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有。”杨潞说道：“譬如说：借势。”
“哦？怎么个借势法？”杨行密眉头轻轻一挑。
“其一，借天子大义；其二，皆沙陀军威。”杨潞敛容道：“若两家联姻，他自然可以远交近攻，我淮南也未必不可。他远交近攻可以固关中、平河北、定蜀中，再立朝廷威严，而我淮南远交近攻，也同样可以自成南朝国中之国！”
杨行密霍然动容！
推翻李唐，杨行密的确未曾这般狂妄的想过，但成就“南朝国中之国”，却真真就是他如今最大的理想！杨潞此言，一语中的！
若真能打造一个南朝国中之国，即便将来中原有了新的霸主，自家儿孙有长江天险在手，纵然不能北上争雄，倚险固守、南北对峙却并非笑谈。
南北对峙之际，南方政治重心必集于东南，而东南正是淮南集团的老家。虽然历史上的南北对峙多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与南方汉人政权之间的对峙，但也不乏例外。如孙吴与曹魏（西晋）之间的对峙就是其一。
当然，杨行密毕竟是唐朝人，不知道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其它南北对峙如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南宋与金、南宋与蒙古对峙时，北方政权都是少数民族所建。政治军事上的对峙是以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为基础的。
实际上这是因为中国的疆域南北跨度很大，南北方气候、环境及人的习性差异较大，遂使南北双方军事特长上也有很大差异。
北方少数民族以游牧、射猎为业，男子皆精于骑射，平时游牧、驰猎，战时出征，可谓兵民合一；在战略战术上，以远程奔袭、骑兵野战见长；注重发挥个人的积极性，人自为战；生长北方，性习温凉，不耐暑热，故其对南方的作战主要是在秋冬时节。秋冬时节，秋高马肥，大地坚净，利于骑兵驱驰。
南方汉人以农耕为业，其社会文明程度较高，社会的高度组织化、对水利的利用是其社会的主要特点。其治军、用兵亦与其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上的特点相适应。治军以组织、秩序和纪律见长。历史上的南方比较著名的军队如北府兵、岳家军、戚家军、湘军都是以纪律严明、训练有素见长。在战略战术上，注重谋略，讲究部伍阵法，善于利用城市作为据点防守，利用平原地区的江河水道来进行运输、建立水师。南方对北方的主动用兵主要是在春夏时节。春夏时节，正值中国东部季风区的雨季，江河水涨，便于利用江河水道进行人力物力的运输、投送。
南北双方可谓各有所长，各有千秋。鉴于中原地区的气候和地形上的特点，南北双方在天时和地利上都可谓利弊半参。利于南方者不利于北方，利于北方者不利于南方。双方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长处，利用对方的短处。
在南北对抗比较稳定的时期，双方往往达成一种均势。双方之间的对抗在长江和黄河之间的某条中间线上稳定下来。任何一方只要越过这条中间线便会面临大的困难，也会遭遇大的抵抗。这条中间线，在东部地区通常是淮河——尽管南方势力偶尔能远达黄河，北方势力有时也能饮马长江，但双方大致在淮河一线稳定下来；在西部地区，则通常是以秦岭为界。
黄淮平原是南北交兵的主战场。这一带季节变化比较明显，既有旷阔的原野，又有纵横的江河水道。秋冬时节，大地坚净，旷阔的原野宜于北方铁骑驱驰，利于北方发挥其骑兵野战的特长；春夏时节，江河水涨，利于南方发挥其水战和守城战的特长。因此，无论从时机还是从地利上，双方都是利弊半参，因而易于陷入一种拉锯式的角逐之中。
正如杨行密心中所想，集南方之所长者无如东南。东南地处亚热带，雨水较多，河道纵横。长江、淮河呈东西向流过，横亘在南北之间，再加上它们的支流，遂形成一个密集的江河水网，足以缓冲北方铁骑的冲击力。从阻挡北方铁骑的冲力上来说，长江确是难以逾越的天堑。南方可以利用这些江河水道，构筑军事据点，扼守一些主要的通道，发挥自己水战和守城战的特长。在整个南方地区，没有哪个地区能象东南这样有这么多的江河水道可以利用。另外，南方雨季湿热，北方人、畜皆不适应。这样，北方势力若越过淮河继续向南深入，便会面临气候和环境上的巨大困难，而发现自己陷入了弃其所长、就其所短的不利境地。
再有就是，东南地区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长江下游太湖地区就是一个富裕的经济区，人烟稠密。西汉时，吴王刘濞便以“铸山煮海，国用富饶”，凭雄厚的经济实力招致天下亡命之徒；司马迁描述当时经济形势，称“吴，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江南的开发本来相对晚于北方，但北方的历次动荡都会导致大量的流民南迁，流民将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往南方，促进了江南的开发和江南经济的发展。这一条，包括此前黄巢之乱，虽然它是流动作战，但最终也有同样的影响。
东汉后期的动荡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流民南迁高峰，“永嘉之乱”后，中原大族和百姓再次大量南迁。北方流民陆续南迁，促进了东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到南朝刘宋时，在《禹贡》中被称为“厥田下下”的扬州已呈现出相当繁华的景象。南朝沈约曾叙述江南地区经济的繁荣，感叹：“江南之为国盛矣！”他称赞会稽一带“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土地，亩值一金，（关中的）雩、杜之间，不能比也。”称赞扬州“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刘宋大明年间，扬州人口密度是其它大州的数倍，仅会稽一郡的人口即能与当时的荆、江等大州相埒。隋唐时期，东南财赋为关中所倚重，扬州之富庶，常甲天下，当时号为“扬一益二”。隋开大运河、唐治漕运，都有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关中的意图。其后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经济上亦仰仗东南，重新开凿的大运河，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京师。东南江河水道众多，交通运输方便，匮乏之物，也易于得到补充，再加上海运，其交通贸易的范围就更广泛了。这些条件为东南的政治、军事地位提供了经济基础。
另外与现代通常意义上的“江南文弱”不同的是，古代东南地区民风劲勇好武，这也是立足东南的政权可以凭恃的条件。《汉书》地理志载东南风俗云“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春秋时的吴越能与齐晋等中原大国争霸、项羽率八千江东子弟而令秦人丧胆，都得益于东南地区劲勇好武的民风。《隋书》地理志述东南民风，谓淮南一带“人性并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此则其旧风也。自平陈之后，其俗颇变，尚淳质，好俭约，丧纪婚姻，率渐于礼。”京口一带“其人本并习战，号为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为斗力之戏，各料强弱相敌，事类讲武。”浙东及江西一带亦颇与之同。其中又特别是淮南一带，为历代流民流徙往来之地，流民多结族而行，习于战乱，颠沛流离中，组成武装以自保，这是一支可以利用的潜在的武装力量。东晋时谢玄、刘裕曾率以屡破北方强敌的北府兵即是这种力量的显示，杨行密麾下兵力不如朱温，却照样能征惯战，也未尝没有这一原因在内。
杨行密之所以心底里有“南朝国中之国”的构想，其实也是这些年渐渐读史之后产生的心思。他发现建立于东南的政权，大多能统一江南半壁江山，而与北方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当然他读史不深，不知道这跟东南政权的社会基础也有很大关系。
