌可危，在万分危急之中，不得已而改变航道，遭船改由长江溯汉水北上，运抵汉中，然后再改由陆路运往京师。这完全是一种饥不择食的救急之策，不得已而为之，因陆路车载，途程遥远，道路崎岖，脚价更为高昂，沿途损耗更为浩大，而且旷日持久，缓不济急，以致京师米价爆贵，军民乏食，太仓空虚，宫厨断粮，连皇帝后妃也差点成为饿殍。为了活命，遂迫使蜀中人民按穗以供。情势竟如此危急，这时唐朝的命运实己不绝如缕。
但是像这样的危急情势，在唐朝并不是偶然一见，而是屡见不鲜。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不断称兵，漕运常被切新，朝廷对此束手无策，皇帝闷坐宫中，望眼欲穿地在坐等漕粮的到来，此外即无所作为。李曜是怎么也没有想明白：一个王朝本应立足于自力更生，应当自己动手，开发农田水利，生产一部分或大部分衣食之源，而不能依靠从外地征调而来，何况运输这些征调之物又非常不可靠，至多以之作为补充，而不能作为全部生存依据。然而唐朝恰恰作了这样一个错误决策，而且是一成不变，尽管事实已经一再证明江淮运不可靠，因航道不能改变，三门之险不能逾越，纵使以刘晏之能，他虽然作了最大努力，但所能改变的只限于管理槽政的行政效率，罢掉了贪污无能的经手官吏，使浪费损耗为之大减，但对于运道的艰难险阻仍一筹莫展。事实上，谁也不能改变根本不能改变的自然条件，就算让多了一千多年历史智慧的李曜来办，他也办不到。
唐朝的十几代皇帝对此皆无动于衷，仍然要坐待东南之采，不谋自救之道，宁作饿殍，也不肯改弦易撤。结果，王朝虚弱衰败到不堪一击，四方一有风吹草动，皇帝就仓皇出逃，归根结底，就在于现在的关中不能自给自足。
李曜不希望千年后的关中仍然要成为自己那个时代的“黄土高原”，同时也希望将来的关中能恢复生机，因此在现在就开始格外关注水利工程建设，在河东军械监时期，就做了一些安排，如今则是时候将当时积累的经验拿来，进行更加细致的改进和实验了。
李袭吉这时已经明白李曜的意思，略微思索道：“无妨，只须让张全义负责大局，至于细务，不是还有军械监水利司么？这可就要看张掌监(河中军械监掌监张敬询)如何配合了。”
李曜轻轻点头，道：“某欲辟举张全义为河中观察副使，可道，你来草书……袭吉先生，此事还要劳驾你去知会敬询。”
李袭吉收起笑容，拱手道：“明公放心，某自省得。”
第210章 力挽天倾(廿七)
“明日一早，某便要回长安了。”
河东节度使府，崇贤院花园之中，王抟一边散步，一边对身侧落后一步处的王笉说道。
“是，叔父。”王笉静静地应了一声。
“说说看，为何忽然改变主意，入股这么一大笔钱。”王抟的语气也格外平静。
王笉的脚步微微一滞，道：“奴以为，入股东升新城，于我王氏，确有大利。不光是在钱财上有利，同时也能进一步夯实与河中乃至河东的关系。”
王抟沉默着，缓缓走出十余步，忽然道：“那个庐阳县主杨潞，你担心她？”
“叔父说笑了，奴担心她作甚？”王笉立刻回答。
王抟轻哼一声：“早叫你恢复了女儿身装扮，你偏要担心那些有的没的。你男儿装束时，李正阳与你是朋友，你女儿装束时，他就不能与你是朋友了？你既然坚信他是实诚君子，又何必在这上面多虑！”
他似乎微微叹了口气，顿了顿，又道：“如今时间拖得久了，你再要去捅破这层窗户纸，反倒麻烦了。而且，某瞧着那杨家娘子对李正阳只怕也颇有好感……某听说这女娘在外时间长，又是暗中做细报之人，形形色色哪种男人未曾见过？但越是这种女子，一旦动了心，却又格外固执，偏偏她那耶耶对她又宠信得很，那万一她真要是有了这份心思，她耶耶从淮南河东之关系考虑，恐怕多半就会顺水推舟，暗示李克用去联这一姻。到了那时，事情就不好办了。嫣然呐，我王家纵然能帮李克用稳定河东根基，甚至在士林中改善名声，可在他那等人心中，却是未必比淮南十万披甲有用……你这一拖年余，已经快要失了先手了。”
王笉微微张了张嘴，又紧紧抿上，过了半晌才道：“奴既答应正阳兄主持河中医学院，总不能以假面目示人，本就是要恢复女儿装扮的，只是……”
王抟微微皱眉：“你这孩子，什么都好，就是顾虑忒得多了……又只是什么？”
王笉叹道：“陛下敕令正阳兄迎驾，如今却又被韩建请去了华州，但近日河中各军连番严训，显然在为迎驾做出准备。而与此同时，河中节度使府其余事务也同样一件都不曾落下，工、农、商、兵，那一处没有大动作？正阳兄虽是千年难遇之奇人，怕也分身乏术，疲不堪言，奴此时前去自承乃是女身，岂非给他乱添麻烦？”
王抟忽然站住，转头道：“此时你怕给他添麻烦，某只怕今后你想给他添麻烦，都没有机会了。”说罢也不管王笉如何应答，竟然径直去了。
王笉怔怔站立当场，细细思索回忆方才李曜与杨潞一举一动的每一个细节，好半晌之后，才微微摇了摇头，转身往自己小院去了。
杨潞回到河中节度使府理贤院时，天色已然不早，好在节帅府规矩严格，似杨潞这般贵客，其膳食整日都有准备，竹韵与荷香两名贴身侍女命人将饭菜承上，服侍杨潞用罢。杨潞忽然问道：“某来这些日子，下面的人居然不能弄清旁边崇贤院里那叔侄二人的身份，以至今日某本欲使李正阳承我一份大大的人情，却不料半路杀出个太原王氏与我抬价，弄得功亏一篑……有此可见，妙坊在河中，根基仍是太浅。”她微微一顿，问道：“你们二人谁愿主持蒲州之细报？”
竹韵与荷香对视一眼，齐齐摇头：“奴只愿长随县主身侧。”
杨潞蹙眉道：“独掌一坊，每年过手的钱财不下十万贯，数年之后，又可由某为之物色好人家许之，妙坊中多少小娘愿意独掌一坊，你二人竟然不肯？”
二女同时跪下，道：“奴婢侍候县主经年，实不愿分别。”
杨潞见二女如此，也不禁心中一软，叹道：“罢了，不愿便不愿吧，蒲州妙坊主事之人，某再物色遴选便是。”她说完，忽然眼珠一转，闪过一丝狡黠，笑道：“你二人早已知道，李使相便是当日的王照，那日在来蒲州的路上又听了戴判官的那番话，是以心中打了小算盘，想随某一同进这节帅府为女主，是也不是？”
杨潞与王笉不同，毕竟是掌握淮南情报机构之人，特别是身处青楼日久，对于这种话，虽然当着戴友规这等身份特殊的年长男子时仍有些不自然，但对自己的贴身侍女说起，却是毫无顾忌，竟然说得如此直白。
竹韵荷香二女面色微微有些不自然，只是低着头。杨潞哂然一笑，摆摆手：“怕什么？倘若日后真有那么一天，你二人随我同入此门，却不失为一桩好事。”
二女见她将话说到这般地步，只得忍着脸红道谢。杨潞却又道：“不过，此事戴判官却未曾处理妥当，怕是还有些波折。”她皱着眉头道：“戴友规辩才虽已冠绝淮南，可到了李正阳面前，仍是略逊一筹，被他一番说辞下来，连……那件事都没有真个说明，只是旁敲侧击提了一下，李正阳也不知是装傻充愣还是怎的，偏是不接话茬，真是气煞我也！”
二女忍不住同时噗嗤一笑，竹韵道：“县主何必着急，奴家听说当日李使相曾有一诗《赞霍骠骑》，怕只怕这位使相郎君如今根本未曾想过这些事儿，戴判官既然不敢直言，他哪里能一下子便听得出来？大虫也有打盹的时候，李使相虽然料事如神，也未必恰巧就能想到这上面去呀。”