东南政权多为乔迁政权，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进文化的保全者。中原政权乔迁东南之后，中原先进的社会政治文化遂构成其统治的重要基础。在北方少数民族占领北方地区之后，东南政权大多能整合南方社会，统一江南半壁江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不过，这里面还存在一个乔迁势力与当地势力结合的问题。孙吴立国江东，乃是淮泗集团与江东大族合流的产物；晋室南迁，也是中原王、谢、庾、桓等大族与当地顾、贺等望族相结合，才在江东立稳足跟。
自晋室南迁，中原士族和百姓纷纷避难江东，将中原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入江东，东晋南朝保据江南，抗衡北方数百年，乔迁士族是一个重要的稳定性因素。随着女真和蒙古先后入主中原，赵宋王朝再度南迁，东南再次成为中原社会政治文化的荟萃之地。流风所披，影响深远。明清及近代，东南人物之盛，令人瞩目。
乔迁政权带有这些优势，但乔迁政权本身又是为强敌所逼、被迫迁徙的产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进取的特性。历史上，立足东南的政权多以北伐、收复中原为口号，但真正北伐成功的却极少。立足东南的政权大多能统一江南半壁江山，与北方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而很少能统一天下，仅明朝朱元璋为一例外，这便是跟乔迁政权的这种特性有关。
但杨行密的淮南集团实际上并不是乔迁政权，少了一些优势，好在也同时少了某些劣势，勉强算是优劣参半吧。不过他的淮南集团在地理防御上，优势却比较大，这源于他并非从长江以南起家，而是直接在江北起家，直到现在，其势力已经包括整条淮河，若能再往北推进，便囊括了徐蚌地区。
为何说这是一个优势？因为整个东南的防御格局，是一个以长江和淮河为依托的多层次的防御体系。
建立于东南的政权多以建康——即后世南京为政治重心。建康作为江南都会实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其据险临江，交通便利，西通巴蜀、荆襄，东接三吴，北面两淮。巴蜀、荆襄足以屏护上游；三吴富裕，足以提供人力、物力支持；两淮地区为攻守进退之所，以攻以守，皆当以建康为根本。
建康本身“前据大江，南临重岭，凭高据深，形势独胜。”古代南京城周围山丘很多，如钟山、覆舟山、幕府山。孙吴最初建都于此，诸葛亮称“金陵，钟山龙蟠，石头虎踞，帝王之宅也。”晋室南迁，亦建都于此，其后，宋、齐、梁、陈频繁嬗代，但都不改旧辙；梁代经历“侯景之乱”后，改都江陵，但很快亡于西魏。五代十国中的南唐也建都于此；明统一全国后，也定都于此，后虽迁都北京，但金陵一直是作为陪都。在近代，南京还作过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的都城。
南方赖以对抗北方，主要是依托长江和淮河。南方一些军事重镇的形成，都是以此为基础的。
长江纵贯东西，延绵数千里，再加上其支流，将一片辽阔的地域联系起来。长江上通巴蜀、中经荆襄、东连吴越，上下游之间相互呼应，使整个南方地区的形势得以完整。另外，长江本身即发挥着阻挡北方铁骑冲击的天堑作用。魏文帝曹丕南征孙吴，兵至广陵，面对长江，不得不感叹：“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之，未可图也。”次年，魏主再次大举伐吴，见江水波涛汹涌，又感叹道：“嗟呼！固天所以限南北也。”两次亲征，都只得引兵退还。苻坚伐晋，以为自己拥兵百万，“投鞭于江，足以断流”，但终不能越长江而灭晋。
而淮河则与长江相表里，发挥着双重的屏障作用。顾祖禹总结道：“自南北分疆，往往以长淮为大江之蔽。”又曰：“江南以江淮为险，而守江者莫如守淮。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矣。”如果说长江的防御是纯被动的，那么，淮河则兼有防守和主动进攻两层意义。南方对抗北方，以守而言，则守淮河可藉淮南的广大地区作为纵深；以攻而言，则出淮北可以进取中原。淮河支流多源于淮北，特别是泗水，稍经开凿，即能连通黄河，从而使南方的力量能远投到黄河流域；而单守长江，则一处被突破，便已入其心腹。历代保据江南者，对于淮河与长江的这种唇齿关系多有论及，守江必先守淮的议论亦随处可见。如南宋吕祉言“江淮之险，天地所以限南北也。自昔立国于南，则守江以为家户，备淮以为藩篱。”
若以一句话道明两则关键，则长江之守重在上下相维，淮河之守重在内外呼应。
杨行密虽然未曾具体总结出这两句话，但他实际上是有这方面认识的，这也正是其西征荆襄的根源所在。
南宋吕祉给宋廷上《东南防守利便》，特著“建康根本论”、“江流上下论”、“江淮表里论”三论，建议：立都建康以为兴王之基；屯兵江陵、襄阳、武昌、九江以固上下游之势；守江以治内，备淮以治外，表淮而里江，如此则中原可复。
山东和荆襄犹如东南的两翼，屏护着整个江淮防御体系。山东足以屏护淮泗上游，荆襄足以屏护江汉上游。曾有人言“欲固东南者，必争江汉；欲窥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北据山东以固淮泗上游，西保荆襄以固长江上游，是为保据东南者的最好态势。
眼下杨行密并未得到山东，但其势力覆盖了整个淮泗，若与李曜联姻之后，再通过一些手段得到山东，南朝国中之国又岂止是幻想？
杨潞窥见父亲面色，就知道自己这一说挠到了他的痒处，当下趁热打铁，继续道：“若要成就这南朝国中之国大业，尚缺四条关键，其中一条，耶耶一声令下便能成事，那边是迁治所于金陵府，如此则可凭长江天险与北方强邻相持。”
杨行密皱眉道：“治所若迁往金陵，越王势必集兵北线以防备于我，如此我亦须备大军于南线以防备于他，如此还谈何防备北方强邻？”
杨潞道：“这便是尚缺的三条关键之一了。”
杨行密心中若有所思，大概猜到她要说什么，但仍问道：“你且说来听听。”
杨潞便道：“我淮南，北有朱温，南有钱鏐、钟传，再远还有闽地以及岭南，若将西线也算在其内，则还临近赵匡凝、马殷。除开朱温不算，论威胁，莫过于钱鏐，且钱鏐在这些藩镇中实力最强，最难对付，淮南欲成大事，上策便是先平钱鏐。”
杨行密知她尚未说完，也不打岔，只是点点头表示认同。杨潞便继续道：“可钱鏐历来滑头，一边对朝廷方面上贡示忠，一边也绝不得罪朱温，是个风吹两面倒的骑墙派。一旦我们要对付他，朱温势必出面干涉，如此我淮南腹背受敌，乃是兵家大忌。要想集中兵力对付钱鏐，唯有使朱温无法对我淮南进行干涉……如今晋王跌遭打击，怕是没有这等余力了，天下虽大，能指望在此一事上帮得了我们的，就只有李正阳一人。”
杨行密对此完全没有异议，点头表示认可。
杨潞便又道：“第二个关键，便是彭城、邳州一线，必须得为淮南掌握。”
这三地目前都在朱温手中，杨行密思索着问：“为何偏是这一线？”
杨潞从袖中拿出一张折叠好的上等黄麻纸，在杨行密面前摊开，道：“这副地图乃是河中军械监测绘司所绘，十分精准，耶耶请看。”
杨行密俯身去看，才一瞬间，便一脸震惊：“这是……李正阳竟有这等详略地图？”
杨潞叹道：“这副地图只是‘淮泗地形图’，类似的地图似乎是一整套，据悉足有近百张，不过听说尚未全部完成……窥一斑而见全豹，河中的实力，从这区区一张地图便能看出许多，这也是女儿一直坚持认为不该与河中敌对，而要与其尽量友善乃至同盟的原因之一。”
杨行密深吸一口气：“这图你从何而来，其余图纸，还能拿到么？”
杨潞道：“这幅图是李正阳给的，全套有近百张却是从别处探听所知，要拿到其它地方的图纸，怕是不甚容易。”
杨行密看着地图，微微有些失望，也只能接受这一现实，道：“罢了，那你便说说为何定要这两地吧。”
杨潞点了点头，道：“以淮河为防线，则有一些重镇要地，扼淮河支流与淮河的交汇口。在淮西，主要是寿春和钟离，在淮东，主要是山阳和盱眙。淮河上游支流主要有颖河和涡河。颖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曰颖口，涡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曰涡口。寿春正对颖口，挡颖河、淮河方向的来敌；钟离正对涡口，挡涡河之冲。一旦南北对峙，钟离与寿春俱为淮西重镇。淮河下游主要支流有泗水，亦曰清河。泗水自山东南流，在山阳附近汇入淮河，入淮曰泗。淮、泗水路自古为南北交通要道，山阳和盱眙即在其附近，控制着泗水方向的来路。但这都是有益于固守，若在这一方向取更积极的态势，便须经营彭城以图北方。”
她指着地图所绘彭城和邳州的位置，仔细将自己结合多方情报后心中所想告知乃父。
依照杨潞的意思，彭城为淮北根本。彭城附近众水汇集，泗水从彭城附近流过。泗水向西北上溯，开巨野泽可入黄河，南流途中又汇纳汴水、雎水等河流。隋以前，汴水在彭城附近汇入泗水。历史上，刘裕灭后秦之后南归，舟师自渭入河，又开汴渠，自河入汴，遂归彭城。雎水则在邳州附近汇入泗水，雎水入泗水之口曰雎清口。沈攸之攻彭城不利，即败于雎清口。
事实上彭城可说是四战之地，为历代兵家所必争。彭城在楚汉之际曾为西楚霸王项羽之都。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之际，徐州乃纷争之地，陶谦、刘备、吕布、曹操都曾力争徐州。孙权一度也想攻取徐州，但吕蒙以徐州“地势陆通，骁骑所骋”，且地近许洛，虽攻取之，日后曹操也必全力来争，不如袭取荆州，全据长江。
但若按照杨潞为杨行密所谋划的南北对峙来看，这种形势下彭城的地位更加重要。在江淮防线的几个层次中，长江翼蔽江南，淮南翼蔽长江，淮北翼蔽淮南。而在淮北地区，实以彭城为其根本。彭城地近中原，又介南北之间，水陆交通便利，可为战守之资。唐后大文豪苏轼论彭城地位时说：“徐州为南北襟要，京东诸郡邑安危所寄也。其地三面被山，独其西平川数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开关延敌，真若从屋上建瓴水也。”
杨潞自然无法引用苏轼这个“后人”的名言，她只能给杨行密举唐以前的成例：
东晋隆安三年，北魏灭后燕，后燕慕容德率余部南走，谋先据一方，作为根据地，部下张华建议攻取彭城，尚书潘聪则力陈彭城乃晋之重镇，争之不易，他说：“彭城土广人稀，平夷无险，且晋之旧镇，未易可取，又密迩江淮，夏秋多水，乘舟而战者，吴人之所长，我之所短也。不如取广固而据之。”潘聪是看到了彭城对于东晋的意义，才得出“未易可取”的结论。
刘裕和刘义隆都曾以彭城作为北伐的基地。刘裕北伐后秦，即以彭城为其前进基地；刘裕以北伐之功先后进爵宋公、宋王，彭城是其封地的都城。刘宋元嘉北伐，彭城也是作为北伐的前进基地。元嘉七年北伐时，长沙王刘义欣出镇彭城，为众军声援；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前夕，王玄谟为彭城太守，进策经略中原，上表曰：“彭城要兼水陆，请以皇子抚临州事。”刘义隆遂以第三子刘骏为徐州刺史，镇彭城，为北伐作准备。在这次北伐失败后，刘骏与江夏王刘义恭坚守彭城，北魏南下，未敢轻攻彭城。
刘宋泰始年间的内乱中，宋明帝缮后不当，致使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降北魏。刘宋试图夺回彭城而未遂。此后，北魏积极经营彭城，作为南逼江淮的一个基地。北魏初据彭城，主将尉元上表请经营彭城：“彭城贼之要蕃，不有积粟强守，不可以固，若储粮广戍，虽刘彧师徒悉动，不敢窥觎淮北之地，此自然之势也。”北魏太和四年，北魏徐州刺史薛虎子上表：“国家欲取江东，先须积谷彭城。切惟在镇之兵，不减数万，资粮之绢，人十二匹，用度无准，未及代下，不免饥寒，公私损费。今徐州良田十万余顷，水陆肥沃，清、汴通流，足以灌溉，若以兵绢市牛，可得万头，兴置屯田，一岁之中，且给官食。半兵芸殖，余兵屯戍，且耕且守，不妨捍边。一年之收，过于十倍之绢，暂时之耕，足充数载之食，于后兵资皆贮公库，五稔之后，谷帛俱溢，非止戍卒丰饱，亦有吞敌之势。”到陈代时，吴明彻趁北周与北齐相争之机北伐，收复淮南，并试图进争淮北，收复彭城，但他在围攻彭城时，兵败被擒。南朝经略淮北的最后一次机会也失去了。
听杨潞这么一说，杨行密用兵多年，哪里还不明白？点头道：“以此为例，我朝亦有，前淄青节度使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桥、涡口，一时南北漕运之路断绝，江淮进奉船千余艘泊涡口不敢进。李泌建议德宗皇帝说：‘江淮漕运，以甬桥为咽喉，若失徐州，是失江淮也。国用何从而至！宜急建重镇于徐州，使运路常通，则江淮安也’，也是一例。”
“正是如此。”杨潞欣然道：“彭城固然重要，但若只是孤城，却也独木难支，而邳州则正可谓对彭城的一种补充。邳州也在淮泗水运线上，北近齐鲁，南蔽江淮，为南北水陆交通的一大要冲。从淮安自泗口入泗水，逆泗水而上，至邳州，自邳州向西北沿泗水上行可至彭城而趋中原；自邳州向东北，正对沂水河谷，可趋山东。邳州与山阳俱为淮北与淮南之要地。南方争淮北、北方争淮南，都必争邳州。”
她说着又举刘裕北伐南燕之例，说其舟师自淮入泗，至下邳后，留船舰步行而进；灭南燕后，又欲“留镇下邳，经营司、雍”；卢循东下建康，刘裕还师，兵至下邳，以船载辎重，自率精锐步骑归建康。刘宋泰始年间，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降北魏。北魏尉元经营彭城，曾上表请经略下邳、淮阳等地以挫宋军：“若宋人向彭城，必由清泗过宿预，历下邳；趋青州，路亦由下邳入沂水，经东安，此数者皆宋人用师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预、镇淮阳、戍东安，则青、冀诸镇可不攻自克。”沈攸之沿泗水北进，试图收复彭城，在下邳附近的清雎被北魏击败，淮北诸州遂不可复问。陈趁北方内乱遣吴明彻北伐，下邳一带又成为争夺的要点。
时至今日，邳州、彭城一带仍控淮泗之路，为南北争夺的要点，朱温就曾以争邳、徐而阻杨行密，这一点杨潞只一稍提，杨行密便即明白。
“耶耶，这便是女儿心中江淮守备的大致情况。大体说来，可以分为几个层次：长江一线可作为一个层次，在这一线上有京口、广陵、姑孰、历阳等重镇，守护江南；长江至淮河之间可作为一个层次，在这一区域内有寿阳、钟离、山阳、盱眙等重镇，守护淮南；淮河至黄河之间又可作为一个层次，在这一区域内有彭城、邳州等军事重镇，守护淮北。这几个层次，其实也就南北双方随着势力消长而表现出的攻守形势。南方强盛时，可以前出淮河以北，进取中原；南方衰弱时，则往往退守长江，消极防守；南北双方势均力敌时，则往往以淮河一线为对抗的前沿。如今耶耶欲要为后人立万世基业，自然要从彭城、邳州开始算起。”
杨行密苦恼道：“此等要地，朱温自然也极其重视，欲意取之，何其艰难！”
杨潞露出笑容，仿佛小狐狸一般：“李正阳欲远交近攻，需要我淮南配合，我淮南远交近攻，又何尝不需要李正阳来配合？双方时不时对换一下，岂不就是双赢？”
杨行密哈哈一笑：“这自然是双赢……”他看着自家这长女，忽然长叹一声：“潞儿啊，可惜你是女儿身，若是男儿，我又何愁你那几个不争气的弟弟将来会不会难保为父辛苦打拼几十年攒下的这份家业！”
他说到此处，犹豫了一下，才道：“与李正阳联姻之事，为父会派人与他商议。不过若是事情成了，你虽要嫁去夫家，按理该为夫家打算，但若渥儿有葬送为父心血基业之兆，还需你多想想办法。”
杨潞心中大喜，立刻应了。
第214章 秦王之尊(十九)
事实上，杨行密如今才五十来岁，对于一个创业之君而言，应该算是“正当年”，但多年的征战和劳心劳力让他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尤其是近来的数次叛乱事件，更使他在心痛之下越发憔悴，选定继承人之事变得日益紧急起来。
历史上，杨行密的英年早逝，是杨吴政权的一场地震，而杨渥以初字之龄即位，更加剧了那次危机。事实证明杨渥不是一个好“领导”，这一点杨行密未必不清楚，但留给他的选择毕竟太少，主少国疑，杨渥已然是他当时最年长的儿子了。有时候杨行密经常在想，如果潞儿是男儿，该有多好？以她的智慧和手腕，继承自己一手开创的基业，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杨行密担心继承人问题的同时，李曜正在从水路返回长安的途中。朱温虽然听从葛从周的建议迅速在郓州西面铁索拦江试图截断李曜的归路，但他毕竟小看了李曜指挥运动战的能力。在得到王师范全力供应后勤的帮助下，李曜再次上演了一出类似四渡赤水的好戏，轻松绕过从汴州开来拦截蒲军的汴军围堵，转到濮州附近登船，微笑挥别气得吹胡子瞪眼的东平王，胜利回师。
虽说这次“神兵天降”的计划，基本目标算是达成，但其中瑕疵也着实不少，按照李曜自己的标准来看，此次行动也许只能打六十分。未曾帮王师范击败杨师厚，尽量打击朱温的有生力量是一方面，没有夺下郓州交给王师范以平衡他和朱温的力量是其二，而未曾将杨行密深深拖进对朱温的拉锯战中，则是更大的失误。