荷香也道：“正是，县主，您要是急着来蒲州为女主，还是要自个想些办法才是道理。”
杨潞听得连连点头：“不错，不错，还得靠我自己想办法……嗯？你竟敢套我的话！”她佯怒道：“我偏不急，让你们两个自去思春，哼！”说罢起身，拂袖便往内堂去了。
荷香掩了掩嘴，小声道：“竹韵妹妹，你说……县主不会真就不提这事了吧？”
竹韵无奈地白了她一眼，道：“荷香姐，你比县主还小着一岁，你都急了，县主能不着急？你只管等着好消息便是了。”
荷香松了口气，忽然有些羡慕地道：“妹妹最小，难怪不着急。”
竹韵摇头叹道：“奴家只是明白，这事啊……轮不到咱们来急。”
两个小妮子说悄悄话的时候，李曜仍在白虎节堂偏厅接见听到李袭吉传话后前来拜访的张敬询。
“水利工程方面，倘若要兴这三大工程，只怕不仅要河东军械监大力襄助，而且我河中军械监还需延揽人手。”张敬询年纪不过三旬上下，微黑有须，清瘦精干，说到此处，微微一顿，补充道：“如今我河中军械监自上而下，以河东为范进行了‘改制’，但各司都还只是搭了个架子，人手远远不足。譬如水利司，河中军械监水利司常员三百一十七人，各自负责规划、技术、选材、监督等各方面，而到工程进行之时，其为之效力的番户、杂户、工匠、丁夫足有数千乃至数万之多，我河中如今却哪有这般基础？节帅，如今河中军械监水利司，常员不过二十九人，除开司长一人、副司长两人、财务总监一人和工程总监一人之外，其余办事各‘处’，每处只剩三四人，这三大工程要几乎同时开工，他们就是一个人劈成两半，也做不成啊。更别说番户、杂户、工匠、丁夫等，我河中哪有河东充足，这三大工程便是只开一个，怕也很难按期按质完工……以上种种，还请节帅明鉴。”
李曜眉头深皱，右手食指轻轻敲打着面前的横案，轻声道：“人手问题，待某想想。”张敬询点头，小声应了个：“是。”
李曜此前在河东军械监时，对于人手问题的确没有太过担忧，但河东与河中的确颇有差别。不论河东还是河中，军械监的人力资源都受到整个大唐朝廷制度的影响，大唐的官府手工业劳动力组成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因犯罪而成的官奴婢和刑徒、流徒；另一部分是征自民间的各类工匠和丁夫。朝廷对这两部分人的役使和管理有一套成熟的办法。凡犯谋反和谋大逆的人，其家庭男女老幼及奴婢一律籍没入官，统称官奴婢。其中有伎巧者各从其所能，散配诸司劳作，妇女工于缝巧者没入内侍省掖庭局，剩余无伎能者统配司农寺，由司农寺再视具体情况散配诸司杂作。遇有皇帝赦宥，官奴婢可一免为番户，再免为杂户。官奴婢、番户、杂户皆当色相婚，不得逾越。
官奴婢常役无番，番户一年三番，杂户二年五番，番皆一月。除从事官府手工业的生产劳作外，还从事建筑、苑囿、蔬菜种植、家畜饲养等业，这看朝廷如何调拨。朝廷对官奴婢、番户、杂户立有专门的户籍，由役使诸司和尚书省工部之都官司共同制订管理。
根据有关格式条文，每年正月，役使诸司要将本司官奴婢、番户、杂户等以类相从，造籍二通，一通报送都官司，一通留存本司。到了十月，诸司再将本司官奴婢、番户、杂户中黄口以上者“并印臂送都官[司]阅貌”。都官司则要“条其生息，阅其老幼而正簿”，并关牒尚书省户部之金部、仓部，拨给诸司官奴婢、番户、杂户以必要的衣食供应，以保障他们几乎无偿地为官府劳作。至于刑徒，是因犯罪被判徒刑之人，流徒是因犯罪被判流刑之人。
《大唐六典》载：“其应徒，则皆配居作。”其注文曰：“在京送将作监，妇人送少府监缝作。外州者，供当处官役，及修理城隍仓库，及公廨杂使。犯流应任居作者，亦准此，妇人亦留当州缝作及配舂。诸流徒罪居作者，皆着钳，若无钳者，着盘枷，病及有保者，听脱，不得着巾带。每旬给假一日，腊寒食各给二日，不得出所役之院，患假者倍日役之。”很显然朝廷对刑徒、流徒的役使更为残酷，管理更为苛刻，刑徒、流徒的处境更加艰难，其劳作更加具有无偿性。
当然了，官奴婢、番户、杂户及刑徒、流徒人数较少，不是官府手工业的主要劳动力。主要劳动力是朝廷根据需要从各地征调的各类工匠和丁夫。大唐虽然风气之开放冠绝古时各朝，但仍实行划分士农工商四民界限的政策，朝廷对民间工商业者立有专门的世袭匠籍。《大唐六典》所云“工商皆为家专其业以求利者”，《尚书工部·总括》所云“工巧业作之子弟，一入工匠后，不得别入诸色”的规定，证明了大唐匠籍确实存在。
匠籍则按照工种不同而分类编制，载明各工种工匠的人数和人名，每三年一造，县以籍成于州，州成于尚书省，由尚书户部总而领之。通过县州造籍，户部总领，大唐朝廷对各地工匠建立起详备的档案资料。匠籍而外，在工匠的组织方式上，朝廷又按地区进行划分，对工匠实行类似于对府兵的编制管理，即所谓“凡工匠以州县为团，五人为火，五火置长一人”。团设有团头；团头、火长一般由朝廷指派，对朝廷负责。在工匠的征发和役使上，朝廷根据需要，按籍索匠，直接下帖于团头，团头则督率团内工匠应时而作。
若稽留延误，法律上有明确的治罪条例，即“丁夫杂匠，被官差遣，不依程限而稽留不赴者，一日笞三十，三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而将领主司(谓亲领监当者)则罪加一等，一日笞四十，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一年”。朝廷“少府监匠，一万九千八百五十人，将作监匠，一万五千人”，即是“散出诸州，皆取材力强壮，技能工巧者”，亦即征自各地民间，而且工匠“不得隐巧补拙，避重就轻”。
丁夫的征发与役使略同于工匠，为方便起见，朝廷以户为单位编制有专门的差科簿。被征发到各类官府手工业机构中的工匠在朝廷官吏的严格管理下，按照有关规章具体劳作。在《大唐六典》明确规定：“凡教诸杂作，计其功之众寡与其难易而均平之，功多而难者，限四年三年成，其次二年，最少四十日，作为等差，而均其劳逸焉。”其注文曰：“凡教诸杂作工业，金银铜铁铸凿镂错镞，所谓工夫者，限四年成，以外限三年成，平慢(漫)者限二年成，诸杂作有一年半者，有一年者，有九月者，有三月者，有五十日者，有四十日者。”对不同的役作项目的完成时间有着明确的规定。
对工匠的技术培训及役作的宏观管理也有着严格规定：“钿镂之工，教以四年；车路(辂)乐器之工，三年；平漫刀槊之工，二年；矢镞竹漆屈柳之工，半焉；冠冕弁帻之工，九月。教作者传家技。四季以令丞试之，岁终以监试之，皆物勒工名。”
若工匠造作不遵章法，法律上有明确的治罪条例，具体负责监当造作的官吏也难辞其咎。《唐律疏议》卷十六《擅兴律》工作不如法条曰：“诸工作有不如法者，笞四十，不任用及应更作者，并计所不任赃、庸，坐赃论减一等。其供奉作者，加二等。工匠各以所由为罪。监当官司，各减三等。”以保证官府手工业制成品的质量。在某些大型工作中，朝廷还实行工头负责制。如武后垂拱四年修建明堂，由薛怀义“充使督作”，凡役工数万之多，施工中“置号头，头一阚，千人齐和”。柳宗元所撰《梓人传》也记载了梓人指挥群工役作的情况：对这个梓人，群工“皆视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断者”。
这里的号头、梓人一类的工头，并不是朝廷官吏，是由朝廷指定的技术方面的负责人，刚才张敬询提到的水利司“常员”中，就包括了这些技术人员和负责人员，只不过在李曜改制之后，河东、河中军械监的这类人员，已经算是朝廷吏员了。
虽然从规矩上来，朝廷的征召和管理似乎也还算合理，但事实上大唐工匠，无论是长上匠，还是短番匠，抑或是中后期大量出现的明资匠、和雇匠，一般都是以服徭役或色役的各种形式，近乎无偿地为官府尽着隶属关系之下的多种义务。朝廷虽有纳资代役的规定，但往往是官样文章，且有些工匠是不准纳资代役的，《大唐六典》即规定“巧手供内者，不得纳资”。总而言之，工匠和丁夫的征发役使具有明显的强制性。
既然是有强制性，那么地区底子越好、情况越乱、节帅越霸道的地区，工匠的获得显然就越方便。李曜在河东为何不为工匠着急？因为河东乃是李唐的王业之基，人口鼎盛、经济发达、又北临边庭，时常有官奴婢、刑徒、流徒等入境，而节帅李克用常年征战，使得战乱较多，失业的流民也就越多，李曜当初征召的流民可不在少数，不光军械监招揽了大批流民，就连他在洺州刺史任上的时候，也招揽了许多。正是托了这些“福”，当初李曜才一直不愁人手。
然而在河中则大不相同，河中这十年之中，虽然也经历了两场战争，一次是张濬讨伐李克用，其中有部分战事发生在河中境内；另一次就是这次梁晋双方因河中军府归属权纠纷导致的争夺战。然而这两场战争都打得很快，而且波及地域很小，伤亡、破坏都不算大。特别是这一次河中争夺战，李曜对流民安置工作的熟悉程度不必多说，后世那么经验，他虽然是国企干部，可就算是听新闻听到的那些处理手段，放在这个时代也完全够用了。因此，战乱对河中稳定造成的影响，非常之小。
除了没有战乱流民，河中又紧邻京城长安，朝廷显然不会发配多少“官奴婢”来河中军府服役，这就又少了一批人手。也就是说，如今河中军械监的人手，除了河中军械监本有的那批人，以及李曜金蚕脱壳从河东军械监调拨一批之外，其余工匠的延揽全都要靠自行招募，河中农业、商业都比较发达，大多数人只要能活下去，自然不肯去做工匠。
李曜皱着眉头，问道：“河东军械监原有的奖惩制度可曾在河中施行？”
张敬询拱手道：“各项制度都已萧规曹随，严格执行。”
李曜眉头皱得更深了，想了想，又问：“宣传队可曾对此有过覆盖式宣传？”
张敬询微微一叹：“此事是冯书记(指节帅府掌书记冯道)一手督办，宣传组的那些寒门学子着实是将大大小小的村寨都跑遍了，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李曜以手扶额，一边思索，一边问道：“依你之见，这是为何？”
张敬询道：“某以为，河中与河东不可同日而语，河东战乱频仍，在节帅出任掌军械监前，民生日渐凋敝，因而军械监给出的工钱会显得颇高，各项发明、攻关的奖励更可使人一夜暴富，因此河东失产失业之人竞相涌入。而河中则因为战乱甚少，局势平稳，民间颇有余才，百姓大多能安居乐业，自然不愿放弃本行，来军械监务工。”
他这番话，李曜基本赞同，中国老百姓虽然勤劳、温驯、好统治，但也不得不说，在衣食无忧、生死不愁的情况下，其中大部分人都有一种不愿尝试新事物或者新工作的惰性。从某一方面上来说，这叫沉稳妥帖、不贪功冒进，而从另一方面来说，这就叫墨守成规、不思进取了。
但这一点，李曜认为很难改变，至少这不是他一时半会就能改变，甚至不是一代人两代人能改变的，所以就目前而言，他只能想办法克服这一不利因素。
其实如果图方便，多打仗就可以导致流民四起，但这显然与他一贯的宗旨不符。而如果不靠战争，那就只能靠制度改变，再辅以一些细微的小手段潜移默化。
李曜想着想着，忽然又觉得手头的权力不够用，因为如果要从制度入手，提高工匠阶层的社会地位、日常收入，那显然需要中央权力，这不是一个河中节度使可以办到的。
大唐官府手工业的管理经营，李曜穿越前了解很少，穿越后因为掌握军械监，才逐渐明了。朝廷在手工业问题上，其行政管理系统方面，既有负责政令制定与计划下达的尚书省工部这一中央最高政务机关，也有负责落实政令和实施计划的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等中央事务机关，又有具体组织生产的中尚、左尚、右尚、织染、掌冶、左校、右校、中校、甄官、甲坊、弩坊等署及百工、就谷、库谷、斜谷、太阴、伊阳、诸冶、诸铸钱等监，还有中央和内廷的其他一些机构及地方朝廷的许多机构，上上下下构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庞大的多层管理体系。
这一体系的各级机构均由朝廷官吏掌握，是大唐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方面，相比各节镇的军械监，它的建置更加全面，制度更加完善，上下级机构间的隶属关系清楚，分工明确，职责具体。用后世的话来说，这就是典型的封建官僚管理体制，也是汉代以来官府手工业制度的新的发展。官府手工业由朝廷直接管理经营，政治权力支配干预生产是其最基本的特点。当然在藩镇日渐势大之后，这一体系基本上已经很难直接管辖到地方，如果按照后世的习惯来划分，这中间除了行政部分之外，其余大小作坊的实体，基本相当于后世中国的“央企”。
为何说央企？这些生产实体在管理上有庞大的行政官僚体系负其责，而经营上则以朝廷的统治为基础，保证了官府手工业在大唐整个手工业结构中处于主要的和支配的地位，民间手工业只能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形成了自己的发展形态。与门类众多，规模庞大的官府手工业相比，处在大唐朝廷统治之下的民间手工业时常遭受盘剥，始终被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以被扭曲了的形式运转，无法正常发展，新的生产方式也难以从中产生与成长。
李曜作为后世国企的中高层管理人员，自然非常清楚“官办”的优势和劣势，其实他一直是主张民用产品全部放手，政府或者说朝廷只控制一部分事关国家安全的关键项目的。在目前的大唐，他觉得能够控制武器制造，以及粮食和盐的大批调动基本就够了，只是眼下国家处于实际上的分裂状态，因此构想归构想，还不能实施。
但也许是为了证明“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正确性，远虑他没办法解决，近忧已然产生。发展必然需要人力，而河中军械监却招揽不到足够的人力。那些家中养不活的孩子，其父母宁可他们去应募为兵，也不让他们去做工匠，倒不是因为当兵的收入高过工匠，也不是因为工匠的工作危险性居然能超过士兵，而是因为……工匠地位太低。