如果说前两个目标未曾达成，有着不小的运气因素，也许怪不得他失算的话，这第三个失误的引起，却免不了有算计未曾到位的原因了——他光记得杨行密死于公元905年左右，却忘了杨行密毕竟不是突然暴毙，而是病死。这说明杨行密在死前已经病了一段时间，但正是这一点忽略，使得这次出兵出现一个大的漏洞，让整个拖疲朱温的计划黯然失色了许多。
按照李曜原先的计划，在这次出兵之后要形成什么样的局面呢？
首先，要让王师范控制淄青及兖郓，实力不降反增，成为朱温背后的一把尖刀，让朱温既无法将其吃下，又无法对外用兵。
其次，使杨行密出兵彭城并与朱温在这彭城一线形成拉锯战，双方均在此消耗实力，却谁也奈何不得谁。
最后，在朱温力量削弱且无力对外举兵之时，策动刘仁恭反叛，南下对付王镕，于是河中或者河东方面则出兵收复泽潞、邢洺，乃至更进一步直接连魏博也端掉，彻底断了朱温再次北上的桥头堡，从而对朱温三面包夹，死死将他钳制在中原腹心这一亩三分地里。
虽说即便达成这一目标之后，维持这种局面也需要十分高明的手段，但那总比连目标都无法达成要好。而眼下，由于葛从周的铁索拦江之计，李曜不得不提前返回，结果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后续布局几乎全部未曾完成。这就让李曜不得不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做，才能尽量往此前的目标上推进。
王师范那边，可以从其他方面加强他的实力，包括经济和军事两方面的输血也在所不惜，在这一点上，压力不算太大。
刘仁恭那边也不是问题，只要朱温被钳制住，说动他出兵攻打王处直或者王镕，那都不是事，此人狼子野心，又一贯自大、贪婪，一旦没有朱温这个威胁，甚至不用策动，他自己也会去。
那么难点还是在于钳制朱温——王师范如今实力有限，就算给他输血，他也不足以单独抗衡朱温，而李曜很清楚，自己还有很多事要办，此时绝不会兵出潼关来跟朱温在中原死磕。此次“神兵天降”，蒲军号称十万，实际上也只有半数罢了，这也是为何李曜先打葛从周，再去找杨师厚的原因之一。葛从周兵力比杨师厚少，先打弱敌这种战术原则李曜岂能弄错？而打完葛从周之后再去找杨师厚，王师范就能配合作战，这时又是一次以多打少，正符合后世毛太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思想。
既然如此，则让杨行密出兵争夺彭城仍然是必须做到的，关键是怎么做。
眼下的局面是杨行密已然卧病，而杨渥年幼，在淮南集团内威望和人脉都十分欠缺。要在这种情况下说动杨行密，似乎很难……
不过，李曜毕竟是李曜，难，不代表没有办法。想办法有一个原则或者说先决条件：弄清目标的真实情况。
他首先回忆了一下原先的历史。历史上，随著藩镇割据在全国范围内的蔓延，各地豪强和藩镇流亡军人纷纷攫取地方权力。在南方，也形成了十数个以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为权力继承模式的政权。身为庐州豪强的杨行密，在取得了淮南节度使的职位后，对于继承人的选择，也以自己的子嗣为首先考虑物件。然而，当杨行密于天佑二年去世时，年仅54岁（虚岁，下同），尚未步入老年阶段；其长子杨渥却只有20岁。以20岁未经战阵之青年识见，继承54岁饱经烽火洗礼之盛年的遗产，杨渥所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所幸，杨行密已经从两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一是对在能力上尚未成熟的长子进行培养；二是对藩镇内部僚属的人心进行笼络。就第一点来说，杨行密对杨渥的培养，从让他独当一面开始。天佑元年八月，“宣州观察使台蒙卒，杨行密以其子牙内诸军使渥为宣州观察使”。此年杨渥19岁，杨行密不派遣其他得力的将领，却让自己长子继任宣州观察使，无疑想对其进行培养。宣州是唐朝宣歙道观察使的治所，当年杨行密便是在这里积蓄力量一举消灭孙儒势力，从而乘胜进入扬州。如此看来，杨行密的预期目的很明显。第二点体现在杨行密去世前对继承人的安排问题正式提上了议程，并询问亲近人员对择嗣问题的看法：
杨行密长子宣州观察使渥，素无令誉，军府轻之。行密寝疾，命节度判官周隐召渥。隐性憃直，对曰：“宣州司徒轻易信谗，喜击球饮酒，非保家之主；余子皆幼，未能驾驭诸将。庐州刺史刘威，从王起细微，必不负王，不若使之权领军府，俟诸子长以授之。”行密不应。左、右牙指挥使徐温、张颢言于行密曰：“王平生出万死，冒矢石，为子孙立基业，安可使他人有之！”行密曰：“吾死瞑目矣。”隐，舒州人也。他日，将佐问疾，行密目留幕僚严可求；众出，可求曰：“王若不讳，如军府何？”行密曰：“吾命周隐召渥，今忍死待之。”可求与徐温诣隐，隐未出见，牒犹在案上，可求即与温取牒，遣使者如宣州召之。性格憃直的节度判官周隐，对于品行不端的杨渥能否胜任节度使的位置是怀疑的，因此他推荐宿将刘威。但作为左、右牙指挥使的张颢、徐温，由于控制了当时各个藩镇中通常是处于左右权力地位的牙军力量，且迎合了杨行密希望立长子的意愿，最终使得杨渥能够顺利继承权位。于是，天佑二年十月十六日，杨渥自宣州抵达扬州，“（杨）行密承制授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淮南节度留后”。杨行密死后，十一月二十六日，在宣谕使李俨的主持下，“承制授（杨）渥兼侍中、淮南节度副大使、东面诸道行营都统，封弘农郡王”。
杨渥看似顺利地继承了其父亲的权力，但张颢、徐温以其所拥有的牙军掌握了废置的权力。故杨渥不得不需要依靠自身的力量，特别是原来在宣州的势力，以巩固地位。史载：（杨）渥之入也，多辇宣州库物以归广陵，（王）茂章惜而不与，渥怒，命李简以兵五千围之，茂章奔于钱塘。
在李曜看来，这一事件中包含了两件事：一是杨渥向继掌宣州的王茂章求取旧物，并在王茂章的拒绝后，发兵攻之；二是在李简前往宣州之后，王茂章乾脆逃奔钱塘，去投靠当时的吴越王钱鏐。如此，杨渥从一上任就让吴人失望了。此事的结果，重要的并非杨渥最终是否拿回了原来的旧物，而是他失去了一员甚至为北方的朱温所赞许的大将。另外，在与吴越国中段边疆问题上的较量之失利，也事关国运。杨渥巩固权力的第二步是主动开疆拓土，以显示自己的武功不比其父亲差。而江西观察使钟传的死，以及他的两个儿子在继承权问题上的争执，恰好给了杨渥一个机会。史载：天佑三年四月，江西钟传卒，其子匡时代立，传养子延规怨不得立，以兵攻匡时。渥遣秦裴率兵攻之。
秦裴是杨行密时期的宿将，虽曾在光化元年与吴越国的交手中有上佳表现，但从未作为统帅独当一面。为了增加秦裴的实力，杨渥以原来在宣州时的心腹作为辅助。当然，最终洪州的攻克跟秦裴本身的智勇也是分不开的。李曜还注意到，在诸多叙述秦裴攻克江西洪州的史料中，并未直接提及杨渥的心腹。当杨渥被张颢、徐温排挤之时，才因为其心腹在秦裴帐下被张、徐的使者给杀害而提及。
李曜隐约记得《资治通鉴》里有过一条记载：渥之镇宣州也，命指挥使朱思勍、范思从、陈璠将亲兵三千；及嗣位，召归广陵。颢、温使三将从秦裴击江西，因戍洪州，诬以谋叛，命别将陈佑往诛之。
此处据司马光的看法，似乎是张颢、徐温为了除去杨渥的心腹而让三将随秦裴进攻江西。不过李曜觉得，与其说张、徐排挤三将，倒不如说杨渥主动让三将跟随秦裴出征，这样既可以腹心的身份增强君威，又可与前线随时保持联系。最重要的是，让原本一直待在宣州没有实战经历的三将磨练一下，为以后增强自身政治势力做准备。当然，三将最终被杀的命运，并非杨渥所能预见。对于杨渥能够顺利除去王茂章，并促使秦裴与三将合作最终攻下洪州的能力，似乎还可以从一些事实中得到答案。
首先是对当初在杨行密面前贬低自己举荐他人的判官周隐的报复。《新唐书》里说：“渥召周隐曰：‘君尝以孤为不可嗣，何也？’隐不对，遂杀之。”如果没有绝对的权力，杨渥即使想随便杀人也是不可能的，何况周隐是杨行密时期的老臣。
其次，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军事力量，《九国志》里说：“渥既嗣位，愤大臣擅权，政非己出，乃置东院马军，置立亲信，以为心腹。”这里的“东院马军”，明显是另一支牙军，以对抗张颢、徐温的左、右牙军。正是在这支牙军的辅助下，杨渥才得以恣其所欲。所谓“景王所为不道，居父丧中，掘地为室，以作音乐。夜然烛击球，烛大者十围，一烛之费数万。或单马出游，从者不知所诣，奔走道路。”