“匠籍……”李曜喃喃念了一声，忽然抬头问道：“若我河中废除匠籍制度，敬询，你看如何？”
张敬询大吃一惊，忙道：“万万不可！”
李曜皱了皱眉：“为何？”
张敬询虽然能看出李曜对这一回答的不满，却仍坚持道：“节帅天下名士，如何会作此想？欲为此事，只怕节帅须以一人之身，而逆朝廷以及天下士林。”
李曜心中也是一惊，暗道：“有这么严重？”面上却是不动声色，问道：“何以见得？”
隋虽是一个短命的王朝，前后两代不过三十七年，但却为后世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留下一份为利无穷的宝贵历史遗产，至今犹在放射着耀眼的光芒——那就是大运河。大运河在全国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所产生的影响之大是无可估量的。而号称盛世的唐朝，却举不出有任何巨大厉史意义的成就。所以，从形式上看，唐朝的疆域比前汉大，是一个威震遐迩的大一统帝国，在原先的历史上，大唐立国长达二百八十九年，比前汉王朝还多七十五年。然而它的内容却是空虚的，终唐一代，没有在这一方面做出有任何历史意义的重大贡献，历届帝王除一二开国之君外，都是些没有多大作为的庸碌之辈，既不能为民兴利，也不能为民除害，即使问题摆在眼前，也同样是不闻不问。象这样的无所作为，在前后历代王朝中实是少见。
对一向被誉为盛世的唐朝作如此贬抑，并非李曜对这个王朝有什么成见，相反他是对大唐很有感情的，但也许是爱之深、责之切，因此他见到大唐的弱点之后，就越发希望使之改变，而他的这个观点，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有充分根据的。
在李曜看来，古代社会里，农业当然是最主要的一个生产部门，所谓经济是一切社会关系包括政治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基础，实际上就是农业在这一切关系中起决定作用。例如“三河”地带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的发祥地，数千百年以来一直是一个统治中心——即所谓“都国诸侯所聚会”、“七十九代之君俱王天下”，就是因为这个地区一直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中心，农业是决定一切的直接力量。因为农业不仅直接关系着人民大众的生存，而且也直接关系着“都国诸侯”的存亡，所以一个国家的农业兴衰，就直接表现为人民的贫富和国家的安危。
关于农业的这种决定一切的作用，其实古人早就认识得非常清楚，阐述得也非常明确，尤其是战国时期的各派思想家，都纷纷从不同角度来反复中论有关这一问题的理论与经验教训。比如《管子》里，就有两段话：
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则城不固……轻地利而求田野之辟，仓凛之实，不可得也。
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栗多也。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主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则战必不胜，守必不固矣。……此由不利农少粟之害也。
李曜认为管子说得十分透彻，所谓“田野之辟，仓禀之实”，就是发展农业的两大目标，也是充实经济力量和巩固国家基础的根本大计。《管子》的后一段文字阐述得更为明确，既然“粟”直接关系着国家人民的命运，自然就不能不把“田野之辟，仓禀之实”作为治国的根本大计。因为“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彼此间的相互关系是如此直接，如此明显，不容有丝毫疑义。
所谓“田野之辟”，就是充分利用水土资源，扩大灌溉面积，以提高农业生产力，增加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水是农作物的命脉，一个朝代是否注意兴修水利，是一个朝代农业能否发达的关键。按照李曜在后世课堂上学到的说法来讲，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是小农制经济占支配地位，一家一户的小农民都是个体方式的经营，相互之间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以形成一种社会的集体力量，来兴建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如开凿人工渠道，以共同灌溉农田，用以提高土地的生产能力。所以他们只能消极地听任自然摆布，所谓靠天吃饭。于是朝廷这个社会上唯一的一种集体力量，就在这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有一个注意兴修水利的朝廷，就会出现一个人给家足、经济繁荣的时代，反之，如果听任沟渠湮灭，水利不修，其必然来临的，便是灾荒连年，饥谨荐臻，甚至是人相食吠，白骨蔽野。
所以一个王朝对于水利是否给以足够的关心和重视，是判断一个主朝兴衰隆替的准绳，一个能主动大兴水利的王朝，必然是一个田垦、粟多、国富、兵强、战胜、地广的王朝。作为一个接受共产主义教育多年的国企干部，李曜记得马克思也曾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作了论述，指出举办灌溉或排水的公共工程是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责，只不过记不住原话了而已。
不说马克思，就说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如周、秦、汉都是从偏僻小国发家，其依靠的就是不断的夯实农业基础。有农业才有人口，有人口才有士兵，才能考虑对外扩张，这是最简单的道理。
唐朝是汉以后在关中定都的又一个大一统王朝，虽然它开拓了辽阔的疆域，与前汉帝国的声威不相上下，但在这个方面，却是一个基础薄弱，内容空虚，名不符实的强国。它不重视农田水利，不为人民“通沟读，畜破池”，以达到五谷丰登，人给家足。汉武帝所说的农天下之本，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的道理，似乎根本不为唐朝的皇帝、百官所理解，丝毫没有奠立国家根本、强化政权基础的打算。终唐之一代，没有兴建过大规模的灌溉工程。不修新渠，也不注意保持泪渠，如秦汉时代的郑白渠，到唐时还能发挥其固有作用，朝廷不仅不加爱惜，王公权贵还肆意破坏。总之唐朝既不开凿新渠，也不维护旧渠，对开发水利，发展农业，好象与自己完全无关，李曜对此十分惋惜。
好在大唐朝廷虽没有进行过有计划的水利开发，但各道州府的地方官吏偶尔还会利用本地区的自然河流，川泽、肢塘修建一些地方性的小渠，或把废弃埋灭了的古渠故道加以疏浚修整，使之能灌溉附近田畴，这在各道州府中皆不乏其人，如此修建的小渠亦屡见记载，但是地方小渠都是修旧利废，小修小补，而不是有计划的水利建设，大都规模狭小，灌溉面积不大，其利不溥，地方上虽能获得一点收益，但对整个天下农业而言，实在无足轻重。
而且李曜觉得更糟糕的是，唐虽然继秦、汉之后，亦定都关中，但是唐时的关中已不是秦汉时的关中，因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南移，关中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力量，已不足以支撑作为大一统帝国的政治中心。
首先是关中已经遭受过几次惨重的破坏，特别是东晋十六国时期的长期破坏，破坏到“关中无复行人”，在“井埋木刊，纤陌夷灭”之后，生态平衡被彻底破坏，水上长期流失，干早的黄土已经沙化，在土地报酬递减现象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不断增加的人口使土地更失去负荷的能力。故当唐在关中建都时，已明显观察到关中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早。这是唐在关中建都时首先遇到的一个明显的不利条件。但是这个不利条件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因为关中是黄土高原，土层厚，土质肥沃，如果千早缺水，则风沙淋漫，颖粒无收，一旦有水灌概，仍可亩收一钟。这样的事实，都历历在目，不仅秦、汉的历史经验可资效法，眼前的事例尤足借鉴。
例如玄宗时期的同州刺史姜师度，“首开沟恤”，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使“由来棒棘之听，遍为粳稻之川，仓庚有京抵之饶，关辅致珠玉之润”。玄宗特下诏褒美，但却不把这个成功经验加以推广。可知唐朝并不是真正重视这一成功经验，更不准备走自己发展经济的道路，而是把自己政权的立足基础——实际上也是自己的生存依据，仿佛孤注一掷般完全放在“岁潜东南之粟”一着上，竟然没有注意到江淮漕运是不可靠的，以此为国策，实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唐都关中，江淮槽运不能直达，漕运全程，明显地分为三段，只有大运河一段是畅通的，后两段、特别是最后一段是极端困难的，而且是不可逾越的。唐朝把自己的立国基础和生存依据放在这样一个不可靠的漕运上，这就铸定了唐朝必然是一个基础脆弱，随时可能倾覆的政权。
这些东西，原本都是李曜穿越前偶尔涉猎得来，而穿越之后因为切身体会，才真正开始仔细思考的。如今身为河中节度使，心中又有更加远大的理想，对于这些国家建设之类的事情，也就考虑得更多、更广。他觉得一个王朝没有自己的富国、利民、长治、久安之策，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就地发展经济，以奠立一个地辟、粟多、国富，兵强、战胜、地广的巩固基础，特别是当遭运已经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朝廷的存亡已经遇到严重危胁，而仍然不肯改弦易辙，速谋自救之道，仍然死抱着错误政策不放，这是使人费解的。
例如大运河虽然可以畅通，但运输却旷日持久，史称：“江南漕船以岁二月至扬州，入斗门，四月已后，始渡淮入注，常苦水浅，六七月乃至河门，而河水方涨，须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舟楫阻隘，江南之人，不习河事，转雇河师水手，重为劳费，其得行日少，阻滞日多。”这说明黄河能够航行的时间是很短的，沉溺损耗是很大的。黄河运程到三门而止，三门之险是全部运程的一个最大障碍，在此时的技术条件下，由黄河越三门而进入关中水系是根本不可能的。
朝廷对这个倒是曾经进行过不实际的改进计划，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什么辟高山，易坚石，以另辟新渠，所谓“辟三门之岭，逾岩险之地，傅负索引舰，升于安流”，结果是徒劳无功，岩险之地不能逾越，不能用人力负索把潜船升于安流。不得已在三门置仓，将槽粮搬入仓中，改由陆运，用大车运至渭滨，再转槽京师。道路之梗阻，运脚之高昂，沿途之损耗，丈骨之盗窃，损耗惊人，当时有“用斗钱运斗米”之说，以如此高昂之代价，旷日持久，运到京仓时已所余无几，远不足以满足需要，朝廷不得已每年须以大部分时间移驻东京(洛阳)，即将整个朝廷搬往洛阳以就食。洛阳地滨黄河，漕运虽然艰难，但遭船毕竟可以直达，比西京长安略胜一筹。裴耀卿在评论漕政时曾指出：
臣以国家帝业，本在京师，万国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为秦中地狭，收粟不多，侥遇水早，即便遗乏。往者贞观、永徽之际，禄凛数少，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石，所用便足，以此车驾久得安居。今升平日久，国用渐广，每年陕洛槽运，数倍于前，支犹不给，陛下幸东都以就贮积，为国大计，不惮幼劳，皆为忧人而行，岂是故欲来往。
仅此一说，就已充分说明完全仰赖漕运是危险的。
唐朝以高昂代价维持江淮漕运，而江淮消运并不能保证永久畅通，因大运河的较长一段位于河南，而且是运河的关键部分，是运河转入黄河的枢纽。然而中原是兵争之地，一旦中原有事，运河即被切断，如安史之乱时，中原为主要战场，兵荒马乱，淮、汴梗阻，运道断绝，唐朝立即陷入绝境，因失去了江淮财赋，就失去了活命之源，朝廷地位，岌岌可危，在万分危急之中，不得已而改变航道，遭船改由长江溯汉水北上，运抵汉中，然后再改由陆路运往京师。这完全是一种饥不择食的救急之策，不得已而为之，因陆路车载，途程遥远，道路崎岖，脚价更为高昂，沿途损耗更为浩大，而且旷日持久，缓不济急，以致京师米价爆贵，军民乏食，太仓空虚，宫厨断粮，连皇帝后妃也差点成为饿殍。为了活命，遂迫使蜀中人民按穗以供。情势竟如此危急，这时唐朝的命运实己不绝如缕。