“哦？怎么个借势法？”杨行密眉头轻轻一挑。
“其一，借天子大义；其二，皆沙陀军威。”杨潞敛容道：“若两家联姻，他自然可以远交近攻，我淮南也未必不可。他远交近攻可以固关中、平河北、定蜀中，再立朝廷威严，而我淮南远交近攻，也同样可以自成南朝国中之国！”
杨行密霍然动容！
推翻李唐，杨行密的确未曾这般狂妄的想过，但成就“南朝国中之国”，却真真就是他如今最大的理想！杨潞此言，一语中的！
若真能打造一个南朝国中之国，即便将来中原有了新的霸主，自家儿孙有长江天险在手，纵然不能北上争雄，倚险固守、南北对峙却并非笑谈。
南北对峙之际，南方政治重心必集于东南，而东南正是淮南集团的老家。虽然历史上的南北对峙多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与南方汉人政权之间的对峙，但也不乏例外。如孙吴与曹魏（西晋）之间的对峙就是其一。
当然，杨行密毕竟是唐朝人，不知道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其它南北对峙如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南宋与金、南宋与蒙古对峙时，北方政权都是少数民族所建。政治军事上的对峙是以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为基础的。
实际上这是因为中国的疆域南北跨度很大，南北方气候、环境及人的习性差异较大，遂使南北双方军事特长上也有很大差异。
北方少数民族以游牧、射猎为业，男子皆精于骑射，平时游牧、驰猎，战时出征，可谓兵民合一；在战略战术上，以远程奔袭、骑兵野战见长；注重发挥个人的积极性，人自为战；生长北方，性习温凉，不耐暑热，故其对南方的作战主要是在秋冬时节。秋冬时节，秋高马肥，大地坚净，利于骑兵驱驰。
南方汉人以农耕为业，其社会文明程度较高，社会的高度组织化、对水利的利用是其社会的主要特点。其治军、用兵亦与其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上的特点相适应。治军以组织、秩序和纪律见长。历史上的南方比较著名的军队如北府兵、岳家军、戚家军、湘军都是以纪律严明、训练有素见长。在战略战术上，注重谋略，讲究部伍阵法，善于利用城市作为据点防守，利用平原地区的江河水道来进行运输、建立水师。南方对北方的主动用兵主要是在春夏时节。春夏时节，正值中国东部季风区的雨季，江河水涨，便于利用江河水道进行人力物力的运输、投送。
南北双方可谓各有所长，各有千秋。鉴于中原地区的气候和地形上的特点，南北双方在天时和地利上都可谓利弊半参。利于南方者不利于北方，利于北方者不利于南方。双方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长处，利用对方的短处。
在南北对抗比较稳定的时期，双方往往达成一种均势。双方之间的对抗在长江和黄河之间的某条中间线上稳定下来。任何一方只要越过这条中间线便会面临大的困难，也会遭遇大的抵抗。这条中间线，在东部地区通常是淮河——尽管南方势力偶尔能远达黄河，北方势力有时也能饮马长江，但双方大致在淮河一线稳定下来；在西部地区，则通常是以秦岭为界。
黄淮平原是南北交兵的主战场。这一带季节变化比较明显，既有旷阔的原野，又有纵横的江河水道。秋冬时节，大地坚净，旷阔的原野宜于北方铁骑驱驰，利于北方发挥其骑兵野战的特长；春夏时节，江河水涨，利于南方发挥其水战和守城战的特长。因此，无论从时机还是从地利上，双方都是利弊半参，因而易于陷入一种拉锯式的角逐之中。
正如杨行密心中所想，集南方之所长者无如东南。东南地处亚热带，雨水较多，河道纵横。长江、淮河呈东西向流过，横亘在南北之间，再加上它们的支流，遂形成一个密集的江河水网，足以缓冲北方铁骑的冲击力。从阻挡北方铁骑的冲力上来说，长江确是难以逾越的天堑。南方可以利用这些江河水道，构筑军事据点，扼守一些主要的通道，发挥自己水战和守城战的特长。在整个南方地区，没有哪个地区能象东南这样有这么多的江河水道可以利用。另外，南方雨季湿热，北方人、畜皆不适应。这样，北方势力若越过淮河继续向南深入，便会面临气候和环境上的巨大困难，而发现自己陷入了弃其所长、就其所短的不利境地。
再有就是，东南地区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长江下游太湖地区就是一个富裕的经济区，人烟稠密。西汉时，吴王刘濞便以“铸山煮海，国用富饶”，凭雄厚的经济实力招致天下亡命之徒；司马迁描述当时经济形势，称“吴，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江南的开发本来相对晚于北方，但北方的历次动荡都会导致大量的流民南迁，流民将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往南方，促进了江南的开发和江南经济的发展。这一条，包括此前黄巢之乱，虽然它是流动作战，但最终也有同样的影响。
东汉后期的动荡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流民南迁高峰，“永嘉之乱”后，中原大族和百姓再次大量南迁。北方流民陆续南迁，促进了东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到南朝刘宋时，在《禹贡》中被称为“厥田下下”的扬州已呈现出相当繁华的景象。南朝沈约曾叙述江南地区经济的繁荣，感叹：“江南之为国盛矣！”他称赞会稽一带“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土地，亩值一金，（关中的）雩、杜之间，不能比也。”称赞扬州“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刘宋大明年间，扬州人口密度是其它大州的数倍，仅会稽一郡的人口即能与当时的荆、江等大州相埒。隋唐时期，东南财赋为关中所倚重，扬州之富庶，常甲天下，当时号为“扬一益二”。隋开大运河、唐治漕运，都有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关中的意图。其后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经济上亦仰仗东南，重新开凿的大运河，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京师。东南江河水道众多，交通运输方便，匮乏之物，也易于得到补充，再加上海运，其交通贸易的范围就更广泛了。这些条件为东南的政治、军事地位提供了经济基础。
另外与现代通常意义上的“江南文弱”不同的是，古代东南地区民风劲勇好武，这也是立足东南的政权可以凭恃的条件。《汉书》地理志载东南风俗云“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春秋时的吴越能与齐晋等中原大国争霸、项羽率八千江东子弟而令秦人丧胆，都得益于东南地区劲勇好武的民风。《隋书》地理志述东南民风，谓淮南一带“人性并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此则其旧风也。自平陈之后，其俗颇变，尚淳质，好俭约，丧纪婚姻，率渐于礼。”京口一带“其人本并习战，号为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为斗力之戏，各料强弱相敌，事类讲武。”浙东及江西一带亦颇与之同。其中又特别是淮南一带，为历代流民流徙往来之地，流民多结族而行，习于战乱，颠沛流离中，组成武装以自保，这是一支可以利用的潜在的武装力量。东晋时谢玄、刘裕曾率以屡破北方强敌的北府兵即是这种力量的显示，杨行密麾下兵力不如朱温，却照样能征惯战，也未尝没有这一原因在内。
杨行密之所以心底里有“南朝国中之国”的构想，其实也是这些年渐渐读史之后产生的心思。他发现建立于东南的政权，大多能统一江南半壁江山，而与北方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当然他读史不深，不知道这跟东南政权的社会基础也有很大关系。