但是像这样的危急情势，在唐朝并不是偶然一见，而是屡见不鲜。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不断称兵，漕运常被切新，朝廷对此束手无策，皇帝闷坐宫中，望眼欲穿地在坐等漕粮的到来，此外即无所作为。李曜是怎么也没有想明白：一个王朝本应立足于自力更生，应当自己动手，开发农田水利，生产一部分或大部分衣食之源，而不能依靠从外地征调而来，何况运输这些征调之物又非常不可靠，至多以之作为补充，而不能作为全部生存依据。然而唐朝恰恰作了这样一个错误决策，而且是一成不变，尽管事实已经一再证明江淮运不可靠，因航道不能改变，三门之险不能逾越，纵使以刘晏之能，他虽然作了最大努力，但所能改变的只限于管理槽政的行政效率，罢掉了贪污无能的经手官吏，使浪费损耗为之大减，但对于运道的艰难险阻仍一筹莫展。事实上，谁也不能改变根本不能改变的自然条件，就算让多了一千多年历史智慧的李曜来办，他也办不到。
唐朝的十几代皇帝对此皆无动于衷，仍然要坐待东南之采，不谋自救之道，宁作饿殍，也不肯改弦易撤。结果，王朝虚弱衰败到不堪一击，四方一有风吹草动，皇帝就仓皇出逃，归根结底，就在于现在的关中不能自给自足。
李曜不希望千年后的关中仍然要成为自己那个时代的“黄土高原”，同时也希望将来的关中能恢复生机，因此在现在就开始格外关注水利工程建设，在河东军械监时期，就做了一些安排，如今则是时候将当时积累的经验拿来，进行更加细致的改进和实验了。
李袭吉这时已经明白李曜的意思，略微思索道：“无妨，只须让张全义负责大局，至于细务，不是还有军械监水利司么？这可就要看张掌监(河中军械监掌监张敬询)如何配合了。”
李曜轻轻点头，道：“某欲辟举张全义为河中观察副使，可道，你来草书……袭吉先生，此事还要劳驾你去知会敬询。”
李袭吉收起笑容，拱手道：“明公放心，某自省得。”
第210章 力挽天倾(廿七)
“明日一早，某便要回长安了。”
河东节度使府，崇贤院花园之中，王抟一边散步，一边对身侧落后一步处的王笉说道。
“是，叔父。”王笉静静地应了一声。
“说说看，为何忽然改变主意，入股这么一大笔钱。”王抟的语气也格外平静。
王笉的脚步微微一滞，道：“奴以为，入股东升新城，于我王氏，确有大利。不光是在钱财上有利，同时也能进一步夯实与河中乃至河东的关系。”
王抟沉默着，缓缓走出十余步，忽然道：“那个庐阳县主杨潞，你担心她？”
“叔父说笑了，奴担心她作甚？”王笉立刻回答。
王抟轻哼一声：“早叫你恢复了女儿身装扮，你偏要担心那些有的没的。你男儿装束时，李正阳与你是朋友，你女儿装束时，他就不能与你是朋友了？你既然坚信他是实诚君子，又何必在这上面多虑！”
他似乎微微叹了口气，顿了顿，又道：“如今时间拖得久了，你再要去捅破这层窗户纸，反倒麻烦了。而且，某瞧着那杨家娘子对李正阳只怕也颇有好感……某听说这女娘在外时间长，又是暗中做细报之人，形形色色哪种男人未曾见过？但越是这种女子，一旦动了心，却又格外固执，偏偏她那耶耶对她又宠信得很，那万一她真要是有了这份心思，她耶耶从淮南河东之关系考虑，恐怕多半就会顺水推舟，暗示李克用去联这一姻。到了那时，事情就不好办了。嫣然呐，我王家纵然能帮李克用稳定河东根基，甚至在士林中改善名声，可在他那等人心中，却是未必比淮南十万披甲有用……你这一拖年余，已经快要失了先手了。”
王笉微微张了张嘴，又紧紧抿上，过了半晌才道：“奴既答应正阳兄主持河中医学院，总不能以假面目示人，本就是要恢复女儿装扮的，只是……”
王抟微微皱眉：“你这孩子，什么都好，就是顾虑忒得多了……又只是什么？”
王笉叹道：“陛下敕令正阳兄迎驾，如今却又被韩建请去了华州，但近日河中各军连番严训，显然在为迎驾做出准备。而与此同时，河中节度使府其余事务也同样一件都不曾落下，工、农、商、兵，那一处没有大动作？正阳兄虽是千年难遇之奇人，怕也分身乏术，疲不堪言，奴此时前去自承乃是女身，岂非给他乱添麻烦？”
王抟忽然站住，转头道：“此时你怕给他添麻烦，某只怕今后你想给他添麻烦，都没有机会了。”说罢也不管王笉如何应答，竟然径直去了。
王笉怔怔站立当场，细细思索回忆方才李曜与杨潞一举一动的每一个细节，好半晌之后，才微微摇了摇头，转身往自己小院去了。
杨潞回到河中节度使府理贤院时，天色已然不早，好在节帅府规矩严格，似杨潞这般贵客，其膳食整日都有准备，竹韵与荷香两名贴身侍女命人将饭菜承上，服侍杨潞用罢。杨潞忽然问道：“某来这些日子，下面的人居然不能弄清旁边崇贤院里那叔侄二人的身份，以至今日某本欲使李正阳承我一份大大的人情，却不料半路杀出个太原王氏与我抬价，弄得功亏一篑……有此可见，妙坊在河中，根基仍是太浅。”她微微一顿，问道：“你们二人谁愿主持蒲州之细报？”
竹韵与荷香对视一眼，齐齐摇头：“奴只愿长随县主身侧。”
杨潞蹙眉道：“独掌一坊，每年过手的钱财不下十万贯，数年之后，又可由某为之物色好人家许之，妙坊中多少小娘愿意独掌一坊，你二人竟然不肯？”
二女同时跪下，道：“奴婢侍候县主经年，实不愿分别。”
杨潞见二女如此，也不禁心中一软，叹道：“罢了，不愿便不愿吧，蒲州妙坊主事之人，某再物色遴选便是。”她说完，忽然眼珠一转，闪过一丝狡黠，笑道：“你二人早已知道，李使相便是当日的王照，那日在来蒲州的路上又听了戴判官的那番话，是以心中打了小算盘，想随某一同进这节帅府为女主，是也不是？”
杨潞与王笉不同，毕竟是掌握淮南情报机构之人，特别是身处青楼日久，对于这种话，虽然当着戴友规这等身份特殊的年长男子时仍有些不自然，但对自己的贴身侍女说起，却是毫无顾忌，竟然说得如此直白。
竹韵荷香二女面色微微有些不自然，只是低着头。杨潞哂然一笑，摆摆手：“怕什么？倘若日后真有那么一天，你二人随我同入此门，却不失为一桩好事。”
二女见她将话说到这般地步，只得忍着脸红道谢。杨潞却又道：“不过，此事戴判官却未曾处理妥当，怕是还有些波折。”她皱着眉头道：“戴友规辩才虽已冠绝淮南，可到了李正阳面前，仍是略逊一筹，被他一番说辞下来，连……那件事都没有真个说明，只是旁敲侧击提了一下，李正阳也不知是装傻充愣还是怎的，偏是不接话茬，真是气煞我也！”
二女忍不住同时噗嗤一笑，竹韵道：“县主何必着急，奴家听说当日李使相曾有一诗《赞霍骠骑》，怕只怕这位使相郎君如今根本未曾想过这些事儿，戴判官既然不敢直言，他哪里能一下子便听得出来？大虫也有打盹的时候，李使相虽然料事如神，也未必恰巧就能想到这上面去呀。”
荷香也道：“正是，县主，您要是急着来蒲州为女主，还是要自个想些办法才是道理。”
杨潞听得连连点头：“不错，不错，还得靠我自己想办法……嗯？你竟敢套我的话！”她佯怒道：“我偏不急，让你们两个自去思春，哼！”说罢起身，拂袖便往内堂去了。
荷香掩了掩嘴，小声道：“竹韵妹妹，你说……县主不会真就不提这事了吧？”
竹韵无奈地白了她一眼，道：“荷香姐，你比县主还小着一岁，你都急了，县主能不着急？你只管等着好消息便是了。”
荷香松了口气，忽然有些羡慕地道：“妹妹最小，难怪不着急。”
竹韵摇头叹道：“奴家只是明白，这事啊……轮不到咱们来急。”