东南政权多为乔迁政权，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进文化的保全者。中原政权乔迁东南之后，中原先进的社会政治文化遂构成其统治的重要基础。在北方少数民族占领北方地区之后，东南政权大多能整合南方社会，统一江南半壁江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不过，这里面还存在一个乔迁势力与当地势力结合的问题。孙吴立国江东，乃是淮泗集团与江东大族合流的产物；晋室南迁，也是中原王、谢、庾、桓等大族与当地顾、贺等望族相结合，才在江东立稳足跟。
自晋室南迁，中原士族和百姓纷纷避难江东，将中原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入江东，东晋南朝保据江南，抗衡北方数百年，乔迁士族是一个重要的稳定性因素。随着女真和蒙古先后入主中原，赵宋王朝再度南迁，东南再次成为中原社会政治文化的荟萃之地。流风所披，影响深远。明清及近代，东南人物之盛，令人瞩目。
乔迁政权带有这些优势，但乔迁政权本身又是为强敌所逼、被迫迁徙的产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进取的特性。历史上，立足东南的政权多以北伐、收复中原为口号，但真正北伐成功的却极少。立足东南的政权大多能统一江南半壁江山，与北方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而很少能统一天下，仅明朝朱元璋为一例外，这便是跟乔迁政权的这种特性有关。
但杨行密的淮南集团实际上并不是乔迁政权，少了一些优势，好在也同时少了某些劣势，勉强算是优劣参半吧。不过他的淮南集团在地理防御上，优势却比较大，这源于他并非从长江以南起家，而是直接在江北起家，直到现在，其势力已经包括整条淮河，若能再往北推进，便囊括了徐蚌地区。
为何说这是一个优势？因为整个东南的防御格局，是一个以长江和淮河为依托的多层次的防御体系。
建立于东南的政权多以建康——即后世南京为政治重心。建康作为江南都会实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其据险临江，交通便利，西通巴蜀、荆襄，东接三吴，北面两淮。巴蜀、荆襄足以屏护上游；三吴富裕，足以提供人力、物力支持；两淮地区为攻守进退之所，以攻以守，皆当以建康为根本。
建康本身“前据大江，南临重岭，凭高据深，形势独胜。”古代南京城周围山丘很多，如钟山、覆舟山、幕府山。孙吴最初建都于此，诸葛亮称“金陵，钟山龙蟠，石头虎踞，帝王之宅也。”晋室南迁，亦建都于此，其后，宋、齐、梁、陈频繁嬗代，但都不改旧辙；梁代经历“侯景之乱”后，改都江陵，但很快亡于西魏。五代十国中的南唐也建都于此；明统一全国后，也定都于此，后虽迁都北京，但金陵一直是作为陪都。在近代，南京还作过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的都城。
南方赖以对抗北方，主要是依托长江和淮河。南方一些军事重镇的形成，都是以此为基础的。
长江纵贯东西，延绵数千里，再加上其支流，将一片辽阔的地域联系起来。长江上通巴蜀、中经荆襄、东连吴越，上下游之间相互呼应，使整个南方地区的形势得以完整。另外，长江本身即发挥着阻挡北方铁骑冲击的天堑作用。魏文帝曹丕南征孙吴，兵至广陵，面对长江，不得不感叹：“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之，未可图也。”次年，魏主再次大举伐吴，见江水波涛汹涌，又感叹道：“嗟呼！固天所以限南北也。”两次亲征，都只得引兵退还。苻坚伐晋，以为自己拥兵百万，“投鞭于江，足以断流”，但终不能越长江而灭晋。
而淮河则与长江相表里，发挥着双重的屏障作用。顾祖禹总结道：“自南北分疆，往往以长淮为大江之蔽。”又曰：“江南以江淮为险，而守江者莫如守淮。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矣。”如果说长江的防御是纯被动的，那么，淮河则兼有防守和主动进攻两层意义。南方对抗北方，以守而言，则守淮河可藉淮南的广大地区作为纵深；以攻而言，则出淮北可以进取中原。淮河支流多源于淮北，特别是泗水，稍经开凿，即能连通黄河，从而使南方的力量能远投到黄河流域；而单守长江，则一处被突破，便已入其心腹。历代保据江南者，对于淮河与长江的这种唇齿关系多有论及，守江必先守淮的议论亦随处可见。如南宋吕祉言“江淮之险，天地所以限南北也。自昔立国于南，则守江以为家户，备淮以为藩篱。”
若以一句话道明两则关键，则长江之守重在上下相维，淮河之守重在内外呼应。
杨行密虽然未曾具体总结出这两句话，但他实际上是有这方面认识的，这也正是其西征荆襄的根源所在。
南宋吕祉给宋廷上《东南防守利便》，特著“建康根本论”、“江流上下论”、“江淮表里论”三论，建议：立都建康以为兴王之基；屯兵江陵、襄阳、武昌、九江以固上下游之势；守江以治内，备淮以治外，表淮而里江，如此则中原可复。
山东和荆襄犹如东南的两翼，屏护着整个江淮防御体系。山东足以屏护淮泗上游，荆襄足以屏护江汉上游。曾有人言“欲固东南者，必争江汉；欲窥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北据山东以固淮泗上游，西保荆襄以固长江上游，是为保据东南者的最好态势。
眼下杨行密并未得到山东，但其势力覆盖了整个淮泗，若与李曜联姻之后，再通过一些手段得到山东，南朝国中之国又岂止是幻想？
杨潞窥见父亲面色，就知道自己这一说挠到了他的痒处，当下趁热打铁，继续道：“若要成就这南朝国中之国大业，尚缺四条关键，其中一条，耶耶一声令下便能成事，那边是迁治所于金陵府，如此则可凭长江天险与北方强邻相持。”
杨行密皱眉道：“治所若迁往金陵，越王势必集兵北线以防备于我，如此我亦须备大军于南线以防备于他，如此还谈何防备北方强邻？”
杨潞道：“这便是尚缺的三条关键之一了。”
杨行密心中若有所思，大概猜到她要说什么，但仍问道：“你且说来听听。”
杨潞便道：“我淮南，北有朱温，南有钱鏐、钟传，再远还有闽地以及岭南，若将西线也算在其内，则还临近赵匡凝、马殷。除开朱温不算，论威胁，莫过于钱鏐，且钱鏐在这些藩镇中实力最强，最难对付，淮南欲成大事，上策便是先平钱鏐。”
杨行密知她尚未说完，也不打岔，只是点点头表示认同。杨潞便继续道：“可钱鏐历来滑头，一边对朝廷方面上贡示忠，一边也绝不得罪朱温，是个风吹两面倒的骑墙派。一旦我们要对付他，朱温势必出面干涉，如此我淮南腹背受敌，乃是兵家大忌。要想集中兵力对付钱鏐，唯有使朱温无法对我淮南进行干涉……如今晋王跌遭打击，怕是没有这等余力了，天下虽大，能指望在此一事上帮得了我们的，就只有李正阳一人。”
杨行密对此完全没有异议，点头表示认可。
杨潞便又道：“第二个关键，便是彭城、邳州一线，必须得为淮南掌握。”
这三地目前都在朱温手中，杨行密思索着问：“为何偏是这一线？”
杨潞从袖中拿出一张折叠好的上等黄麻纸，在杨行密面前摊开，道：“这副地图乃是河中军械监测绘司所绘，十分精准，耶耶请看。”
杨行密俯身去看，才一瞬间，便一脸震惊：“这是……李正阳竟有这等详略地图？”
杨潞叹道：“这副地图只是‘淮泗地形图’，类似的地图似乎是一整套，据悉足有近百张，不过听说尚未全部完成……窥一斑而见全豹，河中的实力，从这区区一张地图便能看出许多，这也是女儿一直坚持认为不该与河中敌对，而要与其尽量友善乃至同盟的原因之一。”
杨行密深吸一口气：“这图你从何而来，其余图纸，还能拿到么？”
杨潞道：“这幅图是李正阳给的，全套有近百张却是从别处探听所知，要拿到其它地方的图纸，怕是不甚容易。”
杨行密看着地图，微微有些失望，也只能接受这一现实，道：“罢了，那你便说说为何定要这两地吧。”
杨潞点了点头，道：“以淮河为防线，则有一些重镇要地，扼淮河支流与淮河的交汇口。在淮西，主要是寿春和钟离，在淮东，主要是山阳和盱眙。淮河上游支流主要有颖河和涡河。颖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曰颖口，涡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曰涡口。寿春正对颖口，挡颖河、淮河方向的来敌；钟离正对涡口，挡涡河之冲。一旦南北对峙，钟离与寿春俱为淮西重镇。淮河下游主要支流有泗水，亦曰清河。泗水自山东南流，在山阳附近汇入淮河，入淮曰泗。淮、泗水路自古为南北交通要道，山阳和盱眙即在其附近，控制着泗水方向的来路。但这都是有益于固守，若在这一方向取更积极的态势，便须经营彭城以图北方。”
她指着地图所绘彭城和邳州的位置，仔细将自己结合多方情报后心中所想告知乃父。
依照杨潞的意思，彭城为淮北根本。彭城附近众水汇集，泗水从彭城附近流过。泗水向西北上溯，开巨野泽可入黄河，南流途中又汇纳汴水、雎水等河流。隋以前，汴水在彭城附近汇入泗水。历史上，刘裕灭后秦之后南归，舟师自渭入河，又开汴渠，自河入汴，遂归彭城。雎水则在邳州附近汇入泗水，雎水入泗水之口曰雎清口。沈攸之攻彭城不利，即败于雎清口。
事实上彭城可说是四战之地，为历代兵家所必争。彭城在楚汉之际曾为西楚霸王项羽之都。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之际，徐州乃纷争之地，陶谦、刘备、吕布、曹操都曾力争徐州。孙权一度也想攻取徐州，但吕蒙以徐州“地势陆通，骁骑所骋”，且地近许洛，虽攻取之，日后曹操也必全力来争，不如袭取荆州，全据长江。
但若按照杨潞为杨行密所谋划的南北对峙来看，这种形势下彭城的地位更加重要。在江淮防线的几个层次中，长江翼蔽江南，淮南翼蔽长江，淮北翼蔽淮南。而在淮北地区，实以彭城为其根本。彭城地近中原，又介南北之间，水陆交通便利，可为战守之资。唐后大文豪苏轼论彭城地位时说：“徐州为南北襟要，京东诸郡邑安危所寄也。其地三面被山，独其西平川数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开关延敌，真若从屋上建瓴水也。”
杨潞自然无法引用苏轼这个“后人”的名言，她只能给杨行密举唐以前的成例：
东晋隆安三年，北魏灭后燕，后燕慕容德率余部南走，谋先据一方，作为根据地，部下张华建议攻取彭城，尚书潘聪则力陈彭城乃晋之重镇，争之不易，他说：“彭城土广人稀，平夷无险，且晋之旧镇，未易可取，又密迩江淮，夏秋多水，乘舟而战者，吴人之所长，我之所短也。不如取广固而据之。”潘聪是看到了彭城对于东晋的意义，才得出“未易可取”的结论。
刘裕和刘义隆都曾以彭城作为北伐的基地。刘裕北伐后秦，即以彭城为其前进基地；刘裕以北伐之功先后进爵宋公、宋王，彭城是其封地的都城。刘宋元嘉北伐，彭城也是作为北伐的前进基地。元嘉七年北伐时，长沙王刘义欣出镇彭城，为众军声援；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前夕，王玄谟为彭城太守，进策经略中原，上表曰：“彭城要兼水陆，请以皇子抚临州事。”刘义隆遂以第三子刘骏为徐州刺史，镇彭城，为北伐作准备。在这次北伐失败后，刘骏与江夏王刘义恭坚守彭城，北魏南下，未敢轻攻彭城。
刘宋泰始年间的内乱中，宋明帝缮后不当，致使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降北魏。刘宋试图夺回彭城而未遂。此后，北魏积极经营彭城，作为南逼江淮的一个基地。北魏初据彭城，主将尉元上表请经营彭城：“彭城贼之要蕃，不有积粟强守，不可以固，若储粮广戍，虽刘彧师徒悉动，不敢窥觎淮北之地，此自然之势也。”北魏太和四年，北魏徐州刺史薛虎子上表：“国家欲取江东，先须积谷彭城。切惟在镇之兵，不减数万，资粮之绢，人十二匹，用度无准，未及代下，不免饥寒，公私损费。今徐州良田十万余顷，水陆肥沃，清、汴通流，足以灌溉，若以兵绢市牛，可得万头，兴置屯田，一岁之中，且给官食。半兵芸殖，余兵屯戍，且耕且守，不妨捍边。一年之收，过于十倍之绢，暂时之耕，足充数载之食，于后兵资皆贮公库，五稔之后，谷帛俱溢，非止戍卒丰饱，亦有吞敌之势。”到陈代时，吴明彻趁北周与北齐相争之机北伐，收复淮南，并试图进争淮北，收复彭城，但他在围攻彭城时，兵败被擒。南朝经略淮北的最后一次机会也失去了。
听杨潞这么一说，杨行密用兵多年，哪里还不明白？点头道：“以此为例，我朝亦有，前淄青节度使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桥、涡口，一时南北漕运之路断绝，江淮进奉船千余艘泊涡口不敢进。李泌建议德宗皇帝说：‘江淮漕运，以甬桥为咽喉，若失徐州，是失江淮也。国用何从而至！宜急建重镇于徐州，使运路常通，则江淮安也’，也是一例。”
“正是如此。”杨潞欣然道：“彭城固然重要，但若只是孤城，却也独木难支，而邳州则正可谓对彭城的一种补充。邳州也在淮泗水运线上，北近齐鲁，南蔽江淮，为南北水陆交通的一大要冲。从淮安自泗口入泗水，逆泗水而上，至邳州，自邳州向西北沿泗水上行可至彭城而趋中原；自邳州向东北，正对沂水河谷，可趋山东。邳州与山阳俱为淮北与淮南之要地。南方争淮北、北方争淮南，都必争邳州。”
她说着又举刘裕北伐南燕之例，说其舟师自淮入泗，至下邳后，留船舰步行而进；灭南燕后，又欲“留镇下邳，经营司、雍”；卢循东下建康，刘裕还师，兵至下邳，以船载辎重，自率精锐步骑归建康。刘宋泰始年间，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降北魏。北魏尉元经营彭城，曾上表请经略下邳、淮阳等地以挫宋军：“若宋人向彭城，必由清泗过宿预，历下邳；趋青州，路亦由下邳入沂水，经东安，此数者皆宋人用师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预、镇淮阳、戍东安，则青、冀诸镇可不攻自克。”沈攸之沿泗水北进，试图收复彭城，在下邳附近的清雎被北魏击败，淮北诸州遂不可复问。陈趁北方内乱遣吴明彻北伐，下邳一带又成为争夺的要点。
时至今日，邳州、彭城一带仍控淮泗之路，为南北争夺的要点，朱温就曾以争邳、徐而阻杨行密，这一点杨潞只一稍提，杨行密便即明白。
“耶耶，这便是女儿心中江淮守备的大致情况。大体说来，可以分为几个层次：长江一线可作为一个层次，在这一线上有京口、广陵、姑孰、历阳等重镇，守护江南；长江至淮河之间可作为一个层次，在这一区域内有寿阳、钟离、山阳、盱眙等重镇，守护淮南；淮河至黄河之间又可作为一个层次，在这一区域内有彭城、邳州等军事重镇，守护淮北。这几个层次，其实也就南北双方随着势力消长而表现出的攻守形势。南方强盛时，可以前出淮河以北，进取中原；南方衰弱时，则往往退守长江，消极防守；南北双方势均力敌时，则往往以淮河一线为对抗的前沿。如今耶耶欲要为后人立万世基业，自然要从彭城、邳州开始算起。”
杨行密苦恼道：“此等要地，朱温自然也极其重视，欲意取之，何其艰难！”
杨潞露出笑容，仿佛小狐狸一般：“李正阳欲远交近攻，需要我淮南配合，我淮南远交近攻，又何尝不需要李正阳来配合？双方时不时对换一下，岂不就是双赢？”
杨行密哈哈一笑：“这自然是双赢……”他看着自家这长女，忽然长叹一声：“潞儿啊，可惜你是女儿身，若是男儿，我又何愁你那几个不争气的弟弟将来会不会难保为父辛苦打拼几十年攒下的这份家业！”
他说到此处，犹豫了一下，才道：“与李正阳联姻之事，为父会派人与他商议。不过若是事情成了，你虽要嫁去夫家，按理该为夫家打算，但若渥儿有葬送为父心血基业之兆，还需你多想想办法。”
杨潞心中大喜，立刻应了。
第214章 秦王之尊(十九)
事实上，杨行密如今才五十来岁，对于一个创业之君而言，应该算是“正当年”，但多年的征战和劳心劳力让他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尤其是近来的数次叛乱事件，更使他在心痛之下越发憔悴，选定继承人之事变得日益紧急起来。
历史上，杨行密的英年早逝，是杨吴政权的一场地震，而杨渥以初字之龄即位，更加剧了那次危机。事实证明杨渥不是一个好“领导”，这一点杨行密未必不清楚，但留给他的选择毕竟太少，主少国疑，杨渥已然是他当时最年长的儿子了。有时候杨行密经常在想，如果潞儿是男儿，该有多好？以她的智慧和手腕，继承自己一手开创的基业，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杨行密担心继承人问题的同时，李曜正在从水路返回长安的途中。朱温虽然听从葛从周的建议迅速在郓州西面铁索拦江试图截断李曜的归路，但他毕竟小看了李曜指挥运动战的能力。在得到王师范全力供应后勤的帮助下，李曜再次上演了一出类似四渡赤水的好戏，轻松绕过从汴州开来拦截蒲军的汴军围堵，转到濮州附近登船，微笑挥别气得吹胡子瞪眼的东平王，胜利回师。
虽说这次“神兵天降”的计划，基本目标算是达成，但其中瑕疵也着实不少，按照李曜自己的标准来看，此次行动也许只能打六十分。未曾帮王师范击败杨师厚，尽量打击朱温的有生力量是一方面，没有夺下郓州交给王师范以平衡他和朱温的力量是其二，而未曾将杨行密深深拖进对朱温的拉锯战中，则是更大的失误。