两个小妮子说悄悄话的时候，李曜仍在白虎节堂偏厅接见听到李袭吉传话后前来拜访的张敬询。
“水利工程方面，倘若要兴这三大工程，只怕不仅要河东军械监大力襄助，而且我河中军械监还需延揽人手。”张敬询年纪不过三旬上下，微黑有须，清瘦精干，说到此处，微微一顿，补充道：“如今我河中军械监自上而下，以河东为范进行了‘改制’，但各司都还只是搭了个架子，人手远远不足。譬如水利司，河中军械监水利司常员三百一十七人，各自负责规划、技术、选材、监督等各方面，而到工程进行之时，其为之效力的番户、杂户、工匠、丁夫足有数千乃至数万之多，我河中如今却哪有这般基础？节帅，如今河中军械监水利司，常员不过二十九人，除开司长一人、副司长两人、财务总监一人和工程总监一人之外，其余办事各‘处’，每处只剩三四人，这三大工程要几乎同时开工，他们就是一个人劈成两半，也做不成啊。更别说番户、杂户、工匠、丁夫等，我河中哪有河东充足，这三大工程便是只开一个，怕也很难按期按质完工……以上种种，还请节帅明鉴。”
李曜眉头深皱，右手食指轻轻敲打着面前的横案，轻声道：“人手问题，待某想想。”张敬询点头，小声应了个：“是。”
李曜此前在河东军械监时，对于人手问题的确没有太过担忧，但河东与河中的确颇有差别。不论河东还是河中，军械监的人力资源都受到整个大唐朝廷制度的影响，大唐的官府手工业劳动力组成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因犯罪而成的官奴婢和刑徒、流徒；另一部分是征自民间的各类工匠和丁夫。朝廷对这两部分人的役使和管理有一套成熟的办法。凡犯谋反和谋大逆的人，其家庭男女老幼及奴婢一律籍没入官，统称官奴婢。其中有伎巧者各从其所能，散配诸司劳作，妇女工于缝巧者没入内侍省掖庭局，剩余无伎能者统配司农寺，由司农寺再视具体情况散配诸司杂作。遇有皇帝赦宥，官奴婢可一免为番户，再免为杂户。官奴婢、番户、杂户皆当色相婚，不得逾越。
官奴婢常役无番，番户一年三番，杂户二年五番，番皆一月。除从事官府手工业的生产劳作外，还从事建筑、苑囿、蔬菜种植、家畜饲养等业，这看朝廷如何调拨。朝廷对官奴婢、番户、杂户立有专门的户籍，由役使诸司和尚书省工部之都官司共同制订管理。
根据有关格式条文，每年正月，役使诸司要将本司官奴婢、番户、杂户等以类相从，造籍二通，一通报送都官司，一通留存本司。到了十月，诸司再将本司官奴婢、番户、杂户中黄口以上者“并印臂送都官[司]阅貌”。都官司则要“条其生息，阅其老幼而正簿”，并关牒尚书省户部之金部、仓部，拨给诸司官奴婢、番户、杂户以必要的衣食供应，以保障他们几乎无偿地为官府劳作。至于刑徒，是因犯罪被判徒刑之人，流徒是因犯罪被判流刑之人。
《大唐六典》载：“其应徒，则皆配居作。”其注文曰：“在京送将作监，妇人送少府监缝作。外州者，供当处官役，及修理城隍仓库，及公廨杂使。犯流应任居作者，亦准此，妇人亦留当州缝作及配舂。诸流徒罪居作者，皆着钳，若无钳者，着盘枷，病及有保者，听脱，不得着巾带。每旬给假一日，腊寒食各给二日，不得出所役之院，患假者倍日役之。”很显然朝廷对刑徒、流徒的役使更为残酷，管理更为苛刻，刑徒、流徒的处境更加艰难，其劳作更加具有无偿性。
当然了，官奴婢、番户、杂户及刑徒、流徒人数较少，不是官府手工业的主要劳动力。主要劳动力是朝廷根据需要从各地征调的各类工匠和丁夫。大唐虽然风气之开放冠绝古时各朝，但仍实行划分士农工商四民界限的政策，朝廷对民间工商业者立有专门的世袭匠籍。《大唐六典》所云“工商皆为家专其业以求利者”，《尚书工部·总括》所云“工巧业作之子弟，一入工匠后，不得别入诸色”的规定，证明了大唐匠籍确实存在。
匠籍则按照工种不同而分类编制，载明各工种工匠的人数和人名，每三年一造，县以籍成于州，州成于尚书省，由尚书户部总而领之。通过县州造籍，户部总领，大唐朝廷对各地工匠建立起详备的档案资料。匠籍而外，在工匠的组织方式上，朝廷又按地区进行划分，对工匠实行类似于对府兵的编制管理，即所谓“凡工匠以州县为团，五人为火，五火置长一人”。团设有团头；团头、火长一般由朝廷指派，对朝廷负责。在工匠的征发和役使上，朝廷根据需要，按籍索匠，直接下帖于团头，团头则督率团内工匠应时而作。
若稽留延误，法律上有明确的治罪条例，即“丁夫杂匠，被官差遣，不依程限而稽留不赴者，一日笞三十，三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而将领主司(谓亲领监当者)则罪加一等，一日笞四十，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一年”。朝廷“少府监匠，一万九千八百五十人，将作监匠，一万五千人”，即是“散出诸州，皆取材力强壮，技能工巧者”，亦即征自各地民间，而且工匠“不得隐巧补拙，避重就轻”。
丁夫的征发与役使略同于工匠，为方便起见，朝廷以户为单位编制有专门的差科簿。被征发到各类官府手工业机构中的工匠在朝廷官吏的严格管理下，按照有关规章具体劳作。在《大唐六典》明确规定：“凡教诸杂作，计其功之众寡与其难易而均平之，功多而难者，限四年三年成，其次二年，最少四十日，作为等差，而均其劳逸焉。”其注文曰：“凡教诸杂作工业，金银铜铁铸凿镂错镞，所谓工夫者，限四年成，以外限三年成，平慢(漫)者限二年成，诸杂作有一年半者，有一年者，有九月者，有三月者，有五十日者，有四十日者。”对不同的役作项目的完成时间有着明确的规定。
对工匠的技术培训及役作的宏观管理也有着严格规定：“钿镂之工，教以四年；车路(辂)乐器之工，三年；平漫刀槊之工，二年；矢镞竹漆屈柳之工，半焉；冠冕弁帻之工，九月。教作者传家技。四季以令丞试之，岁终以监试之，皆物勒工名。”
若工匠造作不遵章法，法律上有明确的治罪条例，具体负责监当造作的官吏也难辞其咎。《唐律疏议》卷十六《擅兴律》工作不如法条曰：“诸工作有不如法者，笞四十，不任用及应更作者，并计所不任赃、庸，坐赃论减一等。其供奉作者，加二等。工匠各以所由为罪。监当官司，各减三等。”以保证官府手工业制成品的质量。在某些大型工作中，朝廷还实行工头负责制。如武后垂拱四年修建明堂，由薛怀义“充使督作”，凡役工数万之多，施工中“置号头，头一阚，千人齐和”。柳宗元所撰《梓人传》也记载了梓人指挥群工役作的情况：对这个梓人，群工“皆视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断者”。
这里的号头、梓人一类的工头，并不是朝廷官吏，是由朝廷指定的技术方面的负责人，刚才张敬询提到的水利司“常员”中，就包括了这些技术人员和负责人员，只不过在李曜改制之后，河东、河中军械监的这类人员，已经算是朝廷吏员了。