如果说前两个目标未曾达成，有着不小的运气因素，也许怪不得他失算的话，这第三个失误的引起，却免不了有算计未曾到位的原因了——他光记得杨行密死于公元905年左右，却忘了杨行密毕竟不是突然暴毙，而是病死。这说明杨行密在死前已经病了一段时间，但正是这一点忽略，使得这次出兵出现一个大的漏洞，让整个拖疲朱温的计划黯然失色了许多。
按照李曜原先的计划，在这次出兵之后要形成什么样的局面呢？
首先，要让王师范控制淄青及兖郓，实力不降反增，成为朱温背后的一把尖刀，让朱温既无法将其吃下，又无法对外用兵。
其次，使杨行密出兵彭城并与朱温在这彭城一线形成拉锯战，双方均在此消耗实力，却谁也奈何不得谁。
最后，在朱温力量削弱且无力对外举兵之时，策动刘仁恭反叛，南下对付王镕，于是河中或者河东方面则出兵收复泽潞、邢洺，乃至更进一步直接连魏博也端掉，彻底断了朱温再次北上的桥头堡，从而对朱温三面包夹，死死将他钳制在中原腹心这一亩三分地里。
虽说即便达成这一目标之后，维持这种局面也需要十分高明的手段，但那总比连目标都无法达成要好。而眼下，由于葛从周的铁索拦江之计，李曜不得不提前返回，结果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后续布局几乎全部未曾完成。这就让李曜不得不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做，才能尽量往此前的目标上推进。
王师范那边，可以从其他方面加强他的实力，包括经济和军事两方面的输血也在所不惜，在这一点上，压力不算太大。
刘仁恭那边也不是问题，只要朱温被钳制住，说动他出兵攻打王处直或者王镕，那都不是事，此人狼子野心，又一贯自大、贪婪，一旦没有朱温这个威胁，甚至不用策动，他自己也会去。
那么难点还是在于钳制朱温——王师范如今实力有限，就算给他输血，他也不足以单独抗衡朱温，而李曜很清楚，自己还有很多事要办，此时绝不会兵出潼关来跟朱温在中原死磕。此次“神兵天降”，蒲军号称十万，实际上也只有半数罢了，这也是为何李曜先打葛从周，再去找杨师厚的原因之一。葛从周兵力比杨师厚少，先打弱敌这种战术原则李曜岂能弄错？而打完葛从周之后再去找杨师厚，王师范就能配合作战，这时又是一次以多打少，正符合后世毛太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思想。
既然如此，则让杨行密出兵争夺彭城仍然是必须做到的，关键是怎么做。
眼下的局面是杨行密已然卧病，而杨渥年幼，在淮南集团内威望和人脉都十分欠缺。要在这种情况下说动杨行密，似乎很难……
不过，李曜毕竟是李曜，难，不代表没有办法。想办法有一个原则或者说先决条件：弄清目标的真实情况。
他首先回忆了一下原先的历史。历史上，随著藩镇割据在全国范围内的蔓延，各地豪强和藩镇流亡军人纷纷攫取地方权力。在南方，也形成了十数个以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为权力继承模式的政权。身为庐州豪强的杨行密，在取得了淮南节度使的职位后，对于继承人的选择，也以自己的子嗣为首先考虑物件。然而，当杨行密于天佑二年去世时，年仅54岁（虚岁，下同），尚未步入老年阶段；其长子杨渥却只有20岁。以20岁未经战阵之青年识见，继承54岁饱经烽火洗礼之盛年的遗产，杨渥所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所幸，杨行密已经从两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一是对在能力上尚未成熟的长子进行培养；二是对藩镇内部僚属的人心进行笼络。就第一点来说，杨行密对杨渥的培养，从让他独当一面开始。天佑元年八月，“宣州观察使台蒙卒，杨行密以其子牙内诸军使渥为宣州观察使”。此年杨渥19岁，杨行密不派遣其他得力的将领，却让自己长子继任宣州观察使，无疑想对其进行培养。宣州是唐朝宣歙道观察使的治所，当年杨行密便是在这里积蓄力量一举消灭孙儒势力，从而乘胜进入扬州。如此看来，杨行密的预期目的很明显。第二点体现在杨行密去世前对继承人的安排问题正式提上了议程，并询问亲近人员对择嗣问题的看法：
杨行密长子宣州观察使渥，素无令誉，军府轻之。行密寝疾，命节度判官周隐召渥。隐性憃直，对曰：“宣州司徒轻易信谗，喜击球饮酒，非保家之主；余子皆幼，未能驾驭诸将。庐州刺史刘威，从王起细微，必不负王，不若使之权领军府，俟诸子长以授之。”行密不应。左、右牙指挥使徐温、张颢言于行密曰：“王平生出万死，冒矢石，为子孙立基业，安可使他人有之！”行密曰：“吾死瞑目矣。”隐，舒州人也。他日，将佐问疾，行密目留幕僚严可求；众出，可求曰：“王若不讳，如军府何？”行密曰：“吾命周隐召渥，今忍死待之。”可求与徐温诣隐，隐未出见，牒犹在案上，可求即与温取牒，遣使者如宣州召之。性格憃直的节度判官周隐，对于品行不端的杨渥能否胜任节度使的位置是怀疑的，因此他推荐宿将刘威。但作为左、右牙指挥使的张颢、徐温，由于控制了当时各个藩镇中通常是处于左右权力地位的牙军力量，且迎合了杨行密希望立长子的意愿，最终使得杨渥能够顺利继承权位。于是，天佑二年十月十六日，杨渥自宣州抵达扬州，“（杨）行密承制授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淮南节度留后”。杨行密死后，十一月二十六日，在宣谕使李俨的主持下，“承制授（杨）渥兼侍中、淮南节度副大使、东面诸道行营都统，封弘农郡王”。
杨渥看似顺利地继承了其父亲的权力，但张颢、徐温以其所拥有的牙军掌握了废置的权力。故杨渥不得不需要依靠自身的力量，特别是原来在宣州的势力，以巩固地位。史载：（杨）渥之入也，多辇宣州库物以归广陵，（王）茂章惜而不与，渥怒，命李简以兵五千围之，茂章奔于钱塘。
在李曜看来，这一事件中包含了两件事：一是杨渥向继掌宣州的王茂章求取旧物，并在王茂章的拒绝后，发兵攻之；二是在李简前往宣州之后，王茂章乾脆逃奔钱塘，去投靠当时的吴越王钱鏐。如此，杨渥从一上任就让吴人失望了。此事的结果，重要的并非杨渥最终是否拿回了原来的旧物，而是他失去了一员甚至为北方的朱温所赞许的大将。另外，在与吴越国中段边疆问题上的较量之失利，也事关国运。杨渥巩固权力的第二步是主动开疆拓土，以显示自己的武功不比其父亲差。而江西观察使钟传的死，以及他的两个儿子在继承权问题上的争执，恰好给了杨渥一个机会。史载：天佑三年四月，江西钟传卒，其子匡时代立，传养子延规怨不得立，以兵攻匡时。渥遣秦裴率兵攻之。
秦裴是杨行密时期的宿将，虽曾在光化元年与吴越国的交手中有上佳表现，但从未作为统帅独当一面。为了增加秦裴的实力，杨渥以原来在宣州时的心腹作为辅助。当然，最终洪州的攻克跟秦裴本身的智勇也是分不开的。李曜还注意到，在诸多叙述秦裴攻克江西洪州的史料中，并未直接提及杨渥的心腹。当杨渥被张颢、徐温排挤之时，才因为其心腹在秦裴帐下被张、徐的使者给杀害而提及。
李曜隐约记得《资治通鉴》里有过一条记载：渥之镇宣州也，命指挥使朱思勍、范思从、陈璠将亲兵三千；及嗣位，召归广陵。颢、温使三将从秦裴击江西，因戍洪州，诬以谋叛，命别将陈佑往诛之。
此处据司马光的看法，似乎是张颢、徐温为了除去杨渥的心腹而让三将随秦裴进攻江西。不过李曜觉得，与其说张、徐排挤三将，倒不如说杨渥主动让三将跟随秦裴出征，这样既可以腹心的身份增强君威，又可与前线随时保持联系。最重要的是，让原本一直待在宣州没有实战经历的三将磨练一下，为以后增强自身政治势力做准备。当然，三将最终被杀的命运，并非杨渥所能预见。对于杨渥能够顺利除去王茂章，并促使秦裴与三将合作最终攻下洪州的能力，似乎还可以从一些事实中得到答案。
首先是对当初在杨行密面前贬低自己举荐他人的判官周隐的报复。《新唐书》里说：“渥召周隐曰：‘君尝以孤为不可嗣，何也？’隐不对，遂杀之。”如果没有绝对的权力，杨渥即使想随便杀人也是不可能的，何况周隐是杨行密时期的老臣。
其次，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军事力量，《九国志》里说：“渥既嗣位，愤大臣擅权，政非己出，乃置东院马军，置立亲信，以为心腹。”这里的“东院马军”，明显是另一支牙军，以对抗张颢、徐温的左、右牙军。正是在这支牙军的辅助下，杨渥才得以恣其所欲。所谓“景王所为不道，居父丧中，掘地为室，以作音乐。夜然烛击球，烛大者十围，一烛之费数万。或单马出游，从者不知所诣，奔走道路。”