虽然从规矩上来，朝廷的征召和管理似乎也还算合理，但事实上大唐工匠，无论是长上匠，还是短番匠，抑或是中后期大量出现的明资匠、和雇匠，一般都是以服徭役或色役的各种形式，近乎无偿地为官府尽着隶属关系之下的多种义务。朝廷虽有纳资代役的规定，但往往是官样文章，且有些工匠是不准纳资代役的，《大唐六典》即规定“巧手供内者，不得纳资”。总而言之，工匠和丁夫的征发役使具有明显的强制性。
既然是有强制性，那么地区底子越好、情况越乱、节帅越霸道的地区，工匠的获得显然就越方便。李曜在河东为何不为工匠着急？因为河东乃是李唐的王业之基，人口鼎盛、经济发达、又北临边庭，时常有官奴婢、刑徒、流徒等入境，而节帅李克用常年征战，使得战乱较多，失业的流民也就越多，李曜当初征召的流民可不在少数，不光军械监招揽了大批流民，就连他在洺州刺史任上的时候，也招揽了许多。正是托了这些“福”，当初李曜才一直不愁人手。
然而在河中则大不相同，河中这十年之中，虽然也经历了两场战争，一次是张濬讨伐李克用，其中有部分战事发生在河中境内；另一次就是这次梁晋双方因河中军府归属权纠纷导致的争夺战。然而这两场战争都打得很快，而且波及地域很小，伤亡、破坏都不算大。特别是这一次河中争夺战，李曜对流民安置工作的熟悉程度不必多说，后世那么经验，他虽然是国企干部，可就算是听新闻听到的那些处理手段，放在这个时代也完全够用了。因此，战乱对河中稳定造成的影响，非常之小。
除了没有战乱流民，河中又紧邻京城长安，朝廷显然不会发配多少“官奴婢”来河中军府服役，这就又少了一批人手。也就是说，如今河中军械监的人手，除了河中军械监本有的那批人，以及李曜金蚕脱壳从河东军械监调拨一批之外，其余工匠的延揽全都要靠自行招募，河中农业、商业都比较发达，大多数人只要能活下去，自然不肯去做工匠。
李曜皱着眉头，问道：“河东军械监原有的奖惩制度可曾在河中施行？”
张敬询拱手道：“各项制度都已萧规曹随，严格执行。”
李曜眉头皱得更深了，想了想，又问：“宣传队可曾对此有过覆盖式宣传？”
张敬询微微一叹：“此事是冯书记(指节帅府掌书记冯道)一手督办，宣传组的那些寒门学子着实是将大大小小的村寨都跑遍了，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李曜以手扶额，一边思索，一边问道：“依你之见，这是为何？”
张敬询道：“某以为，河中与河东不可同日而语，河东战乱频仍，在节帅出任掌军械监前，民生日渐凋敝，因而军械监给出的工钱会显得颇高，各项发明、攻关的奖励更可使人一夜暴富，因此河东失产失业之人竞相涌入。而河中则因为战乱甚少，局势平稳，民间颇有余才，百姓大多能安居乐业，自然不愿放弃本行，来军械监务工。”
他这番话，李曜基本赞同，中国老百姓虽然勤劳、温驯、好统治，但也不得不说，在衣食无忧、生死不愁的情况下，其中大部分人都有一种不愿尝试新事物或者新工作的惰性。从某一方面上来说，这叫沉稳妥帖、不贪功冒进，而从另一方面来说，这就叫墨守成规、不思进取了。
但这一点，李曜认为很难改变，至少这不是他一时半会就能改变，甚至不是一代人两代人能改变的，所以就目前而言，他只能想办法克服这一不利因素。
其实如果图方便，多打仗就可以导致流民四起，但这显然与他一贯的宗旨不符。而如果不靠战争，那就只能靠制度改变，再辅以一些细微的小手段潜移默化。
李曜想着想着，忽然又觉得手头的权力不够用，因为如果要从制度入手，提高工匠阶层的社会地位、日常收入，那显然需要中央权力，这不是一个河中节度使可以办到的。
大唐官府手工业的管理经营，李曜穿越前了解很少，穿越后因为掌握军械监，才逐渐明了。朝廷在手工业问题上，其行政管理系统方面，既有负责政令制定与计划下达的尚书省工部这一中央最高政务机关，也有负责落实政令和实施计划的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等中央事务机关，又有具体组织生产的中尚、左尚、右尚、织染、掌冶、左校、右校、中校、甄官、甲坊、弩坊等署及百工、就谷、库谷、斜谷、太阴、伊阳、诸冶、诸铸钱等监，还有中央和内廷的其他一些机构及地方朝廷的许多机构，上上下下构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庞大的多层管理体系。
这一体系的各级机构均由朝廷官吏掌握，是大唐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方面，相比各节镇的军械监，它的建置更加全面，制度更加完善，上下级机构间的隶属关系清楚，分工明确，职责具体。用后世的话来说，这就是典型的封建官僚管理体制，也是汉代以来官府手工业制度的新的发展。官府手工业由朝廷直接管理经营，政治权力支配干预生产是其最基本的特点。当然在藩镇日渐势大之后，这一体系基本上已经很难直接管辖到地方，如果按照后世的习惯来划分，这中间除了行政部分之外，其余大小作坊的实体，基本相当于后世中国的“央企”。
为何说央企？这些生产实体在管理上有庞大的行政官僚体系负其责，而经营上则以朝廷的统治为基础，保证了官府手工业在大唐整个手工业结构中处于主要的和支配的地位，民间手工业只能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形成了自己的发展形态。与门类众多，规模庞大的官府手工业相比，处在大唐朝廷统治之下的民间手工业时常遭受盘剥，始终被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以被扭曲了的形式运转，无法正常发展，新的生产方式也难以从中产生与成长。
李曜作为后世国企的中高层管理人员，自然非常清楚“官办”的优势和劣势，其实他一直是主张民用产品全部放手，政府或者说朝廷只控制一部分事关国家安全的关键项目的。在目前的大唐，他觉得能够控制武器制造，以及粮食和盐的大批调动基本就够了，只是眼下国家处于实际上的分裂状态，因此构想归构想，还不能实施。
但也许是为了证明“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正确性，远虑他没办法解决，近忧已然产生。发展必然需要人力，而河中军械监却招揽不到足够的人力。那些家中养不活的孩子，其父母宁可他们去应募为兵，也不让他们去做工匠，倒不是因为当兵的收入高过工匠，也不是因为工匠的工作危险性居然能超过士兵，而是因为……工匠地位太低。
“匠籍……”李曜喃喃念了一声，忽然抬头问道：“若我河中废除匠籍制度，敬询，你看如何？”
张敬询大吃一惊，忙道：“万万不可！”
李曜皱了皱眉：“为何？”
张敬询虽然能看出李曜对这一回答的不满，却仍坚持道：“节帅天下名士，如何会作此想？欲为此事，只怕节帅须以一人之身，而逆朝廷以及天下士林。”
李曜心中也是一惊，暗道：“有这么严重？”面上却是不动声色，问道：“何以见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